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季康[1]2004年在《苏中地区报刊事业早期现代化进程（20世纪初—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收集整理了数百份报刊基本资料，基本囊括了自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江苏中部地区(扬州、泰州、南通3市)范围内的所有报刊状况。全文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启动抉择阶段；五四运动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蓬勃发展阶段；8年抗战期间的斗争分流阶段；1945年9月至建国的恢复尾声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本文通过对每份报刊的创办年代、发行、发行区域、性质、人员组成、版面、通联、印刷和广告经营等9个方面的介绍，从而形成对该区域各个历史阶段报刊事业发展状况的全面了解。并通过报刊创办人之身份考、报刊名称考、报刊宗旨考、报刊内容探和经营策略探等5个途径对该区域各个历史时期报刊事业的职业化、报刊环境的法制化、报刊运营的主体化和报刊品格的主观化等4个方面进行了解释。通过对这4个报刊早期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的估计，并结合同时期苏中区域报刊事业发展4化与全省乃至全国的比较，得出结论：苏中报刊早期现代化进程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起伏，但是自其20世纪初期诞生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基本大致处于全省、全国的中上等水平。本文最后还对一些苏中报刊的特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分析。
何秋红[2]2015年在《《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南通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份非常有特色而且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报纸——《通海新报》(1913.3.18-1929.5.26)。《通海新报》是一份办报质量较高,发行于南通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性商业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对南通地方民众的经济启蒙作用。该报创办人陈琛是清末民初着名实业家张謇手下的得力干将,办报是其众多产业中的一项。该报前期与同一时期发行全国的《申报》一样,注意发挥报纸服务经济的功能,商业性特征明显；不同的是该报诞生地并非租界,而且没有任何外来资本介入。随着南通工商业的凋敝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报馆的渗透,该报后期又呈现出党派性、政治性的特征。《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该报诞生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初具规模的时期,发展繁荣于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随着“强人”张謇离去及其大生企业系统的凋败,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趋缓中断,《通海新报》也日益艰难直至最后被官方勒令停刊。本文认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城市诞孕并烙印《通海新报》。城市一方面为报纸提供了生存土壤与发展空间,随着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全方位进行,工商业经济活跃繁荣,教育普及,加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切都为《通海新报》的诞生及其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也将其自身的特征烙印于报纸之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的南通城市具有过渡性、“张治”特色、江海文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也都一一鲜明地体现在《通海新报》之上。同时,本文亦将《通海新报》看成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它对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行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通海新报》记录城市,沟通城市同时推动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首先,它在物质可见层面,记录南通城市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不断兴建的各种工厂、公司；逐步繁荣的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日渐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看似客观的记述背后,体现出《通海新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赞赏之态和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抱之姿。其次,《通海新报》也通过搭建公共交流平台,促进了现代城市管理制度——警察制在南通的发展完善,同时促进了南通城市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再次,《通海新报》还传播了西方现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通市民的现代知识素养；该报通过旷日持久的报道,培育了南通市民公共卫生、时间效率等现代意识观念；该报还绵密地编织进了南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比如婚嫁嫁娶,构建一种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并引发促成南通市民的一些现代行为,这其中就包括五四、五卅期间的南通学生爱国运动。在《通海新报》存续的十六年内,南通城市对报纸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报纸也参与到南通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报纸与城市纠缠共生,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
邱少明[3]2011年在《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文中认为本论文之所以要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其目标诉求和价值意蕴表征以下五点：第一，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能够洞悉马克思主义是薪火相传的，因为它透显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苦闷彷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当时在中国被摘译、节译、全译、出版、传播是不可避免的。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马克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第二，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和民间化的，这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叁，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可以察觉译者的政治意图、翻译主旨和学术风格，体悟他们是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译介者提供启示，即我们需要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第四，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史，我们可以从翻译学视角考量，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者留下哪些宝贵翻译经验，比如他们的文本选择、翻译理念、所用术语、表述技巧等，其中的得与失，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当下乃至以后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的着作，只是一些专着、论文、报告等论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本论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翻译史属史学范畴。“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乃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对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进行史学考证、史学阐述、史学析论、史学实践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叁个历史时期。第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第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第叁，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由于讲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必须先提及晚清的翻译，所以本论文第一章首先述论晚清翻译概况。第二、叁章分别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是22年，于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共产党人士还是其他党派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均相当重视，翻译成果非常之多，因而在编排上，将其划分为上、中、下叁章，即分别为第四、五、六叁章。第七章通章是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相互关联。第八章为结语。最后还有叁个附录，附录材料或属珍贵史料或系学术前沿，有助于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有一个深广内蕴的洞察和纵横向度的思索。第一章绪论，先讲缘起：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中文报刊首次正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之名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肇始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月下旬的第一百二十二号的《万国公报》（由沪广交学会出版）中，这一号登载了由李提摩太摘译、我国教士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晚清时我国的马克主义译介的诱因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叁重维度。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仅仅为摘译和节译，而且错讹较多，但是有助于国人接触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再讲民国史分期，本人是依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分法。接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厘定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厘定以及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厘定。最后进行“翻译史”释义：“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文献综述。关于创新，本人认为，首先，欲创新必须温史；其次，欲创新必须“论从史出”；再次，欲创新必须多维思维；最后，欲创新必须实践。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年）这一章，首先阐述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包括《泰西民法志》情况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不过，众所周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仅3个月，时间非常之短，众多理论翻译者这时都只顾侧耳倾听民国刚建时的隆隆政治惊雷，同时还在观察、思考、比较和观望之中，所以，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第叁章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28年），该章内容如下：1、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16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2、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至1920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3、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至1924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4、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至1928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1920年的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当成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首种正式出版发行面世。《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文，是1920年10月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的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特别重视。于此时期，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翻译家，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陈望道于1920年8月出版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掀起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热潮，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上）这一章，内容安排的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37），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大革命”惨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开展独立的武装革命，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求索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这一深刻转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否定了国共关系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正式开始拒斥唯书（马列经典）唯上（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在该阶段，苏俄替换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的主渠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被大量地译成汉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等等。尤须指出的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译者华岗），《资本论》亦有4个译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中）这一章，首先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至1945年），接着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既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圣地，亦是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工作的中枢。当时在国统区和日占区，我党依托秘密的组织系统，坚持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出版、发行及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我党出版发行的重点地区。比如，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发行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3卷本《资本论》，同一年还出版发行了《中国问题评论集》(由沪珠林书店出版)、马恩合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译者郭沫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但囿于当时环境，抗日战争时期还无力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全部翻译，并且翻译时经常出现乱删情况，导致质量上的欠缺和读者的精准理解。比如：第一，随意删节，导致了译文谬误。马列原文，只出节本时应把删节之处向读者讲清，否则会造成读者误读。第二，存在着过多的摘译，以应急需，但读者不能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精神实质。第叁，一些转述不准确，比较断章取义。第四，翻译过程中有时随意加入自己的理解。在翻译时，一些译者有时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中译本的质量。第六章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下），该章内容如下：1、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至1946年）。2、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至1949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均陆续出版发行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然而，出版、发行及传播的工作是以各大解放区为基本阵地，像延安解放社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中译本。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该章内容如下：1、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3、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八章结语，在学理层面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基本规律，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现实启示的基本视角。本文还设计了叁个附录。附录1《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附录2《1949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附录3《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通篇论文采用“史学史体例”，不仅将“通论”、“分论”有机融合，而且在笔墨泼洒上，“史”占约70%，“论”占约30%，以规避结构失衡。同时，本论文的拾遗补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注重的经典着作翻译情况；二是对一些名气很小的译者对经典着作的翻译情况进行补遗。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研究，仅仅看谁翻译了什么着作，而忽视多维考量，比如对译者“解读的解读”。本论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叁重维度，做好一段时期的析论和整个民国时期的析论，并指
杨卫民[4]2013年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文中认为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叁、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叁、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黄广友[5]2010年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叁、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叁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捍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叁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叁,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秦宁波[6]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房功利[7]2004年在《中国国防战略演变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国防战略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军事学术界的视野。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防战略研究的一个方面，即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研究。世纪之交，不仅新军事变革浪潮使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更其突出，而且中国国家安全面对来自国内外传统、非传统威胁，使国防力的具体运用——以较好地实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利益不受侵犯的国防功能——的研究也具迫切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尽可能广泛而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采用传统史学和系统论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演变及其实践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学术性结论，以求达到“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的史学研究目的。本文由绪论、正文、结束语叁部分组成。绪论指出，世纪之交，中国国防仍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以及霸权主义的挑战，制定正确的国防战略以战胜挑战乃是当务之急。科学总结和汲取半个世纪中国国防战略实践之经验教训，以为今后国防实践之资鉴，是一项极富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初步探索：“边打边建，联苏抗美”（1949～1956）本文首次将建国初的七年作为中国国防战略的重要探索期加以考察。认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根据当时国内状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环境和敌情的判断，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战略基本上是沿着“边打边建，联苏抗美”的思路运筹和谋划的，它不仅体现了国家战略对国防的要求，也体现了远大目标与现实相结合的历史逻辑。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凸现了国防谋略的紧迫性，而且为中国在现代局部战争条件下的国防战略提供了重要经验，使中国领导人对构建现代国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章，战略出台：“积极防御，防敌突袭”（1956～1964）在前七年探索的基础上，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出台了第一个国防战略。本章对中国第一个国防战略出台的背景进行了考察，并认为，这一战略的提出大大推动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大跨度发展，从而使本章涉猎的时期成为中国国防建设重要的发展时期。本章还对中国第一个国防战略指导下的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进行了系统总结，特别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对两次台海危机中的斗争经验，对60年代初的中印边界自卫作战研究中的分歧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新的见解。第叁章和第四章，举国临战：“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1985）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新的判断，1964年中国国防战略作出了重要调整，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国防战略方针。这一新的国防战略在中国贯彻了长达20年。为了研究和叙述方便，笔者将这一过程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中心分作上、下
陈晗[8]2015年在《江苏苏南近代中小城市旧城改造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江苏苏南地区近代中小城市旧城改造规划的角度出发,总结改造规划的进程,探究改造规划思想特征,着重研究苏南中小城市旧城改造规划的类型及其背后的动因机制,通过对苏南15县市的综合对比分析,得出近代旧城改造的方法、特点及普遍性,从而对未来的旧城改造规划提供借鉴与依据。本文共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及课题来源、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及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由此确定本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二章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综合性地介绍苏南中小城市近代主要地理概况及发展沿革,进而对这些县市进行改造规划进行历史分期,将其分为城市近代化及民族工商业萌芽时期(1840～1898)、近代旧城改造与建设时期(1898～1937)、改造规划活动停滞及战后重建时期(1937～1949)叁个阶段,从而对旧城改造规划历程进行整体地梳理。第叁章初步分析了旧城改造规划的内容、相关制度思想、规划类型等方面,阐述了改造规划形成的制度背景及方向。第四、五、六章为论文的核心章节,通过大量的史料、图表对15县市的旧城改造规划进行分类论述,通过比较、细分类、举例说明等方法,由整体到局部地阐述了不同的改造发展方向,揭示了其特殊的环境背景及动因机制,指出主要是通过筑路造桥、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发展近代工商业来对传统中小城市进行旧城改造规划。最后对苏南近代中小城市旧城改造规划的特征、动因机制的总结,从中得到启示,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第七章是对苏南近代中小城市旧城改造规划的特征、动因机制的总结,从中得到启示,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马丽雅[9]2013年在《他者的意象》文中指出就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常常思考“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一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和未来的探讨,也离不开它是什么,如何产生以及未来发展的考虑。本文从“西方”这一旁观者的视角出发,选择曾经来华访问的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总结他们对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认识和看法,评析他们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以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在西方学者眼中形象的演变,以及中国道路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以时间和逻辑两条主线展开,时间主线以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的来华先后顺序展开,逻辑主线以中国道路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展开,主要以五四期间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以及改革开放后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线索。随着东西方的变化和发展,虽然西方中国观不断变迁,但始终难以呈现出完整的中国形象,并受观察者自身综合背景影响而表现出不同倾向。由于时空背景的差异,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提出了看法和认识。杜威通过东西文明的对比来认识中国文化,由于难以契合中国实际,他寻求一个具有共同生活的社会的中国社会改造之方备受冷遇。罗素的中国观从文化角度切入,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应该互通有无,并从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一目的出发,建议中国应该走“俄国式”道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国社会改造和未来发展的方案。萨特在与苏联的对比中形成了中国观,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种种因素,萨特当时对新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乐观情绪。哈贝马斯中国观的出发点是在承认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注重东西方的讨论与共识。西方思想家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也反映着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梳理与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相关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中国模式”之争,进一步考察了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经胡适的本土化传播后,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道路的走向指明了方向。知识分子对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种过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使罗素的思想在华传播过程中被放大了。也正因此,当罗素建议中国走“俄国式”道路发展工业,但不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时,也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更适合中国的激烈讨论。虽然萨特访华时对新中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思想在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生价值观的讨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个体”觉醒的过程,以及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随着哈贝马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中国的影响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并与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关注和思考的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等主题体现了一致性。这些特征所带来的影响贯穿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实践,在增强与世界“共识性”交流的背景下,以哈贝马斯思想中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考察和评析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为理解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纵览全文,西方中国观的变迁包含着中国道路不断发展和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两条主线。为了实现救亡启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杜威和罗素带着西方文明的振兴之梦来华时,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吸取西方的科学知识,西方文化则需要向中国学习,以弥补人生哲学方面的缺憾。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同意中国需要“改变”,但是,杜威和罗素认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并不一定是西方的,虽然同处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可以借助后发优势,总结西方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当经历了二战的萨特带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来到中国时,他看到了一个与苏联创立社会主义背景和建设环境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在过渡时期面临的矛盾重重的现实和挑战,为此,他观察到的中国道路是一条有特色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当哈贝马斯带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话语性的“文化间性”的期待来到中国时,他看到的是人权和现代化等东西方共同关注的话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体现。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时间和逻辑两条主线的交汇,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同西方人对自身文明与现代化的反思的交织,在这一交汇中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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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D]. 何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3]. 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D]. 邱少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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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
[6].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7]. 中国国防战略演变研究（1949-2002）[D]. 房功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8]. 江苏苏南近代中小城市旧城改造规划研究[D]. 陈晗. 东南大学. 2015
[9]. 他者的意象[D]. 马丽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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