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日古那[1]2003年在《货币政策低效之成因及对策探析》文中提出本文在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一般传导途径、标志性效果的基础上，揭示了货币政策在内蒙古地区低效的种种表现，并分析其原因，阐释货币政策低效的症结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阻滞，其实质是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从金融领域传递至实质经济领域。究其深层原因，其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和投融资体制广泛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即经济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金融二元结构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提高货币政策效果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货紧缩的内生性问题，其核心在于重建适应于经济结构变化的投融资制度，改善非国有经济的经营环境，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优势，搞活微观主体。在政策层面，应该搭配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何祥勇[2]2004年在《防范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对策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股市边缘化问题的讨论余波未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已紧锣密鼓准备上市，2004年是个金融年。二十余年的风雨，二十余年的改革，累积了太多的成果，也累积了太多的风险。是该调整了--为更健康、更持续的发展。我国经济逐渐走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渐高。然银行系统的脆弱，阻碍了货币走强。亿万银行不良资产，既是经济不良运行之果，也成为经济不良运行之因。特别是在第一次剥离巨额不良资产之后，又迅猛增加，凸现了诸多深层次矛盾，技术性解决方案已不足为凭。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历史环境，现实环境，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综合分析之，并提出相关的应对措施，以期防范，化解之，或提供广阔之视野，增加思考的维度，这也是本文撰写目的之一。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近几年都在努力降低其不良资产率，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已走在前头，正准备上市。须知剥离不良资产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为了银行能更好的营运，增强抗风险能力。注重制度建设，面向市场，在市场中成长成熟才是关键。因此本文的综合分析也具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及消极宏观效应。首先介绍不良资产的定义，现状。其次提到它的消极宏观效应，即通胀效应，紧缩效应，干扰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运行阶段，影响各异。第二部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原因分析。在制度层面，着重分析了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中央银行不独立，商业银行行政化，企业行为异化，以及该状况下它们间的交互作用，即双层倒逼机制，这是银行不良资产的根。在操作层面，用博弈论思想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各自的目标，行为空间及交互作用。信息不对称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的必要条件。在历史环境分析上，回顾了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程，重工业优先战略下的金融压抑，经济行为扭曲，形成分割经济。而增量式改革，亦不足以弥合分割经济，银行被赋予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类角色，这是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约束或深刻渊源。在现实环境分析上，以金融二元结构展开，金融市场的二元结构，金融区域的二元结构，没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分工网络断层，市场广泛空白，管理过度和管理真空同时并存，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套利机会，当然也有巨大风险，这是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肥沃土壤。第叁部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防范及化解途径。主要是承接上部分分析的基础上草拟措施和建议。首先是增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之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司令部。其次是产权改革，使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渐次民营化，斩断超经济强制的干扰，建立规范的经济秩序。第叁金融深化，为的是弥合分割经济，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强化金融对经济的渗透作用。优化银行的运行环境，侧重分析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自由化改革。第四指出强化监管，特别是透明度建设和监管机构自身的建设不可或缺，系改革之成败。最后综合处理既存不良资产，或流量政策，或存量政策，其核心是谁买单，是否有助于制度建设?
杨世伟[3]2016年在《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成因、预测及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与此同时证券价格的波动也十分剧烈,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风险也给监管者带来新的问题。而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历经20多年,截至2015年12月中国A股市值达52.96万亿,约占同期全球股市总市值的10.9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市,虽然发展十分迅速,但与西方磨练百年的成熟市场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证券市场的波动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证券投资过程中,如不能正确理解、度量市场风险或对风险认识不足,则不仅会降低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资产配置效率、增大经济运行成本,还会因没有经过科学研究误判市场行情,导致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诱发恐慌,所以对证券市场波动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和监管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也正处于深化金融改革关键阶段,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更好控制风险已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文献综述,其他章节的内容如下:第叁章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波动的成因,首先将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分为上市公司、市场投资者、运作机制、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等不同因素,并随后以行业面板模型为基础,将货币供应量M2作为资金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市场基本面和资金面对股票波动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股市仍处于以资金推动为主导的市场;其次对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分层处理,分析了M0、M1和M2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研究显示M0和M2与股市波动具有显着关系;最后从微观层面研究了资金账户和流向变动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一方面将投资者分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并根据账户市值分为五类并同时归纳了证券、基金、信托等资金账户变动的情况,检验了资金账户变化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分析成交量和成交额与股市波动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资金的净流入量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第四章在考虑跳跃行为的基础上对波动率进行了预测。一方面由于BS公式的推导需市场有效和服从随机分布,期权市场的缺乏等也使得隐含波动率模型的使用受到限制等,另一方面SV和GARCH类等模型多应用于低频和低维数据,由于高频数据包含更多的数据优势而可更好的反映真实波动信息,而已实现波动率构造简单并可结合高频数据扩展到多维变量,因此采用已实现波动率对市场进行分析。本文以2013.1.1-2015.12.31共叁年的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得到已实现波动率对我国市场进行研究,首先检验了市场的长记忆性和异质性,然后对隔夜信息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次将已实现波动率分解为连续和跳跃波动率两部分,并根据公式推导出检验金融资产日间跳跃的方法,同时考虑市场微观结构噪声的影响对检验方法进行了修正;最后分析了HAR-RV-CJ模型应用的前提条件,并使用此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率进行检验,同时检验了不同时间窗口下波动率的预测效果。第五章根据行为金融学研究了投资者行为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与国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目前投资者结构中个人投资者占绝大多数而机构较低、投资者整体素质偏低且违规行为较多、金融衍生等工具的缺乏使得投资风格单一不利于市场稳定,这使得以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本章根据行为金融理论通过2000.1-2015.12共16年的数据构造了投资者情绪指标,检验了羊群效应和情绪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并建立了含情绪变量的SENT-EGARCH-M模型研究了正负冲击对市场的非对称效应,最后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了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波动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并通过支持向量机模型对预测精度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市场波动的贡献率在10%左右且加入此指标可更好提高预测精度。第六章根据市场波动率等研究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首先考察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现状,然后通过叁个方面对监管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一是根据方差比率法对次贷危机前后的市场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二是根据事件研究法对所选政策出台前后的市场超额收益率进行分析,叁是对政策出台前后市场波动率的变化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市场并没有达到弱式有效,但随着政策的完善市场效率在逐渐提高,另外政策的颁布对市场收益率能够产生显着影响,但由于稳定股市并降低波动也是我国政府监管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监管部门稳定股市的目标可能并没有完全实现。第七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根据文章实证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及建议,一是需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保障信息有效性,二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和市场风险警示监控机制,叁是应完善波动率指数等的构建以实时监测股市风险,最后应构建证监会、交易所、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协调一致的多层次监管体系,鼓励中介机构和社会公众等检举揭发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行为,并加大对这些行为的惩罚力度以建立有效的证券违规惩戒机制,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更为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刘国凤[4]2011年在《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研究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高度概括了土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它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是粮食生产的重要依托，是基础的基础。因此，人多地少，特别是人均耕地少，后备资源有限的国情决定，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面临土地资源稀缺的巨大挑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耕地问题，在高层的重视和领导下，中国已形成堪称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耕地加速流失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中国现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在现实中执行障碍颇多，效果并不理想，耕地不仅数量仍然在不断减少，而且质量也在不断下降。依据国际经验，中国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保耕地与保发展的矛盾正在加大。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既保护好“生命线”，又保障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粮食安全、农民利益、生态环境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农村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强对耕地制度的研究。本文以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为研究对象，重点就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创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管理学的激励理论为指导，对中国耕地保护问题进行多维度研析，同时借鉴国内外有关耕地保护问题的研究成果，旨在提出创新与完善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对策建议，构建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手段互动的耕地保护新机制，以期实现中国耕地保护、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等多重目标。全文共分六章：第1章是文章的导论部分，也是问题的提出。首先，介绍本文研究的国内外背景、目的和意义。其次，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结构。最后,阐述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展望。第2章是基本理论阐释部分，也是本文选题的理论依据。首先，对耕地、耕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几个基本范畴进行厘定与释义。其次，梳理与耕地保护制度有关的理论基础，包括：土地资源稀缺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地租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激励理论，为以下分析提供指导思想和理论准备。最后，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叁方面对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现行体系进行详尽分析，并以图简明展示其主要制度构成及逻辑结构。第3章是在理论基础上回归现实，探析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体系的演变历程与特点。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历史回顾，并以时间为序，根据国务院及国土管理系统颁布的有关土地管理，特别是有关耕地保护和珍惜利用土地的各项法规、条例，结合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变化趋势，将这一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1978～1985年为耕地保护制度的孕育期；1986～1997年为耕地保护制度的产生期；1998～2003年为耕地保护制度的发展期；2004年至今为耕地保护制度的完善期，从纵向透析中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其次，探析了中国现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特点，并将其归纳总结为：实施全面严格的计划管制；地方政府的作用不断强化；审批成为重要调节手段；财政支出为资金主要来源；耕地占用税落后实际。第4章是中国现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绩效的考察。首先，以中国国土资源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依托，定量分析了中国现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绩效，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实施以来土地管理特别是耕地保护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不可否认,其运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也存在相当差距，在定量的基础上定性指出目前中国耕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耕地数量持续减少；二是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且呈下降趋势；叁是耕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四是耕地后备资源有限。继而论证当代中国耕地保护的时代要求与新形势下存在的叁大压力。第5章是在指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寻成因并加以详实论证。首先，根据前面对耕地保护存在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深入挖掘存在问题的成因所在，本文认为时代背景的变化、耕地保护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低是导致耕地保护绩效不佳的叁大主要因素。其次，介绍国外耕地保护措施与国内试点的好做法，以供参考。第6章是提出创新与完善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对策建议。首先，针对现存问题与问题的成因，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创新与完善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指导思想、目标、思路与原则。其次，提出了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对策选择：加强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充分发挥其作用；转变政府思想观念，建立耕地保护的社会约束机制；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建立健全耕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调节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形成完备的耕地保护经济激励机制；重视技术保障与创新，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科技制度；多部门、全社会协调联动，建立严格耕地保护实施机制。最后，初论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外部运行环境的优化。
郑涛[5]2013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同时出现了严峻的失地农民问题。在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严肃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今天,对这一庞大群体予以关注,系统研究其利益诉求,探寻其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的成因,寻求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途径,推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及时有效回应,无疑是紧迫和必要的。本文以城镇化为研究背景,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为研究主线,以城镇化理论、物质利益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与成因、基本构成与特点、表达方式的选择与成因为叙事脉络。因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属于失地农民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论部分对失地农民问题包括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的现状、背景、基于本文研究相关视角下值得关注的研究空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考察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谱系,并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假说、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本文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关系,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产生,描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规模、增速与分布,闸述了城镇化何以成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直接推手。同时,勾勒了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对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关系的考察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论文全面阐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利益诉求、教育文化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导、多元利益诉求并存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格局已经形成,并已成为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制度供给为视角,本文考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顶层设计成因。研究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缺陷是造成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也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制度成因,是顶层设计的缺陷。权利贫困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在这一视角上,本文探讨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权利拥有和行使的实际状况,认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以及失地农民获得救济权利贫困。以利益相关者困境为视角,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下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进行了成因探讨。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基层政府、基层人大、政党以及大众传媒都身处利益相关者困境,造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这些理论上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代言人的普遍“不在场”,既无法阻止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又把失地农民推向了利益维护和争取的亲历亲为者处境。本文探讨了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现状和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成因。研究认为,失地农民之所以更经常地选择非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寻求利益诉求回应,其直接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制度化表达低效或无效,非制度化表达具有“相对有效性”,根本原因在于权利贫困境遇下,失地农民无法对相关机构作出及时有效回应产生压力。我国政府面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机制不仅远未建立,而且缺乏强大的压力使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论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了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问题。通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乌坎事件,对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作出了描述。一方面从本研究的逻辑理路对乌坎事件进行审视,把乌坎事件放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比对,以印证本文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方面的研究是否符合逻辑进路；另一方面,通过对乌坎村利益诉求现象的研究,回应本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将虚置的公民权利回归于公民,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对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讨论。具体表现为有序推进城镇化,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以构筑减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础,赋予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保证失地农民获得权利救济,促进体制改革,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出困境,实现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身份的回归,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渠道,提高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性。
乔帅[6]2017年在《城镇低效住宅用地再开发拆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土地资源的支撑,但在粮食安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约束下,可供建设利用的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增量建设用地后备资源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由于早期经济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土地管理工作的缺失等原因,外延式和粗放式的城市发展道路又使得城市中存有大量利用低效的建设用地,为此,各地纷纷探索对这部分低效用地的再开发利用。经过几年的实践发展,这一工作已由试点阶段转为深入推进阶段。然而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必然要涉及到拆迁补偿,虽然几经修改,我国现行的拆迁补偿制度依然存在问题,导致被拆迁人抵制拆迁,使得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困难重重。所以若要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的开展,首先要破解当前拆迁困境。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表现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实质是再开发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本文首先通过对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及土地增值收益等概念的界定,对比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前后地价内涵的变化,探讨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机理及归属,得出了由级差地租Ⅱ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归政府所有、由市场变化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归被拆迁人所有这一结论;其次分析了当前拆迁补偿的现状,现行补偿在补偿方式选择时对被拆迁人的意愿考虑不足使得被拆迁人被边缘化的现象比较严重、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划拨用地上拆迁补偿标准过低、政府将土地增值收益占为己有导致被拆迁人承担了巨大的市场涨价风险,是当前拆迁补偿问题的根本所在;最后,论文针对当前拆迁补偿存在的问题,构建了新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拆迁补偿模型,界定了拆迁补偿范围,对被拆迁人的原产权价值以及在市场变化作用下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进行测算,并对补偿方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原地安置为主、货币补偿为辅的补偿方式。本文还以南京市红花-机场片区拆迁项目为例,运用本文所构建的拆迁补偿模型测算了被拆迁人应获得的拆迁补偿标准,并同补偿现状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本文构建的补偿模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王姣[7]2010年在《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文中研究表明过去30年,物价稳定成为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在各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波动却日益加剧。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股票、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破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或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对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剧烈冲击。从我国看,股票市场自诞生之日起的近20年间,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也已屡见不鲜。在资产证券化扩张的背景下,资产价格已逐渐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潜在渠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文章以股票作为资产的代表,重点选择货币政策的股票价格传导渠道,作为研究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问题的切入点,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货币政策调整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以及股票价格波动作用于实体经济两阶段对该渠道进行考察。首先通过阐述股票价格波动的成因、货币政策的股票价格传导渠道、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反应叁方面,构建起全文的理论框架。采用平稳性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实证研究方法,发现我国货币政策、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但传导效果滞后且微弱。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股票市场发展的现状,深入剖析制约我国股票价格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用发挥的原因。最后针对前文分析结果,指出现阶段我国中央银行应当关注但不能盯住股票价格波动,并对完善我国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马长有[8]2005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指出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时代课题。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际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从金融视角思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就势将成为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此体系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强化其支持力度,探索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途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当前金融部门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笔者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联系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指导思想,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的有关原理、方法及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开放化的大背景中,从金融深化、投融资体制、区域资金流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金融运行效率等方面揭示金融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剖析西部地区金融浅层发展的特征、成因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探讨和论证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以增强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途径和具体策略。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明了西部经济转型时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选题的目的、意义,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创新点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与评价。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纵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
杨蕾[9]2004年在《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成因及制度完善》文中研究表明自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规模经济的概念以来，如何达到生产和经营的最佳规模水平，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增进企业效益日渐成为企业家们颇为关注的问题。为了增强产业竞争力，各国政府也长期致力于研究如何在发挥产业内组织的规模收益和保持产业的竞争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枢纽，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表现出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低效的特征，面对入世后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对策问题研究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派的广泛讨论。因此，笔者认为该选题兼具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催生了大量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强度大大提高，一些长期受国家保护而缺乏现实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面临淘汰出局的威胁。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必将带来人员失业等高昂的社会变革成本，危及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为了减少改革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国家必须维持绩效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持续经营，从资金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如果借助财政机制来完成资金集中，显然与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而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税收工具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相比之下，通过银行的信贷融资体系却能够有效聚集散布于民间的资金，然后根据国家的政策意图进行定向资金配给。因此，国家最终选择了我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作为财政和税收功能性替代工具。 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国有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低成本产权边界扩张，国有银行的规模水平日益扩大，然而由于缺乏利润激励，其经营效率很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由于国有企业亏损导致无力还款或者蓄意拖欠贷款，逃废债务，国有银行坏帐堆积，积聚了大量金融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整个银行业市场上表现为高集中度与低市场绩效同时并存，违反了哈佛学派提出的竞争环境下的SCP企业行为范式。 要解决我国国有银行行政垄断低效的问题，通过简单的国有银行分拆或引入大量竞争者显然是无法奏效的，且这种做法不利于发挥银行业特有的规模收益。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维持现有的银行企业规模水平和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前提下，提高市场竞争效率，激发场内银行的竞争意识，同时加强替代性金融市场建设，给国有银行施加主动求变的压力。其现实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放松资金价格(利率)管制，使中小银行能够依据企业的风险程度合理制定贷款利率，参与市场公平竞争:推进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丰富居民的可选择金融资产，促使国有银行提高经营绩效;强化监管力量，熨平由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带来的金融风险。 在文章中笔者着力于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我国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不经济的困扰;银行业垄断低效的实质性原因何在;如何扭转现有局面，创造商业银行的规模收益。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规模经济相关理论综述，进一步提出银行规模经济研究的特性;第二部分为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实证检验，得出我国银行业垄断低效的结论;第叁部分为规模不经济现象的制度成因分析，解释我国商业银行是如何在政府管制下走向行政垄断的;第四部分研究培育有效竞争市场的现实举措。 文章综合运用了实证检验、历史分析、案例比较、归纳演绎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期对商业银行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尽可能深入地进行剖析。
温涛[10]200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控制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总结和归纳金融组织理论、金融风险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的理论范畴和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的概念框架;结合农村金融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剖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历程,得出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主导因素;从农村金融自身内部运营和农村金融发展外部环境两个角度,重点研究了目前中国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及其生成机制与传递效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了农村金融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揭示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水平的基本状况,并构造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与救援机制;最后,在确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战略重组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重组的战略模式与政策措施。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严重的风险问题困扰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演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和统计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始终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困扰。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一方面正面临自身内部运营风险的阻碍,主要表现为:超高负债经营与巨大不良资产包袱所导致的农村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的加剧;农村金融产权与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对农村金融稳健性的危害;农村金融经营管理不力造成的经营、管理风险滋生;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过度管制与不规范运作致使风险不断产生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正面临来自于外部环境风险的巨大压力,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风险问题、农村金融经济失调风险问题、金融结构风险问题、农村金融区域风险问题、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如果这一状况不能够得到有效地改善,农村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2、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经济1952—2003年和1978—2003年的阶段性分析,可以知道,无论是中国农村金融的内部风险问题,抑或是外部风险问题,从深层次来看,都属于体制性风险。由于制度抑制的长期积累,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形成了“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一方面,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的抑制,而农村经济低水平徘徊又对农村金融深化形成约束,这种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制约直接导致农村金融外部环境风险的生成、积聚和扩散。另一方面,在“二元
参考文献：
[1]. 货币政策低效之成因及对策探析[D]. 阿日古那.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2]. 防范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对策探析[D]. 何祥勇. 江西财经大学. 2004
[3]. 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成因、预测及监管研究[D]. 杨世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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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的成因及制度完善[D]. 杨蕾.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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