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浩杰[1]2013年在《收入结构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现阶段，我国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个问题仍将成为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从目前来看，我国“叁农”问题主要反映在农民收入上，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对于完成我国经济的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突出的依然是农民增收缓慢问题。因此，农民增收困难问题是“十二五”时期应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十二五”规划就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能力和创收能力”。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问题性质发生了显着变化，各种收入的非均衡增长使得农户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基于农民收入结构视角研究农民收入这一问题更有利于揭示农民收入增长的深层次原因，能够客观反映农民在自身及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规律特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变动规律，探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我国农民收入波动特征及收入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对策的提出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根据拟定的研究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具体如下：第1章：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研究技术路线及研究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农民收入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首先，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农民收入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者从农民收入结构角度研究农民收入主要集中于收入结构变化现状进行分析，而较少关注农民收入构成部分各自的演变规律，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本文从收入结构视角对农民增收问题展开研究。第3章：我国农民收入历史变迁与现状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进行划分，并对每个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其次，对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及不同来源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进行了分析；接着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问题主要表现的几个方面，如绝对水平较低、增速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务农不富等；最后运用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变迁及城市化进程叁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机制进行分析。第4章：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状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波动特征及波动原因进行探究，发现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从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可以划分为8个周期；最后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第5章：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状况及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接着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波动特征及波动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农民工资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改革初期，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比较大，但是随后表现出相对收敛趋势，波动频率和波幅都有所减小，总体来看，基本可以划分为7个周期；最后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第6章：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状况进行分析；接着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波动特征及波动原因进行探讨，发现转移性收入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且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波动从整体趋势来看波形较为相似，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从波谷和波峰对比可知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率具有滞后性，滞后期大致为1年。而财产性收入增长率波动则比较频繁，但增长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小，呈现收敛趋势；最后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第7章：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本章首先对我国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接着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按结构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对不同类别农民收入特征进行分析；最后探讨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区域性差异的原因。第8章：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章在前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许嘉扬[2]2011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叁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问题,而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叁农”问题的关键。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综合反映。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从长远来看,金融因素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在我国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更应该高度重视农村金融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其信贷杠杆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界和学界越来越重视农村金融在解决“叁农”问题中的作用和地位。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农村金融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突破口、怎么建立一个适应“叁农”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及怎样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在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农村金融与“叁农”发展关系的认识。全文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说明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第叁部分,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背景下,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联系机制进行剖析,深入分析了农户信贷约束的形成原因及其破解途径；第四部分,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变迁过程及特征进行描述,同时探讨了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的融资状况；第五部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面板协整分析法进一步考察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调整过程；第六部分,根据研究的基本结论,提出加强农村金融发展支持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农民收入增长和构成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表明,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为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做出贡献,是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第二,通过相关指标(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增加值的比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乡镇企业产加值的比率、以及农村居民银行信用社贷款与纯收入的比率等)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农村金融中介功能在农业上的发挥呈现强化趋势,而在农村工业上的发挥却呈现弱化趋势；对农村居民而言,金融中介的储蓄运用功能非常微弱,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金融中介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非正规金融所替代。第叁,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普遍面临着“融资困境”问题,而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农户融资难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改革与创新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对于改善农户的融资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研究视角上,考虑到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从全国整体层面延伸到省区层面；在研究内容上,一方面尝试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在农户信用、技术创新和农村金融支持之间建立起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联系机制,另一方面针对农民收入结构的特征,分别实证考察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基于面板数据,通过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的引入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和时间效应,并且尝试使用面板协整分析法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从而克服了现有文献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传统时间序列分析法上的局限性。总之,本文力求研究内容的系统全面、研究方法的科学规范和研究结论的真实可靠。
王恩胡[3]2009年在《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以来,我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由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城市偏向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制约,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而且影响到农业发展,并造成工业品市场萎缩,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还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本文在对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演进过程、农民收入问题表现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形成的复杂原因,分析了我国转型期特定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在借鉴日本、中国台湾、巴西及美国等先期发展国家(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提出了消除二元社会制度排斥、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状况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入手,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回顾了国内外对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并在对现有研究分析评价基础上,确定本文的研究角度。通过对有关概念的界定,明确了研究对象和范围。根据研究目的,构思出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介绍了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差距测度与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变动规律的研究,介绍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分析其在解释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时的局限性,结合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转型发展阶段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征,着重探讨了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为研究分析中国转型期的农民收入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叁章中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收入问题成因分析回顾了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演进的历史进程,分析了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的状况及特征;从农民收入的各种来源出发系统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最后指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根本原因,确定本文的研究视角。第四章中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回顾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进发展历程,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部门收入、现代部门工资性收入和利润的决定规律及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并以全国31个省区2004年度截面数据及全国改革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工具,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分析转型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第五章中国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回顾了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发展演进历程,分析了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下特定的农业经营制度、粮食流通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对农民经济权利的排斥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深入研究了转型期城乡二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村教育投入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保护制度等对农民社会权利的排斥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第六章解决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问题的国际经验总结了日本、中国台湾和美国等先期发展国家(地区)解决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问题的成功经验,分析了巴西在解决经济发展中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教训,为我国解决经济发展中农民收入问题提供借鉴。第七章改革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树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发展理念,改革城市偏向的二元社会结构,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加强对弱势群体农民扶助的思路。并提出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县域工业、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促进劳动力转移、实行城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加大政府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建立农民组织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1)从收入来源角度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指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根本原因,并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较系统地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我国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2)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勾画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指出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现代工业发展程度较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人均土地资源较少,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制约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增长。而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工资水平被严重压低。城市化水平低下,农村人口庞大,制约了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借助31个省区截面数据及全国改革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转型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系数的回归方程的总体线性在5%水平显着,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将会稳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分析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权利的排斥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经营制度,限制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制约了农民的选择空间;对粮食流通的限制和粮价管制损害了农民利益,制约了农业经营收入增长。失衡的农村金融制度将农村资金输往城市,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到农民金融资产收益水平。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增加了农民转移就业的成本,恶化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社会环境,阻碍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而城乡二元化的财政税收体制使农民承担了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成本,使得农民这个低收入群体承担了不公平的税费负担、享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使得农业这个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有重大贡献的弱质产业得不到应有的扶持和保护,减少了农民转移性收入。(4)从改革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结构、加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加大对弱势群体农民扶助的思路,提出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县域工业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树立公正平等的理念,消除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合理限制,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考虑农业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稳定的贡献,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民收入的支持力度;加速土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改革二元财税体制,实行城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建立农民组织,提高农民市场谈判地位等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对策建议。
周德华[4]2003年在《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集中体现于农民收入问题。由于农民收入增幅的多年连续下滑，农民收入低下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农民收入低下的现状、成因进行分析并对提高农民收入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进行有意义的探讨。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提出农民收入低下的现状及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意义。第二章从非农化转移、农村城市化来谈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主要从乡镇企业、劳动力流动和农村城市化来谈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第叁章主要从农业结构调整来谈增加农民收入问题。首先谈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其次谈我国目前农业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谈今后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第四章主要从财政支农、农民素质及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来谈农民收入问题。最后，从制度创新来论述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主要从养老保险制度、土地承包制度、行政体制、农村金融制度及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创新来谈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刘凤梅[5]2017年在《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文中指出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收入分配问题都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而在收入分配中究竟应该坚持效率的价值取向还是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新举措,使其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既是一国居民收入结构高级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发达国家居民当年纯收入的叁成左右。以此为借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多,财产性收入增长是必然趋势,这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下一阶段收入分配格局从国富到富民的战略性路径选择,但目前我国在财产性收入调控方面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积累经验的阶段。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但是“叁农”发展滞后,广东的农业与其他地区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农户家庭经营受成本上升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后收益不确定性增加,农民工资收入因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而增幅明显趋缓,转移性收入因人口总量和财政收入不足等因素影响其上升空间有限,如何解决占人口1/3的农民多元增收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14年广东人均GDP已达到63452元,突破万美元大关,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广东已进入“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财产性收入处于加速增长”的阶段。当前应该多措并举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使其成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未来增长点,使农民收入由过渡依赖劳动性收入增长向主要依赖收入结构性增长的重大转变。本文采用社会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遵循“从理论和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对财产性收入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梳理,运用制度变迁、产权强度、二元经济结构、库兹涅茨“倒U曲线”等理论工具,详细考察了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无不断变动的进程,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和统计分析;对广东省珠叁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的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工具,对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更进一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在宏观方面,选取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微观方面通过对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处理,筛选出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找出核心变量,结合回归分析结论从产权强度角度进行了问题诊断与归因;针对此提出了促进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和保障措施。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螺旋上升增长态势,处于量变积累阶段,其持续增长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四大区域的农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差异逐年扩大,且有加速扩大态势。2.短期内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积极刺激作用,长期内的作用减弱,甚至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客观上有助于一二叁产业结构的调整。3.资源禀赋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农地、房产、宅基地、金融性资产时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核心变量,细分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归纳起来就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所拥有的财产产权强度被弱化。4.多措并举以增强产权强度,促进土地财产性收入、房屋和宅基地财产性收入、金融性资产财产性收入的增长。5.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离不开有效的保障措施——法律利器的保驾护航、强制性制度的及时供给、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政府有形的手的调控主导。
李松霞[6]2011年在《新疆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虽然新疆部分县区农村居民收入甚至高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但由于新疆各地区收入增长不平衡,尤其是南北疆收入差距凸显,使得新疆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落后于全国乃至内陆省区。新疆地处我国西部边境、多民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少数民族贫困落后等特征困扰着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今后一段时间内,解决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将是新疆农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文中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及归纳法等对新疆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做了详细而客观的阐述。第一部分内容首先介绍了分析新疆居民收入问题的需要的相关概念、理论及分析方法,然后对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历程、收入构成、收入增长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分析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得出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存在以下问题：农业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趋势、各地州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南北疆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贫困地区农民尚未脱贫等。第二部分内容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调研的案例,新疆农村中存在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滞后的农村政策因素,给农村产业带来制约的不合理、不健全的农村体制性因素,农业生产力不高因素,农村教育水平低下、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等。第叁部分内容针对新疆农村居民收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通过政府增加投入、增加转移性收入、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培养懂科技的新型农民来促进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通过培育农民增收的新载体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和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等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新疆农村居民的收入。
王钧[7]2011年在《新阶段山东省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农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以新阶段山东省农民收入问题为研究对象,立足农民收入数量、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等角度,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方法,分别对农民收入变化状况、存在问题、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提出增加和改善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充分认识新阶段农民收入的内涵、意义是问题研究的背景。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详细论述了新阶段农民收入的意义,分别阐述了新阶段、农民收入的概念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论文研究的目标和技术路线,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阐述标明,研究新阶段农民收入问题意义重大,必须深入研究。深入分析新阶段山东省农民收入变化状况是问题研究的基础。本文通过归纳分析法,分别从农民收入数量、收入结构的角度对新阶段山东省农民收入进行整体与区域的分析。分析表明,山东农民收入数量持续增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东、中、部地区农民收入数量和结构特点鲜明。细致分析新阶段山东省农民收入存在问题是本文研究的承接。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法,分别立足农民收入数量、收入结构、收入差距,进行相关对比分析,总结出农民收入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收入结构不够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新阶段农民收入存在的问题。科学分析新阶段山东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本文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不同层面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因素。利用回归分析,建立数学模型,找出各影响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分析表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加农民收入数量有着首要作用,增强农民素质对增加农民收入数量作用明显,优化农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根本,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补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关键,健全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补贴是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补充,相关制度改革是平衡农民收入差距的保证。研究提出增加和改善山东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针对新阶段山东农民收入存在的问题和因素分析结果,结合对山东省现状的调研,本文认为,必须分别从增加农民收入数量、优化收入结构和平衡收入差距的角度来增加和改善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数量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文化和科技素质,调整农业结构,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必须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调整农业补贴制度；平衡农民收入差距必须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扶持种粮农民和贫困农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根据山东实际,多措并举,增加和改善山东省农民收入。
赵晓锋[8]2012年在《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民收入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对于解决我国的“叁农”问题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如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制定农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政策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出发点，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经济、区域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内涵、特征和影响因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剖析了农业结构调整影响农民收入（包括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两方面）的机制。其次，在实地调查和数据搜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轨迹，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阶段变化和结构变化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我国农民收入变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和主要成因。再次，分别从生产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和经营结构叁个方面实证考察了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后，提出了兼顾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农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构建农民收入增长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生产结构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通过基于回归的Shapley值的分解，考察了生产结构变化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和收入差距作用显着。增加粮食种植比重不利于农民增收而且对扩大收入差距具有主导作用；非农产业发展和家庭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扩大了收入差距。虽然土地和资产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都在逐步加强，但是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比增加生产性资产投资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更加强烈。（2）通过使用扩展的不带交叉项的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法，考察了资源配置结构变化的收入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化总体上扩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农户在外出务工上的资源配置加大收入差距，而在家庭经营产业上的资源配置缩小了收入差距。另外，在外出务工上的资源配置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它们本身，说明农户投入在外出务工上的资源具有较强的不均等性。另外，通过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的效应，验证了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化中的客观存在性。（3）将农户划分为纯农户和兼业户，运用泰尔指数分解法考察了我国农户经营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纯农户和兼业户之间经营结构的差异加剧了农户收入的分化。对于纯农户，人均收入受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影响很大，但是纯农户的收入差距与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变化关系不大。其中，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更有效率，不过其收入的稳健性和持续性不强；中等规模和中小规模农户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另外，兼业户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不过农业政策对兼业户的收入差距影响有限，经营结构的差异不是造成兼业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兼业户的收入差距很可能主要来自地区差异、市场化改革和促进结构调整的农村发展政策等因素。
曹昆[9]2012年在《中国农民收入微观计量分析及与区域经济增长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视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惯例。近年来,发展与民生的关系问题逐渐得到关注,研究者将更多的注意力聚焦于对农村居民收入和生存状况的研究。农民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速的现状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是目前农民问题的当务之急。本论文首先使用了微观计量方法研究农户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证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劳动力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也对农民收入有显着影响,而劳动力工作年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显着。由于非农就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了农户劳动力素质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问题,并证明农民的年龄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是否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影响显着,年龄较大的农民更多的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较少从事第二、叁产业的家庭经营或者外出务工。而较小年龄的农民更愿意选择从事非农业生产。受教育程度对农民从事的行业影响同样显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从事非农行业的概率较大。其次,论文研究了土地要素、物质资本要素以及其他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问题,结果证明农户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经营支出等物质资本投入以及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对农户收入有正向的影响。另外,实证研究的结果还说明,农户家庭收入受到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农户收入高于中部经济发展较慢地区,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农户家庭收入最低,农户收入的地域性差异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具有一致性。在农户收入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论文采用统计年鉴公布的各省经济数据研究了地区经济增长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分别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波动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农民收入提高,经济增长进入稳定期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而经济增长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5阶滞后期内这种影响依然存在。空间计量分析的结果证明,我国各省农民人均收入空间相关,空间距离较近省份的农民收入的之间相互有正向的影响,这也是导致高收入省份主要聚集于东部和东南沿海,而低收入省份主要聚集与西部地区的原因之一,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各省农村居民收入受到2004、2005、2006年各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论文还对农民农业收入与农业增长的动态关联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证明：我国农产品的供给弹性为0.62,需求弹性为0.27,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因此农民农业收入增加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进而使农民下一期增加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价格和产量均衡被打破,并且不能自动重新回归均衡状态,需要政府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宏观政策调控；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受到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价格影响,农产品产量上升,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户农业收入增加；农产品价格对城镇人均收入的弹性为1.63,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弹性为0.93。最后,对农民非农收入与非农产业增长关联性的研究证明：我国农民的非农收入的增长受到非农业增长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并在短期内快速上升,从长期来看这种正向影响逐渐向零趋近；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同样也会对非农产业增长产生影响,短期内非农收入的增长会制约非农产业增长,但是很快会对其形成促进作用,长期来看,非农收入的增长有利于非农业总产值的增加。
柯炳生[10]2005年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总结了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 ,系统概括了造成农民收入低的经济学原因及政策体制原因 ,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收入结构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研究[D]. 关浩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3
[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D]. 许嘉扬. 浙江工商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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