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洲[1]2003年在《企业发展动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持续发展问题是理论界长期研究的问题，也是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企业发展动力的大小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是困扰企业经营者的难题。其中所涉及的激励失效、阻力上升、创新迟滞等状况更是现实企业经常出现和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国内理论界、企业界关于社会转型期企业发展动力的系统研究是一个空白，国内外此方面的研究及其相关成果也是零零散散。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我国企业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需要、个性特征，依据企业发展动力已有的相关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源动力、动力系统、阻力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旨在对我国企业发展动力的增长和企业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本论文首先对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创新管理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代理理论、激励理论进行了阐述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发展动力系统，对系统中的主要构成要素进行了重点论述，建立了企业发展与企业发展动力的相互关系模型；然后，论文提出了“企业发展源动力”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外部动力源和源动力、企业发展的内部动力源和源动力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分析；论文的最后提出了企业发展源动力生成和增长的对策以及企业发展阻力克服的措施。 论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企业发展动力系统的构建、“企业发展源动力”概念的提出和论证、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相互关系模型的建立、企业内部激励传递观点的提出和分析、企业内部动力测度方法的研究等方面有重要创新。 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力图做到理论性强，创新点突出，指导性强，实用性明显，叙述简捷，研究重点深入，以使研究成果对理论界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企业界建立良好的企业发展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海超[2]2003年在《我国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企业发展是指企业指向未来的综合扩张性和完善性努力及其结果，既包括量的扩大也包括质的增进，它是企业永恒的目标。而企业动力是推动由各种必要生产要素组成的企业有效运行起来的力量，企业不断向前发展是企业动力推动的结果。鉴于企业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开展了对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发展理论和企业动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得出了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并建立了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模型，分析了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消极关系产生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最后，本文指出了构建企业动力系统与企业动力机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李柏洲, 李海超[3]2002年在《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文中指出企业发展是企业永恒的目标,而企业动力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量。本文从研究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入手,建立了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模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相互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
王嵩[4]2016年在《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体,在互联网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行为是互联网企业应对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变化而采取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过程,战略行为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绩效,甚至攸关企业的发展与存亡。传统的企业战略行为注重从产业结构、情景因素、企业自身特征以及企业战略管理者等角度展开研究,却忽视了竞争情报在企业战略行为中的作用,而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行为的基础,本文的选题：“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本研究综合运用了竞争情报、战略管理、信息融合、管理学及组织行为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方法,力图从竞争情报视角出发,厘清互联企业竞争情报的特性；从竞争情报视角分析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对竞争情报需求,及竞争情报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以探索两者之间的作用因素与作用关系。力求通过竞争情报对竞争环境的综合分析,来解析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在新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下的影响因素与特性,以完善企业战略行为研究,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方法提供有益的探索。本文遵循“归纳-演绎”的研究路径,始自理论基础研究与影响因素归纳,从需求分析、作用因素、作用实现等多角度,系统性地进行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本文除第1章引言和第7章全文总结与展望外,其余核心部分包括如下五章：第2章,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本研究的问题来源和理论定位。首先对互联网企业分类及界定,明确本研究基本对象；进一步阐述了竞争情报的内涵、作用和分析方法；论述了当前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视角,以及企业战略管理与战略行为的异同：互联网企业的独特属性,决定了竞争情报活动要注重人际竞争情报,及竞争情报组织协同,以提升竞争情报活动的质量与效率；竞争情报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最终作用是通过决策支持来实现,而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决策支持产品是建立在对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源的多源信息融合的基础上。第3章,企业战略行为与竞争情报作用关系研究,分析了竞争情报过程、战略行为过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相互关系。阐述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的特性和作用环节；战略生态下企业战略行为和竞争情报活动分别在战略生态和信息生态下进行着非互动状态的各自独立优化,但实际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行为制定的基础、企业战略行为则是竞争情报需求的导向。第4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需求研究,主要目的是明确企业战略行为过程中,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理性因素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内容和特征分析,以及融合战略行为过程与影响因素的竞争情报需求驱动路径。梳理了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理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产业组织结构、②企业资源构造与能力、③情景环境、④技术创新、⑤关系网络效应、⑥用户行为；从战略决策主体开展战略行为对竞争情报需求的视角,分析企业战略行为发展过程中对竞争情报的需求,以及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理性影响因素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差异。第5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因素分析。从竞争情报价值链角度出发,考察理性因素影响下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竞争情报作用机制,明确了理性影响因素、竞争情报及战略行为这叁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信息流传播形态,以及信息链中信息干扰及危害；利用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价值链的增值效应,将竞争情报作用分解为环境监测、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叁个部分；通过构建基于理性因素的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作用模型,并借助问卷调查检验后显示,竞争情报的叁个作用对技术创新、关系网络效应及用户行为的感知能力较强,即,体现竞争情报对于具有互联网特性的理性影响因素能够做出有效应对。第6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实现研究,主要目的是从竞争情报的环境监测、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作用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实现模式进行系统设计。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环境监测,是依据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目标的规划和需求,针对竞争对手、用户行为、网络舆情、技术专利、政策法规等情报源实施监测,构建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环境监测MDP模型,并面向大数据环境分别设置有监控子模型、识别子模型和预测子模型；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危机预警C+C架构,是建立在云计算平台实现对预警信号进行实施处理的机制；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决策支持实质,是将来自不同层次上的多源情报进行有效融合,通过构建基于JDL模型的面向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竞争情报决策支持融合模型来实现竞争情报多源信息融合。
贺艳芳[5]2018年在《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特别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紧随其后,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越来越关注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事实上,在我国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基本办学模式。并且,在国家努力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现代学徒制试点就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经验,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形式。企业参与是实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基础,而关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企业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并不高。如何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构建过程中强化企业的重要作用成为关键问题。德国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形成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是现代学徒制的典型代表,双元制培训企业所积累的经验可以被我国借鉴。德国企业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德国培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有哪些?是如何生成的?这些动力因素在我国又是怎样的表现形式?本研究将以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探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企业的参与动力因素及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不足的原因。已有的大量研究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是企业、学校以及外界环境相互交织的结果,但是这个相互交织过程中的复杂关系仍未得到深入挖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研究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即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激励等外部因素来讨论,也需要涉及企业本身运作细节及要求的企业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使用以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定性研究,基于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企业的实地调研,探究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因素及其生成,结合文献分析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梳理,阐述其因果关系,并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模型,以此模型作为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参照标准,结合中国的实地调研,分析和对比了德国和中国在动力因素之间的异同,希望藉此深度理解企业的参与动力及其背后原因。同时,本研究辅以定量研究数据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及现代学徒制参与情况进行调查,为质性研究访谈提供了支撑。本研究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主要受叁种动力影响:行为结果性动力、社会性动力和内部控制性动力。首先,行为结果性动力是指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而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合格专业人员、获得包括比较优势、质量优势和认同优势在内的培养效益。行为结果性动力因素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希望得到的预期结果。其次,社会性动力是企业所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社会的压力,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合格专业人员的供给,企业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员工流动情况、学生的升学愿望以及学习基础等对企业技能满足的影响。同时,社会中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学徒制的历史传承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外部驱动力。最后,企业自身的技能密度、分工精细度和组织扁平度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内部控制性动力。归根到底,这些企业内部的因素影响和决定着企业用工的数量和质量需求,进而影响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这些以上所陈述的各方面因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其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人力资源战略的基础。打破职业教育培训和企业内部培训的壁垒,实现学生从学校到进入职业的过渡,既能体现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性,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职业院校的培养质量和效率以及企业的内部培训质量和效率。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模型、对比了中德企业在这些因素方面的特征和差异、揭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剖析当前影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积极性的背后原因,有助于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在合作企业选择方面提供注意事项,同时,有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最重要的是,在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中德对比的探索历程中,企业研究被纳入职业教育研究中,将有助于以企业角度思考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实现企业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构建中的重要主体作用。
赓金洲[6]2012年在《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及测度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作用的凸显使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的科技实力不仅代表一国的综合国力，更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而且，技术标准化战略是在国际贸易规则下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同时，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长期以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对环境和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要求我国必须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环境和资源友好型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这对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研究。1.研究现状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目前的研究成果尚缺乏脉络清晰的较为宏观的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互动机理及实证研究成果，对于叁者关系中的波动性、线性或非线性关系、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等情况以及我国的表现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和印证。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以及这叁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本文不再进行重复性研究。2.相关理论本文总结和深入剖析了技术创新理论、技术标准化理论、技术社会学理论及企业理论等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理论，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借鉴。3.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在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中，本文研究了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主体，以及主体的功能与角色、主体之间的联结关系，分析了以企业为主要载体的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过程的外部动力、内部动力以及内外动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了网络层、价值层和知识层叁个分析层面，并论述了技术标准化对技术创新水平与技术创新过程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技术标准化升级的推动作用和技术标准化进程的加速作用。在此基础上，找到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在内部动力之间的整合关系与相互作用，并阐述了多主体构成的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过程的网络关系中形成的系统性动力对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共同发生的推动作用，以及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在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本文论述了技术标准化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和标准质量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对技术标准化的影响，并通过我国国家标准的国际采标率与实际GDP的变化情况体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包括我国在内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标准分布情况来体现标准分布的技术领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例证进一步表明了我国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4.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研究对应理论上的关系研究，本文确定了测度研究的思路，即进行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学模型同时展开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叁者的关系研究，以补充上文中的分组研究。进而，本文利用我国1985－2007年的专利授权数、国家有效技术标准存量和实际GDP值分别代表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测度分析，运用数据初值代表发展水平、增长率代表发展速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以VAR模型为基础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方面的测度分析。测度研究的主要结论：首先，关于我国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发展速度上，技术标准化的发展速度是技术创新发展速度和技术标准化前一期发展速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创新的发展速度非常重要。在发展水平上，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互为因果关系，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适应期，并且，技术创新的作用较为持续，对技术标准化的作用明显。其次，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的质量非常相关，因此，在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加入技术创新的作用才更合理。再次，关于我国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发展速度上，叁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活跃，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明显，但叁者都保持着各自的发展规律。5.对策研究对策研究要结合文献综述和上述研究结论及启示，要针对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在我国，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周期不同，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性互动关系的反应速度与频率不同，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贡献度不同，这些结论要求相关对策必须在尊重各方面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能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要使经济持续、合理增长，要重点抓住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在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提升。这需要有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长期规划，需要有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公共平台，通过体制、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建设，制定具体的措施和解决方案，使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更快、更全面地互动起来，增强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挥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还要借鉴世界上其它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方面的经验，并加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教育，增强企业与国民的相关意识。综上所述，本文在理论上研究了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并根据我国数据进行的测度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对策，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马先睿[7]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刘茂祥[8]2017年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然而对普职沟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十分缺乏,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研究亟待引起关注。基于我国国情,选取客观存在的两类学校——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促进“人人出彩”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培养立交桥建构的根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旨在探讨一种促进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彼此通联、相通的力量。这种力量推进两类学校之间的沟通,形成高中阶段整体的、新的有机构造体,促进沟通要素形成有序运行的动力系统与行动路径。其创新点就在于理清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框架中“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机理,将落脚点放在探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这两类具有规模发展与类型发展特点的学校间相互关系上,对于不同类型人才(包括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早期识别与培育均有价值,有利于推进未来人才供给侧结构化改革。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立足于教育学关于“人的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两种教育类型发展”的观点,借助协同学、整体性治理与多元智能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通过对部分院士、专家、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问卷与访谈调研,以上海市四所示范性普通高中与叁所中职示范校的师生对两类学校沟通认识及行动为例,借助叙事研究、行动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两类学校沟通动力机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与动力系统,思考动力机制运行的支配序参数“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与“人才培养立交桥”、沟通要素能量以及沟通要素组合而成的沟通行动路径。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动力机制的生成,有利于夯实普职沟通与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根基,促进不同类型(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育。两类学校沟通的动力机制创设,有利于促进中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与普通专门或特色高中的建构,其运行因地因时制宜。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动力机制运行,应注重渗透“并行中促融通与融通中显并行”的思想,实现“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坚守与超越,在12年贯通学制改革中做足普职沟通大文章。此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多侧重质性研究,从实践中提炼而来,但真正要运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实验证明。
冯晓莉[9]2005年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的理论出发,对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外化为市场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又明显的表现为价值链的重组。当今世界,企业在不同价值链区段上的产业分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研究开发的水平和深度所决定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以上,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突破1000美元,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瞩目的国家,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令人堪忧。克鲁格曼(1994)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其资源的惊人动员而取得迅速的经济增长的。虽然克氏的论断过于片面,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显然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基础在于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技术竞争力,然而,我国企业的竞争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引进国外技术,自主技术开发能力较弱,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技术黑洞”现象,企业创新动力普遍不足,这对于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二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激励分析;叁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机制分析;四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及机制新模式构建;五是促进我国企业有效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中包含着笔者的创新之处:一是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应包含技术创新的动力、技术创新动力模式及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叁方面的问题;二是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整体发展正在从个体创新激励为主转向机制创新激励方向,技术创新政策受到多个关键政府部门的关注,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协调促进;叁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是多方面的。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有四类:技术自身的推动力、市场需求的拉力、政府行为的强制力和企业内部的支撑力,其中,企业内部的支撑力又受到另外叁种力量的影响;四是我国的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整体上不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模式的典型征是“政策-市场”综合作用模式,这种模式不利于培育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五是需求预测型技术创新动力模式是适应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克服了已有创新模式的不足,以未来潜在的顾客为主
吴际[10]2013年在《HEM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机制及演化动力机理》文中认为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和方向，高端装备制造（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EM）业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具有技术密集、附加值高、成长空间大、带动作用强等突出特点，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水平和整体经济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承担了“替代进口”的使命。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快装备制造业的高端化、现代化是推动工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战略转变的重要途径。发展HEM业的关键就是企业创新，而HEM企业又正处于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因此讨论HEM企业的创新问题是对我国整体经济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一直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问题，先行的技术创新使很多企业出现了技术与组织不适应带来的低效与冲突。另一方面，先行的组织创新，例如航天的“两总制”，为企业的整体运行带来显着的效率提高，而如何更好利用这样的组织创新不断推动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仍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可见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不同步、不适应或没有做到互促的现状仍普遍存在；如何解决上述叁方面问题，做到企业创新的平衡与互促，保证创新行为的事半功倍，是无法通过单纯讨论一种创新来完成的，需要从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复杂互动关系入手，深入探究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二者的复杂相互作用与演化。在总结并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复杂相关关系，多层次要素对创新作用，以及协同演化理论应用于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基础后，运用协同学、生命周期理论、创新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演化经济学、企业管理理论以及系统分析、统计学、协同演化算法与模拟仿真等方法，对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机制与协同演化动力机理进行研究，一方面考虑了HEM企业自身的属性与特征，另一方面又对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做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分层次与分阶段研究，内容包括：对演化视角下的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分别进行演绎与推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讨论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复杂关系演化以及二者的复杂相互作用；根据HEM企业自身特征与创新属性，划分并描述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与创新行为；以上述划分的生命周期作为发展阶段，提出HEM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的动力导向机制。分层次研究企业个体、组织与环境层次对企业创新协同的调节作用，提出多层次影响要素对HEM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的调节作用模型与研究假设；在不同生命周期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的基础上，应用调研数据计算HEM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度，验证二者协同的动力导向机制；比较讨论不同生命周期多层次影响要素对创新协同调节作用的路径系数，并以层次为单位纵向比较分析不同生命周期的路径系数。在上文提出的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的生命周期模型与多层次要素对HEM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的调节作用路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分析与设计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化系统，描述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化的复杂性特征与演化路径；在二者协同演化的竞争与协同属性指导下，构建包含系统内外部动力的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化动力机理模型；并对动力机理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最后比较讨论仿真输出的协同演化趋势图。选取不同子行业的两个HEM企业为案例，比较分析成熟阶段案例企业的协同情况与多层次要素的调节作用路径系数，在案例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演化动力机理模型差异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案例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化趋势图；结合上述案例研究的具体结果，应用二者创新协同动力导向机制，协同演化动力机理等研究成果提出了，针对HEM企业的管理策略建议。本课题突破了静态的研究视角，并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将复杂系统理论科学的引入到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复杂关系的研究中，丰富了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为HEM企业创新的决策与管理，与企业创新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企业发展动力研究[D]. 李柏洲.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3
[2]. 我国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研究[D]. 李海超.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3
[3]. 企业发展与企业动力的相互关系[J]. 李柏洲, 李海超. 政策与管理. 2002
[4]. 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D]. 王嵩. 武汉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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