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优[1]2015年在《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文中指出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无论何种语言,人类这一工具都必须具有功能强、体构简、耗能少的共性。语言的这一共性促发了熟语这个特殊又极具特点的语言形式的发展、演变和完善。熟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变化最敏感的部分,所以研究熟语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快捷地学习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它们的熟语是两族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社会环境、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映射。汉英熟语对比研究能为我们展开一幅清晰的两族语言文化画卷,更能深化对比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工作。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是我国汉英熟语对比研究的黄金期,成果颇丰。但据笔者统计,这些成果虽多却不够深入,系统性稍显不足,缺乏将汉英熟语进行整合讨论的论着。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七个维度对汉英熟语进行整合对比分析,以期系统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异同,总结一些规律,为我国熟语以及对比语言学研究做一点工作,并为熟语翻译和语言教学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水文的第一章对研究的缘起、意义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阐述,并介绍了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本章是全文的基调,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对汉英熟语的界定、特征进行了详述,比较了它们的不同；同时也以时问为序系统地梳理了汉语和英语熟语研究以及两熟语对比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紧接着,文章进入多维度对比研究部分——即汉英熟语的形成和理解维度、比喻维度、民俗文化维度、伦理道德维度、宗教人性观维度、思维方式维度以及审美维度。本文的第叁章是从熟语形成和理解维度来对比汉英熟语,主要解析影响它们形成的各个因素。汉语熟语的形成主要受佛教、道教、诸子百家思想、着名文学作品、古代科举制度、农业经济和中医文化等七个方面的影响。英语熟语的形成则受希腊罗马神话、《圣经》、莎翁戏剧以及其他着名文学作品影响居多。在理解层面,汉语熟语重语义理据,英语熟语重语义组构。第四章是比喻维度。本章首先对比了汉英熟语主要比喻类型的差异：汉语有借喻和博喻,英语则无,取而代之的是转喻和提喻。而后,文章对汉英熟语的喻体和喻义展开对比,呈现了部分喻体和喻义完全一致的现象,但重点则放在汉英熟语比喻里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异的语言现象上。接下来是民俗文化维度的对比研究。这一维度的对比主要集中在民族习俗、地域风貌、民族心理叁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它们对汉英两种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在熟语里的投射。第六章是伦理道德维度。汉族和英语民族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汉族的伦理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汉族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英语里无论伦理还是道德都与人际关系无关,仅仅指支配或影响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交集极少的伦理道德观反映在各自的熟语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第七章宗教人性观维度是本文的第七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汉族“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人性本善”观点对汉语熟语的影响,再转到分析基督教“人性本恶”人性观在英语熟语里的投射。汉语很多熟语反映了“人性水善,劝人向善,好人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报”的观点,而英语熟语则多表达“人违背上帝意志,生来便有原罪,法律是必须的,权力必须制衡”的思想。第八章从思维方式维度对比分析了汉英熟语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差异的本质是哲学思想的差异,所以本章从讨论汉英哲学思想差异入手,进而从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直觉思维对推理思维、整体综合思维对个体分析思维叁个层面对汉英熟语中呈现出的各种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九章是最后一个维度,审美维度。审美方式、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是相通的。汉语靠“悟”去体验和创造美,讲求“心领神会”,感性特征显着。英语民族美学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美学范畴界定清晰、概念定义明确,强于逻辑推理和分析,抽象严谨。本章主要分析汉英这两种特点在熟语里的表现：汉语熟语遣词华丽,造句精美,情感丰沛、形式对仗,语音照应,诗情画意。英语熟语主要表现为形式和谐,直接在熟语语表上就能得出“形式”的和谐关系。对比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翻译服务,更好地解决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文章的第十部分专门讨论熟语对比和翻译。本章以传统翻译的两个方法和两个策略为出发点,进而将汉英熟语分为六个类别,提出以“读者反应论”为核心的更为宽广的翻译思路,分别讨论了这六个类别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王琳琳[2]2014年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医英语翻译研究》文中指出中医英译实际是汉英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必须同时有效处理好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矛盾。本文拟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医英语翻译的策略和方法，为促进中医翻译事业的发展奉献绵薄之力。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2006)为基础，《中医大辞典》等为补充，选定中医基本术语中文化特色鲜明的中文词条，研究分析中医术语承载的文化内涵。英译文主要参照《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中医药学名词》等国内外中医药术语英译五个标准,部分英译文参照《实用英文中医辞典》和《中医英语》等,对英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医英语翻译的策略和方法。1.语言、文化和翻译语言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体现，文化如同孕育语言发生的土壤，深刻的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和变化。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语言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在中医英译过程中，从文化层面进行整体思考，有利于实现语言的交流，使翻译作品传神化意。2.汉英民族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汉英民族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地域文化、生活习俗、特定政治和历史等四个方面。针对汉英文化差异，在中医英译中可根据具体中医语境，分别采取归化和异化的策略，二者并行不悖，常常需要综合运用。3.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的影响及其在翻译中的体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虽属不同的两个体系，却不可分割。本研究主要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自然地理文化等叁个方面简要阐释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英语翻译的影响。4.中西医文化差异及翻译方法本文针对中西医文化差异的不同情况探讨了相应的中医英语翻译的对策和方法：词汇空缺—音译，词义冲突—意译，一词多义—意译加注，有对等或对应词—直译。结论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医英语翻译，是实现中医文献译文传神化意的重要思路。2.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语言影响深远，进而影响着中医的英语翻译。3.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需根据具体中医语境，综合运用，二者并行不悖。4.中医英语翻译可分别采用音译，意译，直译，意译加注等翻译方法。
胡妤[3]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向治国[4]2017年在《文化差异及认知体验对创造性翻译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要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对源语材料进行认知体验,还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认知体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只有深刻体验到源语材料的语言特征以及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借助翻译技巧,将源语文本翻译为目标语文本,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创造性翻译。
吴金霞[5]2008年在《试论日本文学翻译中“注释”与“文化”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文学翻译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语言难以直截了当地完全翻译过来,因此,必须在翻译中加上必要的注释或说明。这或许可以说是翻译技巧不够高的原因,但实际上是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某些语言无法翻译。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也要理解其民族的文化,对文化差异的不了解、模糊,可以说是文学翻译中出现障碍的根源。同时,对一些无法直译的内容加以注释,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区别同类文化中所具有的相异性、异类文化中所具有的相同性,对翻译工作者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庞卓[6]2011年在《中俄互译中文化差异及翻译技巧探析》文中研究表明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具,在国与国之间,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翻译不仅仅是文本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渡,也是文本之间、文化之间的一种协商的过程,是以翻译者为中间人而进行交流与斡旋的过程；翻译不仅仅是一门涉及语符转换、意义传递的技巧((?))或技艺((?)),更是一项极富创造性、挑战性的活动,是“一种艺术,一种需要译者像画家、表演家那样高超创作才能的艺术”。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然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从实质上,翻译传递的是文化信息。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上看,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得以流传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明镜,直接反映文化的意义。不同语言系统的差异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同。各民族不同的思维、生活习惯、历史传承和宗教信仰等都体现在语言中。正确处理文化差异,有利于实现翻译“信、达、雅”的要求,正确处理文化差异是翻译技巧的一部分,应认真对待。只有真正的理解翻译的实质,掌握翻译理论,合理的运用翻译技巧,正确的处理文化差异,才能译出地道的作品,为社会创造财富。本文从研究中俄名着译文入手,通过示例分析文化差异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及翻译技巧,分析翻译中错误译法产生的原因,确定语言与文化、翻译与文化差异的依存关系,探讨翻译技巧在实际翻译中的应用,为俄语学习者和俄语翻译工作者提供理论参考。通过研究译者的素质,提高译者的水平,有利于反对翻译市场的粗制滥造、急功近利、规范行业市场,为恢复与振兴翻译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全文主要由叁部分构成：第一章——翻译与文化差异,翻译的本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中的文化转换、通过翻译实例论证文化差异对翻译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俄汉翻译技巧与错译及不当译文剖析,费奥多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技巧论,俄汉误译及分析；第叁章——中俄名着译文实例分析及文化差异对翻译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通过研究中俄名着译文,分析文化差异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及翻译技巧,翻译工作者可以通过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合理运用翻译技巧,来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提高译者自身的素质及修养来提高翻译的水平,以达到促进交流与合作,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目的。
阿优娜[7]2016年在《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旅游交流与翻译问题》文中认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前行,使得近期俄罗斯入境游客的数目呈现上升势头,同时趋向逐年上扬。伴随中俄间的跨国沟通的深入,旅游翻译显得愈发关键,怎样提升旅游翻译水准也随之变为了学界探讨的热点。由于中俄之间存在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宗教背景、文化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旅游翻译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表达上的偏差,出现文化误译、词汇空缺、词汇语义不同、错译、丢译等现象。当下的翻译遵循的依据是文学作品的探讨,而对实际旅行过程的翻译很难予以可行的引导。基于此,本文以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旅游交流为例,通过搜集、分析、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调查问卷发放、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获取了相关资料和数据。对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旅游交流行为特征及旅游时遇到的旅游翻译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以及对俄罗斯留学生在中国的真实旅游经历访谈收集第一手材料并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俄旅游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和质量提升对策进行了研究,是中俄跨文化利益交流和旅游翻译研究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张瑞娥[8]2012年在《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为研究对象，宏观上着眼于多元、动态和开放的教学主体交往体系的建构，微观上则从具体的参数着手，包括交往主体、交往过程、交往目的、交往中介客体、交往环境和交往模式等。研究始自于对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现状的描写性探讨，将调查结果与穆雷老师1999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总结其历时性嬗变，得出的结论是：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在教学材料、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测试评估和师资等方面，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但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其跨越性发展与教学效果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教学主体是教学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将主体交往体系的建构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富有积极意义。建构健全的主体交往体系必须始自于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表现在教学过程观和教学主体观上。我们对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背景的翻译教学过程进行了延伸，提出整体观观照下的教学过程，包括教学前、教学中和教学后叁个阶段；把传统的单/两极翻译教学主体拓展为多极主体，包括教学操作主体、调控主体、组织和管理主体等等。经过考察发现，这些主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交往缺失和不足。传统翻译能力结构在范畴等级方面往往缺少基本范畴层次，对于以教学交往为取向的翻译能力可以进行再范畴化，形成完备的包括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能力结构。以翻译能力的再范畴化为基础，翻译教学主体的交往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学生一定层次的本体性、条件性、实践性和评价性翻译能力。翻译能力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翻译能力是发展后一阶段能力的“支架”，对学生某一阶段中的翻译能力培养目标应遵循“最邻近发展区”原则进行定位。翻译教学内容是教学主体之间开展交往的最为重要的中介客体。以交往目的为参照，以翻译教学内容为载体的交往中介可以分为条件性、本体性、实践性和批评性中介，分别对应语言/文化/知识、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等教学内容，其选择设置要符合以下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合规律性原则、所有主体参与原则、在主体交往中选择设置的原则等等。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中介客体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和复合式的特点，不同模块既矛盾又统一、既独立又联系。多极翻译教学主体的交往环境可以分为物理性、心理性和技术性交往环境，与传统教学环境在交往主体、交往时空、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上存在很大差异。多极翻译教学主体既融于交往环境又超越于交往环境。交往环境的创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整体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多极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主体融入与超越原则、不同环境互补以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原则。翻译教学主体之间的交往组合主要有师-生交往、生-生交往、师生-翻译市场交往、师生-其翻译教学主体交往等等。师-生交往的前提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转换，师-生交往必须以复合过程（翻译教学过程和翻译过程）为导向、以翻译结果为旨归，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人本主义情感关怀，关注学生的心理以及性别等个体因素的差异，与学生进行深层次交往，而教育叙事为师-生交往提供了便捷的方式。生-生交往主要采用合作学习的形式、通过“组内合作-组际竞争-全班整合”叁个环节进行，小组的划分采用“组内异质”和“组际同质”的方式。在生-生交往中，教师必须履行相应的角色，生-生交往具有独特的优势，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师生-翻译市场交往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式：以真实翻译项目为中介、模拟翻译情境、进行翻译培训和实习、引进翻译资格认证、实行合作师资、以翻译行业的纲领性文件为中介等等。此外，师生还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与教学调控主体、组织和管理主体等开展充分有效的交往。
朱耀先[9]1997年在《浅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文中研究说明浅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浅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朱耀先文化差异是翻译中的障碍和难题。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外，还必须了解两种文化，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本文拟从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习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几个方面，就中西文化的差异...
韩雪[10]2016年在《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接触,使得翻译者本身不能仅关注语言技能上的提升,同时必须对语言与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差异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文章从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叁方面,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D]. 王优.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 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医英语翻译研究[D]. 王琳琳.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4
[3]. 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D]. 胡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4]. 文化差异及认知体验对创造性翻译的影响[J]. 向治国.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7
[5]. 试论日本文学翻译中“注释”与“文化”的关系[D]. 吴金霞. 吉林大学. 2008
[6]. 中俄互译中文化差异及翻译技巧探析[D]. 庞卓. 长春工业大学. 2011
[7]. 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旅游交流与翻译问题[D]. 阿优娜. 内蒙古大学. 2016
[8]. 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D]. 张瑞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9]. 浅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 朱耀先. 中国翻译. 1997
[10]. 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的影响[J]. 韩雪. 芒种.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