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勇[1]2017年在《两大战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19-1929）》文中提出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天赐良机,以日英同盟为藉口,以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为最低目标,对德宣战。一战期间日本趁美英列强无暇东顾,趁火打劫,企图攫取在华优势地位,在对华政治和经济上都采取了武力扩张战略,战后初期亦延续了战时传统,在巴黎和会上大力推行理想主义外交,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不久,美英重返亚洲,逐渐加大了对日遏制,发起了召开海军军缩会议的倡议。因与美英实力悬殊,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试图把华盛顿会议作为外交战略转向的试金石,但遭遇滑铁卢。美英的遏制大大挤压了日本对华扩张的战略空间,日本只能进行大幅度的战略收缩,"退守"满蒙,暗中扶植奉张,以退为进,扩大了对满蒙的渗透。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对华扩张战略明确转向,从武力扩张转为温和扩张,从显性渗透转为隐性渗透,在华盛顿体制下推行协调中的扩张政策,隐性渗透成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扩张的主旋律。地处东满腹地的间岛乃日本以朝鲜为跳板进入东满的唯一门户,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日本觊觎已久,企图伺机控制。日俄战争甫一结束,日本就开始了对间岛的多方渗透,军事扩张、领权扩张、政治扩张等多管齐下,强行设立了非法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大肆推行军事扩张。但清政府态度强硬,大力抵制,坚决捍卫间岛主权。日本见攫取间岛主权并不现实,遂决定关闭派出所,转而开设领事馆,把非法的军事机构转为了符合国际公法的"领事机构",同时设立大量的民生机构,以民生之名行政治扩张之实,朝鲜"叁·一运动"后,日本利用马匪,蓄意制造了两起珲春事件,嫁祸中方,出兵间岛,发动了 "庚申年大讨伐"。在善后交涉上,日本对北京政府和奉系政权威逼利诱,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企图长期驻兵东满。但因中国官民的强烈抵抗,交涉屡陷僵局。美英列强对日本入侵东满也颇为不满,国际舆论对日极为不利。其后,美国发起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倡议,日本担心美英联合对日进行"总清算",开始进行战略收缩,佯允撤军,采取了"边撤边谈"与"半撤半留"的策略,在国际上大造撤军声势,暗地里却在东满要塞留驻重兵,并"以警代军",大幅推进了东满警察机构的扩张,为日后的卷土重来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基础。在"珲春交涉"期间,直奉关系日益恶化,大战迫在眉急,日本与奉系政权的交涉也因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而不了了之。1922年3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直军没有出关攻奉,并未危及日本的满蒙利益,故日本政府采取了 "暖昧中立"之策,并未明确援奉。而军部则不欲中立,推行"有限援奉"之策,但援奉力度并不大,仅限于强固张之满蒙势力,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败直胜而告终。其后,直系不断壮大,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日本政府认为直系的统一行动严重危及了其满蒙利益,其对华政策开始与军部合流,由"暖昧中立"转为"援奉倒直"。军部也加大了援奉力度,由"有限援奉"转为"全面援奉",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共同援张逐鹿中央政权。为了达到间接倒直的目的,日本利用直系内讧,制定了策反冯军的秘密计划和干涉预案,通过驻华军政组织的间谍活动,成功策反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从内部瓦解了 系。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受国民革命的影响,全国各地的反奉反帝运动此起彼伏,如雨后春笋,不可抑止。1925年下半年接连爆发了浙奉战争、郭松龄反奉战争和国奉战争,掀起了反奉反帝运动的高潮。浙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于滦州举兵反奉,意图推翻张作霖在满蒙的统治,终止内战。滦州兵变后,日本政府采取了"暂时静观"的策略,军部则采取了 "分段干涉"的政策,即两次警告、两次会谈、叁次兵力集结。连山战役前后,关东军联合支那驻屯军、独立守备队等蛮横阻击郭军东进奉天。辽河战役开始后,军部的干涉政策由"分段干涉"转为了全面干涉,日本政府也随之采取了"适机干涉"之策,与军部的干涉政策合流,开始全力援张倒郭。从本土和朝鲜大规模增兵奉天。在日本的蛮横干涉下,郭松龄兵败,冯军也因日军的干涉不能北上援郭,在国奉战争中铩羽而归,反奉战争彻底失败,奉张借日援起死回生,入主中央,结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来在北京政府有名无实的状态。其后,日本撮合了直奉勾结,进攻国民军,使国民军不得发展,迫使冯玉祥下野,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幌子在币原的"协调路线"下不断谋求向中国的进一步侵略,企图暗中借奉张之手向南方扩大渗透,攫取在整个中国的话语权。但张作霖在入主北京政府后,就开始亲近英美,企图利用英美势力来牵制日本的侵略,日奉关系开始走向破裂,这让日本颇为不满,日本开始寻觅新的在华代言人。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第一次北伐,次年初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国民政府此举让日本觉得有机可乘,亟欲拉拢蒋介石,把蒋扶植为新的在华代理人。故在英国向日提出由英日共同武力干涉北伐要求之时,遭若槻礼次郎内阁拒绝。日本并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而是采取了"消极静观"之策,暗中积极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动向,企图坐收渔翁之利,以取代英国在长江流域优势地位,进一步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日中经济圈这一对华扩张的新目标。虽然军部对币原喜重郎的"不干涉政策"颇为不满,暗中采取了积极的干涉政策,但并没有影响到日本政府"扶蒋抗英"的大计。然而,1927年3月23日发生的"南京事件"及4月3日发生的"汉口事件"使若槻内阁所主张的这一对华政策新目标流产。以田中义一为党首的政友会借机发起了倒阁运动,大肆攻击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指责币原喜重郎的不干涉政策乃"荒谬之举",全盘否定了币原的协调路线,成功迫使若槻内阁总辞职。4月20日,田中义一出任总理大臣,田中甫一上台就开始推行对华"强硬外交",干涉北伐。6月27日,田中内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制定了"满蒙分离"政策,将中国本土和"满蒙"加以"区别",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提前启动了大陆政策。为了干涉北伐,分离满蒙,阻止中国统一,田中内阁叁次出兵山东,大兵压境,对济南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制造了 "济南惨案",占领了大半个胶东半岛。蒋介石为了北伐大业,决定暂避日军锋芒,绕道京汉线继续北伐。1928年5月底,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进攻奉军,奉张见大势已去,只能退回关外,但在皇姑屯遭到日军爆杀身亡,日奉关系愈发紧张。张学良继帅位后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和谈,田中内阁极力阻止中国统一,多次向张施压,欲图做最后的挣扎,实现满蒙分离,但未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田中大陆扩张政策部署的两大悬案(铁路问题及土地商租问题)随着中国的统一无果而终,田中内阁也随之倒台,日本迎来了第二次"币原外交"。但军部一直在伺机打破华盛顿体制的束缚,亟欲重新夺回满蒙"特殊权益",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15年战争的因子始滥觞于此。
陈伟[2]2017年在《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研究——以1919年中国南北议和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北京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仅具有象征性地位。但徐世昌因夙为北洋派元老,具备较高的政治威望,作为直皖双方都可接受的总统人选,得到日本政府认可,故得以担任总统并参与主导政府决策。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作为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友会总裁,以众议院为基础,依托贵族院中占有多数的亲政友会派,通过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与军部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具有共同点,即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与国务总理钱能训需要取得以皖系领袖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的支持和赞同,才能进行决策,日本政府首相原敬也需要取得元老山县有朋的理解和认可,才能更顺利地进行决策;在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中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受制于日本和以英美为核心的列强以及国内舆论压力,原敬内阁在与英美协调并考虑与中国南北政府关系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也存在不同点,徐世昌与钱能训领导力弱小,如果不能征得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实力派的同意,即使做出决策,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而且决策如遭致国会反对,国务总理受到国会弹劾则惟有辞职一途;而原敬依靠自身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与元老山县有朋的协商一致,通过内阁会议就可以顺利做出决策。
金江平[3]2011年在《原敬内阁的外交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平民首相”原敬(1856-1921)是确立日本近代政党政治的实力派政治家,组建了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1918年9月,原敬受命组阁,对内政外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扭转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巩固和扩展了日本在华的殖民利益,提高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本文在学界以往对原敬的研究成果之上,通过《原敬日记》等原始史料和相关文献,从整体上对原敬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做一番考察和阐述。本文首先介绍了日本走向世界的开国之路,发现日本在开国的同时亦开始实行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从中找到原敬外交思想的历史渊源；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扩张了国力,使日本得到了列强的承认,但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开始同美国产生了摩擦。第二部分考察了原敬协调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透过原敬早期对中国的认识和美国的认识,我们从中找到了原敬最初产生这一思想的原点；接着在一战中,通过对大隈寺内内阁的“大战外交”的批判,原敬开始形成了对美协调、对华亲善的外交路线。第叁部分首先介绍原敬内阁成立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所采取的内政改革措施；接着论述了原敬协调外交政策的实践,主要有“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停止援段、加入新四国银行团、山东问题的交涉、西伯利亚撤兵和参加华盛顿会议等外交实践。第四部分对原敬的协调外交政策进行思考与评价。原敬提出的“日美提携”与“日中亲善”政策相对过去赤裸裸的军事武力扩张政策而言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吴占军[4]2006年在《原敬外交指导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原敬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可谓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推向经常状态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平民宰相”。1918年9月在“米骚动”风暴中受命组阁,在内政外交上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内外交困的日本既摆脱了一战以后的不利局面,又维护和扩大了在华利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关于原敬在政党政治、国内改革等方面的作为中日及欧美学者已经多有论述,但是关于其外交思想方面的论述仍有拓展之余白。原敬外交指导思想的研究对全面认识原敬及其所处的时代,对研究人们更为熟识的币原外交,甚至对研究整个近代日本外交的特点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在学界以往对原敬研究的基础上,以其外交思想研究为重点,通过手中掌握的日文文献和原始资料,从整体上对原敬协调外交思想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本文主要采取的理论方法有两种,一是传统的强权政治理论、即现实主义理论,用来阐释日本近代外交自明治以来摆脱“华夷秩序”、向中国(包括朝鲜)扩张,并根据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与欧美列强既对抗竞争又协调妥协本质原因;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考量其政治扩张因素,也考量其经济侵略方针,揭示近代日本从政治(包括军事)、经济两方面全面侵略中国的企图。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正文部分:首先交代明治以来日本政治外交思想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原敬外交指导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其次分析了原敬外交指导思想形成背景,重点论述自日俄战争到华盛顿体制确立这段时期,日本大陆政策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较量,以阐明原敬最终将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核心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日本国内外环境以及原敬本人因素进行了分析;接着论述了原敬协调外交思想的实践,重点就是其对美协调下对华政策的提出和调整;最后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总结并对原敬外交指导思想进行评价,指出其特点、局限和意义。
孙志鹏[5]2013年在《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文中指出一战后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对华实行“日元外交”，通过西原龟叁向中国段祺瑞内阁进行了8笔共计1亿4500万日元的借款，统称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成立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先后与日本围绕西原借款进行了长达20年（1918—1937）的债务整理交涉，西原借款已经从中日间的债务问题演变为重大的外交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外交上的“一大祸根”。因此，以外债史研究为切入点，首先展示西原借款的外债属性，其次通过对中日间围绕西原借款债务整理所进行的外交交涉进行梳理，最后探析内含在西原借款中的外交属性，不但有助于深化对西原借款的研究，而且能展现出同时代中日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本文以西原借款的成立、偿还与整理为基本框架，分为叁个部分共五章内容。第一部分包含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从外交决策与外债谈判的角度叙述了西原借款成立的背景与过程。西原龟叁受神鞭知常“王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早期在朝鲜与“满洲”地区进行实业活动，至一战前后形成了以“日中货币混一并用”为核心的“经济的北守南进策”，成为西原龟叁对华构想的原型，即西原龟叁的经济“王道主义”成为西原借款的思想背景。中国自甲午战争后的对日赔款开始便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而日本却在一战期间形成大战景气，从债务国一举变为债权国，国际收入的增加为“日元外交”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保证，成为西原借款成立的财政背景。寺内正毅组建内阁之后，虽然最初宣称对华“不干涉主义”，但在段祺瑞第二次组阁之后便确立了援段政策，即寺内内阁对华方针的转变成为西原借款最终得以成立的外交背景。自1917年1月20日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500万日元成立后，段内阁在府院之争中辞职，导致西原借款的实施被一再拖延。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2000万日元在9月28日正式成立。此时中国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段内阁对南方用兵失败后再度辞职，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遭遇挫折。1918年3月，西原在曹汝霖等人的主动邀请下再度来华，段祺瑞也在督军团的支持下第叁次组阁。同月，日本第40议会通过了一亿日元政府保证兴业债券之后，西原借款得以迅速推进，先后成立了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与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日元。由于林权助与外务省对“私设公使”西原的反感，引发了西原与林权助之间的矛盾，导致币制改革借款与国营制铁厂借款未能成立。但是“朝鲜组”却在寺内内阁辞职的前一天（9月28日）绝地反攻，迅速成立了山东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与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至此，8笔合计1亿4500万日元的西原借款最终成立。第二部分是第叁章，主要从外债用途与资金回流的角度统计了西原借款的用途与偿还情况。根据本文粗略统计，西原借款的用途大致为：军费5530万日元，占38%；债务费4600万日元，占32%；经济费2300万日元，占16%；政费2070万日元，占14%。就西原借款的整体用途而言，军政开支共占52%，与西原借款所标榜的“经济借款”不同，其性质属于军政借款。除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500万日元依靠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所得之款将其本金与利息偿还完毕外，其余7笔借款本金始终未能得以清偿。1920年初，7笔借款本金所生之正息与复息开始积欠，中国政府虽于1922年初将其归入九六公债日金部分，但只偿还了18%左右。1922—1925年间，中日间又签订了8次利息借款合同，暂资结案。第叁部分包含第四章与第五章，主要从外债与外交互动的角度叙述了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政府时期中日围绕西原借款的债务整理与外交交涉过程。原敬内阁成立后对西原借款进行了既有保留又有舍弃的善后处置，随后日本在新四国银行团成立过程中与华盛顿会议期间对西原借款所获铁路利权的一部分进行有限让渡，体现了原内阁“协调中的扩张策”。1920—1925年间，中国虽多次筹划整理财政但均未奏效。在1925—1926年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西原借款各项本息均被归入整理案内，对西原借款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次整理时机。但一方面由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坚持以国内经济利益优先而不肯降低关税谈判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军阀派系斗争再起，国内政局变动不居，最终导致关税会议失败，中国也未能增征二五附加税。随后直至1928年6月最后一届北洋政府下台，西原借款始终未能得以清理，成为中日悬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准备重开中日债务会谈，但国内出现了拒绝承认西原借款的浪潮，并在立法院与外交部之间引起一场债务整理原则争论。在1930年开始的中日债务交涉中，中日双方代表宋子文与重光葵都准备采取“务实”的方针整理西原借款，并分别任命曾宗鉴与堀内干城在1931年上半年就西原借款的减本减息条件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但由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关于西原借款的谈判随之中止。1934年中日关系缓和之后，日本再次向中国提出债务整理要求，但并未将西原借款列入整理范围之内。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虽在“民间”层面进行交涉，但至1937年也未达成最终协议。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日本外债本息的支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中日所有债务在法律上的意义上被一概取消。
陈月娥[6]2003年在《原敬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原敬(1856—1921)是日本近代有名的政治家，他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是指日本通过与实力不断强大的、对中国影响也日渐增强的美国搞好关系，消除美国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的猜疑，以协调的手段来缓解日本与美国在中国争夺殖民利权上的矛盾和摩擦，为日本营造一个比较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日本能在中国“顺畅”地攫取到日本最大的国家利益。其显着特色是与当时世界实力强国美国在抢占殖民利益上进行妥协，维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在军事侵略和占领殖民方面采取低姿态，而将重点放在拓展日本的经济利益方面，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出口营造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维护日本资产阶级在华经济利益。 原敬对中国问题的早期认识是原敬日后倡导对美为主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的原点。在中国问题上，原敬认同执政者效仿和追随欧美列强向大陆扩张殖民利益的价值取向，强调外交的根本就在于维持并不断扩张本国的各种利权，对中国表示友善的同时不能忘记向中国扩张利益。 另一方面，原敬清楚地认识到各国的实力支配着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的多寡及其发言权；同时他洞见到一国企图独霸中国利权、与其他国家为敌的外交策略不仅不可行，而且亦不可为，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实力能达到与世界为敌的程度。日本作为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后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力更逊于各国，在国际关系上更要注意他国的动向。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在欧洲列强占据对中国外交的主导地位时，原敬提出“对清政略既是对欧政略，对欧政略既是护国政略”的独特的国际政治思想，而当他亲眼目睹美国国力的蒸蒸日上和世界正在美国化时，自然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美国，较早地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上日本需和美国处理好关系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原敬强烈反对政府所推行的旁若无人的军事侵华政策，主张彻底改变对中国政策，改善与美英等强国的关系。在原敬看来，美国将掌握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必须极力维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政策上，原敬依然反对露骨的军事侵华政策，主张在“谈笑之间”从中国攫取利权。这样，不仅能和缓中日关系，消除日益高涨的排日情绪和日货抵制运动，同时，日本亦不会因排他性的外交政策陷入被美英等国围攻的窘境。原敬组阁后，即开始按照自己一贯倡导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转换和调整外交政策，坚持在对美协调和“日中亲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方针下，着手实践举步维艰的各项外交政策。 纵观原敬国际协调战略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一思想是原敬对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形势长期认识和思考的结果，亦是日本适应一战后国内外形势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原敬未能如愿地完全实现他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但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尹锦花[7]2004年在《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将论述日本自眀治维新以来对华侵略方针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重点阐述原敬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实质以及深刻的背景原因。全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眀治维新之后日本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武力扩张政策的制定过程，即“大陆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实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战外交，反映出了日本一步步占领中国并独吞中国的野心。也反映出日本一战前武力侵略为主的强硬的外交特点。第二部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敬内阁所推行的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内容。一战后原敬为了适应国内外新形势，采取了“温和”的外交方针。对华政策主要以“经济援助”的手段，即以“日元外交”达到巩固在华既得利益的目的。而对于美国提出的华盛顿会议，也打算以“日美协调”为指导方针进行有关中国问题的处理。第叁部分：主要阐释了原敬之所以采取协调外交路线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分析。原敬以“日美协调”为基本的协调外交思想是源于一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一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治地位随之上升，而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方针的实施，使日本不得不改变一直以来奉行的强硬方针。而一战后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上升，也导致日本不得不放弃强硬外交，变为实施协调外交方针上来。
王哲[8]2015年在《原敬内阁军事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原敬是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为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原敬内阁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成立后,原敬着手对日本一战期间的军事扩张政策进行调整,推行了具有协调性质的军事政策。日本通过明治时期的数十年发展,一跃成为东亚强国。随着国力的强盛,日本政府逐步倚重军事扩张,进而谋求其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势下,日本与欧美大国之间矛盾逐渐加剧。一战期间,日本抓住欧洲列强混战的机会,在华推行军事扩张政策。该政策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指责与反抗,而且加剧了欧美等国对日本的猜忌。原敬内阁成立后,原敬逐步推行其具有协调性质的军事政策。该政策是日本近代史上比较“特殊”的军事政策,其特殊性在于原敬基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他个人的思想认识,改变了日本传统型的扩张路线,推行了比较保守的扩张政策。这个政策虽然是原敬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所作出的妥协,但它符合日本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顺应了一战后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在军部势力日渐强大的局势下,原敬内阁能推行具有协调性质的军事政策,实属难能可贵。评析原敬内阁的军事政策,从其结果来看,该政策使日本同欧美大国间的矛盾得以缓和。从其影响来看,原敬的军事政策对币原外交的出现与20世纪20年代亚洲局势的相对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原敬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言人,其内阁的军事政策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最大化所作出的调整,这是原敬内阁军事政策的局限性所在。文章除引言外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从日本的国内、国际视角两个方面探析原敬内阁军事政策实施的背景,并结合一战时期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进行研究,进而理解原敬内阁推行其军事政策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阐释了原敬内阁的军事政策。原敬内阁的军事政策主要体现在西伯利亚撤军政策与原敬内阁对军部势力的限制政策这两个方面。这两个军事政策是日本特殊时期的产物,是日本政党势力同军部、元老势力妥协下的结果。第叁部分对原敬内阁军事政策的影响予以客观评价。
郭循春[9]2018年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文中提出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叁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
陈伟[10]2018年在《原敬与一战时期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文中研究表明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借欧美列强无力兼顾中国之机，积极推行以武力威胁和政治干预为主的对华政策，强行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通过最后通牒形式强迫中国接受除第五项要求之外的多数要求。其后，采取暗中倒袁和援助革命党之政策，参与中国之内争。这一切都
参考文献：
[1]. 两大战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19-1929）[D]. 陈太勇. 武汉大学. 2017
[2]. 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研究——以1919年中国南北议和为中心[J]. 陈伟. 民国档案. 2017
[3]. 原敬内阁的外交政策[D]. 金江平. 浙江大学. 2011
[4]. 原敬外交指导思想研究[D]. 吴占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5]. 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D]. 孙志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6]. 原敬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D]. 陈月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7]. 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D]. 尹锦花.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8]. 原敬内阁军事政策研究[D]. 王哲. 渤海大学. 2015
[9].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J]. 郭循春. 世界历史. 2018
[10]. 原敬与一战时期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N]. 陈伟. 团结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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