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蜜[1]2003年在《论海派小说的雅俗互动与流变》文中研究指明“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小说有了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划分，与此同时，现代小说系统内也开始了雅俗互动互渗的历程。这一过程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小说流派，其中，海派文学最具典型性。海派小说既代表着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又有着酒色之气的消费娱乐性，将雅和俗和谐地融为一体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海派小说的关注。海派小说雅俗互动态势的形成与上海作为西方各国的租界全面移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上海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中，海派小说有着明显的商业化写作色彩，这是海派小说通俗性与世俗性品格获得的根本原因。同时，上海这座城市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又使海派小说超越了俗性特征，与世界新潮携手，攀上了先锋文学的高度。在海派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雅俗因素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大致来说，海派小说中雅俗的流变可分为叁个阶段：二十年代的由雅趋俗；叁十年的雅俗互动和四十年代的雅俗合一。可以说，正是雅俗的互动推动着海派小说的发展，同时，也正是在西方现代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的双重作用下，海派小说形成了介于雅俗之间的审美特质，这包括世俗化与现代性融合的价值取向，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和新旧杂糅的文体特征。总之，海派小说在雅俗关系处理上的成败得失，对如今再次处于商业大潮包围之中的中国文学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李楠[2]2004年在《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依据70多种主要的上海小报，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对市民文化的载体小报，进行文化和文学的综合考察。切入的角度，是为了更深化已有的鸳蝴和海派研究，弄清楚鸳蝴、海派的关系及其异同，了解鸳蝴文化与海派文化对中国现代市民社会形成所具有的作用。如果要把握上海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线索，缺失了更接近历史本真状态的小报，那会是不完全的。论文还就这些年来在近现代报刊研究方面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与单纯作品文本阅读不尽相同的、重视小报内部“版面”的互动性及小报之间互文性的动态研究方法。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指出小报是现代都市中以消闲趣味为主的、拥有广大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它作为现代市民文化的话语类型和表现文本，经历了早期的鸳蝴文化缓慢的现代演变，后期与通俗海派文化并存的过程，终于成为市民大众的媒体。小报产生的背景是与中国现代都市特别是上海大都会的形成，与现代市民文化的成型同步的。从1897年至1952年止，可分为发轫、定型、衍变、下降等四个发展时期。小报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社会的控制，经济负担沉重，边缘化的地位也给它带来内外的压力，它的生存策略是以中下市民为接受群体，与大报展开竞争，“补大报之不足”，坚持自己“简便”的、“以小为本”的方针，将色情(所谓“花”)、笔战(所谓“骂”)两相结合，“软”“硬”兼施，走趣味化、民间化、平民化的办报路子。 第二章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群：小报文人。小报文人是指称那些站在市民立场上具有市民文化精神的、较深地参与小报运作的人们。大致由晚清文人，鸳蝴文人和后期的部分海派文人构成。晚清小报文人尚存名士风范；鸳蝴小报文人趋俗附利，眼光已由社会转向个体的日常人生，真正走入了市民阶层；海派小报文人是市民通俗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是末流的海派作家。他们共同成为了现代文化断层中的“洋场才子”。小报文人的文化性格是：对主流意识的疏离与趋时共存，“新”“旧”纠缠；落拓文人放浪形骸的行为方式；玩世的审美心态。通过小报文人观察新文学的别样视角，可以探明和解释他们自身的精神空间。他们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对左翼一律同仇敌汽，或随意地亲和海派。他们以新旧兼容的文学和处世的标准来衡量新文坛，由此可以反观小报文人身上务实与超脱、才子气质与商业习俗、传统操守与现代境遇、外化的道德标准与内在的市民流氓习气这些貌似对峙的品质，如何以奇异的方式混杂，衍生出一个精神“怪胎”来。 第叁章研究上海小报与上海的关系。小报的文化视境决定了它所阐释的都市与大报、期刊和新文学作品迥异。小报是近现代上海都市的一个“平民公共领域”，是中下层市民世俗化的都市空间。从小报自身衍变来看，它逐渐放弃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向市民文化“投诚”。报纸的内容、版面都呈现平面化展现的态势，不规避俗语和方言，加强图象化。小报文化品格向中下市民“下移”是读者和编者长时间发生碰撞的结果。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决定了读者趣味的变化，而读者趣味的变化又成为小报品格变化的重要原因。小报拒绝对都市作深度的文化探究和思想润色，仅仅依托着市民的生存需求和直观洞察，来营造都市的文化景观。小报营造的文化上海是以名人为都市的意象符号，用流言编织都市的叙事历史。小报营造的上海是日常物质的都市，认同市民物化的价值观念，在仿效上层摩登时尚的过程中，尝试建构大众化的现代生活方式。小报营造的都市还立足于市民底层的生存体验，释放不断涌动的欲望，以至于放纵。小报中的上海，是生活在都市市井里的市民的文化想像。 第四章讨论的是小报中的文学。“小报文学”是一种通俗的市民大众文学，是一种经过新旧调适的短小的媒体文学。它的总体成就不高，但我们同时要避免过去对市民大众文学与纯文学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衡量的片面性。两者各有特殊的品格，而小报文学的娱乐消遣性、世俗的沟通性和浅显易懂的特征，为纯文学所不能代替。市民大众文学中的上品应该是既能用纯熟的表现手法较好地反映市民生活，取得市民读者的认同，又能在文学现代性上做出一些必要探索的。小报作家既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也渐渐有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表现形式的可能。为了保持独立品质，又以所谓“人情习尚”替自己的存在寻找文学根据。“小报小说”由于贴近市场而造成类型化写作。因媒体的连载传播方式，造成非单行本化、片断化、未完成时态和与新闻结缘等特点。小报小说擅长展示娱乐场所的都市风俗画，可称为市井众生的“浮世绘”。从鸳蝴言情小说到四十年代海派小说，小报女性叙事走了一个历史的轮回，成了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的性爱游戏和物物交易的混合容器。海派小报小说所构建的女性叙事表面上是以女性为主体了，但实质上仍处于女性“不在场”的境地。“小报散文”直接继承中国古代笔记小品的传统，以近代“报章文体”为基础，是指一种在商业文化的操纵下，经小报文人玩世品格的调适而形成的游戏文章。其中议论性杂文的“议”和“感”均带有个人
张登林[3]2008年在《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文中认为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背景,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探讨市民文化视野中的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特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上海文化、文学的特殊性,首先在于上海历史的特殊性。由于开埠通商,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在经济、文化、文学等方面都显示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上海文化”已成为引人瞩目并获得普遍认可的名词概念。上海文化与上海城市分不开,又随这座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主色调。市民文化具有公众性与开放性、商业性与消费性、公论与批判倾向以及传统与现代相纽结等特质,是上海文化的基本属性。上海市民文化孕育了言情、武侠、侦探、社会等各种类型的现代通俗小说,而在这些类型的通俗小说中又蕴涵了诸多市民文化的因子。就言情小说来看,从民初通俗作家对“情”的自我言说,到张恨水将“情”推向社会人生的广场,再到张爱玲对“爬满了虱子”的世俗人生的展示,爱情已逐渐脱下了诗意的华衣,露出了算计、苦涩、无聊的世俗本相,这是市民文化的真实,也是普泛的人生真实;从武侠侦探小说来看,武侠小说追求的是公义,侦探小说既能“启智”又能“移情”,但两类小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公义、道德与律法之间,二者都偏重于公义与道德这边,轻视甚至否定律法,这在缺少终极关怀、人治总是大于法治的中国,大概是难以摆脱的宿命;从社会小说来看,对五光十色的都市人生的书写,是契合市民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是通俗作家为都市人生留下的“错综复杂的真实面影”;就市民文化接受中的通俗小说艺术来看,通俗小说在创作观念、题材选择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既表现出与新文学的疏离与差异,又表现出与新文学的互渗与融合。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交往网络体制”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上海现代通俗小说在获得自身自主性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和个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通俗小说所具有的自由表达、对话交往、多元风格和宽容等特征,不只是艺术自身的要求,也是市民文化的要求。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与生长,是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市场催化、激发的结果。文化市场的建立不仅为通俗小说的兴起与生长创造了外部环境和社会土壤,也使通俗小说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上海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同步发展又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学史实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文学语境。
高秀川[4]2016年在《现代中国文艺的一种阐释：文学与图影的流转》文中认为本文尝试在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视阈下,秉持更为开放的文学观念,以更为超脱的视角,在文学与图影互为参证的逻辑框架下展开梳理和分析,努力绘制出两者之间流转的基本脉络,从而获致一种对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新阐释,并藉此推演到新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取得自我突破的议题。作为文化建构和文艺发展的参照物与参与者,图影与现代文学进程之间一直存在着互文与互动的潜在关联。因此本文首先要把文学自身发展与所置身的视觉化语境结合起来分析,以其间的图影作为坐标点或参照物,藉此映射、镜鉴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建构与转型的种种问题。第二个层面则重点分析图影与文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创生的嬗变关系,努力呈现出视觉化语境中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别样图景。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论述现代中国文艺发展中文学与图影之间的基本脉络。分别从图影的嬗变及视觉文化语境建构两个层面进行论述。首先从《点石斋画报》入手,重点阐明其在视觉启蒙上的意义,从文学叙事角度审视图文转换的视觉化历程及其内在的文化关系变迁,明确视觉化语境对于现代文学书写的影响与渗透,从一种超越文学文本的角度,建立一种多维的文学史观念。其次,以主体性、互文性、建构性作为前置条件,通过对作为一种文学史参照物的“图影”进行分析,逐步厘清文学视阈中的图影谱系,并从这种谱系中绘制出传统和现代、西方和本土纠结的文化表征和图文共建的文化景观。第二部分主要以比亚兹莱、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叁位西方版画家作为参照系来折射现代中国文艺场域内的现代性景观。比亚兹莱是英国的天才画家,他所作的莎乐美配图和其后为《黄面志》、《萨伏伊》杂志所做的插画,有着颓废、讽刺、唯美的多元情致,而考察其在中国文坛传播、接受和重塑的历程,恰好可以折射出其时文坛的形形色色,从西方绘画的途径建构二叁十年代文艺现代性景观。除了比亚兹莱,麦绥莱勒的连环版画在中国的流布同样激起各个文化阵营中作家文人迥然不同的反应,其在中国文艺界激起的波澜真实而直观地折射出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政治、文学、艺术等理念的激荡；相对而言,珂勒惠支是更具左翼色彩的版画家,但其作品即有基层民众的革命意识,又能抵至人性深处,所以深为鲁迅所推崇。本节首先勾勒珂勒惠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以此绘制出现代中国文艺场域内意识形态反馈的版图,呈现出其时左翼文坛的特殊风景。最后则择取深受珂勒惠支版画风格影响的文学文本进行视觉化分析,审视作为“图影”的珂勒惠支版画与文学在艺术层面的交流与互动。第叁部分则从现代中国文艺视觉化语境下观看与书写的角度分析文学和图影的流转。首先从上海都市现代化的光影与新感觉派小说入手,以穆时英、刘呐鸥两位小说家作为范本,剖析其以可视化的特殊方式表达欲望,以现代化的修辞手段来形塑都市现代性的特质,从而探讨都市叙事与城市修辞的问题。另外,施蛰存的小说与穆时英、刘呐鸥等的作品虽有部分一致性,但其在文体方面的实验显然更为深入。其早先意识流的心理小说,着力绘制个人心理版图,而其后期的作品则较为重视一种内心世界的视觉化。施蛰存现代主义形式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味,是一种典范意义上的文体现代性体现,因此也是本部分重点分析的内容。再次,结合张爱玲的小说与“画论”,来分析西方艺术与其小说的叙事伦理的关系。本文将其作品与西方绘画并置阅读,由其“观看”见其“书写”。从而图绘出大时代背景下张爱玲虚无的个体生命意识。第四部分重点分析现代中国文艺在不同文化空间的现代性建构,以遥相映衬的两个文化空间——上海和延安——作为范本进行分析,梳理出大众视域内文学与图影流转的核心问题。上海作为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交汇的现代空间,除去建构了华洋杂处环境下的公共趣味,形成了现代文艺的视觉语境之外,还衍生出作为“大众”主体的新市民。而这一文化空间中的雅俗流变更是涉及了大众文化的养成和发展,因此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920年代以后,除了画报等现代传播媒介,作为一种“图影”的电影同样也成为雅俗交汇的公共文化空间,鲁迅、周瘦鹃、张恨水、张爱玲、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在电影院中的“看”与在书斋中的“写”,多多少少都有着内在联系,因此本节进行了部分分析。总之,20世纪二叁十年代的上海,视觉力量带来的冲击,在有着不同文化记忆、生命体验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不同的心灵景观和文化想象,值得关注。另外,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延安作为另一种文化中心,其间文学艺术的流变是现代中国文艺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延安在革命文艺的元叙事下,如何完成“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主体性的问题。以往对这种转变的理论描述多有暧昧不清的地方,而如果通过延安文化空间中图影变迁的角度去分析,则会更为真切、直观地从视觉层面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逐渐成型的革命文艺建制对文学、艺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可以看到在政治力量介入后文学艺术“民间化”“革命化”的得与失——对于现代中国文艺研究而言,无疑可以拓展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第五部分择取与现代中国文艺发展休戚相关的鲁迅与张爱玲作为考察个案,首先从鲁迅叁帧个人影像作为视觉化文本来分析其自我情怀和国族想象,即择取在其日本留学期间、1927年厦门时期及生命最后阶段的叁幅照片加以分析,从视觉性身体的象征层面,解读影像背后的思想意识形态与艺术观念,从而探究其思想变迁和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因。其次,从四位画家给鲁迅作的画像中看社会各阶层对鲁迅的形象塑造,冀由此折射出不同立场之群体的文化态度和文学理念,努力建构一种文学解读的新途径,更意图通过这种作为时代镜像的图影的解读烛照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盲区。最后则通过分析张爱玲晚年《对照记》的撰述,从个人影像志的角度深入探究其思想深处的关于个人、家族与社会公共空间的诸种思考。总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将现代中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文学和图影并置在视觉语境下进行解读,重新阐释文学与图影之间的流转,并藉此探究视觉力量对文学文本产生的影响,管窥各种文化力量的制衡和博弈,必将获得对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一种新的解读途径,从而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历史品格的文学发展史。
张艳梅[5]2004年在《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文中指出卡夫卡曾决然的表态：“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那么，本文的论述也可能在个别观点上偏离了作家的本意，在我，也只是想借助海派市民小说这一视域，来探讨人生中一些无法绕过的重大问题。 全文共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由两部分组成，即温故：1943和停顿：2004。这一部分的中心议题是我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第一章是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的起点。这一章的关键词是城市、上海、市民小说、现代伦理、伦理叙事。城市作为负载独特文化使命的一种空间存在，为生存提供了可供切换的众多演出场景。本来平淡无奇的市民生活在城市自身的行走履历中，被演绎得五光十色而戏剧性纷呈。现代都市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生存模式，确立了新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感受，人性的分野随之模糊，传统伦理遭遇道德沦陷和精神危机的双重挑战。上海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的城市，最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的结果是，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家国伤痛之外，这个战争时期的“孤岛”同时也成了人性的最佳舞台。张爱玲、苏青、徐吁、无名氏的市民小说恰逢其时，登台亮相。立刻赢得普通市民的极力追捧。海派市民小说成为都市暗夜一盏温暖的灯火。无限的慰藉那些没有光彩的庸常人生。作家以情爱为思绪飞扬的风筝，以人性为脆弱而又坚韧的筝线，不断的飘向理性与精神的夜空，现代伦理作为日常生活底色，在人类摸索前行的暗夜，点亮了满天的繁星。这几位作家并没有仅仅陶然于心灵的乌托邦，踏着泥泞的生命的大地，在市民心理记忆的伦理困境中挣扎徘徊，有虚拟的现实，也有本我的体验；有历史的断裂，也有精神的复归；有道德的焦虑，也有伦理理想的期待。第二章是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的维度。这一章的关键词是文化语境、时空观、自然观、生命观、家庭伦理观。随着世俗化的加深与伦理价值的不断分化，为海派市民小说营造了特有的文化语境。作家的心路历程成为其伦理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是新的时间观的确立，张爱玲以冷静的悲观透过历史的烟尘，看到生命的本相，因为她明白这反抗是无从做起的，所以反而淡然了，还能投入的去活，就在人性的荒凉中笑看世间纷纭繁复的种种闹剧。苏青因着自身的不幸而对反抗有了更大的决心和更加明确的方向;徐舒和无名氏的叙事线索更多的是内心的寻找，那种爱与美的理想特立独行，遭遇多少打击仍然是色彩缤纷。在他们的文本世界中，时间、空间、自然、生命、死亡、情爱、婚姻、家庭构成了现代伦理叙事的几个重要维度。首先，他们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困扰，在那些关于时间的暗喻中，隐约表达了他们的历史观，以及对市民世界的别有怀抱。然而，生命的悲剧总是与时间有染，生命的戛然而止总是在瞬间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徐舒小说《痴心井》中对于时间的惨痛追悔最具代表性)，作家渴望跳出先验的时空序列，却不得不在时间的悲情中抱憾终生。当作家们意识到个人无法真正摆脱时空的困扰，获得生命内在的自由时，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朝向无限延伸的心理自然，努力打破生存与死亡的二元对立。这几位作家对情爱、婚姻、家庭的关注始终如一，并且在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挖掘和消解中，探索家庭伦理复归与缺位的背后动因。揭示“家”的双重指向与人性的“生死场”，女性世界的突显与父性世界、儿童世界的缺席。通过叙述主体的内在分裂，看取文本的显性结构—都市生活与精神漫游，以及文本的隐性结构—人性与伦理诉求。第叁章是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主题。这一章的关键词是市民伦理、宗教伦理、文化伦理、伦理叙事理想。普世的市民伦理寓言包括爱与超越、罪与受难、恨与复仇。这一部分追溯了作家精神寻找与精神危机的根源，以及市民世界中个体心理分裂的种种表现。宗教伦理包括追悔与忏悔、道德与救赎、死亡与虚静。通过个体生命或沉沦或超越的挣扎，作家为我们描画了世俗化的宗教图景，同时也在严肃的探索宗教作为生存理想的可能。在宗教伦理之外，海派市民小说更为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文化。关于道德的文化反省充满了生存焦虑，市民意识中的道德语码揭示了道德困境与未完成的现代主义，启蒙思想的继承与反拨更加突显了传统伦理藕断丝连的阴影与现代伦理面临深渊的挑战，为建构市民世界的伦理叙事理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第四章是对作为一种传统的海派市民小说的哲学反思。这一章的关键词是:母题、原型、隐喻、当代传统。人性、情爱、理想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题，对于海派市民小说来说，这些与生存本体相关的要素同样具有母题意义。欲望的心理原型、符号化的情爱、意象群的内在美学倾向是海派市民小说精神原型的核心编码。隐喻是作家为现世生活设置的话语陷阱，多少没有表达出来的寓意沉睡其中，等待生命的自我憬醒，然后目睹伦理叙事向世俗生活纵深开掘。作为元叙事的能指是海派市民小说关于现代社会的巨大想象。走在历史的沉思与城市的呼吸之间，市民世界隐喻着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视与分离。海派市民小说的当代伦理价值主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与香港、台湾文学合流的
余夏云[6]2008年在《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场域占位斗争考察（1896-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对围绕着“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叁次场域占位斗争进行描述。文章系统地考察“现代文学场域”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即大众传媒、现代都市、文人心态、稿费制度等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点明鸳鸯蝴蝶与新文学这两个考察对象在这些方面所呈现的不同体貌,并对其在文学场域内的斗争及其斗争方式作出重点说明。双方在出场方式(文人/文丐、文娼),实践方式(同人/同乡)、以及文法策略(白话/文言)方面的对立,实际是一种象征资本周旋的后果,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声望、理论以及西方这叁个概念。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这场较量所带来的后果——文学雅俗流变的整合与互动,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彰显与遮蔽。前者是一种自然形态,而后者则是人为的对场域资源进行再分派的后果。尽管使用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来涵盖整个现代场域可能会落入某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屏蔽某些更为细节的场域之争,但是此举也突破了长久以来形成的以新文学代替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倡导将鸳鸯蝴蝶派这样的“文学逆流”纳入到现代话语的生成范畴之中,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文学史形态,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反思文学,重写现代。
仇昉[7]2008年在《近代狭邪小说艺术史论》文中研究说明近代狭邪小说特指从清咸丰年间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小说类型。它以妓优士绅为主人公,选取妓院、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采用章回体为其文体形式,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这批小说不仅数量众多,其独特的叙述风格与美学品质也在近代章回说部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近代狭邪小说上承古代“世情”、“人情”小说的叙事传统,下启民初言情、社会小说的创作,在白话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衍进的历史进程中,有承传递进之功。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先生首次从学理层面上给予狭邪小说明确地界定。此后,这一学术命题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然囿于题材的特殊性以及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有关近代狭邪小说的艺术探索,一直是小说史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学界不仅重视程度不够,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几部重要的文本,另有相当部分作品乏人问津,对近代狭邪小说这一类型的整体把握尤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近代狭邪小说的具体文本,紧扣近代这一“新旧转关”的时代特征,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加以整体关照;努力揭示狭邪小说在近代急剧变革的历史时空中承传演变的具体情形,既注意它在历史纵向上的发展演进,也关注它在横向上对其它类型小说的吸收、借鉴;厘清近代狭邪小说自身的发展脉络,通过对其发展轨迹、各阶段具体表现的全面考察,着力探索促使其发展变革的内、外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这一小说类型的艺术特质。基于对百年来近代狭邪小说研究的回顾、总结(详见附录二),本文修正了鲁迅先生关于狭邪小说历史发展“溢美”、“近真”、“溢恶”叁段论的观点,认为近代狭邪小说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详见附录一),并据此将论文的总体结构分成“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艺术论”与“海派狭邪小说艺术论”两大部分,共九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艺术论”部分共计四章,重点着眼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艺术特征的探讨。以问题为先导,围绕近代狭邪小说之所以生成的精神和物质因素,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对于前期狭邪小说创作的影响,狭邪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主旨提炼等方面呈现出的艺术特征,列出专题加以研讨。第一章近代狭邪小说生成论。就文学传统而言,中国文学中悠久传承的青楼书写为近代狭邪小说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艺术积淀,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历代文人雅士与青楼名妓之间的爱恨嗔痴、缠绵离散,不仅为相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说家操作这一题材时的文化心态;在此创作心理机制的主导下,产生的一系列青楼题材作品,又将狎妓冶游这一风月意象点染得更加夺目。近代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和时人日炽日盛的狎游之风,为近代狭邪小说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使得狭邪题材成为近代小说创作的一时之选。第二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创作论。参照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学实绩,细致分析前期狭邪小说的创作,两者在诸多方面款曲互通。首先,面临仕途不遂、人生失落的相似境遇,狭邪小说作家借助青楼风月的演述,重复着先辈以文学创作抒泄个人牢愁感慨,弥缝现实缺憾的思路。其次,叙事模式的选择上,才子佳人小说以“一见钟情——小人拨乱——团圆结局”为特征的情节结构,同样鲜明地呈现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中。出于个人自寓以及杜绝狭邪小说由情向淫过渡的可能,在才子、妓女形象的塑造中,小说家极尽“溢美”之能事。他们有意打造“才、情、色、德”无一不备的完美女性,借力于佳人形象的发明,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第叁章《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本章选取分层叙述、园林叙事与“谈情”书写这叁个角度,将《红楼梦》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进行了有意识地对比。前期狭邪小说作家不仅在叙事艺术上汲取了《红楼梦》的丰厚营养,在创作风格上,后者也给予了他们诸多有益的启示。不过,前期狭邪小说对《红楼梦》的模仿,离析出其中丰厚的哲思蕴义,将世俗的欲望、想象植入其间,“摹形而遗神”。第四章近代前期狭邪小说散点透视。主要讨论前期狭邪小说中的谪仙结构和《海上尘天影》的叙事建构两个问题。前期狭邪小说中,鲜明地呈示出以“罪谪——历炼——回归”为特征的“谪仙”结构,它在情节演绎、人物塑造与创作者主观情志的表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谪仙结构与狭邪小说“联姻”后,小说的类型属性与作家的创作心态也扭转了传统谪仙结构的原有模式。在《海上尘天影》的叙事中,贯穿着创作主体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强烈诉求。身处新旧时代的转捩点,作者难掩心中的失落,借助“红楼想象”缅怀逝去的优游岁月,冀此抵消人生价值的消殒所导致的内心失处;疮痍满目的现实情势、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又激发起小说家的民族自尊,继而引发师法泰西,富国强民的紧迫感。两种不乏抵牾、商榷之处的创作意图,最终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上达成共识。“海派狭邪小说艺术论”部分共五章。结合近代上海城市崛起的历史背景,重点考察了新兴城市与海派狭邪小说创作之间的互动关联,狭邪小说风格转变的内、外因素,《海上花列传》叙事的现代性特质,海派狭邪小说的认识价值,狭邪小说在形象塑造、叙事艺术等方面呈现出的阶段性艺术特征。第五章城市与小说:海派狭邪小说的生成。上海城市的崛起与海派狭邪小说的生成具有紧密的、因果式的内在联系。上海城市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实体性存在进入创作者的视野,都市空间与都市思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们的艺术创作;小说家也尝试着借助文字的力量,将自己的都市感受和体验记录在案,冀望进一步探勘都市的内里实质。两者互为生发、彼此关联。《风月梦》作为海派狭邪小说的先声,具有突出的文本示范意义。它首度揭开了青楼风月的迷人画皮,暴露出妓院娼肆的阴暗。叙事上,小说家的目光不仅仅停留于道德批判的层面,给人物的自我演绎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立足现实人生,邗上蒙人成功地探索出一条狭邪小说创作的别样路径。无论是从创作的外部环境、素材来源还是文本的生产、传播与销售渠道,近代上海都为海派狭邪小说的萌生,提供了适宜的沃土。海派狭邪小说在上海城市崛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以及之后的迅速流布,宣告了一个依靠媒体生存的文学时代业已来临。第六章《海上花列传》:世情说部的海派叙事。通过对韩邦庆及其父执辈文献的发掘,深化了我们对作者以及松江府娄县韩氏家族的认识。《海上花列传》创作的真实意图,在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人生书写模式,以平实自然的笔触铺陈现实的日常生活,借以转释普遍人生的真实面目。《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实践,从人物形象到美学趣味,极大地更新了狭邪小说这一文类。由都市生活所生发的都市经验、感觉、体验以及由之而来的形式意味,深刻地影响到作者及其叙述方式,他通过破碎、并置等叙事技巧对故事情节加以综合处理,从而营造出小说新颖的时空形式。一笠园叙事作为创作者传统与现代视野互动交织的产物,一方面归因于作者追慕文人传统的内心冲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不蹈前人窠臼的自主创新意识。籍助于“海上大观园”生成幻灭的演述,具现了作家对时代清醒、审慎的认知与思索。第七章海派狭邪小说人物形象论。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形象的“溢恶”化书写,是狭邪小说在社会化和文学化这两条主轴下相互作用的产物。近代上海娼妓业泛滥,崇尚物质实利的思潮涌动,妓女全然扭转钟情秉义的传统,拜金趋利,情色交易,这为作家的“溢恶”化书写提供了现实范本。传统“女祸”观念的私心作祟,以市场为轴心的文学生产机制,会通大众的媚俗趋附,更使得妓女形象在“溢恶”道路上渐行渐远。《九尾龟》中,章秋谷这一“才子+流氓”式的人物,不无时代指针的意义。他生动地展现了新旧社会转型时期,都市市民大众杂糅的伦理观念和个性诉求,形象地传递出新兴的社会意识和世俗价值理念。上述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海派狭邪小说作家日益市民化的讯息。第八章另类的都市乡土小说:海派狭邪小说认识价值论。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海派狭邪中充满了对当时世态杂象的刻画,不无历史存影的文献意义。通过对小说中人物行为举止的研判,亦可觉察到在急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海上洋场社会的文化心理及伦理观念等,隐藏在时代暗流下的蠢蠢欲动。第九章海派狭邪小说叙事特征论。为了突出小说劝诫教化的叙事主旨,海派狭邪小说作家们模拟“说书场”的叙述格局,用“说书人”来充当小说的叙述者,主导小说的发展进程。海派狭邪小说对叙事聚焦的运用,兼有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叁种类型,分别对应于叙述者不同的要求。这其中,传统的零聚焦叙事仍占据主导地位。在《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中,外叙事聚焦的运用,极大程度地提升了小说叙事艺术的品质,也在叙事操作的层面上,为作家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提供了技术保障。
于晓风[8]2006年在《略论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文中提出本文关注的，是近现代时期中国通俗小说中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及其蕴藏的深层文化内涵。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存在，但由于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只是新文学史，通俗小说没有自己的位置；女性，则由于我国传统意识形态的规范始终处于男权的统治之下，缺乏自己的话语权。近年来，随着学术自由气氛的高涨，通俗小说受到广泛关注，女权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也逐渐兴起。但目前的通俗小说研究，大多主要集中在分体或整体的文学史重构问题上，相对弱化了文本创作和人物塑造层面的探索，至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读，就更加无暇顾及了；同时，文学对女性的关注，也往往集中于审视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暴露出来的的女权意识，尚不全面。实际上，通俗小说作为最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所处时代大众文化心理和阅读需求的文学体式，在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试图从文本中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角色出发，结合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相应的时代背景以及通俗文学的历史渊源，整体观照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并尝试从女性解放的角度，对中国通俗小说在近现代时期的演进作一个概略说明。 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以女性社会角色划分中的妓女为主要探讨对象。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妓女题材依旧长盛不衰，其原因首先，是近代都市化在产生大量市民的同时，受“小说界革命”影响，原来鄙视小说的士大夫现在也重视小说，成为小说的读者与作者，加之教育体制的急剧转变使通俗小说读者群体骤然变动，给文本的写作对象以及整个受众群体的意识觉醒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影响。其次，妓女作为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特殊阶层，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和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达官贵人和权势者一面占有她们的肉体，偷得片刻欢娱；一面又指责其行为不端、淫邪堕落。身心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妓女们以此巨大代价换得苟延于人世的微薄权利。其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历史变迁和特定时代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从某个角度看，多姿多彩的妓女形象画卷，是时代嬗变的一面镜子，因而无论善恶美丑，妓女——这群特殊的女性都是古今文人墨客笔下长盛不衰的形象之一。再次，妓女题材在通俗小说中
参考文献：
[1]. 论海派小说的雅俗互动与流变[D]. 黄蜜. 郑州大学. 2003
[2].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D]. 李楠. 河南大学. 2004
[3]. 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D]. 张登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4]. 现代中国文艺的一种阐释：文学与图影的流转[D]. 高秀川. 扬州大学. 2016
[5]. 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D]. 张艳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6]. 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场域占位斗争考察（1896-1949）[D]. 余夏云. 西南交通大学. 2008
[7]. 近代狭邪小说艺术史论[D]. 仇昉. 扬州大学. 2008
[8]. 略论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 于晓风. 山东大学. 2006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艺术论文; 海上花列传论文; 文化论文; 海派风格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上海论文; 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