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取[1]2003年在《皖南教案的法制分析》文中提出1876年7月间,广德州、宁国府的地界上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反教事件。这一事件波及大半个江南地区,震动清廷,憾及中外,史称“皖南教案”。从1876年8月初起至1877年10月20日,皖南教案完成了它的法律处理过程。然而皖南教案的影响并未随着一纸判决的掷地而终结,许多近现代学者仍然在孜孜以求地研究这一问题,皖南教案对后世的意义可谓无穷矣!近年来随着清宫档案的陆续出版,皖南教案的史料进一步充实,这为深入探讨皖南教案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在借鉴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不揣已陋,力图对皖南教案做一次全景式的考察,并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在这一背景下,《皖南教案的法制分析——以一种法律的眼光解读》一文草成。此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叁章组成。导言简要叙述了选择皖南教案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理由以及在研究皖南教案过程中所选取的一些方法论问题。正文第一章主要叙述了皖南教案发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经济上,西方传教士多次以“查还旧堂”为名非法侵占民间房地产。使得许多民间有产者变成了无产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皖南民众与天主教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经济矛盾。政治上,西方传教士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加剧皖南地区的族群矛盾。部分湖北籍客民倚仗天主教的势力,作威作福,鱼肉乡里,使得皖南民间对天主教的仇恨与日俱增。文化原因是催生皖南教案的直接原因。1876年,江南地区发生了一场剪辫大恐慌。由于平日积淀下的敌意以及文化风俗上的<WP=4>一些误解,中国民间将剪辫的怀疑对象对准了天主教徒。随后侦破的一系列刑案似乎也有力地佐证了天主教剪人发辫的谣言。民间(包括部分中下级官员)对天主教的仇恨迅速地涌动着。宁国府地区甚至形成了文化冲突的样态。本章最后扼要地记述了皖南教案的发生经过。从发生的经过来看,这是一次由乡绅何渚组织、带有浓厚文化卫道色彩的群众性反教事件。正文第二章主要运用了实证的分析方法,从历史原档入手,对皖南教案的法律处理程序问题作了梳理工作。从程序流转上讲,皖南教案的法律处理共经历了审前程序、审理程序、奏报程序和抚恤银两的给发四个阶段,前后历时1年多时间。在与传统“逐层审转复核制”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总结了皖南教案程序的四个例外之处,即“督抚直接定拟奏报结案”、“就地正法”、“专摺具奏”、“总理衙门介入”四个新情况。这些例外共同组成了皖南教案的司法特色。正文第叁章主要探讨皖南教案的法律意义问题。这一问题由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两个部分组成。主观意义层面,本案主审官员沈葆桢通过皖南教案的审判,罕有地确认了西方传教士的罪错,释放了被西人一致指控的乡绅领袖,并在事实上肯定了打教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从而实现自己“以法护礼”的保教意图。客观意义层面,皖南教案的判决引发了西方传教士的一次文化反思,并对《传教章程》中“奉教者必查明来历身家”条作了正面的制度回应。无疑,皖南教案的审理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疆域的成功捍卫,达到了清立法者通过立法途径不能达到的历史效果,其意义是积极的。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简要总结。
刘进军[2]2008年在《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文中认为迄今为止,理论界、评论界对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只是针对单一类型的历史题材小说进行的研究与论证。面对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理论界表现出的是冷、热不均的研究态势。“热”,指的是众多专家、学者将注意力大多拘泥于“新历史”的小说上面。多年来,理论界对“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研究论文多如牛毛。可以说,中国“新历史”小说之所以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主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理论界、评论界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伴随着清宫历史电视剧的热播,以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等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代表的长篇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尤其是明清历史题材小说)也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注与研究。尤其是在《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更加受到重视,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但是,我们也能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看到,学术界对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个案层面之上,还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热的只是几个作家、几部作品。既然历史题材小说研究有热的一面,那么也就必然有冷的一面。“冷”的主要表现有:(1)研究视角单一,政治标准仍在主导研究者视野。(2)研究方法单一,对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没有采用普适性的现代性理论,仍在用框架式的话语来阐释、评论文本。(3)更多地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纳入到“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解读,忽略了其自身文学题材的丰富性。(4)以偏概全,忽略了全球化与新的文化语境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5)研究视野狭隘,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研究各自为政,各有各的阐释、分析,却没有人将叁者联系起来进行考查。由此可见,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背后,呈现出一种不平衡与失重的混沌状态,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受到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尤其严重的是,各种不同题材的历史小说之间缺乏有效、合理地沟通与联系。在学术界的眼中,它们被视为一个个单独的结构,结构与结构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态势。我们只能见到结构内部的梳理与对话,而无法见到结构之间的互相交流。由此可见,近年来理论界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梳理与研究只是一种历时性的演示,展现给我们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线性文学史框架。但实际的情况是,多种历史题材小说齐头并进(有出现的时间早晚之分),它们在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下对历史所发出的音响是喧闹与复杂的。本人在阅读大量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与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拟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统一论述,从而理清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脉络,全面揭示其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绪论部分,首先是梳理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渊源,阐明中国古代小说是怎样在与历史的纠缠不清中脱颖而出的。其次,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命名与发展,以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兴盛与衰落情况。第叁,介绍新时期开始之后,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概况。最后,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做出初步的划分与定义。第一章主要论述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新时期政治、文化语境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探讨了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概况。本节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命名进行了探源;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初始的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第叁部分叙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第二节归纳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民族国家视野下的革命史诗品格。本节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形式上论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第二部分从内容上总结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与客观历史的真相。第叁节从“由神到人、向内转的平凡人生”、“抽空阶级意识的各色终生相”、“传奇性的叙事模式”、“侠气与匪气的世俗英雄主义”四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革命英雄形象的嬗变。第四节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两个关键词“国民性”与“革命”。第二章论述新时期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主要从主流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阶级斗争史出发,概括了80年代前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第二节探讨了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生成背景——叁足鼎立的文化板块,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80年代中期以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叁足鼎立的文化立场。第叁节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出发,概括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民族、国家、史诗叁大特性。共分为叁部分,一是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实用理性”关照下的“以史为鉴”;二是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叁是史诗视野下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第四节从面对全球化语境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概括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张力。在探讨了新时期知识精英立场下的历史传统文化全息图景之后,分别介绍了文人士子的辛酸史、帝王将相的荣辱史以及纷繁的儒、道、释文化史。第五节从大众民间文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逸趣。本节首先介绍了读者期待视野下的大众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化;其次,推出了大众民间文化的天命史观:循环;第叁,详细考查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情欲叙事;第四,介绍了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传奇与章回体。第叁章论述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本章共分七节,第一节介绍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有关理论,理清了“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之间的纠葛,并为“新历史小说”进行定义。第二节,从解构与建构的角度,阐释了新历史小说对传统权威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消解。第叁节,从家族史、生活史、战争史、民家史、生存史五个角度描绘了新历史小说中纷繁的历史图景,展现了作家对历史主体的重新体认与建构。第四节介绍了新历史小说中的人与人性。第五节描绘了历史的偶然性与神秘性。第六节通过介绍新历史小说中作者搭构的共时性、循环型的时空体,展现了历史的寓言化。第七节主要阐释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特征,包括:戏谑、反讽、戏仿等样式。结语部分主要是借用“互文性”这一文学评批工具,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进行比较。通过“史诗性”与“反史诗性”、“螺旋上升”中的必然与“循环往复”中的偶然、“英雄”—“帝王将相”—“人”、叁种不同的文本背后的历史观念四组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中隐性联系的“互文性”比较,得出最终的结论,即:只有掌握了“现代性”这把钥匙,我们才可以彻底打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古代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的界限,对它们加以系统性的整体考察,从而实现对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的总体把握。新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始终对应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没有现代性,就不会有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它从现代性中来,它到现代性中去,它始终与现代性进行着文学的互动与精神的沟通,并始终参与着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
谢芳青[3]2005年在《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与健全人格教育的教学实践探索》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人学”。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怎样的人类，由怎样的人类去发展；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类有怎样的文化与文明，有怎样的公德心和人性品质；该怎样组成和谐的人类社会，该如何懂得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相互欣赏；人类如何对待自然与环境，对待宇宙世界，如何掌握和利用知识和科学，如何修炼自己的良心和宽阔自己的胸怀等等。历史教育不仅要承担如此的教育任务，而且必须面对如此的课题来作教学内容，以突出学科的本质特征——发展健全的人格。 成熟的历史教育，以完善人格为最高目标。养成健全的人格，不仅是历史教育的基本目标和任务，而且还是历史教师在新课改大潮中必须认真探究的问题。 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现状如何，现有历史教材中存在的缺陷及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如何渗透健全人格教育，是笔者从广泛的问卷调查中寻找突破口，然后选择了以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为核心，通过课堂教学内容的拓展，教师教学方式的改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各种课程资源的开发，重点落实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信念和帮助学生澄清价值观，培养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在历史学习中，学会为自己决策，养成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与个性，即培养民主的人格，使学生拥有高尚健全的优良人格，如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正视挑战，勇于创新的求知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稳重坚定的行为习惯，敢于抗挫，善于自我调控的意志品格和善待他人，团结协作的交往水平等优良的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 皖南教案的法制分析[D]. 郑取. 华东政法学院. 2003
[2]. 中国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论[D]. 刘进军.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3]. 高中历史人物教学与健全人格教育的教学实践探索[D]. 谢芳青. 江西师范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