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庆[1]2003年在《毛泽东党的阶级基础论及其对党建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既有广泛的相同之处，又有着较多区别。其最明显之处就是人数相对较少，非无产阶级思想庞杂。加之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上很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下如何把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好，是个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在全面把握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状况和本质特征后，既对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有充分的信心，又针对其中具体的问题作了指导性的论述，概括起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结合中国实际，紧紧围绕党的阶级基础和和党的建设这个中心，提出思想建党、扩大党的工人成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叁大措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在东方落后国家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进而使革命取得成功，使党建成为胜利的叁大法宝之一。 文章共分四章，第一章阐述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及毛泽东的认识；第二章阐述毛泽东对中国工人阶级本质特征的辩证分析；第叁章阐述毛泽东的认识对形成、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则的影响；第四章阐述毛泽东的认识对扩大党的工人成份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影响。
康厚德[2]2012年在《思想建党的里程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党员修养无论是对党的建设还是对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篇关于党建的传世之作,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透视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以实事求是的党建精神与原则为核心和主线来看,刘少奇所创立的、诞生于20世纪叁十年代末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述的党员修养理论与其实践,作为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党建路线和着重思想建党原则的深化和发展,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领域、新途径和新方法,而且为反对教条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在全党内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也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上升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受党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担负的革命任务的限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39年首次发表问世到1981年经过修订被收入《刘少奇选集》出版,先后经历了叁次重大的修订,尤其是1962年的修订使原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添加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并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但是经过多次的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越来适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阅读,更加走向大众化,最终使它成为了党建理论的经典之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毛泽东的“两论”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供了哲学基础,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篇又贯彻着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和中国化的思想并把它加以了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叁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高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都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邓小平所开创的执政党建设的新篇章中,继承和发扬了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思想,系统阐释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员修养思想,并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了党员的思想解放,强调了党员在民主和法制方面的修养内容,注重了党员在改革新和建设中进行修养的实践途径；江泽民的“叁讲”教育和“叁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建设新形式和党员修养的新标准,本质上都是对刘少奇的党员修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党员修养作用的发挥,党员修养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引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本质在于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思想与方法,并以鲜明的时代内容与特色丰富着党员修养的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深化着党员的修养思想,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员修养作用的发挥。在当代,刘少奇的党员修养思想仍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对党员个体的修养还是对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价值。今天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中,仍然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建路线,需要坚持从党员个体到党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与自上而下的路径相结合,当下仍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着力以思想建党来提高党的纯洁性既是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增强党的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邓务贵[3]2003年在《论中共叁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文中提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是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切入点；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语义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和本质分析法等具体方法，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叁代领导核心党风建设思想作一系统深入研究，全文包括引言、正文与余论叁大部分，其中正文又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党风观”，旨在说明叁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是一脉相承的，且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教条、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员质量与纯洁党的队伍的论述，都对中国共产党叁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毛泽东党风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延安整风前的党风观、延安整风时期成熟的党风观，以及对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探索。毛泽东党风观的成熟标志有：党风概念的确立；叁股歪风的集中、深刻批判；叁大优良作风的准确概括与透彻论述；调查研究、思想教育、整风运动等党风建设途径的明确。毛泽东党风观的突出特点是：鲜明的原创性；高度的科学性；强烈的实践性；体系的完备性；地位的显赫性。此外，本部分还就毛泽东对革命党党风建设与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探索进行了比较。 第叁部分是“邓小平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邓小平党风观涉及党风建设价值论、党风建设任务论与党风建设方法论。就党风建设价值论而言，邓小平不仅从一般意义上强调了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了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风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进行党风建设等着名命题。就党风建设任务而言，邓小平不仅要求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反对和克服党内不正之风，而且还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坚决反对腐败予以了突出强调。就党风建设方法而言，邓小平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监督、完善法制，以及充分发挥干部在党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邓小平党风观的突出特点是：无明显阶段性；质朴性；集体性；创新性；承上启下性。 第四部分是“江泽民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以“叁讲”教育为界，江泽民党风观在主题上不断集中，在自主性上不断增强。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浓墨重彩“党风建设”，强调党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关系人心向背；强调党风建设的根本指计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键是切实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各方面工作有没纂博士学位论文DOCI，OR八上DISSER，1人，l’ION有新的改进，群众工作和生活的状况有没有新的改善，从而标志江泽民党风观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江泽民格外关注反腐倡廉，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方针、领导体制、工作格局、政策措施、领导方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江泽民党风观的突出特点是:全面继承、充分发展;一枝独秀，引人注目;语重心长，情理交融;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重点突出，主旨鲜明。 第五部分是“与时俱进、具有鲜明中共风格的党风观”。就毛泽东党风观而言，其出发点与着眼点、侧重点与着力点、总体布局与具体论迷都是与时俱进的，‘毛泽东党风观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就邓小平党风观而言，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也都是与时俱进的，它至少从10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观。就江泽民党风观而言，从体系到具体内容，全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观和邓小平党风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同时，作为整体的叁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更是与时俱进、二脉相承的科学理论。 余论主要分析了党风之含义、之类别、之本质、之价值，.旨在深化对党风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入交流。
李博[4]2017年在《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于中国革命及建设时期,是毛泽东对党的纯洁性建设问题思考与实践的结果。虽然今天的时代背景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虽然毛泽东晚年在党的纯洁性建设方面有过失误,但毛泽东作为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其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中无论正确还是失误的部分,都对目前党的纯洁性建设有着重要的鉴借意义。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绩,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但是,在利益多元化大背景下,党面临的风险与考验比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因而党的纯洁性建设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充分汲取毛泽东相关经验,结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采取灵活有效的措施,无疑可以更好地推动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工作。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唯物辩证法、历史和逻辑相结合方法等,对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展开研究工作。首先,分析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实践条件和四个历史阶段。在此基础梳理总结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之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纯洁性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纯洁性思想因子二者如何内化于这一思想之中,共同推动了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其次,系统分析和阐释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之纯洁逻辑体系和实现路径。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四个基本要素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同时又互相补充、互相支撑,形成了有机统一的纯洁逻辑体系。论述了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实现方针、实现原则和实现路径。特别探讨了牢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运用整党整风形式系统维护维护党肌体纯洁性、发挥规章制度的刚性规范功能、制定法律法规将党的纯洁性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发挥“非党监督”的独特作用等等“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实现路径及其重要作用。再次,集中分析了与列宁、邓小平、王明相比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的一些特点,特别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围绕维护党肌体纯洁性以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进行了大胆尝试,主观愿望是好的,应当给予肯定,苏东剧变的悲剧充分证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但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导致了严重失误,这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教训必须汲取。评价需要具体分析、客观理性,而不能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最后,根据毛泽东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结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应当从叁个维度展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统筹“纯洁性、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叁者关系形成纯洁合力;汲取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仲海涛[5]2016年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文中指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其中,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异彩纷呈、剧烈涌动是其鲜明表现之一。在这些思潮中既有积极向上的,又有消极反动的。积极与消极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文化繁荣,也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也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混乱,尤其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消极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严重干扰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挑战,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挑战、消解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在当代中国诸种社会思潮中,就其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峻挑战的几种代表性社会思潮而言,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它们己不仅局限于在抽象的学术思想层面探讨问题,也不满足于只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分支,而是愈加关注现实问题,希冀借助对现实的批判与重构,逐渐销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不断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进而跃升为主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为此,他们在抨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把批判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用意显而易见,追本溯源固然必要,但批判直接的理论指导所显现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由此可见,这些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梳理分析,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挑战的直接性、系统性和危害性等方面因素,本文选取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叁大社会思潮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试图从叁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的研究中探寻共性的规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战略性问题。论文总体上由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已有研究成果评述、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研究思路与方法几部分内容。论文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是从总体上概要阐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相关问题。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滋生和蔓延的现实条件；其次,解析了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再次,概要阐述了除本文重点论述的叁大思潮以外的当代中国其它主要社会思潮。第二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与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叁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四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基本立场及其积极因素。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五章主要是在具体论析叁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与应对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共性问题。首先,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阐发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严峻性。其次,分析阐释了如何秉持科学态度深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再次,总体论述了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能力。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加以宏观提炼,基于以上五章的研究,得出如下叁点结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可避免；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任重道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势必会在回击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
陈姝娅[6]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个人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追求实际上是通过形态各异的“社会组织”来予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治自由、二是全面自由;前者通过政治国家这种社会组织的“特殊形态”来予以实现,后者则通过新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完整形态”来予以实现。国家将个人从政治上的“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①,此时,个人仅仅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而生活中的自由却还远未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新的社会组织是个人实现全面自由的关键性中介。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自由的两极”,即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共产主义的自由,是通过政治国家及新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中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自由的两极”进行了重点阐释,却对“自由的中间环节”阐述不足。然而,历史的运动却又恰巧地把我们引入了具有“自由的中间环节”,即社会主义的自由,存在的时空。为此,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自由”及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社会组织,是历史给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真实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出现在众多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中,谱写了属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极具特色的历史篇章。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社会组织是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有生力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改变殖民命运、摆脱封建压迫”的人生理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组织是捍卫人民民主政权的中坚力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和平生活、改变民族形象”的人生理想;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组织是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力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物质生活、树立民族自信”的人生理想。新时期的社会组织势必要承载更重的历史责任,寄托更大的民族复兴的理想。社会组织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也是中国现实的重要参与者,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回答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是实践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命题。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为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接近与实现两大研究目标:一是推动社会组织问题研究的视野转向,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空间,为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工作尽绵薄之力;二是参与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的实践研究,探索社会组织“特色化”发展的有效方案,为党和国家“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履应尽之责。具体而言,论文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理论联系实践”的思路展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组织范畴的经典论述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其观点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有多种路线,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格局相对应。葛兰西、哈贝马斯有关社会组织的理论观点则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借鉴性学说。其观点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不必遵从西方模式,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与政党和群众的事业相关联。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组织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性依据。其观点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一致。这部分是本文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来源。随后,论文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以会党和行会为代表的“古典发展时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以人民团体和街居组织为代表的“现代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行业协会和学术团体为代表的“现代恢复时期”以及社会和谐语境中的以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代表的“当代发展时期”。而无论从哪个时期看,中国社会组织均与政治、政党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也注定中国社会组织将沿着有别于西方模式的轨迹运行。至此,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主线和历史主线均指向一个地方,即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在很多时候围绕国家的时代课题展开。因此,政治性成为了中国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在接近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空间内运行的有利证明。再者,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动因、重要机遇及现实困难总是与国家发展的总体形势相关联,很多的与政治性相联系的事件的综合反应造就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组织及其特殊的发展道路。最后,论文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全面进步思想的指导下探讨了中国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更加清晰。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道路前行,依据国家整体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确定适应国家发展布局的目标指向,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不仅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力助手,而且成为社会主义自由的给力中介。
曹兰锋[7]2011年在《论毛泽东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创新是一脉相承的,先辈们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开拓性的成果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以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之功效。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和求实的学风独创了一系列党的思想理论。当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是,对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的研究还几乎没有。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有很多的建树,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思想建设的学说,创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形成了他最具特色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理论。结合这种现状和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地位,文章把毛泽东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作为研究对象。对毛泽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创新思想的研究可以以史为鉴,从中汲取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经验,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弥足珍贵。文章共分叁大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语。引言部分主要阐述文章的选题依据、研究综述和框架结构安排。正文部分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叁部分内容来写：首先,系统梳理了毛泽东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的基本条件。其次,以毛泽东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创新为视角,在确定毛泽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目标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毛泽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内容的创新和方式的创新。创新成果主要是：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首位理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先锋队性质理论、反腐败斗争的思想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同时,毛泽东开创了整党整风的新形式、探索了理论教育和自修的新方法、开辟了党校教育的新阵地等独具特色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新方式。最后,深刻总结了毛泽东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的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经验,意在前瞻,明确毛泽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理论创新对当前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意义。
张大维[8]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叁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叁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叁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叁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罗朝晖[9]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自身的制度建设置于根本性的地位。但是,党的制度建设一直面临两大难题,即制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问题。本文从普遍联系与系统的观点出发,认为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部各环节、各因素之间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自我加强、自我消弱。因而,党的制度建设是“大建设”而非“小建设”,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不应该只是制度体系的科学化,也不应该只是局部环节如制定或执行的科学化,而是各环节以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科学化,只有如此,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才能取得预期效果。本研究探讨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重大意义,通过文献综述了解了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不足;以界定基本概念为基础,初步构建了分析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理论框架;考察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总结了基本经验;以法治建设为参照,通过实证研究,描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现状,诊断了存在的问题;采用系统优化方法,给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整体的方案。本研究由绪论等五章及结束语组成,具体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探讨了研究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必要性和意义,对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设计,阐述了本文研究的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理论框架”,首先进行基本概念界定,并以之为基础探究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内涵及目标,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原则和要求,探讨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特征和取向,初步构建了一个分析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第叁章为“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与经验”,从系统观点出发,研究、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并总结了八条基本经验。分别为: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要用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制度建设;要以修改完善党章为根本、完善发展民主集中制为核心逐步形成党的制度体系;要把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要把握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主线;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要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以系统思维谋划党的制度建设。第四章为“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主要成就与问题”,总结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主要成就,借鉴工程学方法,以法治建设为“参数”,全面诊断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中存在的问题,如:党的制度建设以科学理论指导不够、党内制度意识与法治理念较为薄弱、党的制度决策体制不合理、党的制度设计水平有待提高、制度建设方法科学性有待加强、党的制度实施有待加强,等等。第六章为“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途径”,主要针对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体的科学化方案。提出的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主要途径有: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制度建设;以科学理念推动党的制度建设;以科学决策支撑党的制度建设;以科学设计促进党的制度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以科学实施保障党的制度建设,等等。结语主要探讨了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战略及其具体实施问题。
权宗田[10]2007年在《人民观视角下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以及执政建国后加强自身建设和有效执政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谁执政的执政本质问题是执政思想的核心问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执政党的本质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取得执政成功的关键所在。毛泽东的执政思想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思想,也是以为人民执政为根本特色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执政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局部执政的伟大成功,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执政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取得了执政建国以来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也才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推进执政党先进性建设和坚持执政为民执政本质的需要,是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任务与执政使命的需要,也是指导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成功的需要。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博大精深,本文分六章主要从立论基础、形成与发展、科学内涵、在晚年的失误、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以及时代启示等方面对毛泽东这一思想进行探讨。第一章:毛泽东的人民观是其执政思想的立论基础。毛泽东的人民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人民的内涵界定、判断标准以及结构分析,对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进行的分析,作为其人民观集中体现的群众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其人民观的理论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人民观是其执政思想的实质,毛泽东的执政思想是其人民观合乎逻辑的体现和发展。第二章: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之形成与发展。主要从形成过程、形成原因以及形成特点叁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叁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前(1919——1927)对人民创造历史力量的初步认知、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1927——1949)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时期(1949——1976)的展开、曲折发展与走向失误。关于促使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形成的相关因素,可以从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主观条件叁个方面来寻找: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执政思想是其直接理论来源,传统民本思想和大同理想是其民族文化渊源,西方民主理论为其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孙中山近代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也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和全国执政的实践是其深刻社会基础;深厚的爱国救民情怀是其形成的主观条件。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的形成有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夺权为人民执政实践与理论的发展相一致;是在学习古今中外优秀治国理政文化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第叁章: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从为谁执政、谁来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以及谁评执政等五个方面对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进行探讨。执政本质解决的是为谁执政的问题,毛泽东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构建中国共产的执政本质理论,将共产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定位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工具。执政党自身建设解决的是谁来执政的问题,毛泽东“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要求来全面推进执政党的各项自身建设,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则实现了向人民群众学习与服务于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统一。执政基础建设解决的是靠谁执政的问题,毛泽东按照“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指导思想来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视作党完成执政使命的力量源泉。执政方式解决的是如何有效执政的问题,毛泽东在执政过程中始终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构建了人民民主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执政方式理论。执政合法性评判着执政党建设以及执政活动的成败,毛泽东以人民群众的满意与认同为核心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第四章:毛泽东晚年执政思想对人民观的偏离及其原因。毛泽东晚年执政思想出现了对其人民观的偏离:为民做主论的误区以及对个人崇拜问题认识的反复;对执政党的执政任务的认识上的反复;执政主体建设上,高度重视思想作风建设,制度体制建设则相对不足;对人民概念的界定反复以及在“双百方针”、多党合作等政策上的失误;民主与监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在实践中出现偏差。之所以出现这些失误,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多方面原因:小农意识以及小生产者的民族心理习惯影响;理论准备不足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消极因子的不良影响;缺乏执政经验以及对意识形态的过分依赖;知识结构的缺陷以及由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的不彻底性;复杂的执政背景和国内外执政环境。科学认识评价毛泽东晚年执政思想的失误必须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这既是全面认识与评价毛泽东执政思想的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执政思想的需要。第五章: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之历史评价与时代发展。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执政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哲学的重要思想基础。邓小平的人民本位执政思想、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都是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第六章:毛泽东人民观指导下的执政思想的当代启示。首先,共产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其次,共产党执政必须坚持科学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再次,必须与时俱进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和人民利益实现服务。再其次,坚持执政方式变革科学性、有效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科学界定政党——国家——社会叁者之间的关系。最后,要根据人民利益变化与时代发展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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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D]. 仲海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陈姝娅. 浙江大学. 2017
[7]. 论毛泽东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创新[D]. 曹兰锋. 曲阜师范大学. 2011
[8]. 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9].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科学化研究[D]. 罗朝晖.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10]. 人民观视角下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D]. 权宗田.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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