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佩[1]2018年在《西汉东海郡人口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一批简牍,记载了当时东海郡详细的户籍数据,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将其与同样记载了户籍数据的《汉书˙地理志》进行了对比研究。历史时期的人口数据一般都有相关史书记载,然而人为记载是否真实可靠很多时候后人无法考证,本文尝试运用史前人口计算模式,佐以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尹湾汉简所记载的相关数据,分析探讨西汉东海郡的整体人口规模,借以考证史书记载的西汉晚期户籍数据的真实性。《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东海郡户口数358414户,人口数1559357人,尹湾汉简《集簿》中记载汉成帝年间东海郡户口数266290户,人口数1397343人。据考证,《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户口数实际是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数据,从这两者数据来看,成帝到平帝年间相隔叁十多年的时间,东海郡人口增长16万余人,成帝至平帝年间人口增长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户口数增加92124户,且所增之户平均每户不到2人,说明《汉书˙地理志》中户口记载有不实之处。本文通过运用史前人口计算模式,计算出东海郡汉代的整体人口规模约为900000人。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考古工作进展情况等条件限制,得出的数据必定小于东海郡汉代的真实人口规模,再考虑到尹湾汉简作为考古一手出土材料,其中《集簿》又是西汉时期东海郡的上计文书,所载数据必然非常接近西汉东海郡真实人口总数,从而计算出两者数据比例为64%,该比例则可作为以后人口计算过程中的一个依据,以缩小人口计算中可能出现的差异。影响汉代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本文基于这叁种数据上再去深入分析探讨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多种原因。
尚新丽[2]2003年在《西汉人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问题，是举世瞩目的社会大问题。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该国家或地区社会的稳定。从人类历史长河看，历史人口是现实人口发展的基础，现实人口是历史人口的延续；现实人口问题是历史人口问题的扩展。研究历史人口，探讨历史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对于探索和制定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方略，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学实证方法、制度史、经济史方法，以及人口统计学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上，对西汉人口有关方面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研究。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对西汉人口史研究状况进行回顾，肯定成就，指出不足，并对本文的资料的运用、研究方法和内容进行介绍。该章是本文研究的基础。第二章探讨人口数量的意义及其变化规律、人口数量规模及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人口数量变化规律，是认识人口数量规模的前提。西汉时期，只有末年一个全国性的人口数字，汉初、武帝时期的人口数量，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焦点。该章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并对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分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两方面进行论述。第叁章对西汉各时期及整个西汉一代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进行了研究。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表现人口增长速度快慢的指标，它可以反映人口数量增减变化。研究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看到人口增减速度的快慢，确定人口总量的变化，同时还可以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向，以便事先做好宏观调控工作。第四章探讨西汉人口的分布概况、人口分布重心、人口密度及影响人口分布的诸多因素，侧重反映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即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和人口分布的经济法则。第五章探讨西汉的人口构成，即人口的各种组合状况。人口构成不仅可以反映人口的一般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可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第六章人口统计与管理。从制度上论述西汉户口统计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内容，对户口统计与户籍管理的目的和意义进行阐释。第七章探讨西汉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西汉时，中国境内除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外，周边还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北方的匈奴族，西方的西域各族等。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该章对此时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和数量进行分析探讨。
赵亚婷[3]2018年在《西汉人口规模及增长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以往探究西汉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问题之模式,以部分侯国始封及国除时户口变化为主要依据,样本稀少且以偏概全,并以户口增长率嫁接人口增长率。笔者在反思既往侯国研究思路基础上,从学界所忽视的家庭人口材料出发,试图探求一种新的西汉人口研究思路,并尝试在一个宏观的自然及政治变量背景下,管窥西汉人口生养空间与复杂生存变量之间的张力。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从学界所忽视的家庭人口材料出发,以两汉书诸列传和出土简牍对汉代家庭人口的杂碎记载,推算西汉人均子嗣数和平均世代间隔,参考相关人口学理论成果,探求稳定时期西汉人口内在增长之趋势。按照本文的推算,西汉豪富民家庭平均子嗣数约为3人,平民平均子嗣数约为1.286人,结合汉人贫富比例,可得出西汉家庭平均子嗣数约为1.372人,由汉简考察可得汉人平均世代间隔为26-29年,在人口及其对应的经济社会环境处于稳定情况下,汉人内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11‰-12‰,此为一种预估的人口增长内在趋势,原则上只有汉初及昭宣之际才有此增长可能。接着,笔者以《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汉境人口数据计算汉末家庭平均人口规模,并考察了出土简牍中东海、乐浪二郡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中可见惊人之一致性,侧面验证了这种增长趋势之可信。第二部分考察了影响西汉人口增长的自然及人为环境变量,主要为自然灾害及政治管控。作为直接生存困境的自然灾害方面,西汉前期和宣帝时期自然灾害较少,武帝时期黄河多次泛滥,气候较为寒冷,晚年气温回升蝗灾再发,元成之后水旱为灾,但不及武帝时猛烈。政治管控方面,笔者重点考察了对人口影响重大的赋役政策、社会稳定程度、减灾、农业生产四方面,从中可见大致对应于自然灾害变动之曲线,而武帝一朝为政权为由初建至渐稳又突降的转折点,赋役繁重,征伐四方,天下甚苦之。笔者认为,我们从西汉家庭人口资料发掘到的人口增长趋势,为一种可想见之汉人生养空间的预估;而在复杂的自然与政治网格背景下,汉人真实生养空间之张弛进退,是我们能探求到的人们真实的生存境遇。此两者均为我们探究西汉人口需明晰之处——是为人们的生殖努力与真实生存环境之紧张。第叁部分尝试考察西汉各阶段真实人口规模及人口增长率,从元始二年的户口统计资料出发,将西汉人口增长分为几个区间,分别对应于政权初建及气候与自然灾害稳定期、大规模对外用兵与连年灾荒期、中期的政权稳固期及后继的第二波气候突变与社会动荡期。由于史载汉武帝末年“户口减半”问题之未知,笔者将其作为本文计算的终点,并考察一个被忽略的前提,即武帝开边置郡所致汉境格局变化。武帝外事四夷之后,汉朝疆域有所扩大,《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全国人口除原汉境人口外尚有内徙非汉人口及缘边四夷原居人口,探究武帝之前汉境人口规模及武帝末年人口是否减半的问题时,要排除掉这些新开边境的人口。于是笔者探察了武帝新置郡及移民问题,将这部分人口减去,得出元始实际总人口减去开边郡人口所余为54857318人。进一步,笔者推算出成帝初年的汉境人口大致在41506484人到42973735人之间,元帝初年可能在34700139人到35926786人之间,武帝末年的人口数目也能大致计算出来,在2200万到2370万之间,可证史书中所载武帝末年户口减半之属实。本文尝试从家庭人口材料出发研究西汉人口,并非要强行计算出具体的西汉各阶段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之数字,仅欲以新的思路,管窥西汉人口可想见的稳定增长趋势,笔者认为,此为我们探究西汉人口唯一可把握之均值。汉人真实的人口增长率及各阶段人口规模,不可能真正计算出来,但在一个宏观自然及政治变量背景下,可考察汉人所面临真实生存境遇与生养空间,并大致估算此影响之变量。本文的结尾,验证武帝末年户口减半之属实,可见政治及灾害之变对民众生存空间破坏之巨。
肖爱玲[4]2006年在《西汉城市地理研究》文中提出本论题着意于西汉区域城市地理研究，着眼于西汉统治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从西汉城市的空间发展过程入手，并以中央王朝政治权力对其政治疆域内的城市空间控制，即政治权力过程对区域城市地理变迁的影响为主线，内容包括了西汉城市体系的组织结构，如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组合、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间的相互联系等，从而可以较全面地反映西汉时期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和规律性。 全文共分六章，第二至五章为论文主体部分。 第一章绪论部分，在扼要回顾历史城市地理学发展史及相关研究成果之后，对本文主要概念的涵义、研究区域的划分、研究时段的界定以及主要研究内容的确定进行了阐释，从而为正文的全面展开作了铺垫。 第二章对西汉城市发展时空特征的研究。从叁个方面展开：其一，系统地复原了郡县制下各级城市发展的时空过程；其二，复原了不同区域层面上各级城市发展的时空特征；其叁，归纳了西汉城市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西汉时期郡县级城市数量在不同区域均呈增长趋势，然不同区域在政治权力空间发展中的差异是影响区域城市涨幅的关键因素。 第叁章对西汉城市性质和职能的研究。本章主要从中国古代城市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西汉城市的不同职能类型的划分展开论述，勾勒了西汉城市的性质与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职能城市的区域组合关系。西汉时期的城市，是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性。城市职能是指城市对城市本身以外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城市职能可分为每城市必备的一般职能(如商业等)和不可能为每个城市必备的特殊职能。从城市形成和发展角度来看，可将城市职能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两种。城市的政治性限定了不同职能城市的发展，西汉时期城市职能的不完善促使区域城市的结合。 第四章关于西汉城市等级的研究。本章立足于城市两种不同的空间含义，分别从城市作为空间现象及区域现象两个方面对城市规模等级及区域综合实力等级进行划分。本文首先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具体考察了行政等级下西汉城市的城址规模等级及内部构成差异；其次根据《张家山汉简》、《尹湾汉墓简牍》两份西汉简牍资料分别探讨了西汉前、后期城市等级结构及其演变。
薜平拴[5]2000年在《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是在着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本文运用历史学、历史人口地理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全面探讨了历史时期陕西人口规模及其盛衰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等。全文共分六章，约30万字，使用各种人口统计数据表格36张，人口分布地图12张。现将本文内容摘要介绍如下。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共分叁节，主要论述了研究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意义、目的、研究现状、理论与方法，陕西自然地理概况及特点。 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随着人口问题的日趋严重，人口问题不仅受到政治家的重视，而且也成为许多学科争相研究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人口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口问题的同时，学术领域的各个学科也顺应时代潮流，从不同角度探索人口问题，希望能为我国人口问题的缓解作出贡献。作为人口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人口地理学也日趋活跃，并已取得不少重大成果。在此形势下，研究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口地理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历史人口地理学更是如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人口学等学科成为学术上的“禁区”。八十年代以后，历史人口地理学日趋活跃，力作迭出。史念海师《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葛剑雄先生《西汉人口地理》，费省先生的《唐代人口地理》，韩光辉先生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葛剑雄等先生撰着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等，皆堪称历史人口地理学的代表性力作。这些论着为进一步研究陕西历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学术界对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首先，不少方面仍处于空白状态，至今仍没有一部全面系统探讨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专着。尽管有不少全国性或综合性论着对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某些方面有所涉及，但往往是分散的和零星的。因而很难全面系统地探讨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和规律性。其次，专门探讨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论文甚少，有关论文仅有寥寥数篇。其叁，由于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的许多方面（如人口规模、分布等），不少论着存在严重错误。这些情况表明，全面系统地研究陕西人口地理，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 为了更好地与现代人口地理学研究相衔接，增强各个时期人口数据的可比性，本文研究的地域范围一律以当今陕西省辖境为限。时间范围则限定为：自西汉建立（BC206年）迄于清亡（1911年），历时2100年。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陕西历史人口地理，本章还设专节论述了陕西自然地理条件及其特征。第二章 历代人口规模（上） 研究历史时期的人口地理，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数量，亦即人口规模的大小。因为只有搞清楚各个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规模，才能进一步研究人口地理的其他相关问题。确定各个时期的人口规模，是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的基础。为此，本文用两章的篇幅，约13万字·专门探讨了从西汉至清朝灭亡两千多年间十几个时间点上的陕西人口规模。本文探讨历史时期的陕西人口地理，在地域范围上一律以当前陕西省辖境为界，对历史时期在今陕西省辖境以外的人口则不子讨论。因此，本文所谓人口规模，皆指历史时期生活在今陕西境内的人口数量。 本章共分五节，分别探讨了西汉至唐朝五个时期的陕西人口规模。 第一节 西汉陕西人口规模 关于西汉陕西人口规模，不少论着及介绍陕西情况的权威性文献都有所涉及。《陕西地理沿革》认为，西汉末年，今陕西境内共有82万户，人口将近315万。此书影响甚大，不少论着在谈到陕西人口时皆以此书为据。《当代中国的陕西》则认为，汉末陕西人口为319万／中国人口·陕西分册》则认为有826 722户，3 398 106人。《陕西省志·人口志》则认为有834 637户，3 191 624 D。学者关于西汉末陕西人口规模可归纳为叁种意见：（1）314万左右；（2）320万左右；（3）339．8万左右，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26万人。 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的分割。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例如，京兆尹绝大部分辖境在今关中平原东部，但其最东则伸至今河南省灵宝县境约558km’，对于这种情况，本文一律根据谭其嚷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有关分幅度，用方格求积法计算出各个地区的面积，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户口数字进行具体的分割。在具体运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分割各郡户口数时，则充分考虑到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对有关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这里仍以京兆尹为例，对具体分割方法略作说明。 京兆尹辖地中，属于今河南省的面积约为55
金嘉伟[6]2017年在《西汉幽州边防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帝国东北边境建置幽州刺史部,简称幽州,其辖境主要包括今河北省中北部,北京地区,辽宁省几近全境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下辖九郡一国,周边与并州、冀州、青州和兖州临近,北边则与匈奴和乌桓接壤。幽州地理形势险要,物产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稀少且分布不均,交通比较发达。幽州是西汉帝国北部边境的战略要地,因而其边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便成为了国家边防建设的重点。一、军队力量。在领导体系上,幽州各郡守为一郡之最高军事长官,握有兵权,下设十一(部)都尉及长史辅佐掌兵;在军队构成上,幽州的军队主要有边郡兵,数量众多,又置将屯兵强化防务,推测还有屯田兵;在军队将领上,主要选择有军事才能之人。二、防御设施。幽州长城基本沿用战国时期的燕北长城,并在其基础上加以修缮;因循长城而置障塞和烽燧,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置戍卒于其中负责候望。叁、后勤保障。农牧业方面,幽州的农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内地转输以及出战时就地补给,且建有仓储系统,综合运用各种补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食供给;幽州牧业比较发达,马匹养殖上占有优势。武器补给方面,幽州地区设有武库,既可贮藏兵器,也可生产兵器。四、移民政策。幽州人口稀少,边境空虚。为了弥补人口缺失和提高边防能力,西汉政府进行移民充实幽州地区。五、乌桓内迁。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数次有效的军事反击,使乌桓摆脱了匈奴的束缚,后乌桓南迁于幽州塞外地区,为幽州边防体系增添了一道新防线,强化了幽州的边防力量。幽州边防体系在西汉时期发挥出了巨大的军事作用。幽州边防体系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数次对匈奴进行反击,斩获颇丰,充分发挥出了御敌驱寇的军事功能,并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积极防御的状态。与此同时,幽州边防体系与北方防线当中的中段防线与西段防线共同构成了对匈奴的战略包围,从而对匈奴实施了全面有效的军事反击。西汉幽州边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军事意义方面,西汉帝国东北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得到了确切的保障;在北方防线中,幽州边防体系形成时间最早、建设时间最充分,在西汉前期为帝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边防建设的过程中,幽州地方军事实力日渐雄厚,于两汉之际助刘秀争得天下,建立东汉帝国。社会影响方面,幽州地方尚武之风愈显浓烈,地方文化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汉文化也在边防建设的推动下对外传播到了乌桓与朝鲜地区,促进了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
常骏[7]2017年在《两汉会稽郡农业经济发展初探》文中研究指明会稽郡是两汉扬州刺史部下辖的一个郡,其辖境变化较大。汉初会稽郡的辖地大致是战国时的吴、越两国,相当于如今长江以南的江苏部分、安徽东南部、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到西汉末,会稽郡领共下辖二十六县,其管辖区域大致相当于今苏、锡、常、镇四市,上海的西部,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以及福建省中部沿海一带。东汉中期,分会稽郡为会稽郡和吴郡,会稽郡治所移到山阴县,下辖十五县。会稽郡地处长江下游的广大南方,气候适宜耕种,土壤相对肥沃,水流众多,为农业发展提供自然条件。东汉一朝农业的显着发展依赖于内外部条件的支撑,具体表现为:第一,先秦会稽郡农业发展经验的积累;第二,社会环境稳定,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较少,从而吸引大量人口南迁,农业劳动力增加;第叁,国家重视会稽郡的治理问题,官吏出身较好,在任期间也能有所政绩;第四,会稽郡广泛使用牛耕,铁农具普遍使用;第五,两汉会稽郡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水陆交通,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创造条件。在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两汉会稽郡的农业经济在诸多方面取得成效。会稽郡农业生产部门齐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木业从先秦发展而来,至两汉皆有所发展。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出现明显增加,成为可支援其他郡县的熟郡;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会稽郡耕地面积扩大;随着农产品的富足,农产品加工并不断进入流通市场,农产品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人口出现显着增加,辖县数量的增加也表明人口的增长;人类聚落的不断开拓和增加,表明会稽郡农业散布的空间范围变大;到东汉,会稽郡境内的豪族势力明显增多,经济、政治实力强大。通过对比两汉农业的发展情况,发现会稽郡农业在东汉取得长足进步,对当地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都作出贡献。当然,要正确认识会稽郡农业经济发展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会稽郡农业发展有诸多制约因素,如会稽郡农业发展起点低,虽然起步早,但因难以吸收先进技术而发展缓慢;内部存在“南慢北快”的不平衡现象现象;即使中央政府平定少数民族叛乱,但会稽郡仍受到逃入山林的山越的侵袭。正确看待两汉会稽郡农业经济发展,不仅可以还原当时的农业经济面貌,而且对于现今的农业发展有着借鉴作用。
牛长璐[8]2017年在《分治逻辑的隐没与集权国家的成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公元前154年西汉七国之乱前后的汉帝国权力结构变迁。通过探究七国之乱本身,笔者发现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是中国传统国家发展中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从秦帝国建立到汉初,即前221年秦国一统到前134年的汉武帝时代不到一百年间华夏大地的政治制度经历了秦帝国大一统郡县制、西楚霸王项羽延续战国传统建立的分封制度、汉高祖刘邦建立的"皇帝—诸侯王"复合制度、汉武帝刘彻之后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权力结构变迁,前154年的七国之乱是这一变迁中关键的转折点,当时汉景帝与诸侯王双方的博弈体现了国家治理中两种权力运行逻辑的博弈:分治逻辑和集权逻辑。分治逻辑即在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下,分土治理、分而治之的权力结构方式与权力运行逻辑。分治逻辑制度形式上体现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前提下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各权力中心之间存在权力平衡和制衡关系。汉初中国的格局是中央政府和诸侯王政府相对平权,在汉初所有同姓诸侯王均为高祖子侄的下,当时诸侯国拥有较充分的自主权:行政设置等同中央;拥有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及部分军权;拥有税收赋敛权;中央政府只在算赋、出兵权等权力对诸侯王有所限制;集权逻辑即全国统一治理并被国家和社会精英与各地民众接受承认的治理权集中运行的逻辑,权力运行方式是权力的集中化运行,其制度呈现就是集权国家。集权国家的特征是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有且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在制度表现为层层节制的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一元化的结构中心和集中化决策的国家运行模式。本文从七国之乱透视汉初权力格局变迁过程,通过对当时情况进行理性行动分析,发现地方分治依赖于决策层的"皇帝—诸侯王"复合权力结构,是为政治结构基础;从权力分配上依赖于地方治理结构拥有部分自主人事权、财税权和治理权,是为政府能力基础;从经济基础上依赖于地方区域市场和经济自主性,是为经济制度基础;从文化上需要从上到下都承认分治逻辑所具有的合法性,是为政治文化基础。当这些前提条件遭到军事破坏,政治结构变迁后地方失去人事权、财税权和行政治理权等权力时,分治逻辑从此失去了结构支撑和能力基础,中央能够从行政上控制地方、经济上统制地方,人事上派出管理,地方政府变成准中央派出型政府。从统一下的分治到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是集权国家成长的过程;集权国家的成长是国家在外界压力下通过消解分治所依赖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来实现的,并造成了分治逻辑的隐没。从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事件之后,地方诸侯国的制度结构和分治基础不复存在,此次事件也由此成为分治逻辑隐没和集权国家成长的转折点。
王平, 王志伟, 张学通, 李春娥, 王迅[9]2010年在《西汉时期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在数字化西汉地图的基础上,结合西汉人口数据,运用GIS软件完成西汉时期人口密度分布和分级图。得出西汉时期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是人口多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人口较稀少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探讨,西汉时期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是在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徐臣攀[10]2016年在《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唐时期是我国农耕区拓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但演绎了传统时期农耕区拓展的重要进程,而且形成了汉唐盛世的重要内涵。汉唐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耕区拓展的范围极为广阔,涵盖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岭南、东南等地区。在讨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过程中,本文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最终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1、农业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农耕区。作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基础,这里首先讨论了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问题;然后论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农耕区,主要涉及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的起源、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及农耕区的点状分布状况;最后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问题,内容包括传统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发展等方面。本文认为先秦农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先秦时期农耕区的拓展为汉唐农耕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秦汉时期农耕区的拓展。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传统农业奠基的重要时期,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结合显示出了极大的能量,在封建政府的主导下,国家以武力征服为先导,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并且注重文化的灌输,封建王朝的疆域范围得以极大扩展的同时,新的农耕区在西北、黄淮海、西南、长江中游、东南等地得以开拓,为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转冷、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整个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江南地区农业却因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迁入而得以快速的发展,因此,该时段农耕区的拓展以南方地区的拓展为主,南方农耕区拓展是该时段最大的亮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耕区的拓展不仅扩宽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域,促进了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更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埋下了伏笔。4、隋唐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新获得统一,封建政治体系和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农耕区的拓展在南方、北方均取得突破,其范围涉及到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东南、岭南等区域。并且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丧乱之前黄河流域农耕区拓展达到一个阶段得顶峰,丧乱之后,长江下游地区最终成为了国家的经济重心。5、汉唐农耕区拓展的时空差异性。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并且就差异性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人文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6、汉唐农耕区拓展中的人地关系。在总体把握汉唐农耕区拓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农耕区开发几个关键问题新的探讨,首先是农耕区开发中的人与自然问题,从农耕区开发的地理基础,农耕区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其次,分析了农牧对峙、农牧关系等问题,针对农耕区开发中的农牧关系,提出了农牧关系的发展深层次体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最后,总结了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为当今的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开发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汉唐农耕区的空间拓展和深度开发过程中,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耕区扩展史,历史时期农耕区扩展的意义十分重要。本文认为,汉唐农耕区扩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拓展与巩固了国家疆域、加速了文化传播与交融。
参考文献：
[1]. 西汉东海郡人口对比研究[D]. 熊佩. 西南民族大学. 2018
[2]. 西汉人口研究[D]. 尚新丽. 郑州大学. 2003
[3]. 西汉人口规模及增长再研究[D]. 赵亚婷. 南京大学. 2018
[4]. 西汉城市地理研究[D]. 肖爱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5]. 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D]. 薜平拴.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6]. 西汉幽州边防体系研究[D]. 金嘉伟. 江苏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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