王庆[1]2004年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论刘知几与章学诚》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文学与史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分分合合，互浸互染，文与史在互相渗透中相互借鉴；在各自独立中相互比较，确认自己的特性。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思想，不应该忽视文与史如此紧密的联系。 中国史书虽然浩繁，史家虽然众多，但有意识，有目的对史学进行整理的，创建史学理论的，只有唐代的刘知几和清朝的章学诚。刘知几的《史通》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堪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我们通过对他们的史学理论研究，分析其中所蕴涵的史学家文学理论思想，着眼于文，借助于史，可以起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作用。 刘知几所着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着作，第一次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总结。我们以文艺美学的视角研究《史通》，发现刘知几鉴于魏晋文风的影响，非常反对以文入史，因此他很注重文史关系的辨析，从一个侧面也为文学的独立性作出了贡献。由于史书叙事的需要，《史通》中发展出先进的叙事理论，这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由于鉴别史料的需要，刘知几对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分类，成为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奠基人。 章学诚与其说是一位史学家、文论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考据，章学诚却在思考学术的意义何在。他通过从事“文史校雄”得出 “文史见道”的结论，将文、史、哲都结合到了一起，指向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使文与史都有了哲学意义，也使哲学不流于空泛。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论文议史，直指文心史意，能见前人及时人所未见之处。他还将校郁学的 “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引入文学，探讨文学流变，为研究文学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刘言史法，章谈史意。刘知几就史论史，侧重于历史文学方法论;章学诚从史推广开去，包揽文史，甚至囊括整个学术，侧重于历史文学性质论。通过对他们两人的文学思想理论研究，我们发现两人虽然同为史学家，但研究侧重点不一样，所处的层次不一样，两人正好互补。把他们的文学理论思想综合起来，正好可以建立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古代文论大致可以分为诗论和文论两个方面。由于小说等叙事文学长期被人们所轻视，古代的文论也是侧重于抒情文、议论文的文论，很少对叙事文作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明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由史学理论发展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张杰[2]2017年在《《史通》之“前四史”批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着作,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摆脱了零散的评论,成为独立的学问,同时也确立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以《史通》的史学批评为中心,以批评内容最多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叁国志》(“前四史”)为叙述对象,试图结合该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气候、社会思潮、学术风气和史家心理状况,努力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并依此探讨刘知几史学批评所涉及的诸如编纂方法和历史书写等问题,更清晰、更有目的性地解释刘知几的史学批评。“史法”是《史通》的最主要内容,也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精髓。刘知几在史料处理上主张博闻善择;在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上,他坚持体统相符,合理编排,例不可破;在历史书写的问题上,刘氏遵循着文约事丰、直书实录、循名责实、因俗随时等几大原则。无论是对“前四史”中哪一部史书的赞赏或批评,均建立在这样的“史法”衡量体系上。其史学批评多客观中肯,但也不乏矛盾和拘泥之处。后世学者对《史通》中涉及到的对“前四史”的批评褒贬不一,颇具争议。但无疑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刘知几明确了史家的责任和史之功用,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他的史学批评对历代的史官选拔、修史制度以及修史实践都有积极作用;而且进一步发扬了“通变”和“实录”的史学传统,启发了后世历代史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批评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史通》是刘知几一生最重要的着作,是其治学精神和炽热之心的最好诠释,其闪光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史学史、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杰出的贡献。
汪杰[3]1992年在《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文中认为刘知几、章学诚是我国古代两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们在总结、评论中国封建史学时,对于历史着作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文学理论.本文不揣浅陋,将刘、章两人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对照、比较,试作如下评论:一、史文既要简洁,又要旨意深远这是他们两人关于历史义学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刘知几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为叁句话,即“文约而事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陈颍[4]2019年在《古代文论中的“互文性”言说》文中提出“互文性”虽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文本理论,但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本的理解与其大致相同。古代文论中已有许多与互文性相通的言说,甚至有一些西方互文性理论未曾涉及的内容,足以对其进行丰富和补充。“秘响旁通”“推源溯流”“叁偷”“点铁成金”“缩银法”等概念和命题与互文性理论相契合,关注“拟”所形成的“显性的互文”。“避”是一种“隐性的互文”,“犯中求避”“拟议变化”“模拟与创造”形成显隐交织的互文性关系,这些是西方互文性理论家未曾关注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分析了互文性产生的原因,总结了借用、删改、拟作、伪托等互文性写作方式,论述了文本意义增值问题,这不仅与互文性理论相印合,也是互文性理论的补充和深化。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论刘知几与章学诚[D]. 王庆. 四川师范大学. 2004
[2]. 《史通》之“前四史”批评[D]. 张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3]. 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J]. 汪杰.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2
[4]. 古代文论中的“互文性”言说[J]. 陈颍. 文艺研究.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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