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河南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院I253.2I253.5文献标识码院A文章编号院1673-0992（2011）02-0029-01
摘要：当前文艺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文学和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的社会形势下,军事文学和电影艺术创作者应深入挖掘丰厚的军事文学创作资源，从而提高文学的吸引力,在创作态度上应摈弃媚俗与荒诞的投机心态。
关键词：战争题材；文学作品；电影文学；创作态度；媚俗；荒诞
在文学愈来愈市场化的今天，衡量一部好的文学著作和电影文学作品的标准也完全由市场的认可程度来决定，这种现象无疑对于以往的相对纯粹的、严肃的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市场法则的严酷，观众、读者心态的浮躁，皆是一些军事文学题材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在创作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审视思考的问题。简单地说：不媚俗，就难以吸引来广大通俗观众和读者的兴趣；不荒诞，就不能入得众多被光怪陆离的世情变化眩晕了身心的红尘男女的法眼。从一首首传统红歌的高尚内容被肆意篡改，到严肃正统的革命题材的红色电影的翻拍，男欢女爱、惊险刺激、荒诞与轻浮、肆意地夸张场景规模的宏大，都成了引人入胜的制胜法宝，红色的意义大有衰减趋势。这种现象根本脱离了军事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那么如何在百花齐放而又妖艳纷呈的文学嬗变之状态下，使军事文学能突出重围，重新回归自己的正统之路呢？这应该是广大军事文学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深入挖掘丰厚的军事文学创作资源，从而提高文学的吸引力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人们的生活世界，保证我们不至于堕入对‘存在的遗忘’。”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事实上存在着无数的令我们思来能荡气回肠、无法忘却的可歌可泣的壮烈战争场景，这些历史的残片与断章，共同组合演绎了我们幸福的今天。不能遗忘历史，忘却会使我们不知道珍惜。文学的功能之一即是复活历史，电影又能够把这些被文字复活后的历史更加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创作成功的关键。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当前流行的主题多侧重于表现上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中华民族所展开的卫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是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当前描写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虽然创作者的笔法各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等背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战争题材的电影是有巨大的衍伸空间的，正面的英雄人物和反面的敌对人物等形象，都可以做到尽情地描写刻画和渲染，电影的趣味性也往往能通过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对比来体现。无论是创作于思想意识形态比较禁锢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作品，或是创作于今天的《亮剑》《狼毒花》《红高粱》《血战台儿庄》《南京南京》等，都为我们广大观众描绘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或者是革命战士，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无不关联着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应该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最能够唤起民众的善良情结的，所以，对于一个好的电影文学创作者和制作者来说，只要能善于取材于历史，把握人物形象、关键事件的刻画与描写，是不难抓住读者和观众的眼球的。
二、在军事文学与电影的创作态度上应摈弃俗与荒诞的投机心态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文艺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文学和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也不得不注重经济化、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这种文学艺术是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开始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的。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喜剧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但是这些完全以喜剧化的笔调来刻画战争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让人在捧腹之余，总会感觉有一种隐隐的不妥，是严肃性的缺失，是教育功能的颠覆。喜剧化的战争远远不能皆是我们十四年抗战付出的艰辛、痛楚，所抛洒的热血。轻松、幽默、诙谐、在笑闹中就几个人就消灭了成千上百的鬼子，这种幽默不但会使战争失去本身的严肃、悲壮，也会严重误导现代的年轻读者和观众。以冯小宁的《举起手来》第一部和第二部为例，从创作理念来看，较之《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之类没有任何进步，反倒多了不少迎合社会上诸多浅薄“愤青”的企图，其目的很明确———搞钱，本质上当然就是“消费抗战”！拿“民族灾难”来把玩、弄钱，这种现象是应当予以严肃批评的。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
战争不是游戏，不是喜剧，不是肆无忌惮的夸张和无厘头的嬉笑怒骂。过多地为了追求笑声而抱着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演绎戏说战争史，或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在面临战争灾难重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广为被这种喜剧战争所影响的年轻一代，会否以一种喜剧的心态去抗争呢？那无疑会造成我们民族史上更大的灾难。这种回避正史的喜剧化战争史，不但会造成年轻人“好战”和“游戏战争”的心态，也完全不利于他们身心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建设和维护。
文学和电影的商业化、娱乐化没有错，但问题在于通过何种表现方式去实现这些目的。特别是在处理“抗日战争”这样的“民族之痛”时，如果仅仅是为娱乐而娱乐，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就是对那段惨痛历史的亵渎了，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J].1994.5
[2]刘振东，杨晓辉.《论冯小刚喜剧电影的文化要素》《电影文学》[J].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