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燕[1]2003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根据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围绕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深刻转型，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现实、发展和对传统的超越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总结，对如何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民族凝聚力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问题，又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它的研究很容易陷入抽象、空洞甚至大而不当。为了尽量避免这些问题，本文力求在多学科结合的基础上，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中华民族凝聚力：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识民族凝聚力问题的理论前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民族现象及其凝聚团结的根源和动力；分析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下，民族国家依然是民族利益诉求和实现的唯一形式，是具体的、有形的，也是最富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社会认同所需要的最高政治形式；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并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可以为转型期中国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资源和社会整合机制。2、对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审视和评价。历史上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民族凝聚力，植根于其深厚的民族传统和历史背景。先进的农业生产，完备的中央集权统治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博大精深、圆熟老道的精神文化，构成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模式和高度统一的社会文化机制。但是在现代化面前，农业文明无孔不入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扼制了人的平等、个性、自由与创造性的发展，它终究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传统文化日益积累的矛盾注定了它在现代化潮流面前日益颓废，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再发挥足够的凝聚作用。3、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传统的超越。传统需要改造，中华民族需要新的精神支柱，需要能够担当现代化大业的国民素质。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已与传统农耕时代、与民族革命时代、与计划经济时代在物质基础、政治保障、精神内涵上有了本质上的不同。现代化的发展使个人的积极性，个人的创造力日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现代人格的生成。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它必然要完成对传统的超越。4、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市场化改革促成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潜在的各种矛盾、问题和冲突已经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政治诉求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WP=4>原有的整合机制被打破，社会主义信念和中国共产党的凝聚核心作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艰难而敏感的时期。如何克服多元化带来的离心倾向，搞好利益协调与社会整合，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服务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大业，成为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急迫的课题。在对这些问题思索的基础上，本文分为七个部分进行论述。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缘起以及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特点和方法。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凝聚力一般理论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民族发展、人的生存方式、当代的国际政治特点来分析民族凝聚力。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对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构成、影响因素和功能等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论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独特形成过程，农业生产、集权统治、思想文化对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特征形成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民族凝聚力的变迁。第叁章：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通过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追求中不断实现的力量整合，说明了社会主义选择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以及当代民族凝聚力对传统超越的内涵。第四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民族凝聚力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全球化的发展与苏联解体的启示向我们提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同时国内改革和社会的深刻转型又向民族凝聚力提出了多重的挑战。第五章：在现代化建设中积极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从与时俱进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实现对多层次政治资源的整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时代精神方面对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出一些对策。结束语部分是简短的总结和补充。
刘亚妮[2]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许青春[3]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叁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叁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叁,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叁,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叁,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汪少波[4]2010年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理性民族主义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步入了大国崛起的现代化进程。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体认下,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崛起理念,具有浓郁的国际理想建构与现实境遇考量。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是民族主义成长与发展的逻辑使然。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分的利用和发展了民族主义,缔造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开创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新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本研究即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帏幕下,探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源”与“流”,解析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的深远历史进程。凸显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潮流下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内在理路与建构路向。全文主体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文献述评、核心概念辨析和研讨路径、研究范式,以及研究的创新与限制。意在说明研究的具体进展与情况,以及本研究所涉及的具体方面及探索方向。第一章“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进路”。主要内容是：对传统大国兴衰历程进行比较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诠释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理念与建构路径；最后,从国际格局、政治理念、国际认同以及国际可行性和战略构建性诸方面,分析和平崛起的国际体认。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解读”。主要内容为：首先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经典视角,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民族主义之体认；在此之后出现了马克思民族观的苏俄范式；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第叁章“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主要阐述的是：中国传统皇权下的民族观、国家观,晚清时局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肇始,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的纵深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现代归路。第四章“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格局的多维透视”。主要阐释的是：自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凝聚整合,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红色外交。第五章“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路向”。主要探讨的是：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调控、建构与推进,当前和谐社会视域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在整合进路,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作为有影响力的中国所要培育的大国风范。本研究的正文部分可分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两大板块。第一、二章立足于解析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向度,第叁、四、五章旨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路。结语部分,意在通过对当前全球化的体认,阐述中国目前的姿态与面向未来的应对策略。中国共产党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渐趋发挥着不同寻常的机制与作用。
肖应明[5]2015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今天,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这一时代背景,以云南省为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线,采取多学科研究的方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比较西方国家治理经验和中国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历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行了细致分析和科学总结,系统梳理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价值导向和未来走向。本文由导论、正文(一至六章)和结论构成。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国内外关于民族治理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梳理了学术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1章：概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论。着重对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以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概念进行了多维度解读,通过界定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进一步彰显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的意义。同时,分别论述了西方社会中与社会治理有关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社会治理指导思想,阐释了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土化逻辑,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第2章：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历程。笔者采用历史分析法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治理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回溯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程,系统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同内容、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深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总结归纳,此章是后面一章分析现状和问题的基本点。第3章：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和问题。主要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受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受社会结构性变迁引发社会治理转向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加强而得到解决,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更加突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蕴涵着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第4章：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多维构建。主要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充分应用社会传统治理资源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家权力在创新社会治理、协调民族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指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问题,其创新社会治理也不能仅仅从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上做文章,而是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多维构建。第5章：阐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云南省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探索出来的“孟连经验”、“插甸经验”、“莲池模式”, 充分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6章：揭示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走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遵循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规律,把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抓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的历史机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作出全方位思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社会治理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和战略部署的研究,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发展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研究趋势作出展望。
吴云才[6]2014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青年民族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发展轨迹，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密切联系的社会思潮。它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政治观和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体现了中国青年对民族命运、民族利益、国际关系、国家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增强青年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我国理论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时间并不长，虽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不够系统、深入、全面。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研究更加薄弱，仅限于对某些当代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是还存在着概念模糊不清、评价褒贬不一、研究零碎片面等问题。这种状况难以客观评价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及其对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难以更好地发挥其动员和凝聚广大中国青年的积极进步作用。本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为背景，对近代以来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发生、演变过程，及其对中国青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地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历史学、青年学等学科理论，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文献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了它在每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分析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青年的重要影响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它的非理性倾向，提出了对它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内容和措施。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本文试图澄清人们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模糊认识，探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其动员和凝聚青年作用的途径；构建对其进行引导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从而拓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为引导和鼓励青年正确成长、成才、成功提供新的途径。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之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民族主义、青年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的现状，认为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对中国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背景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的内容，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界定了中国青年、民族主义、青年民族主义、中国青年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基本概念。分析了中国青年群体、中西方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简要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四种青年民族主义类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性质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初步提出了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是凝聚青年力量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的观点。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是本文的历史分析部分。以时间顺序对近代以来的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分析了每个历史时期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和历史作用。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危机是产生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和启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的历史条件。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尽管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历经曲折，但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始终紧密相连，并主要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近现代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青年运动，以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为核心内容；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各种爱国行为，以实现祖国统一和富强为核心内容。该部分是本文立论的基础。试图用历史事实纠正人们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偏见和误解。第叁部分即第六章的内容，是本文的意识形态分析部分。主要论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倾向及其危害和根源；探讨了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进行引领和规范的方法和途径。该部分是本文立论基础的深化。第四部分即第七章的内容，是本文的理论构建部分。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青年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引导和教育。这种引导和教育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培育中国青年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为目标，重点进行叁大主题教育和八项专题教育，并以五项引导教育措施相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目标内容方法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既是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拓展，也是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深化和探索，希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无疑是凝聚和动员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动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科学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提出了把青年民族主义教育纳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观点；特别是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进行引导和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体系的构建将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广大青年树立科学正确的政治观和民族观，不断强化青年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使青年自觉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张瑞芳[7]2005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文中提出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繁荣都对社会的精神资源提出了要求,民族精神正是各个民族或国家走向现代化中最基本的本土资源和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是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精神基础。本文以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为背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以现代化与民族精神的相互构建为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上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问题。 论文首先对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理论分析,阐明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了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化的同质契合和异质冲突,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的特点、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的具体途径。全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说明了选题的依据,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阐明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研究了民族精神基本概念的界定、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民族精神的功能。民族精神是一定民族的成员在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共同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其内涵包括:民族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话语和意义的存在,而是一种人类为不断实现自身解放,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核心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这种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是在民族追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发展是民族精神产生和建构的历史前提;人们自己意识到这种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并主动将之付诸社会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定民族的一种主动追求和自觉践行的理性态度;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民族精神内涵的价值尺度。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民族性、时代性、历史性和实践性。民族精神的功能:整合功能、规范功能、导向功能和凝聚功能。 第二章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概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从理论形态上考察,历史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曾经历过两次大的历史转换:以伦理思维为主要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向以政治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民族精神转换;以政治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民族精神向以经济思维为主要特征
任梅梅[8]2013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章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探讨，针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容，及影响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消极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有叁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内容、影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因素及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意义。在本文中探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指的是“中华民族”这一对象对各个民族的凝聚力，即各民族之间向心力和亲和力的统一表现。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可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巩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坚韧纽带，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第二部分主要针对影响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消极因素分析。首先，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民族隔阂加深，经济发展带来区域上的不平衡，容易造成各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和抵触，影响社会的稳定；其次，“叁股势力”对民族凝聚力的极大破坏，近些年来，在新疆地区频频出现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安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危害性依然存在且不可忽视；最后，民族意识的增强也会引起其他的民族问题。第叁部分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增强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出的对策性建议。
董成雄[9]2016年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中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1)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冲击导致世界各民族精神家园日渐荒芜的当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本文围绕着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文化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对传统文化进客观性的结构梳理和系统性的功能分析,在对传统文化作全局性把握的基础上筛选出若干适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需求的优秀文化元素,以此提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初步设想。全文分成引言、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引言部分对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对学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通过对人的四重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是传统的存在)关系的分析,阐述优秀传统文化是四重存在长期互动的产物。在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基础上总结经典作家和我党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第二章对传统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指出“理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道”就是理性精神的价值凝练,“文以载道”则是“道”这个核心概念的逻辑开展:它首先展开为天道(自然理性)和人道(社会理性)的二元结构,再从解读“天道”这一自然理性推导出“人道”的社会理性,延伸为以“史鉴”为特征的历史理性,扩大为以“器艺”所包含的技术理性,综合为“众妙皆道”的文化理性。最后,各种思想文化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共同发挥“治道”的文化功能。第叁章着重阐述近代在西风的冲击下,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生存的危机和转型的挑战,清末、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阶段文化探索转型的一波叁折表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终极目标与时代价值的适度张力的作用下,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第四章分析转型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着传承意识淡薄,传承方式缺乏创新,文化教育薄弱,缺乏稳固的保障体系等困境。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创新传承方式。第五章着重总结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代和社会转型期传承中的经验,介绍了台湾等境外地区传统文化的经验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意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六章提出一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的思路。通过文化选择的优秀文化元素经过文化比较和文化采借,作出了一定的文化调适,在经过文化整合与文化再解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最后通过提升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丰富传承方式,构建传承保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增强我国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结论指出本文探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意在解决两个体系(即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与现代传承体系)的结构及实现时代衔接的问题。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个人的局限性,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继续探索。
黄海涛[10]2013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蕴含。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怎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带着这些疑问,本文试图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精神文化建设的历史中去寻求答案。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分析,总结了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延安时期我们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经验,以期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借鉴意义。本文共分为八章。其中,导论部分论述了本文的选题依据、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念和内涵。文章首先对人类精神现象和精神力量展开了分析,论述了精神家园的概念及特征,同时,分析了作为共有精神家园主体的中华民族从民族融合逐渐走向自觉认同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念和内涵。第二章从总体上论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况。本章论述了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和特征,对我们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第叁章到第七章是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个要素的分别展开,论文分五个部分对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内涵进行重点阐述。其中,第叁章论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内核。本章分析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对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阐述,分析了叁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以及我们党正确对待叁民主义的态度。第四章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土壤和根基。本章在对我们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我们党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文化同外国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同人民大众的关系,通过这些阐述,进一步深化对我们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构建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解。第五章论述了爱国主义精神是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本章在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理论升华和抗战实践两个角度对延安时期我们党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力弘扬及其贡献展开了阐述,深刻展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六章论述了民主精神是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精华。本章首先论述了五四以来民主成为时代精神的旗帜,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对民主政治的理论阐释,并对延安时期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实践展开了详细分析。第七章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延安时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纽带。本章通过对我们党提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展开分析,以及对文化领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阐述,深刻展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作用。第八章在总结前文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阐述了其对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历史性启示。总之,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期望寻找到对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益的经验借鉴,推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参考文献：
[1].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凝聚力[D]. 王江燕.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2]. 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刘亚妮. 兰州大学. 2016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 许青春. 山东大学. 2012
[4]. 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理性民族主义探究[D]. 汪少波. 合肥工业大学. 2010
[5].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D]. 肖应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青年民族主义研究[D]. 吴云才. 西北工业大学. 2014
[7].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D]. 张瑞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8]. 边疆民族地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D]. 任梅梅. 新疆师范大学. 2013
[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D]. 董成雄. 华侨大学. 2016
[1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D]. 黄海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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