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毛文宇[1](2021)在《民国绘画中的苦难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黄思伶[2](2021)在《晚清《点石斋画报》社会底层群体形象建构研究 ——以乞丐、娼妓和盗贼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曲晓燕[3](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提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黄晓星[4](2020)在《城市变革、边缘社群与地方社会——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进路》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岭南社会学的发展是对中国社区研究的拓展,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和运用进行的检视。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关注中国结构变动下城市变革与边缘社群的变迁。城市边缘村落、边缘人群和"河上城市"构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三个社群与国家共命运,呈现出常态和动荡的两面。三个领域的研究生产出社会学的地方知识,形成鲜明的岭南地方社会学特色。如何关注边缘社群、为边缘社群正名及发声,从他们的主体出发,倾听其诉求,正是岭南社会学早期发展的一个诉求与使命,这也是我国社会学的基础关怀,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前提和学科知识再生产的脉络。
邓弟蛟[5](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认为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张泽[6](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举措对乞丐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工作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入拓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有关乞丐治理问题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丰富中共党史的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这篇论文共有四章节,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章论述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这篇文章所用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问题的概述。首先概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的基本状况,包括乞丐数量及成因、乞丐的成分及分类。然后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的特点。主要从复杂性、流动性、危害性、和破坏性四方面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最后阐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的行乞方式。选取强乞恶讨、艺讨、苦讨、骗讨四种有代表性的行乞方式展开论述。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举措。这一章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准备工作、实施工作和善后安置工作进行梳理研究。准备工作从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方针政策、成立专门收容管理机构、收容乞丐的原则、救济款物进行梳理。实施工作主要有收容工作、思想教育工作、制度管理、民主管理、文娱教育、生活管理、医药治疗、劳动生产改造工作。善后安置工作涉及有家可归者遣送回籍、无家可归者的安置情况、乞丐中特殊人群的安置。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成效和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成效显着,其一,基本解决了原本猖獗的乞丐问题,其二,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巩固了新生政权,其三,乞丐的思想觉悟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启示: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准备工作、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乞丐实行分类管理政策、统一领导、多部门协调配合、贯彻以人为本启迪乞丐思想觉悟。
罗红廷[7](2020)在《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卫生”,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国家、民族等多重意蕴,成为近代中国摆脱落后、贫弱的重要工具,由此引发了“卫生救国”思潮的广泛传播。在“卫生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真正导致国人病弱的原因并非是个人卫生的不讲求,而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推行,故自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业开始在国内被大力推广,成为城市市政和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重庆无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国际地位都得以空前提高,然而此时重庆的城市卫生状况却与其陪都的城市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此前虽经过战前重庆城市卫生治理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但城市内部的清洁状况依然堪忧,市民的卫生观念也十分缺乏,从而使得市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城市的宜居程度都大打折扣。基于此,国民政府及社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当局改进陪都重庆的城市公共卫生,并希望借此能够实现强健市民身体、促进陪都城市发展以及为抗战服务等目的。为保障公共卫生事业开展的长期性和广泛性,同时也能够完成国民政府有关陪都卫生的行政命令起见,战时重庆市政当局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这些卫生运动不仅开展频繁,而且种类多样,几乎涉及了公共卫生的各个领域。在运动开展的具体过程中,首先通过清洁运动、疫病防治运动的实施,进一步充实了战时重庆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环卫系统,实现了对重庆市政建设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其次,凭借疫病防治运动、夏令卫生运动以及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充分带动了市民对公共卫生运动参与,让市民在亲身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我的公共卫生意识,改造自身的不良卫生习惯,从而促进对市民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培养,改变其过去“只讲私而不顾公”的落后卫生认知;此外,鉴于重庆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对建设战时中国首都城市形象的重要意义,战时重庆市政府推动实施了灭鼠运动、清洁运动以及规矩运动,通过此三大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极大缓解了市内的鼠患以及由鼠患带来的居住问题,也改造了战时重庆的市容市貌以及市民的陈规陋习,推动了清洁整肃的首都形象得以形成。透过战时重庆市政当局对陪都城市公共卫生的治理,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实施虽是基于对城市卫生问题的改良,但其最终的实施效果却达到了促进城市市政完善、市民观念进步以及城市形象良好等多个方面。而就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言,无论是市政的完善还是市民观念的进步,抑或是城市面貌的良性发展,都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都市的必由之路。由此,根据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对重庆城市发展的促进,我们可以说:城市公共卫生进步的意义不仅停留于卫生本身,实则也意味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提升。所以,卫生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促进意义是应当,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张晓菲[8](2020)在《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闸北、虹口、杨树浦、南市等上海华界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火,逃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百万难民聚集在上海租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难民问题,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共产党等各方政治力量,慈善团体、旅沪同乡会、同业公会、医药团体、宗教组织等各种社会团体,政界精英、商贾名流、闻人大佬、各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在1937年到1942年间,根据上海形势的变化,先后开展战时救济、孤岛救济和难民遣散等难民救济工作。上海难民众多,救济工作繁重,为了合理配置救助资源,确保救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各方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等互通有无、互相协助,联合成立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南市难民区等救济团体。各救济团体在救济中开展组织合作、经费物资协济、救济合作,形成了以救济团体为中心,覆盖上海难民的救济网络,充分发挥了彼此的救济优势,提高了难民救济的水平,实现了救济效果的最大化。为了确保难民救济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救济团体、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多种劝募活动,筹集难民救济经费。其中,国民政府持续向救济团体拨款。各救济团体也通过登报募捐、每日一角运动、戏剧表演、名画救难会、体育比赛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劝募。其他社会组织则根据组织性质和特点,协助救济团体募集经费。比如,上海同业公会实行薪给提成和营业提成,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发起节约救难运动。国内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或是直接向救济团体捐款,或是购买公债,或是以寿仪或赙仪助赈。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向救济团体捐助款项和物资。与此同时,上海各救济团体迅速开展难民营救、难民收容和难民卫生等紧急救济工作,以保障难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淞沪会战期间,各救济团体组织营救队,前往战区营救难民,并将难民送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安全区域。为了救济无法独立生活也无亲友可投奔的难民,各救济团体设立收容所,为难民提供住所、给养和衣被等救助,维持难民的基本生活。除此之外,各救济团体还设立巡回诊疗队、难民诊疗所、难民医院等医疗机构,为难民提供医药服务,保障难民的生命安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培养难民独立生活的能力,各救济团体还开展难民教育、难民生产和难民遣送等善后救济工作。在难民教育方面,对于儿童难民,各救济团体创办难童小学和难童中学,教授难童基础知识;并与上海各中等学校合作,设立难童免费名额,扩大难童教育范围。而对于成人难民,各救济团体则在难民收容所内组织成人教育,普及生活常识,提高难民的知识水平。在难民生产方面,各救济团体调查难民的职业和技能,为难民介绍工作;同时,创办小规模工场,开展难民训练与生产,培养难民生产技能。在难民遣送方面,各救济团体遣送客籍难民回原籍,让难民在安全区域谋求独立生活;而对于家乡沦陷无法遣送的难民,各救济团体则举办难民移垦,遣送难民到内地垦荒。上海难民救济发生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上海,深受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在救济过程中,上海各方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等彼此协助,通力合作,将紧急救济与善后救济相结合,开展难民营救、收容、卫生、教育、生产和遣送等救济工作,形成了网络化的救济格局,救济了几十万难民,维持了社会秩序。但是,上海难民救济也存在救济范围有限、物资供应不足、工作人员失职等问题。
王学斌[9](2019)在《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00-1911)》文中研究说明乞丐是文明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在历代人口中都占有一定比例。中国古代乞丐群体作为存在于历朝历代的社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他们是一种“脱序”的社会存在,是社会稳定的破坏者,对社会变革和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末东北地区作为社会变迁激烈的地区之一,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乞丐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行乞方式,在动荡的社会中挣扎生存的同时,也在与社会进行着文化习俗方面的流通,并对近代东北地区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推动下,乞丐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清季之末更加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民间士绅团体与宗教慈善组织对解决东北地区的乞丐问题采取了各有特点的救济和治理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并未完全解决当时的乞丐问题,但是有识之士提出的一些新的举措已经开始向近代化慈善转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乞丐这一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社会上的乞丐问题,将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因此,研究清末东北地区的乞丐问题,对处理现实中的类似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张微[10](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乞丐众多是当时社会上一大问题,乞丐与文明相悖却长期共存,理应是人类社会消灭的一种亚文化群体。本文从社会救济史角度考察了河北地区乞丐的来源与生活方式,研究了乞丐的行为特征对社会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析了在1927年-1937年间政府、民间慈善组织与宗教慈善组织对乞丐的救助。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社会上乞丐增多。通过河北乞丐概况与河北丐帮的特色,从侧面显示乞丐生活的凄惨,以及他们阴暗的心理思想。乞丐的负面影响对社会危害极大。针对乞丐的不良行为,政府、民间慈善组织与宗教慈善团体对乞丐进行各有特点的救助。河北乞丐的救济虽然并未彻底解决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但是政府、民间慈善组织与宗教慈善组织解决乞丐问题的一些新措施,已经向近代化慈善转变,对我们现代人解决乞丐问题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二、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4)城市变革、边缘社群与地方社会——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一、知识脉络:中国社会学与岭南社会基础 |
(一)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下的社会学发展 |
(二)岭南社会学的发端与发展 |
二、结构断裂与社区转型:岭南地区的边缘社区 |
(一)城市边郊农村:旧凤凰村、下渡村与鹭江村等 |
(二)稳定与动荡:礼教维系与社会解组 |
三、城市变革与漂泊的群体:岭南地区的底边社会 |
(一)城市的边缘群体 |
(二)“河上城市”:疍民的研究 |
结语:地方社会的社会学范例 |
(5)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问题的概述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的基本状况 |
2.1.1 乞丐的数量及成因 |
2.1.2 乞丐的成分及分类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的特点 |
2.2.1 复杂性 |
2.2.2 流动性 |
2.2.3 危害性 |
2.2.4 破坏性 |
2.3 新中国成立初期乞丐的行乞方式 |
2.3.1 强乞恶讨 |
2.3.2 艺讨 |
2.3.3 苦讨 |
2.3.4 骗讨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举措 |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准备工作 |
3.1.1 召开专题会议提出方针政策 |
3.1.2 成立专门收容管理机构 |
3.1.3 收容乞丐的原则 |
3.1.4 救济款物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实施工作 |
3.2.1 收容工作 |
3.2.2 思想教育工作 |
3.2.3 制度管理 |
3.2.4 民主管理 |
3.2.5 文娱教育 |
3.2.6 生活管理 |
3.2.7 医药治疗 |
3.2.8 劳动生产改造工作 |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安置工作 |
3.3.1 有家可归者遣送回籍 |
3.3.2 无家可归者的安置情况 |
3.3.3 乞丐中特殊人群的安置 |
第4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成效和启示 |
4.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成效 |
4.1.1 基本解决了原本猖獗的乞丐问题 |
4.1.2 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巩固了新生政权 |
4.1.3 乞丐的思想觉悟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
4.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的启示 |
4.2.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4.2.2 统一领导多部门协调配合 |
4.2.3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
4.2.4 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准备工作 |
4.2.5 对乞丐实行分类管理政策 |
4.2.6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奔小康 |
4.2.7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乞丐思想教育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致谢 |
(7)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及相关概念阐释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第一章 “卫生公共化”: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
一、战前重庆公共卫生的概况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动因 |
第二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与措施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措施 |
第三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概况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织机构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类型与内容 |
三、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力求完善”:公共卫生运动与战时重庆市政建设 |
第一节 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一、清洁运动的推行 |
二、清洁运动与清洁设施问题的解决 |
三、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第二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一、疫病防治运动的推行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粪污处理系统的优化 |
三、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合乎卫生”: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市民卫生观念和习惯培养 |
第一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市民疫病观念的改变 |
一、疫病防治运动与落后疫病观念的摈弃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科学疫病观念的养成 |
第二节 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培养 |
一、夏令卫生运动的推行 |
二、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陋习的改造 |
三、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养成 |
第三节 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卫生观念的形成 |
一、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 |
二、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落后卫生观念的革除 |
三、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俾壮观瞻”: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
第一节 灭鼠运动与重庆居住环境的改造 |
一、灭鼠运动的推行 |
二、灭鼠运动与重庆鼠患问题的缓解 |
三、灭鼠运动与重庆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 |
第二节 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环境的整洁 |
一、清洁运动与重庆城市清洁问题的解决 |
二、清洁运动与重庆市容的改善 |
第三节 规矩运动与陪都公共秩序的整顿 |
一、规矩运动的推行 |
二、规矩运动与重庆城市秩序的整改 |
三、规矩运动与陪都城市秩序的改善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简介 |
二、选题论证 |
三、学术史评述 |
四、学术要点 |
五、相关界定 |
第一章 救济形势 |
第一节 难民问题 |
一、淞沪会战爆发 |
二、上海难民激增 |
第二节 救济历程 |
一、战时救济阶段 |
二、孤岛救济阶段 |
三、难民遣散阶段 |
第二章 救济团体 |
第一节 主要救济机构和团体 |
一、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
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 |
三、上海国际救济会 |
四、世界红卍字会 |
五、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 |
六、上海难民救济协会 |
七、南市难民区 |
第二节 救济团体的合作 |
一、组织合作 |
二、经费物资协济 |
三、救济合作 |
第三章 救济经费 |
第一节 国内劝募 |
一、国民政府拨款 |
二、救济团体募捐 |
三、其他组织捐款 |
四、各界人士捐款 |
第二节 国际援助 |
一、海外华侨捐赠 |
二、国际友人捐助 |
第四章 紧急救济 |
第一节 难民营救 |
一、苏州河北岸及战区之营救 |
二、虹口外白渡桥之营救 |
三、南市等地之营救 |
四、其他区域之营救 |
第二节 难民收容 |
一、难民住所 |
二、难民给养 |
三、难民衣被 |
四、难民管理 |
第三节 难民卫生 |
一、环境卫生 |
二、医疗卫生 |
三、卫生防疫 |
第五章 善后救济 |
第一节 难民教育 |
一、教育资源 |
二、儿童教育 |
三、成人教育 |
第二节 难民生产 |
一、筹备工作 |
二、生产工作 |
第三节 难民遣送 |
一、遣送回籍 |
二、难民移垦 |
第六章 上海难民救济评析 |
第一节 特点 |
一、难民救济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
二、救济格局的网络化 |
三、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救济 |
四、紧急救济与善后救济相结合 |
第二节 成效 |
一、救济了几十万难民 |
二、维持了社会秩序 |
第三节 存在问题 |
一、救济范围有限 |
二、物资供应不足 |
三、工作人员失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上海难民救济团体难民管理规则选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00-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1.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
2.国外学者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材料和方法 |
1.研究材料 |
2.研究方法 |
(四)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五) 核心概念界定 |
一、清末东北地区乞丐及产生原因 |
(一) 清末东北地区乞丐 |
1.东北地区乞丐分类 |
2.东北地区乞丐与江南地区乞丐比较 |
(二) 清末东北地区乞丐产生原因 |
1.频繁的自然灾害引发大量乞丐产生 |
2.战乱与匪患促使乞丐数量增多 |
3.农村濒临破产危机导致乞丐产生 |
4.其他复杂因素影响民众沦为乞丐 |
二、清末东北地区乞丐的组织与活动 |
(一) 东北地区的乞丐组织 |
(二) 东北地区乞丐的乞讨方式 |
(三) 东北地区乞丐的社会习俗 |
1.乞丐行崇拜神 |
2.独具特色的乞丐隐语 |
3.通俗易懂的乞丐歌谣 |
三、清末东北地区乞丐引发的社会问题 |
(一) 东北地区乞丐影响城市建设 |
(二) 东北地区乞丐影响卫生环境与传播疾病 |
(三) 东北地区乞丐影响社会治安 |
四、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的社会应对措施 |
(一) 清政府对乞丐的治理 |
1.清政府对乞丐的收容和赈济 |
2.清政府对乞丐进行教养 |
(二) 民间慈善团体对乞丐救助 |
1.东北地区民间慈善团体概况 |
2.东北地区民间慈善团体的救助措施 |
(三) 宗教慈善组织对乞丐的救助 |
1.东北地区宗教慈善组织概况 |
2.东北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救助措施 |
(四) 东北地区乞丐救济的历史局限 |
1.乞丐救济机构数量较少,经费困难 |
2.部分乞丐救济机构职能未能很好发挥 |
3.乞丐自身抵触心理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创新点与难点 |
五、 需要说明的问题 |
六、 论文的思路框架 |
一、 河北地区乞丐的由来 |
(一) 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民众沦为乞丐的直接原因 |
1、 河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产生了大量的灾民难民 |
2、 全国各地的灾民难民在河北地区短暂滞留沦为乞丐 |
(二) 复杂的社会因素是民众沦为乞丐的深刻社会原因 |
1、 兵灾导致一些民众沦为乞丐 |
2、 匪患影响部分民众成为乞丐 |
3、 其他原因导致民众沦为乞丐 |
(三) 农村濒临破产危机是民众沦为乞丐的重要经济原因 |
二、 河北地区的乞丐概况及其生活方式 |
(一) 河北地区的乞丐概况 |
1、 乞丐分类及概况 |
2、 河北乞丐与上海乞丐的不同 |
(二) 河北地区的乞丐生活方式 |
1、 乞丐的乞讨形式 |
2、 乞丐的组织方式 |
三、 河北地区乞丐对社会的影响 |
(一) 乞丐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
1、 乞丐对文化的影响 |
2、 个别乞丐的义举 |
(二) 乞丐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1、 乞丐个人犯罪 |
2、 丐帮及乞丐集体犯罪 |
3、 乞丐举止的负面影响 |
四、 河北地区社会各界对乞丐的救助 |
(一) 政府部门对乞丐的救助与整治 |
1、 政府部门对乞丐的救助 |
2、 政府对职业乞丐的整治与教养 |
(二) 民间慈善组织对乞丐的救助 |
1、 民间慈善组织概况 |
2、 民间慈善组织救助乞丐的措施 |
(三) 宗教慈善组织对乞丐的救助 |
1、 宗教慈善组织的概况 |
2、 宗教慈善组织救助乞丐的措施 |
3、 宗教慈善组织救助乞丐的特点 |
(四) 政府与社会慈善团体对乞丐救助的互动 |
1.政府与社会慈善团体的合作性 |
2.“以利益分化为诱因的不和谐”因素 |
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的思考 |
(一) 河北乞丐救助的特征 |
1、 河北乞丐救助机构的多元性 |
2、 慈善救助乞丐方式近代化 |
(二) 河北地区乞丐问题解决的局限性与缺陷 |
1、 救济机构经费困难,举步维艰 |
2、 救济机构数量少 |
3、 乞丐工厂的产品缺乏社会竞争力 |
4、 乞丐自身的抵触心理 |
(三) 河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的启示 |
1、 政府、民间组织、宗教慈善组织对待乞丐救济问题需共同合作 |
2、 政府对乞丐的管理落到实处 |
3、 救助与教养要结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绘画中的苦难形象研究[D]. 毛文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 [2]晚清《点石斋画报》社会底层群体形象建构研究 ——以乞丐、娼妓和盗贼为例[D]. 黄思伶. 宁夏大学, 2021
-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4]城市变革、边缘社群与地方社会——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进路[J]. 黄晓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5]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乞丐问题研究[D]. 张泽.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7]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D]. 罗红廷. 西南大学, 2020(01)
- [8]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D]. 张晓菲.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00-1911)[D]. 王学斌. 渤海大学, 2019(01)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27-1937)[D]. 张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