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汉代士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士人,汉代,直道而行,儒家,心态,社会,文学系。
汉代士人论文文献综述
马德青[1]（2018）在《汉代士人社会流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借助社会学理论,来考察汉代士人的流动状况及其与政治的交互影响。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特别是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的解体,致使西周时固化的社会阶层开始松动,新兴的士人开始寻求自身人格的张扬和政治价值的体现,进入官场成为他们的理想,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规模比较宏大的社会流动盛景。春秋战国士人尤其是规模日渐庞大的战国士人,其社会流动的途径、方式等为后世士人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基本范式,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梳理战国士人的社会流动,是我们认识汉代以至后世历朝历代士人社会流动的起点。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与战国时期士人无秩序的流动相比,两汉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各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这为士人开展社会流动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与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相比,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从流动的趋向上来看,“学而优则仕”是汉代士人的主要价值取向,官场是士人最为主要的流向场所,此外,学术领域、方术领域、工商领域等社会领域中也有大量士人流入。值得强调的是,广阔的乡间在士人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容纳功能,其作为士人重要的流向场所,却常为学人所忽略,士人在乡间社会的沉淀应该引起重视。在隋唐以后“科举的社会”中,乡间社会主要作为落第士人的寄寓之所,是他们在科场困顿后不得不选择的归处。汉代则不然,广阔的乡间尽管吸纳了很多仕途失意的士人,但同时也有相当规模的士人,在绝意官场或无心工商、方术等社会领域后,自觉主动地选择沉淀于其中。汉代士人在享受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活给其流动带来的制度保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士人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其社会流动必然受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分层次地分析汉代政治对士人流动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诸侯王国和地方长吏成为吸纳士人的两大主体。随着地方体制的调整,诸侯王国吸纳士人的权力逐步过渡到地方长吏手中,因此郡县长吏的吸纳对士人的流动规模等发挥着愈发显着的影响。以五经博士制度、中央太学制度和地方郡国学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制度,也影响着士人在官场上的走向。汉代以察举、征辟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在选举程序和晋升高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对士人流动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此外,士人的社会流动还与其户籍性质息息相关。汉代户籍制度以行政手段强制规划了士、农、工、商的流动权。如农民法律地位较高,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他们作为士人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入官场等,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而工商、巫家等,法律地位较低,被剥夺了进入官场的权利,出身工商、巫家者,尽管已经脱离市籍,其曾经的户籍属性仍然对日后的社会流动有着一定的影响。汉代政治对士人流动的趋向和规模等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反过来,士人的流动态势也影响着汉代政治的发展。自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集权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如齐涛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检讨》一种中所言,君主集中央之权、中央集地方之权、地方长吏集治内之权就成为中国传统集权政治的基本路径。地方长吏对士人的吸纳能力巨大,地方长吏对士人有辟署权,部分分解了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士人一旦为地方所辟,就与地方长吏形成君臣关系,进一步分解了中央对全国人才的管理权。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割据一方,中央朝廷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就与士人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士人流向地方,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水平,使地方治理呈现出“精英化”的特点。与隋唐以后士人外流形成的地方治理的“劣质化”相比,汉代士人向地方的内嵌式流动,对地方治理体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汉代士人在流动的过程中缔结起以门生故吏关系为主的纵向关系、以同岁关系为主的横向关系,以及同僚、同乡等其他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往往跨越州郡,超越血缘,士人借此在流动过程中彼此援引,庇护请托,使汉代官场形成一个关系型政治综合体。(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8-06-03）
曹正阳[2]（2018）在《从北大汉简《妄稽》看汉代士人家庭女性地位》一文中研究指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妄稽》,是一篇汉武帝后期,下限不晚于宣帝时期的俗赋,讲述了西汉荥阳一位士人周春与其丑妻和美妾之间充满冲突与对抗的家庭、婚姻生活。在繁杂琐碎的家庭事务和懦弱无力的男性角色的映衬下,赋中彰显了叁个主要的女性:周母、妄稽和虞士的形象和家庭地位。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因家庭角色不同而地位有别,母亲地位最高,妻次之,妾最低。(本文来源于《文化产业》期刊2018年09期）
林聪舜[3]（2017）在《汉代士人的儒学如何最终胜出？》一文中研究指出该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林聪舜 我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教授。目前研究领域为汉(本文来源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期刊2017-05-09）
薛志清,阎晓雪,肖守库,李瑞杰[4]（2016）在《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汉代私学的发达、儒术与仕途利禄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和为官途径,为读书人搭建起社会上行流动的桥梁。汉代史籍中更是不乏学子发奋攻读坚持不懈直至功成名就的记载。出身的贫贱,家庭的困苦,乱世中的困厄以及年龄的大小都不能成为学子们懈怠和放弃读书的借口,恰是对利禄的孜孜追求,培养和磨砺了他们的精神品格。(本文来源于《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1期）
于迎春[5]（2015）在《“清”与汉代士人的生活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在汉代主要是用来描述和评价人物道德品行的一个概念,自西汉晚期,尤其是东汉开始广泛使用。它代表着士人的一种人格状态,这种人格意味着对于以物质财富为核心的世俗利益的限抑性态度和行为。"清士"以重道轻利的儒学原则为思想依据,身体力行"廉洁"和"清醒"的行为准则。他们的称名于世,体现着对于越来越严重的以沉迷物欲为主要特征的贪浊污秽的社会风气的不满以及加以净化的时代要求。"清"在汉代逐渐复合为"清廉""清醒"与"清高",成为士阶层所特有的人格品性。(本文来源于《中州学刊》期刊2015年09期）
李明丽[6]（2015）在《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一文中研究指出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本文来源于《琼州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04期）
王凯波[7]（2014）在《屈骚评论中汉代士人忠君观念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汉代各个时期的屈骚评论显示了汉代士人的忠君观念,这种概念并非线性的静态推进,而是呈现出动态的曲折变化,反映了汉代士人在君臣关系上由质疑走向亲和再到依附最后转向疏离的发展演变过程,深刻地展现出汉代士人在"家"、"国"、"天下"、"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心路历程,甚至可以说是士人悲剧性人生心态的一种自我呈现。(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期刊2014年03期）
郭玉生[8]（2013）在《士人心态与汉代屈骚评论》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代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论,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本文来源于《许昌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6期）
路则权[9]（2013）在《汉代士人民间慈善行为论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孔子说的“仁者爱人”，本质上是一种慈善观念。儒家的慈善“仁爱”观念经孔门后学，特别是孟子等人阐发，到汉朝时已逐渐被世人接受。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一思想更为深入人心。 汉代士人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实践者和传播者。原(本文来源于《光明日报》期刊2013-08-05）
司晓洁[10]（2013）在《论汉代士人儒家思想对汉碑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碑刻的研究，必须将其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了解碑刻产生的真实背景，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艺术审美观来附会碑刻文字，或赋予其本没有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碑刻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与风俗习气息息相关。士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持久和最具有统治权的社会阶层之一，其作为社会良知与社会正气的代言人，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皆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教化，而士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恰恰上对统治阶级、下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都是切近而巨大的。所以，社会上的每一种风俗大多都受到士人的思维观念左右，其对碑刻的影响虽不能说是面面俱到，但对汉碑所呈现出的最终面貌终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而言之，就是士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想的主流倾向，这也是选题定向于士人阶层作为代表进行主要研究阶层的原因。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强调“人君受命于天”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便取得了独尊地位，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儒学的这种独尊统治地位不但表现在两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中，同样也体现在士人阶层身上。已经完全浸透了士人思想的儒家学说形成了一种怎样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又如何进一步作用于碑刻的书丹与制作，对于汉碑的研究来说，树碑立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风俗习惯，而是汉代社会思想综合作用下的历史产物。中国碑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之所以至于汉代而达到碑刻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化出了石阙、墓志、石经、以及画像题字等新的石刻形式，汉代碑刻的优秀作品更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最初的原因正是士人笃信儒学的“孝悌”之礼的缘故，而使得碑刻的发展愈演愈烈。当然，士人的儒家思想观念对于碑刻的影响不一而足，在其他的许多方面都是有或多或少影响的，比如说对于碑刻的形制、书丹、甚至于刊石，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形式上来说，汉代儒家思想对于丧葬碑刻、石经、墓志、以及画像题字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尤以对丧葬碑刻、石经、墓志的作用尤为明显。但是碍于篇幅有限，此处以丧葬碑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论证其影响，辅之以石经、墓志作为论述，其余形式的石刻不予详述。另外，根据明清的金石学研究，“碑刻”一词在表面字义上就已经准确地限定了研究的范围，即所谓碑刻，均以石上刻有文字，可供阅读识别者为限。因此我们在行文中将更多地采用“碑刻”一词进行表述。论文分为五章叁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部分，该部分引入论题，总结学术界已经具备的相关研究成果，阐明本文研究要点与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士人、儒家观念、碑刻形制、碑刻铭文四个大部分展开，总体强调论文的思辨性，所以不是单纯按照碑刻的类别划分开来列举，而是将有关于士人儒家观念的相关影响综合在一个部分进行阐释论证。其中对于汉代士人儒家观念中的忠孝、礼义、谶纬观念分别对于汉碑的数量、种类、形制、内容（即铭文）的影响，均作了论证。第叁部分为第五章与结论部分，对于研究对象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做简要的说明，即对于汉代思想影响下的汉碑做出总结，作为论文的提升与升华。(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3-05-01）
汉代士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妄稽》,是一篇汉武帝后期,下限不晚于宣帝时期的俗赋,讲述了西汉荥阳一位士人周春与其丑妻和美妾之间充满冲突与对抗的家庭、婚姻生活。在繁杂琐碎的家庭事务和懦弱无力的男性角色的映衬下,赋中彰显了叁个主要的女性:周母、妄稽和虞士的形象和家庭地位。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因家庭角色不同而地位有别,母亲地位最高,妻次之,妾最低。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汉代士人论文参考文献
[1].马德青.汉代士人社会流动研究[D].山东大学.2018
[2].曹正阳.从北大汉简《妄稽》看汉代士人家庭女性地位[J].文化产业.2018
[3].林聪舜.汉代士人的儒学如何最终胜出？[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
[4].薛志清,阎晓雪,肖守库,李瑞杰.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5].于迎春.“清”与汉代士人的生活价值[J].中州学刊.2015
[6].李明丽.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J].琼州学院学报.2015
[7].王凯波.屈骚评论中汉代士人忠君观念的演变[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8].郭玉生.士人心态与汉代屈骚评论[J].许昌学院学报.2013
[9].路则权.汉代士人民间慈善行为论析[N].光明日报.2013
[10].司晓洁.论汉代士人儒家思想对汉碑的影响[D].河南大学.2013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