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译漫[1]2014年在《新浪网对复旦投毒案报道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所拥有的功能是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会促使公众去关注某一些特定的议题，并在期间针对大众来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从而以达到影响公众议程的目的。然而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传统媒体环境的基础上的。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条件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媒介传播权已经成为垄断，因此，媒介可以给公众设置议程，此类观点在专家学者的广泛研究下已成学界的共识。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使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面临新的课题。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媒介不再掌握所有的传播权力，广大网民亦可参与传播，进行自我议程设置。本文以新浪网为例，把新浪网对2013年4月复旦大学研究生遭室友投毒去世这一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新浪网从2013年4月15日起关于复旦投毒案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出新浪网对该事件报道采用全方位的报道主题，其新闻来源分布广，并采用专题策划组合议题，同时运用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采用互动栏目使得其议程设置呈现出议题的多元化与深入性、立场平衡等特点，通过对新浪网针对复旦投毒案的报道议程设置过程的探究，从而得出在复旦投毒事件的报道中新浪网议程设置具有传播信息以满足公众知情权、积极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等社会影响，同时也指出新浪网在对此事件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存在媒介审判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媒体应遵循客观原则，敢于担负社会责任，避免对此类社会事件相关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最终进行良性、有效的传播，打造和谐社会大环境下的媒体新景象。
王卓[2]2013年在《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文中研究说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后果常常难以预料，如何及时、科学、有效地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威信的树立。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载体和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可以通过醒目的标题、突出的版面、连续不断的播出等方式设置议程，给予新闻突出的地位，使其成为引导舆论的有力工具。议程设置是引导舆论的重要方面和环节，媒介的舆论引导功能在客观上正是借助于议程设置发挥作用的，因此，研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议程设置有利于媒体应对突发事件，也有利于引导舆论。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有关概念和研究对象；第二章，分析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在议程设置方面的问题；第叁章，讨论媒体的议程设置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功能以及分析媒体在舆论引导中设置议程的具体操作；第四章，分析媒体如何通过议程互动和议程同构来引导舆论；第五章，探讨媒体如何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发展的各阶段通过议程设置来引导舆论。
沈申奕[3]2011年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策、媒体、公众议程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环伺的年代,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近几年来我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危机信息的传播,使危机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议程互动有助于促进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协商模式的建立,因此,逐渐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危机管理的关键因素。政策、媒体、公众议程互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策议程设置、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是构成议程互动的叁个要素,叁者缺一不可。本文将从议程互动的角度出发,结合议程设置、博弈论等理论,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策、媒体、公众议程互动的特点、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对危机管理的作用进行探讨。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加强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策、媒体、公众议程互动机制有所裨益。
程赛[4]2009年在《网络新闻专题议程设置探析》文中提出网络新闻专题以其编辑为主导的报道方式、集纳性的传播样式、多媒体的表现形式和互动这四个特性使得相对于其他网络新闻报道方式来说,更能使议程设置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弥补网络新闻传播中的不足。这些特性也使得网络议程设置呈现出新的特点:网络议题的显着性和网络议程的深入性、可控性、交互性、媒体联动。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特点。人际传播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媒介议程有了被消解的可能。网络新闻专题通过提供大量的信息及相关信息获取渠道、考虑网民的接受心理、意见领袖的参与及实现一定程度的意见互动的编辑方法使得网络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的弊端得以克服。另外,受众、社会文化、其他媒体及网络媒体自身发展情况,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网络新闻专题中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可以通过选题、版面设置及报道节奏这叁个环节构建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网络新闻专题议程设置的编辑流程,从选择性、优先性以及显着性等方面设置议程,实现网络新闻专题中的议程设置效果。文章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对典型的网络新闻专题进行个案分析。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则通过网络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来获得。
孙华艳[5]2011年在《危机传播中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危机事件频发的社会中,我们几乎隔叁差五地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事件所包围。从2009年年初的“央视大楼配楼着火”到“闵行一在建楼房整体倒塌”,从“躲猫猫”到“广西烟草局局长日记门”事件,正当这些熟悉的危机事件还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忘之时,“我爸是李刚”、唐骏“学历造假”、赵作海冤案、微博打拐、抢“盐”风暴等新一起备受关注、引发阵阵舆论热潮的新闻事件再次引入眼帘。而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4.5亿人,根据预计至2011年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1375.04亿,互联网总用户数将达到6亿。)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也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2009年起,又一个名叫“微博”的网络新平台本着微观改变生活理念的交际平台突然“横空出世,集中发力”。不可否认,无论是网站、论坛抑或者是微博,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互动与共生共融的状态早已来到,并且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功能也越发地强大。本文便试图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网络媒体与网民议程设置,网络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的互动形式、过程以及现状、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使媒体之间各自发挥其特长,更好地形成何合力,也使今后的议程设置真正能起到对舆论的监督和正面引导作用,最终为突发事件的解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鲁先锋[6]2014年在《网络背景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点。从互联网社会的形成及依存关系看，它不是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彻底抛弃或重构，而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新技术和社会结构相互嵌置的产物。在政治领域，网络舆论、网络民主、网络权利、网络决策等日益成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网络背景下政治系统能否完成自身调适，能否实现政策议程设置方式的转变将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本文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阐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对政策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成果，归纳形成“网络公共领域—公众议程—政策议程”的理论建构。最后运用跨案例研究方法，对原理论假设进行印证，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修正和完善的措施。本研究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是在触发机制作用下而产生的一个连续的、多阶段的递进过程。这种变化过程和特点在理性模型和非理性模型之中都有不同的体现。为缓解政策议程的理性模式与普适性之间的矛盾，“权力距”模型作为一个改良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是各主体相互竞争的过程，排斥的价值体系、封闭的政治系统、隔阻的信息传递和隐蔽的议程操纵等多重因素容易对政策议程设置构成障碍。政策议程设置离不开政策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的普及实际扩大了公众的话语权，有利于民主参与和网络协商，使日益被公共权力和商业资本侵蚀的公共领域获得重新崛起的希望。究其内在效应而言，网络公共领域具有重塑功能、整合功能、协商功能、批判功能。而外在效应在于搭建了政治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民意反馈渠道，有助于提升政策质量，增加公众对政策行为的认可。在网络情境下，公共决策机构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输入——转化——输出”关系具体表现为网络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在网络化背景下，精英主义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多元主义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和公民参与式议程设置模式都发生了变化。网络扩大了公民参与渠道，使原先局限于精英和少数决策者的政策议程设置日益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网络并没有完全消除公民参与的不平等，原有的政策主体也千方百计地将网络纳入决策过程，并对自身的决策模式作出调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公民的主体性复位迫使政策议程设置由少数政治精英的“锁定”状态向公民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趋势变化。尤其在网络条件下，政治精英能够觉察到社会需求并主动将其提上政策议程，或者公众作为外在参与诉求者利用网络动员迫使决策者对政策问题作出回应。网络公共领域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和特点可以从不同的网络案例分析中获得解释。通过对比“孙志刚事件”、“厦门PX事件”和“新医保改革”等叁个不同的典型案例，发现政策议程设置的外部环境、运行过程及主体等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但政策议程与网络公共领域之间的脱配也导致了政策议程设置的被动性、应急性和非理性等问题。因此，为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有序发展，需要及时、有效地调适网络、传统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民主、开放、透明、高效的公共决策系统。但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解决。
张倩[7]2012年在《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新变化研究》文中提出在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中，议程设置功能的理论成为中外学者们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议程设置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是以传统媒体为条件，学者们进行研究和探讨所得出的结果。传统媒体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他们对议题的设置具有“垄断性”。但万物都是在变化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的利用率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网络媒体的普及已经逐步开始超越传统媒体。所以作为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在网络中是否存在等一些列相关问题是众多学者研究的新目标。在本论文中，主要分为五大大章节进行讨论和研究。第一章，主要是叙述传统议程设置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国内外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总结，同时对网络中是否存在议程设置理论做了分析，并进行讨论。这一段主要是为下面特点变化的阐述作为背景。第叁章，主要是对特点变化的过程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主体、议题、机制、时滞性的方面进行入手，分别对他们变化前和变化后的特点深入分析，从而研究议程设置在新媒体下所存在的新特点和新领域。第二章和第四章，论文所述的是网络中议程设置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意义就在于它起到了监督作用，不论是媒体对受众的监督还是受众对媒体的监督，都起到了鼓励和积极的作用。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网络中议程设置的问题也是存在的，简而言之就是“把关人”的弱化导致了议题的失真、有价值议题的流失及不良议题的泛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及时解决的问题。第五章，论述了我对网络中的议程设置新变化的思考，谈及了针对网络中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出路和新媒体下议程设置的未来及发展。本论文以相关着作、期刊、文献的内容为背景资料和通过调查问卷的研究方式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最终发现议程设置理论的意义是任重而又深远的，作为传播效果的重要理论之一，它的新变化起到了推动我们的社会发展、建构我们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吴娜[8]2013年在《媒体人微博的议程设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9年，微博正式进入我国互联网，并带来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很快，主流媒体的工作者纷纷开设微博，并在议程设置方面扮演了举足重轻的作用。媒体人微博在议程设置方面与传统媒体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使得议程设置发生了新的变化。另外，媒体人可以利用微博平台整合网络中零散的信息资源，选取有价值的议题进行充分设置，推动议程发展；也可以借助微博病毒式、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强化传播，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扩大议程的效果。本文将媒体人微博的议程设置功效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并着重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其一，媒体人微博是什么？它如何工作？我国目前媒体人微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现状？通过此类问题的解决，笔者试图描述出我国现今媒体人微博的大致面貌，并进一步针对结果就其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其二，媒体人微博与现有其他媒介有何异同？在传播学视域下，我国媒体人微博如何运用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进行议程设置？在这部分的内容里，笔者将同时探讨记者微博与普通微博传播过程的差异及记者微博与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关系与差别，并通过比较分析、案例分析、效果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论证记者微博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媒体人微博自身研究，包括对媒体人微博的认识和分类以及媒体人微博的定义和发展状况。第二部分为媒体人微博的应用比较研究。先是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及传播效果方面几个方面，对媒体人微博与一般微博进行比较分析。其次，主要通过媒体人微博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方面进行比较，看二者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并总结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的主导性与方向性问题。第叁部分为媒体人微博的具体案例研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媒体人微博在内容和过程的议程设置的特点。第四总结媒体人微博的现实问题研究。笔者将总结媒体人微博传播中议程设置的现实问题及重要意义，并提出良性策略。
单琦[9]2017年在《议程设置视角下的突发事件微博舆论引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网络社交媒体的进步,网络已全方位渗透到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当中,为信息交流和共享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也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入Web2.0时代以后,大众的需求不断扩展,网络的应用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用以分析和研究的数据。高速的技术进步,打破了传统传播模式中媒体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政府将其话语权延伸到了网络领域,在为公众提供政务服务、信息公开的同时,也能够扩大沟通的渠道,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民情、体会民意做好保障;另一方面,公众在网络时代不再是传统的信息受众,而成为了信息的生产者与共享者,构成了网络舆论的主体力量。微博作为一种即时信息发布系统,在网络社交媒体中崭露头角,迅速登上了互联网历史的舞台,在各领域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吸引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等纷纷"进驻"。因此,微博在网络舆论领域便有了重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的重大危机事件中,微博的即时、开放、共享等特点使得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呈指数性增长,从而影响事件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些微小的细节在微博的传播中经过无限放大,也极有可能酝酿出一场舆论风暴,在现实社会甚至国际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以"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为例,基于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对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引导进行研究。本研究选取新浪微博作为数据源,通过内容分析法深入分析突发事件背景下微博中舆论形成、发展、波动、沉寂等一系列演变规律,同时结合议程设置理论阐释多元主体的议题特征,对比他们在设置路径上的异同,同时通过公众参与度来衡量不同议题的舆论引导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并总结微博舆论演变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舆论引导的现实问题,从法律体系建设、政务微博运营、多元主体联动以及网络文明建设等层面为实现合理有效的微博舆论引导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宋志辉[10]2010年在《论网络媒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文中认为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都与网络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来看,从社会问题的判断和政策问题的确认到政策议程的建立,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从政策效果的评估到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网络媒体的参与。因此,网络媒体在公共政策的任何环节都有发挥作用的充足空间。本文以近年来国内网络媒体和公共政策发展实践为分析背景,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的经典案例,运用新闻传播学与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网络媒体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公共政策学的政策过程阶段理论,将公共政策过程分为公共政策问题与议程形成、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评估四个阶段,并分析网络媒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每个环节所发挥的作用：在政策问题到政策议程过程中,网络媒体“监测”“把关”功能使公共政策问题受瞩目、“议程设置”功能促使政策议程形成；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网络媒体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公开,建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网络平台；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网络媒体为公共政策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监督政策执行过程；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网络媒体成为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本文还根据网络媒体的特性,分析了网络媒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优势与局限。
参考文献：
[1]. 新浪网对复旦投毒案报道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D]. 冯译漫. 辽宁大学. 2014
[2]. 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D]. 王卓. 暨南大学. 2013
[3].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策、媒体、公众议程互动研究[D]. 沈申奕.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4]. 网络新闻专题议程设置探析[D]. 程赛. 湖南大学. 2009
[5]. 危机传播中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D]. 孙华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6]. 网络背景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 鲁先锋. 苏州大学. 2014
[7]. 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新变化研究[D]. 张倩.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8]. 媒体人微博的议程设置研究[D]. 吴娜. 吉林大学. 2013
[9]. 议程设置视角下的突发事件微博舆论引导研究[D]. 单琦.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论网络媒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D]. 宋志辉. 兰州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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