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现勇[1]2004年在《论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文中指出科学蕴含着真善美的统一，求真务实、崇善臻美是科学的基本精神。在历史上，科学曾经使得人类从封建神道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在解放人的劳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近代以来，科学在其发展和应用中放弃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走向了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导致人类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与关注。本文就是要分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对立的根源并探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归融合之道。为此，在第一部分中，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从静态上界定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辩证统一的本源关系。在第二部分中，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追溯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历史上的融合渊源，描述了近代以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分裂冲突的历程及其对人的异化，指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裂冲突的根源，从动态上提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复归融合的必要性。在第叁部分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和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指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复归融合的必然性和业已呈现的融合趋势，提出了实现人文精神向科学精神复归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最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的途径进行了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在认识上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实践中正确地弘扬科学精神、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谢清果[2]2003年在《科学文化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学位论文以科学文化及其社会功能为题，力求厘定科学文化的本质与内涵，解析科学文化的特征，构建起一种崭新的文化理念，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提供文化范式，旨在多角度、宽领域地阐述科学文化的社会功能， 论文立足科学与人文追求融合的时代背景以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特征，敏锐地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重要指向——科学文化，指出科学文化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大科学、大文化为背景，以引领世界未来走向为旨归，是一种集科学性、人文性、创新性、普适性为显着特征的新型文化形态。它不但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而且是作为一种融观念、知识、精神于一体的文化实体，蕴含着一整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道德、科学规范、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指导原则与行为准则。总之，科学文化是一种既有科学的革命力量，又有人文的终极关怀的强势文化。 论文秉持科学文化理念，深入剖析民族复兴的文化动力；深刻论述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基础；努力搭建沟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桥梁；积极建设科技创新的文化支撑；试图阐明先进文化的重要取向；系统探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明确指出科普工作转向的文化依据，充分展示了科学文化的巨大社会功能。 论文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剖析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比较方法、下定义等研究方法。
陈玉海[3]2011年在《论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文中认为通过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公众科学技术素养为当今世界各国所重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更需通过科普来增强本国科技实力和提升民众科技素养。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的科普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科学性偏离和人文性缺失的问题。本论文以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向度特性为研究对象,主体内容包括五部分：首先,界定了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科普科学性是指在遵循科学的特征、表达科学特性基础上,创造性地把职业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以适应大众接受能力的通俗性、易理解性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为大众所掌握。科普人文性是指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进而增进人类的福祉,关注以人为科普活动的主体,通过易于公众理解和互动的形式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其次,梳理了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的历史演进。其历史演进分叁个阶段：第一阶段,科普的起源阶段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向度天然统一的特性：第二阶段,19世纪世纪伴随近代科学的职业化,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显现出分离、偏离、错误、颠倒等复杂的关系；第叁阶段,20世纪上半叶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呈现统一的复归趋势。第叁,对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表征方式、相互关系加以理论阐释。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体现为：在目的与手段统一维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内容与形式统一维度上的辩证统一关系。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系在科普系统中的互动性影响体现为冲突与协同两种方式。第四,从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向度特性维度对我国科普实践进行现实考量,我国科普实践成就与问题并存。我国科普成就体现在叁方面：科普科学性不断增强、科普人文性不断深化、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同生共荣。我国科普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科学性背离、人文性缺失、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错位。第五,基于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双向度特性追问我国科普实践问题根源并探寻对策。对我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根源的挖掘从两方面展开：科普系统内部原因和科普系统环境条件原因。解决我国科普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之对策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调动多元科普主体积极性；强化科普与科技的融合；提供丰富多彩的科普资源；开展以受众为核心的科普。本研究对于丰富科普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更有效地开展科普实践。
申仁洪[4]2004年在《论教育科学：教育研究科学取向及其在中国的合理性建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批判与建构”为基本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中，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以对教育研究中人文和科学的历史连续性文化底蕴的把握与对“人”“文”互动统整的追求，力图超越教育研究中各种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采用整体、动态、关系思维方式，在“教育科学与教育发展和教育知识优化”、“教育科学文化本体存在”、“教育科学的价值诉求”、“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和制度与教育研究的文化特质”、“中国教育研究现代性转化对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追求理路尝试及其失败原因”、“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建构的可能路由”等方面进行探究。 教育科学的存在源于人性的内在需要，教育科学的发展和突显源于人性的张扬和个性的解放，教育理论和实践所赖以存在的时代精神为教育科学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作为一种文化过程，教育科学以其独有的人文追求，促进着教育知识的优化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促使人类的教育实践生活在“理想”世界，向着“可能性”行进。沿着古希腊的理性研究传统和罗马的实践研究指向，近代社会以来，教育科学以其自为的努力，沿着追求内部完备的逻辑自治和追求外部证实的经验证据这两条基本理路前行，通过问题的转化机制使内外两个方面整合起来。教育科学这种存在方式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土壤和对象化思维形式之中，深刻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由人而文”，最终达成“人”“文”互动与同一的文化精神特质。基于“求知”精神、“理论”理性以及“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教育科学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过程，在对教育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人为”和“为人”特性。基于追求“外部证实”和“内部完备”的道路，教育科学首先以其实践的精神，通过基于工具性质和技术导向的实践指向，针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从而体现出其控制和引导教育实践的功利性价值取向；然后在理论化的追求过程中，通过纯粹的研究，以认知取向和创造性实践实现求真、向善和尚美的精神追求。 中国传统教育研究中的“悟性”思维方式与西方对象化的理性主义和精确实证的经验主义迥然不同。它虽然也以人文作为其价值内核，但却是基于“以文为本”的“向文而化”，强调的是“人”对“文”的顺应和“文”对“人”的情境性与制约性。作为中国核心学术思想的“天人合一”从来就具有强烈的人伦诉求，追求着人伦社会秩序的重建。基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图式，虽然中国有着“格物致知”的思想，但是，德性至上主宰着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内在的尚古主义治学取向，外在的封建体制压制和科举取仕强化，使得中国传统教育研究以一种“悟性”的思维方式，关注个人如何发现和体认人固有的至善并践行之，于是做人与读书占据了所谓治学方法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关于教育知识获得、表达和整理以及运用和发展的方法论存在。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科学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已经成为近代以来的共同主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存在两条理路:一是在民主和科学的感召下以“顺应机制”试图推进全盘西化的“外在转化”之路:二是新儒家试图延续“同化机制”坚持“中体西用”的“内在转化”之路。在“五四”科学精神的带动下，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从译介外国教育着作，通过实验和其他形式的研究和消化，到开始向走自己独特研究道路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超出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现实和传统文化基因的双重压力之下，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教育研究的科学规范和科学精神衰落之了。在内在转化这条道路上，在现实的强大冲击下，新儒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性与情感、历史与价值的心灵冲突。当中国从“天下”的“中心”“沦为”“边缘化”的“民族国家”之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中国教育自然生命的挽救无能为力. 但教育科学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不可或缺的教育存在，教育研究的科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研究中的“天人合一”固然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但是必须凭借一个中介.没有经过科学理性思维的“天人合一”只能停留在必然王国。无论是教育研究内在的整体关联，或者是外在的现实取向，都要求中国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在中国现代教育研究中建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则要突显“人”的主动建构和“文”的情境性互动，以动态生成的观念超越中国传统惯有的“体”“用”思维，基于“视界融合”，展开主体性的教育科学研究实践，通过“实验与改造’“深描”与优化教育问题和事实、通过“怀疑与争论”建构和生成教育知识的真理性、通过“文本与话语”解释与表达教育理论合理性，从而克服内源性(以心智为中心)知识和外源性(以现实为中心)知识的分离，避免思维的任化和权威的制约，增强对复杂教育情境的适应和适切性。关键词:教育研究科学取向文化哲学中国语境超越与建构
朱春艳, 张敬军, 马萍[5]2008年在《论科学精神向现代人文思想的复归》文中提出把科学精神概括为致于求真、勇于探索、敢于怀疑、愿于共享四个方面,进而通过分析现代人文思想的形成历程,提出现代人文思想包含科学精神,只是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人们过度关注于科学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方面的作用,忽视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导致人文思想在现代的分化,只有把科学精神重新纳入到人文思想中来,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理解科学精神,才能摆脱科学主义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才能摆脱科学万能论的桎梏,促进科学事业的良性发展,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最后探讨了科学精神向现代人文思想复归的途径,这包括叁个方面,其一是更新大学办学理念,改变教学模式,其二是抓好制度建设,其叁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情,从细节和小事做起。
周松[6]2008年在《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是在理性的指导下,用实验与逻辑等手段,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形成系统的知识。科学精神则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人文精神是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等。自然科学经过由基础理论向应用研究的转化,它的成果可以物化和体现在技术当中。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给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展现出新的前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文科学则不同。如果说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硬件”,那么,人文科学也许可以称作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软件”,它的作用是一种支撑、导引、保证的作用,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隐蔽的,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文科学对社会作用的方式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可观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并随着社会发展这一作用会越来越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客观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人类寻求生存和发展的产物,一旦产生后,又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建构文化的灵魂与支柱:它们统摄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形成不同视野中的世界图景;它们的分野、对峙与交融、互渗,造成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曲折演进;它们还渗透于文化世界的各个方面,人类的文明成果无一不是这两种精神的某种富集与结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包括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我国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凸显期,出现了一些社会结构错动、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利益碰撞、社会风险增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用文化的力量来调整和协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文化,面对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和谐现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造就深层的和谐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迫切要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个重要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涉及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是人文精神在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上的重要体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参照来衡量、校正与检验社会发展的人文目标的合理性,使之科学可行。发扬科学精神,就是高度重视和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觉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用发展的眼光和思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高效有序、充满生机和活力。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等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道德人格、理想信念的追寻,对自由、平等、正义等的渴望,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问题的反思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等等。和谐社会建设是以人为主体来展开的,又是为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服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还要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无论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还是自然科学的落后,都不利于甚至会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旨在以各种关系的和谐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由四章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素,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对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融合的迫切需要。第二部分深入阐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意义。第叁部分阐述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融合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第四部分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邹艳青[7]2010年在《论大学科学教育的人文目标》文中研究指明大学科学教育的目标体系由科学目标和人文目标组成。科学目标是浅层目标,展现的是“人力”的增长；人文目标是深层目标,体现的是“人性”的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完成塑造整全人的教育使命。而科学目标本身是一个体系,包括叁大基本目标：科学知识目标、科学方法目标、科学精神目标。人文目标渗透在科学目标各子目标中。从这叁项目标考察我国目前的大学科学教育,实际存在人文目标缺失的状况：科学知识目标有事实传授,无人文价值传递；科学方法目标承载技术训练、缺少心智养成；科学精神目标只求真,不扬善、不尚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目标定位的科学主义和价值取向的功利主义。复归人文目标是大学科学教育的应然追求。一方面,人文目标是科学教育目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科学目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人文目标是大学科学教育目标体系中更为本质的追求,理由有叁：它体现了科学教育培养人的质的规定；科学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科学目标的限度需要来自人文的指引。只有人文性的追求明确成为教育目标时,才能使大学科学教育走上科学与人文相生相促的良性发展的道路。培养有理性的善人是大学科学教育的人文目标。不过,这种人文目标的确立是以科学目标为前提的,科学理性是行善的能力保证、科学良知是行善的内在驱动力,人文目标是理性与善的统一。只有坚持知、情、行的一致、加强科学教育载体的人文性负载与挖掘、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教育结果评价多元价值取向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文目标。明确人文目标既是当前我国大学科学教育的需要,也是对教育目标人文化国际潮流的顺应。国际上新的教育目标层次的设定、“科学素养”传达出的强烈的人文讯息、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科学的人道主义”口号等等,都表明科学教育目标体系中人文面的日益彰显。现代大学对科技人才培养观念的更新也为人文目标的设立和明确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杨现勇[8]2007年在《论科学的人文复归》文中研究表明科学与人文既有统一的渊源和传统,又面临分离和冲突的现实。科学对人文的背弃使科学丧失人文性而发生异化,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问、批判和反思。让人文复归科学是对科学技术反思的结果,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必然选择。
申咏秋[9]2007年在《《黄帝内经》医学人文精神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相关《黄帝内经》文献和文化研究以及对其医学理论的论述已有系统研究及相关成果,而对《黄帝内经》的医学人文精神的系统研究尚甚少。这缘于从这个角度研究需要文化、文献、医学的交叉学科的知识背景,难度较大。本论文采用对比法、文献学研究法、共时研究法、归纳法,对《黄帝内经》(周秦汉代医学理论的集大成)中的医学人文背景、社会背景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与研究,此研究对于考察《黄帝内经》中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采用共时研究、文献学研究、对比、归纳研究的方法,考察《黄帝内经》医学人文精神的形成、概念内涵、精神特征等内容。1以共时研究为主,对《内经》的成书时期进行界定,以周秦汉时期作为研究《内经》人文精神的特定时间段,对此时期内围绕《内经》医学活动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特点进行探索。2用比较研究中的等势研究方法,不拘于历史顺序以及史料考据,在研究时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前后东西,对与《黄帝内经》人文思想有关的内容进行分析比较。3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对《黄帝内经》中能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科学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归类、分析、归纳,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力求说明《内经》所体现的人文医学本质。结论1中医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经验知识体系,其实现科学精神的方法主要是哲学演绎法和类比推理法,是生活经验和临床经验的的积累。而这些方法的核心是融汇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文精神。2《内经》体现了鲜明的医学科学精神,如理性精神,无神论,求实精神和求索精神。3《内经》的医学人文精神是第一性的,《内经》的科学精神从属于医学人文精神。《内经》是在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和发展中形成的。4《内经》的医学人文精神主要包括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精神、医患和谐精神与仁爱思想,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意义1初步探讨了《黄帝内经》所蕴涵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内容及影响因素,分析了目前医学发展中医学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和重建提供经验和教训。2通过系统论证《黄帝内经》中的医学人文精神,说明《黄帝内经》是一部充满细腻人文关怀的伟大的医学文化巨着。在今天中西医文化激烈碰撞的时刻,即对传统医学提出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深入研究祖国传统医学的民族特色,人性关怀,对于我们认识中西医学文化研究的意义和方向有指导意义。3在《内经》诊病原理、外观诊病方法及和谐的医患关系等临床实践分析探讨地基础上,对《内经》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进行剖析,对现代临床医学实践具有较大得启发意义。
肖林根[10]2013年在《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文中提出就科学教育而论,它也许可以拒绝作为尺度的人文教育的考量,但恐怕很难拒绝作为参照的人文教育的审视。人文教育也是如此。其实,无论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单从其自身的眼界都不可能看到整全的自己,而必须借助自我的他性或他者的眼光。对于科学教育而言,人文教育就是一种他性,就是一种他者的眼光。人文教育亦然。基于这一点,本文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进行了讨论和思索。全文分为了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围绕着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本研究的现状、方法与概念进行了阐述论析。第一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之可能性。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当下融合在理论、历史向度上具备了可能性。理论向度上,认识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有较充分的准备：认识观上,真与善密不可分的关系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价值观上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建制内蕴的道德要求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奠定了伦理上的根据；方法论上,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都逐渐显露出其解决教育问题的局限,科学人文主义成为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向度上,作为“外围史”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史和作为“内围史”的人的精神发展阶段史都蕴藉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走向融合的线索。第二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关系的实质。在分析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关系之内外部表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关系的实质是“人—世界”关系的重拾或确立。其中,外部表征上,我们认为“教育融合”显现为依存—开放、民主—平等、生成—创造和以人为本四个特点；内部表征上,“教育融合”表现为教育中人与人关系的重建,即由单向的“占有”关系转变为交互的“生存”关系,和教育中人与教育文本关系的重构,即由以往封闭的“我—它”关系提升为开放的“我—你”关系。第叁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实现。基于对“教育融合”之可能性及其实质的思索,我们从教育融合的实际形相和教育融合的实现两方面阐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实现。其中,教育融合的实际形相方面,我们具体分析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各主要构成要素,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或互涉或互补或互动或互渗的关系；教育融合的实现方面,我们提出了尝试建立“科学—人文”教育联合体、知识—教材设计的生态化、倡导自由、合作与探究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方式的多元化等建议或策略。
参考文献：
[1]. 论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D]. 杨现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科学文化及其社会功能研究[D]. 谢清果.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3]. 论科普的科学性与人文性[D]. 陈玉海. 东北大学. 2011
[4]. 论教育科学：教育研究科学取向及其在中国的合理性建构[D]. 申仁洪.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5]. 论科学精神向现代人文思想的复归[C]. 朱春艳, 张敬军, 马萍. 科学发展与社会责任（A卷）——第五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文集. 2008
[6]. 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和谐社会的构建[D]. 周松. 成都理工大学. 2008
[7]. 论大学科学教育的人文目标[D]. 邹艳青. 中南大学. 2010
[8]. 论科学的人文复归[J]. 杨现勇. 兰州学刊. 2007
[9]. 《黄帝内经》医学人文精神研究[D]. 申咏秋.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7
[10]. 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可能性及其实现[D]. 肖林根.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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