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1]2004年在《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祥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论及的汉代画像石墓是指汉代画像石室墓。这是一种采用竖穴式的土坑作墓圹，用石料和砖砌筑仿照地上建筑的墓室，以石刻画像为装饰的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墓葬。作为墓葬建筑材料的画像石上雕刻有丰富的题材内容，其中有一类被现在的研究者们称为“祥瑞”。这类画像内容所刻画的多为世间罕见或没有的奇异的动植物形象，反映的也是人们思想领域的内容。本文分五部分对汉画像石墓中的“祥瑞”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 关于“祥瑞”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虽然早在北宋时期，汉画像石就引起了金石学家们的注意，但至解放前汉画像石上的“祥瑞”还是一个未开发的领域。建国后对于汉画像石的发掘和研究，尤其在“祥瑞”方面，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由于诸多原因，这一时期，画像石中“祥瑞”的内容还没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对于“祥瑞” 题材内容的考释也十分有限。 第二阶段大体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祥瑞”才真正成为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但已有的成果显示，学者们在“祥瑞”的界定上存在较大分歧，关于“祥瑞”的意义作用也各有各的见解，而在“祥瑞”的历史背景方面也没能达成共识。这些都反映出“祥瑞”的研究空间非常广阔，也为我们在此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第二部分 关于“祥瑞”的界定和判识 虽然研究者多把画像石上奇禽异兽一类题材内容称为“祥瑞”，但是“祥瑞”本来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名词。“祥瑞”是中国古代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为背景，以奇异的动植物等为表现形式的吉祥物。“祥瑞”的出现意味着帝王的治 56
吴佩英[2]2013年在《陕北东汉画像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是陕北东汉画像石图像母题研究。上半部分对于陕北画像石造型母题的图像构成层面作以分析，下半部分对陕北画像石作以文化、美学层面的研究。笔者通过对画像石内外两个层面的分析，以期对陕北东汉画像石的区域性特质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文章上半部分第一至第叁章的画像石母题研究，本文选取了西王母图像，双龙十字穿璧纹，树、马、人、射鸟及其组合图像，斗拱与羽人及朱雀组合图像等若干个陕北东汉画像石的造型母题，对其图像构成与特征进行逐一分析与研究。在图像分析中，文章也对陕北画像石中的牛形独角兽、狮型铺首衔环等母题作了研究，这些母题造型虽是本土文化的产物，但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相对鲜明，尤其是在陕北这一区域，草原文化的图式特征更加显着。笔者通过对上述所举画像石图像的分析，试图得出陕北东汉的画像石中的母题造型是以中原文化为原本，并以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融的接受视域创制而成的，是带有突出地域特征的画像石图像。文章的下半部分即第四章，笔者主要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上，从陕北东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布局、功用等方面对陕北汉代画像石的文化内涵、美学特色、思维观念等作以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原初崇拜的痕迹以及对长生和美好生活向往的制作初衷。陕北东汉画像石具有发达的动物装饰纹样，充实饱满的构图、朴实厚重的风格、浪漫瑰丽的想象等美学风格。文章结语部分，笔者对陕北东汉画像石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以简要的总结和展望。
吴佩英[3]2007年在《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是一个整体概念,它在陕北东汉画像石中占有主要的地位。“神异世界”由叁部分组成,分别为神、仙、祥瑞,灾异通过变形处理也成为了祥瑞的一部分。以“神异世界”为研究对象,是了解陕北东汉画像石的主要着眼点。陕北东汉画像石中的“神异世界”的造型具有整体性与象征性的特征,给人朴实、饱满、装饰性强的视觉效果。笔者在分析陕北东汉时期社会心理状态的同时,认为原始崇拜、阴阳五行、谶纬之说、天人感应、神仙方术等观念信仰对东汉陕北汉画像石造像运动有深刻影响,这些思想信仰集中体现在了该画像石的“神异世界”中。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的主题集中体现在朴素的原始崇拜、长生成仙的执着追求和美好的祥瑞盼望叁个方面。陕北东汉画像石的“神异世界”的思维集中反映在“仙界”,几乎没有“天上世界”与“鬼魂世界”的刻画,关注的焦点是生命的延续与物质的享乐。对生命的珍惜与本能的肯定是必要的,但如果一味的停留在基本需求层面上,一个民族就会失去精神价值追求的高度,在“神异世界”中也有一些消极思想,影响着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须我们辨证对待。
王娟[4]2011年在《汉代画像石的审美研究》文中提出画像石是汉代丧葬礼仪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门类。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陕北、晋西北地区属于中原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及外域文化交往频繁的边疆地区,因此该地区画像石艺术体现出多元文化特征；第二,该地区汉代画像石的创作手法最为丰富,也最为娴熟；第叁,该地区画像石中既有山东、南阳及徐州等地区早期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又结合区域特色发展出新的题材；最后,该地区画像石出现在东汉中晚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转折期,因此,该地区画像石中所反映的民众思想和审美情感远比其他地区复杂。以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作为考察的中心,也正是看重它在各方面所具有的代表性、综合性与复杂性。陕北、晋西北地区是我国画像石五大分布区之一,出现时间较晚(东汉中晚期),数量集中,因而在思想观念和题材内容等多方面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和区域特征。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分布在陕西省榆林市的榆阳区、绥德县、米脂县、清涧县、子洲县、横山县、神木县、靖边县、吴堡县和山西省吕梁市的离石区、柳林县和中阳县。截止2009年,该区域共出土画像石1177块；石刻艺术并非在一时一地由一人所创,而是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之时便被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但具体到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工艺的使用、发展和传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地区画像石工艺的影响；墓葬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其中反映的丧葬习俗和民众情感因素却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墓葬的个体性和集体性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艺术构图复杂、造型逼真、手法细腻。其题材及内容则反映出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多元文化特征。作为汉代丧葬礼仪一部分而诞生的画像石,必然与民众宗教审美情感相关。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艺术盛行于东汉中晚期,这一时期正是早期自然宗教方兴未艾,而佛教、道教信仰及其他文化因素逐步发展传播的重要时期。“西王母一昆仑山”信仰、司命信仰、佛教因素、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宗教因素等诸多思想观念都影响着该地区画像石的发展及其艺术审美思维的走向。中国早期自然宗教观念依然是该地区画像石艺术主要表达的内容,但其他宗教文化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题材、图式和构图模式的细微变化中,便可看到东汉中期民众信仰多元化的倾向。汉代画像石与东汉时期道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这与道教自身思想及作为独立的人为宗教建立过程的复杂性有关。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上的绝大多数题材内容或图式符号都受到了东汉中晚期多种复杂思想信仰的综合影响,而它们其中的一部分,最终成为后世道教文化体系的符号。其中亦有少数图像可能直接受到新兴道教发展和传播的影响,如不戴胜的西王母、“朱雀衔丹”图式和“捣药兔”等。但这种影响反映在画像石艺术中依然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作为造型艺术的汉画像石,其“形式美”由其“质料”、“造型及构图模式”、“色彩”以及“技法”几方面构成。它既遵循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是由社会思想文化因素发展演变所支撑起的“有意味的形式”。其中,对石头的选择归因于汉代的民众生死观；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观念在画像石艺术的构图模式中表现为明确的“二元对应”模式；相比之下,画像石艺术中设色的方式与阴阳五行观念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它体现的是人类更为自由的视觉与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而画像石艺术中运用的技法,则体现出早期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以及他们对世界“真实性”的理解。汉代画像石的艺术风格,是一种类似于“线描”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毋宁称之为“群体风格”。在这种绘画中,人们可以回避产生误解的画面构成因素,而致力于描绘一种人人皆可准确把握的客观的主题思想。汉代画像石艺术属于“壮美”的范畴,是一种象征型的艺术,这是由其繁复与堆迭的创作手法和丰富多彩、驳杂并兼的创作题材所决定的。“朱雀一铺首衔环”图式是陕北、晋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画像石墓葬中最为常见的图式,它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叁个阶段,从而清晰地表现出汉代画像石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变迁。画像石墓葬在汉代之后迅速衰退但并未完全消失,而画像石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心理,也很有可能随着民众信仰和审美文化的发展而潜存下来,并对此后的民间艺术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中就有与汉画像石艺术相同的题材和相似的构图模式,如“鹿图”和“阴阳图式”等。这或可为研究汉代之后画像石艺术的流传与嬗变提供参考和依据。
王双生[5]2012年在《汉代画像石中的庖厨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祠堂、阙等建筑石材上的雕刻装饰，是我国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起源于西汉晚期，兴盛于东汉中期，衰落于东汉末年。画像石的内容种类繁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庖厨图则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其上多刻有宰杀、汲水、炊煮等画像，是汉代炊事活动的真实再现。研究画像石中的庖厨图可以进一步了解画像石各种图像之间关系，有助于认识汉代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丧葬观念。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数量很少且集中于庖厨图内容的考释，而对于庖厨图的位置和功能，以及与其他图像的关系却涉及很少。本文即从叁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具体说来，首先对各地出土的庖厨画像石按地区进行梳理，并将庖厨图的内容分类归纳，概括出画像石中的庖厨图的叁大基本特征及特征出现的原因。庖厨图不仅在内容上基本一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位置也逐步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格套”，从而表现了汉代人对特定思想观念的普遍认同。其次，以画像石资料为核心，并辅以画像砖和文献资料，从主食、副食、饮料的加工与制作叁个方面总结汉代人的饮食状况，进而分析出各地饮食习惯的几点差异。再次，对画像石的构图方式进行分析，总结了庖厨图中厨房的四种表现手法；根据庖厨图多位于东壁的情况判定出东汉厨房的方位多是东边；通过对庖厨图与乐舞宴饮图关系的整体分析和对构成庖厨图的单个元件尤其是动物图像的逐个分析，概括了庖厨图的叁种特定的功能。
来嘉琪[6]2014年在《绥德汉代画像石研究》文中提出在全国四大汉画像石分布区之一的陕北,绥德县的汉代画像石是最为密集的。无论是画像石数量,还是画像石题材,都具有代表性。绥德县的画像石是建国后才逐渐被世人所知的,作为古代厚葬习俗的产物,它的产生与秦汉时期的社会风尚、边郡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绥德汉代画像石前后存在了大约100多年,最后随着东汉政权的衰弱而消亡,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具有很高的史学和艺术价值。文中笔者围绕绥德汉画像石的制作工艺、纹饰特色、题材分类、图像意义分别展开探讨。绥德汉画中常见的战狩类图案不仅表现出秦汉边郡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展示了陕北地区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特别是一些有关农牧业生产的画面反映了当地居民亦农亦牧的生活情景；大量存在的车马出行,拜谒迎宾、庖厨宴饮、乐舞百戏、历史故事题材皆客观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生活场景；其中普遍存在的神话传说、祥瑞异兽内容,则反映出古人的精神信仰状况,这些都是进行秦汉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结合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社会上流行求道升仙的风气,长生不死或羽化成仙成为世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尤其是一些祥瑞异兽图案预示着吉祥与安宁,传达出墓主对后世子嗣美好生活的期望。绥德画像石墓葬的门扉图案也很有特色,极具装饰感,常见的铺首衔环与四神的固定搭配体现出很强的功利观念,在古人眼里它们具有防御守卫、协助成仙的作用。另外绥德墓葬中的纪年铭文类画像石出土比例也很高,这些榜题文字直观详实地记录了墓葬的相关信息,是对汉代的民间书法、基层政治和墓主身份进行的考察重要依据,在绥德汉画像石发展史的断代研究上也很有参考价值。绥德汉画像石中还有一部分表现胡人形象的内容,通过这些胡人的衣着外貌,行为举止,我们不仅可以加深理解汉王朝的民族政策,还能窥探出一些当时汉族与周边民族间的交融情况。总之,绥德画像石以出土量大、取材丰富而在陕北画像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社会的风俗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状况,而且它还展现出一个伟大帝国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气魄。这种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石刻艺术是进行历史考古和民俗美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现已成为陕北一带着名的文化遗产。研究绥德汉画像石有助于挖掘当地的人文资源,塑造地方文化品牌,从而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段景琪[7]2010年在《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门扉图像浅析》文中认为门扉画像石不仅作为汉代画像石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相当特殊的图像意义和价值。汉代画像石作为一种墓葬艺术,其门扉图像虽然严肃而庄重,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充满生命艺术的本色和美学精神,时间也无法磨灭汉代无名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当我们看到各类形制和丰富的图像组合时,就能够充分感受到汉代艺术精神的博大以及浓烈的审美氛围。本文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扉图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考古资料为基本的依据,通过对南阳汉代各时期的墓门门扉图像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其构图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再结合图像分析和图像比较的方法,找到南阳门扉图像的组合方式及其规律。并对其构图特点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本文重点对南阳门扉图像中的核心图像:朱雀和白虎、铺首衔环等进行研究。从其图像的含义、装饰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层的分析。并通过对比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门扉图像,找到南阳门扉图像的地域特色。另外,从不同地域门扉图像的赏析中,也可感受到汉代人文的美学观念。
于悦[8]2009年在《陕北画像石的地域特色和来源研究》文中指出陕北地区画像石墓出现于东汉中期,一经出现即具有较为成熟的工艺技法和地域特色。其工艺技法、内容配置继承自何处,如何而来,又怎样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特色是目前汉代画像石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陕北画像石表现技法、配置、构图和题材等内容与其他地区画像石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探讨陕北画像石的地域特色和来源,发现:以减地平面刻和彩绘并用为特色的陕北画像石的表现技法,以注重对墓门区域的画像装饰、图案设计整体考虑为特色的画像石配置,以竖式分栏、注重装饰纹样带的雕刻、物像突破边框刻画为特色的画像构图,以图像组合模式固定、偏爱对生产生活的表现、大量运用云纹装饰为特色的画像题材构成了陕北画像石的地域特色。在来源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苏北、南阳地区的画像石使用传统均对陕北地区画像石产生影响。通过文献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探讨陕北画像石出现和地域特色形成的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独特的生产方式、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的稳定、崇尚厚葬的社会风俗、画像石墓在其他区域的流行、可供雕刻的石材的饱有等社会历史、自然环境因素以及各种类型人口流动而带来的文化、习俗的交融是促成陕北画像石出现并形成地域特色的原因。陕北画像石地域特色鲜明,来源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出现和地域特色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燕睿[9]2009年在《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本文第一章中,笔者回顾了汉代画像石墓、南阳地区汉画像石墓及冯墓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就汉画像石这一学科门类未来的发展前景,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第二章分析了冯墓的墓葬形制。通过横向、纵向的对比,认为冯墓是极为特殊的墓例。它以“郁平大尹”(二千石官吏)的身份僭用了诸侯王、列侯享有的特殊葬制,而相比其它同样僭制的中等官吏之墓,规格又最高。在第叁章中,深入分析与辨正了冯墓内一部分画像的真正内涵。对于发掘报告简单定名的画像、汉画中常见但意义仍有待商榷的画像,进一步挖掘其丧葬内涵,以期还原其所代表的汉代人的真实观念。认为:“戏虎图”表达的主题是“驱邪逐疫”;“鱼、猴”画像实际是描绘天界的祥瑞;“舞乐百戏图”包含有驱邪、娱悦墓主和祀神叁重意义。第四章分析了冯墓的画像配置规律。认为由于冯墓处于新莽时期这一南阳汉画像石的初步成熟期,因此具有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配置规律,然而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画像多配置在回廊而非前室、内容上注重表现墓主人在地下世界的显赫生活和驱邪逐疫,并且由于所属空间的差异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层次上。第五章分析了冯墓画像石的艺术风格特点:略粗、疏朗、古朴、不够流畅。在这个基础上,引入美术史专业的研究方法与名词,对南阳地区汉画像石进行了艺术风格的地域子传统研究。认为南阳地区主要有甲、乙、丙叁类风格迥异的地域子传统,分别分布在方城县及周边、唐河县、南阳市及周边。这应该是首次涉及南阳汉画像石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次尝试。
徐丽娟[10]2003年在《试论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艺术形象》文中指出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艺术，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研究汉代艺术精神和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人物艺术形象，产生于两汉时代南阳的特殊社会背景之下，从各个角度展现出汉代南阳郡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由于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它集中体现了楚地浪漫的想象，以朴拙灵动、粗犷豪放的风格特点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空间布局的意象性，造型的整体概括性和夸张变形以线造型的独特手法，迥异于全国其他地区汉画像石人物艺术而自成体系，集中体现了楚汉艺术精神。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南阳汉代画像石人物艺术产生背景、内容特点以及艺术风格、技法特点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与全国其它地区汉代画像石人物艺术的横向比较，从美术学的角度凸现南阳汉代画像石人物艺术的独特审美倾向，希望通过从精神和形式两个层面上的把握，进一步加深对南阳汉代画像石艺术魅力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祥瑞”研究[D]. 王涛. 吉林大学. 2004
[2]. 陕北东汉画像石研究[D]. 吴佩英. 上海大学. 2013
[3]. 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分析[D]. 吴佩英. 河北大学. 2007
[4]. 汉代画像石的审美研究[D]. 王娟. 西北大学. 2011
[5]. 汉代画像石中的庖厨图研究[D]. 王双生.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6]. 绥德汉代画像石研究[D]. 来嘉琪.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7].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门扉图像浅析[D]. 段景琪. 西安美术学院. 2010
[8]. 陕北画像石的地域特色和来源研究[D]. 于悦. 吉林大学. 2009
[9]. 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及相关问题研究[D]. 燕睿. 郑州大学. 2009
[10]. 试论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艺术形象[D]. 徐丽娟. 中国美术学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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