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王阳明的“心学”(论文文献综述)
赵立庆[1](2021)在《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王艮的儒学思想是中晚明市民生活的理论表达,本文概括为身本儒学。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东西方无不经历了一个由心本论到身本论的过程,但从生活儒学而看,身本并非意味着把身看成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工夫论域中,衍生出“安身立本”的内圣工夫论和“亲民爱物”的外王工夫论,而且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内在贯通。王艮建立了一个以“身”为本体、以“安身”为工夫、以躬身实践为旨趣的身本儒学体系。由此,“身”从理本体、心本体中解放出来,成为身心合一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个体。张岱年先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个体本位价值:“王艮的主要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就是肯定个体是根本的。”从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看,“身”所表示的人类身体则是单个的人或特殊的社会自我,它基本上我由社会关系和累积起来的习惯、价值和气质来塑造的,而塑造的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目前学界关于王艮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王艮儒学的思想史意义,如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这是整体视角;一是阐发王艮儒学思想的某个侧面,如“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等,这是局部视角。总起来说,还缺乏一种系统的体系研究。因此,构建王艮身本儒学的哲学体系及其所体现的现代个体思想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生活儒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哲学方法,从本体、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三个维度阐述王艮身本儒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王艮身本思想的产生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思想事件,所以应该从身本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论域加以理解。因此研究身本思想需要厘清西方身本观、儒家身本观,还要从生活论视域加以透视,因为身本思想本质上是市民生活的反映。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身体”概念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躯体、肉身或四肢,而是奠基在生命之上的身心合一的个体。仅在与心相对时,“身体”主要是指身躯,而在其他论域中,身体一般是指身心合一的个体。西方身本观历程大致与儒家传统身本观相似,也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王艮从阳明“身心一件”出发,颠倒“心主身辅”的关系而确立身本论。由此可见,形而上学一—无论是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宋明理学——视域下“身”被贬低为身体。而生活儒学认为,生活本身既是形而上学的本源,更是形而下学的本源。以此观之,“身”的本源义也就不是感性欲望的肉身,而是生命及其生命活动,即生活,即百姓日用。本文第二章主要阐明王艮儒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生平经历。明代政府高度集权,政治生态极度恶化,士人心态也呈现极大的不同。但是,权力集中同时使得官僚体制庞大,政府效率低下,商品经济得以持存并逐渐发达,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促使赋役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且把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地拖入商品交换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松解,市民奢侈消费意识抬头。阳明所言的“心即理”实际上便是“我即理”,亦即将价值评判的权利收归自我。尽管其自我的内容仍然是以忠信礼义为核心构成的,但却极大地突出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从外在的权威中拜托出来而独立。王艮从直接从“心即理”的良知主体转到“身即道”的身体主体,凸显出生命个体的价值。简单地说,阳明以自身的良知作为评价标准,王艮则以安身作为评价标准。质言之,王艮之“身”正是良知的具身化。王艮之身本论或尊身思想既与先前典籍的生命哲学相关,也有道家的贵身思想有关,还是时代生活的反映。第三章主要阐明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如果说阳明心学的本体是良知,那么王艮儒学的本体是身。本体在这里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产生的本源,毋宁是意义世界上的价值本体,是生活世界的本然状态。如陈来教授所说,“本体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实体、本体、道体,都涵有或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尤其是道体。中国的本体是生生不已、有生命的。”“道体”在王艮儒学思想中其实指的就是“身与道一件”,即“道身”。首先,王艮把“身”抬高到本体位置,“身与道同尊”、“身与道原是一件”,借用王船山的话说就是“即身而道”。其次,保身爱身是人的良知良能,是生生之机;知保身,才能爱身,能爱身则爱人;进而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所以,安身才是立本:“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第三,王艮借用本末范畴阐释“物有本末”:“‘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身”是天下国家的价值尺度。所以,王艮的明哲保身论不是狭义的保全生命,反而突破传统单向性的爱,使仁爱成为双向的“互爱”。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工夫论,工夫又可分为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故分两章论之。第四章主要阐述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内容和特征。工夫论是本体论体现的逻辑结果,有什么样的本体逻辑上要求相应的工夫。无论是理学工夫还是心学工夫都是本体-工夫框架下的工夫论,王艮则从良知现成出发注重百姓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工夫。王艮十分重视工夫,他认为本体如何关键看工夫:“体用不一,只是工夫生。”显然,阳明心学蕴含着深刻的个体性评价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王艮的身本工夫中得到落实和阐发。王艮的工夫论建立在身本论之上,“身与道一件”,所以,安身工夫是其主旨;“身”是生命的显现,生命即是生生不已、活泼泼的自然之道,所以,工夫无须防检,当下即用、至简至易,以“乐学”为方法论。如前所言,安身的“身”是身心合一的个人,所以安身其实是“安其身而安其心”。“安身”自然包括保护生命权利,但“保身”也是“爱身”,所以,“明哲保身”其实是生命之爱,是生生之道。从自爱出发而爱人爱物才是本真的仁爱,爱有差等始于自爱,这就是爱身为爱人爱物奠基。由于王艮坚持良知现成,即肯定个体原则的优先性和现成性,所以个体权利和法则衡量天下国家之正与否,“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在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这就是王艮“以身格物”的工夫论。第五章主要论述王艮身本儒学的实践维度,即外王工夫论,就是说外王工夫是现实发用,而不仅仅指向主体的良知本体。实践品格是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在要求,“安身”并非认命听命、安于现状,“身”本来就包括躬身实践的含义。王艮把良知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改造成“我命虽由天,造命却由我”的自主性;并且将这种自主性赋予平民大众,从而推进儒学的世俗化。泰州学派多率性而为,符合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以至于背离当时的社会礼制,足见其影响。身本儒学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讲学活动、乡会活动、参与治理和政治诉求。讲学活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传教活动,其目的是启蒙大众。宗会实际上反映出松散的近世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下的一种自救性的自治组织。讲会乡会尽管有长幼之分,但受“满街皆是圣人”思想的影响,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代表观点是何心隐“天下统于友朋”的论断。从身本论看,这种圣愚平等实质是政治平等,从而为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是“王道仁政”,后世一般称之为德性政治或伦理政治。王道仁政落实在士人身上就是“内圣外王”。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即“三代之治”,这是儒者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间接反映出儒者对现实政治生态的不满。内圣外王最终要落实在政治制度上,这就预设君权的合法性,一旦进入现实政治中,政道与治道脱离,君主权威压倒一切,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制约因素。在碰到制度这道硬墙后,儒家思想只能在内圣领域继续深挖。王艮采取“修身见于世”的实践策略,“觉民行道”,“内圣外王”架构在王艮这里出现裂缝,转化为自我主宰的“出处进退”之学:出处进退各有其道,“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师”。王艮的独立自主精神发展成为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人的狂侠人格,这也是儒家在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余论部分是王艮身本论的延伸,即进一步揭示身本儒学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身”本就有“吾”、“我”的含义,经王艮的诠释,身获得与道同尊的本体地位,而在现代权利话语下,身体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也就是说从道德话语和权利话语两个方面,“身”指向或等同于个体。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不再是传统的宗法家族,此外作为制度形态的传统儒学已经解体,儒学的复兴必然落实在现代个体身上。个体,从国家层面讲就是公民;从经济领域讲就是经济人;从道德领域讲就是道德人,从市民社会讲就是市民。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的公民儒学”,以区别“传统的宗法儒学”。既然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儒学的形而上表达就是个体儒学。换句话说,个体儒学就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下,基于并有益于个体权利和德性,实现“成己成物”的价值诉求。当然这套价值诉求又不得不诉诸现代制度以实现自身,儒学不必再走心性论基础上的“内圣开外王”之路,而应落实到个体身上。
王明华[2](2020)在《王阳明心物关系论探析》文中研究说明阳明早年立圣人之志,格物失败后对“朱子格物论”始有疑难,直至在龙场危难困境中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方才解开之前种种通“志”之疑惑。龙场所悟之道的凝练便是“心即理”。“心即理”是统贯阳明心学之基,其将世间万物统摄于人心,阳明由此也延展出其心物关系论。阳明所言之心,即天即性即理即良知。“心即理”“心在物为理”,阳明所言之心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心”,是人人具足之本体。阳明所言之物分别为意之所在之物和明觉感应之物,前者多训“物”作“事”字解,多强调的是道德实践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后者“物”与“事”往往各指且相互彰显,多强调的是致良知下的“万物一体”。阳明心物关系论主要由“心外无物”与“物外无心”以及“万物一体”三个命题构成。阳明“心外无物”所强调的是“心”对外部客观世界之感通关联,即一种实践行为,客观存在物之意义依靠“心”之彰显。主体之“心”不仅收摄了“物”“事”“理”等事实概念,还收摄了“义”“善”等价值概念,由此延伸出“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等命题。阳明针对当时静坐之修养工夫所带来的“悬空守静”“喜静厌动”之弊病,进而教人致良知于一切事事物物,强调“事上磨”,阳明“物外无心”之论便由此而来。阳明“物外无心”是本体必落实于工夫的“即用求体”,是在良知前提下,本体与工夫在现实生活中的合一。阳明提出“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内含良知与万物的关系。阳明“致良知”提出以后,其心物关系论往往被转化为良知、仁等与万物的关系论,阳明也基于此阐释了己之万物一体思想。阳明创造性的把“万物一体”建立在良知本体的基础之上,在彼此关联、互相感通之关系中,考察与定位人之存在及其价值,并经“拔本塞源”“重建秩序”“大人之学”“圣人之境”四个方面表征出内圣带动外王之为学进路,以人己不分、物我无间、圣愚一致等观点将“一体”观用于社会伦理、社会秩序的重构之中。
张高阳[3](2020)在《论儒家对“格物致知”的多维化诠释》文中指出自两宋起,随着《大学》受到的关注度逐渐上升,“三纲领八条目”这一重要概念被提炼了出来。“格物致知”作为儒家“八条目”修养功夫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也逐渐被儒家学者所重视,并在其内涵上不断进行发掘诠释,成为了传统儒家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历代学者在构建自家学说的理论体系时,无不重视在“格物致知”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发挥和构建。其中,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格物致知”观诠释最为突出,也最具有针对性。程朱理学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格物”即是为了穷尽事物之理,穷尽事物之理自然知致,形成了求知于物的理学“格物致知”工夫论。而心学“格物致知”观自陆九渊“发明本心”方法论始,经由王守仁加以“致吾心之良知”的发挥,形成了求知于心的格物致知观点,与理学“即物穷理”的格致论在诠释维度上体现为相反的路径。如此,对“格物致知”诠释观点的沃土已然形成。自此之后,杨简、罗钦顺、王夫之等人从自身的修养体验角度分别对程朱、陆王加以批判圆融,或试图分离外向、内向的格致方式,或寻求内外结合,形成了多种维度的诠释格局。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先秦、汉唐以及宋明儒家的“格物致知”论多是侧重人伦道理的,有程朱学派从“天理”角度进行诠释;也有陆王学派从“本心”、“良知”角度进行诠释;还有诸如杨简、罗钦顺在“心”与“理”之间的踌躇徘徊。其目的不约而同地落脚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上。无论是“即物穷理”、“发明本心”,还是“致吾心之良知”的格物致知方法,都是在于维护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等人伦道德之理。自明末清初至清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流入,“格物致知”逐步从对人伦准则意义上“天理”的澄明、体证,转变到对纯粹自然规则意义上“物理”的探索和研究,在“复尽天理”与“穷尽物理”的碰撞与圆融中,在实学思潮的推动下,学界对“格物致知”的诠释重在突出细致辨别、精准认知、历练习行等科学研究方法与实践精神。从对“格物致知”诠释的逻辑方向上来看,主要分为“外格于物”和“内格于心”两种维度。程朱理学认为格物是通过格客观世界之物的外向途径,进而“致知”认识天理;陆王心学则认为“心”是构成世界的主体,“格物”只需向内求索,格“本心”或是“良知”,以实现本心发明或致良知,从而体认天理。但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他们都承认“天理”的存在,造成方向维度上有内外差别的主要原因是陆王心学更为突出“心”的主观作用,更为注重个人在接近“天理”时的主观内心体验。明末清初以前的主要可以分为内向求心、外向求理两条诠释路径,互相纠葛批判,但其最终目标是求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之“天理”。到明末清初以后,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逐渐加深,西方自然科学的舶来使儒家学者对诠释“格物致知”产生了根本性变化,方以智提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颜元主张“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说明他们关注的重点从人伦道德转向了自然事物,从空谈转向了实践,真正发挥了“格物致知”的经世致用作用。
舒迪[4](2020)在《明清时期阳明心学的扩散机制与传播场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阳明心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根与魂之一。研究其空间扩散及时空演变可以反映地方与阳明心学对话的历史地理过程,丰富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并对新时代文化的建设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目前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集中在哲学思想及历史文化分析等方面,少数涉及阳明心学的扩散研究以特定地域为研究范围,缺少整体性的全国视角及地理学视角,而通过整体性的时空演变分析有助于厘清阳明心学扩散的机制。阳明心学的扩散与演化在人、地与文化的对话中进行,因而本文选择以学者视角,研究明清时期阳明心学的传播场所及其在国内的空间扩散模式,并探讨其形成机制,可以反映推动阳明心学扩散的核心力量的发展。首先,以《明儒学案》和《清儒学案》为中心,通过查阅相关文集确定阳明心学的接受者。然后根据接受者的数据,利用数理统计及历史事件分析综合划分阳明心学扩散的时期。此后,基于接受者的时空轨迹及讲学地、求学地来确定接受地,完成在学者视角下接受者到接受地的空间转换,从而建立本文的扩散分析模型。此后,对文化扩散的研究将从两个空间尺度进行,在宏观尺度上,以州府为研究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研究接受地的时空演变,并分析阳明心学的扩散中心和核心区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阳明心学的空间扩散模式及其扩散路径,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在中观尺度上,分析阳明心学的传播场所在接受地内的空间分布及演变,并探讨学者、传播场所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为后文的机制分析奠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明清时期,阳明心学的扩散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兴起期、鼎盛期、衰退期、复兴期、低谷期。接受地空间分布经历了多中心—多中心(局部带状)—单中心—多中心—零散分布的空间结构演变,总体而言,长三角、赣江中下游区域是阳明心学扩散的核心区域。不同时期,阳明心学扩散的空间结构不同,由点轴扩散结构发展为核心—外围结构,后又转变为点轴扩散结构。对于扩散类型而言,第一、二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后三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在向鼎盛期转变的过程中,阳明心学的扩散中心向文化、政治等级更高的接受地转移,而后以这些接受地为中心,向外进行等级扩散。受到高空间等级接受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影响,或靶地文化创新的影响,“源地”和“靶地”的角色可能会转换,即文化可能从原有的“靶地”逆向扩散至“源地”。在儒学被士人广泛接受,不同时期阳明心学思想不断演替的背景下,阳明心学的扩散在整体上逐渐式微,但某些阶段则会有小规模复兴。阳明心学的声望由阳明心学思想内核决定,受学者成就与政治事件的影响,声望、地方的儒学知识水平、交通可达性与联系强度、文化惯性和地方依赖的作用综合决定了地方对阳明心学的知晓水平和接受水平,进而决定了阳明心学扩散的空间格局和过程演变。文章通过研究发现基于学者、传播场所两种研究视角各有局限性,学者视角下,更倾向于将扩散看做是学者—官员—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的产物,而传播场所视角下,扩散则在地方的社会—经济语境中进行。
刘大榕[5](2019)在《王阳明“心性实学”及教育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阳明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中国思想史上基本将其划归“心学”领域。然而,王阳明的思想中虽然有“心即理”等心学内容,但其思想中至始至终都存在经世致用、实体达用等事功实学。为此,关于阳明心学一直以来都有诸多争议。王阳明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真圣人,立德是他注重内在道德修养的心学思想的突出表现,立功是对王阳明追求外在功业的肯定,其事功精神具有浓厚的实学成分。王阳明明显地融合了心学和实学,是一种“心性实学”思想。其别具一格的“心性实学”,将偏向事功的“实学”与偏向内在的“心学”两大思想学说进行综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王阳明思想中实学成分往往都被忽略,笔者结合阳明立言的教学活动,以实学的视角,探究王阳明兼具心学和实学的“心性实学”思想,为阳明思想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王阳明为研究对象,结合其教育实践和事功意识,研究王阳明的“心性实学”思想。文章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王阳明“心性实学”思想产生的背景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围绕实心、实政的两大核心要义展开,实心以学为圣人、明伦教育和良知之学为切入,探究王阳明正心诚意、明德立心的实心教育,肯定其实心在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挽救世弊的教育目的。实政以王阳明德治仁政为逻辑起点,以经世致用和救世济民为落脚点,突出其学以致用和实体达用的思想特征;第三部分以王阳明教育教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研究王阳明的“心性实学”,提炼出其力行实学和尊重客观实际教育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结论和影响,对本文进行总结,对阳明思想做客观评价,并就该思想在国内外传播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梳理。王阳明一方面注重个人内在道德涵养的修炼,另一方面也从未放弃对外在事功的追求,强调政治功业的建立,需要有良好的内在修养为根基,良好的道德修养有利于外在政治功业的建立。很明显,王阳明具有心学思想的同时也含有浓厚地实学成分,其囊括心学与实学的“心性实学”,是他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内圣外王精神的价值体现。但总体而言,王阳明的内在修养是为其外在事功服务的。王阳明在“心性实学”思想主导下的教育实践,打破了不符合明代社会需要的教育方式,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培养务实创新的实用型人才,同时也促进了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他在教育教学上的革新是对古代教育的改革与尝试,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价值,突出其教育实体达用和实用实学的特点。阳明思想有独特的精神价值,虽有受到时代阶级的束缚,但也有明显的思想启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突破封建桎梏产生积极作用。
夏小婷[6](2019)在《冯梦龙《王阳明出身靖乱録》研究》文中提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録》是冯梦龙据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编创的王阳明传记小说,与《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合成《三教偶拈》。对冯梦龙的小说创作多集中在其“三言”作品的研究,却较少关注他在晚年编创的《三教偶拈》,尤其是他精心编撰的《靖乱録》一书。关於冯梦龙与《王阳明出身靖乱録》的研究,首先探讨冯梦龙与《靖乱録》之间的内在联繋,主要探讨《靖乱録》叙事对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政治思想、小说觐等内容的呈现。次及小说编创系列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小说成书的时代背景,包括晚明社会现实、实学思潮、“三教合一”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结合冯梦龙晚年文学活动和政治经历,探讨作者的创作动机。比较《王文成公年谱》、《智囊》与《靖乱録》中对阳明叙事的差异,进一步讨论小说编创过程。再及《靖乱録》的文本分析,从人物塑造、叙事特点等方面探讨小说艺术特色。最後将《靖乱録》与《显圣记》《斩蛟记》进行比较,分析《靖乱録》的文体特征,并探察冯梦龙後期小说创作的某些特征。《靖乱録》是冯梦龙对晚明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个人政治理想的映射,以及他“着书立言,导愚适俗”小说观的集中呈现。对於冯梦龙後期通俗文学活动来说,《靖乱録》有着超过自身艺术价值的重要意义。
杨辉南[7](2019)在《良知的明觉:王阳明心物一体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深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洞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自此指明天理内蕴于人心之中而为良知本体,是人成圣成贤的内在依据,而格物之功亦只需在身心上做。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至善本体,在心物关系中表现出心外无物的特征,以心物一体的视角看待、理解、改造现实世界,为中国人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心物一体的独特性与日常理解世界的看法形成了冲突,所以从产生开始便对其争讼不休,有定之为禅,有定之为唯心论,有定之为意义世界。而理解心物一体观即理解心与物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主观之人心与客观之事物如何可能而为一体,这是心物一体的内在理路。但是对于这一内在理路之形成,至今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答。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将心物一体观置于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及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从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其内在理路在于以良知代替天理重建心性本体,从而将客观之天理落归于主观之人心之中,成为主客圆融之本体。这就必然地导向主体人心的凸显,将形上本体落实于日用伦常之中,由此产生心物一体的观念。而理解这一历史转变及阳明心学之形成的关键在于良知本体。王阳明通过心即理的命题揭示出心理一体的共生关系,名之曰:良知。由此而表明良知本体既不同于佛教之真如心,亦不同于朱子之天理本体,而是具有主客圆融之共生共构关系的良知本体。心即理所奠定的良知本体,实现了价值之维与实践之维的合一,人成为价值的负载者,亦是价值的践行者。而良知主客圆融的共生关系解决了主观人心与客观天理如何圆融一体的问题。以良知本体的内在结构回应“心物一体何以可能”之问题,因主客圆融的共生关系这一内在线索的存在,从心理一体到心物一体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阳明心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同时,良知本体内在的主客双方之共生关系构成了自为的、辩证的、“有无相即”的运动形态,由此推动着良知本体的自在运动。知善知恶是儒家“天-仁-良知”一以贯之的参天地之化育的指向,表明着心与物的动态一体;无善无恶则是王阳明吸收佛道虚无思想,并将其转化为虚无之智慧而融通在良知本体之中。如此,知善知恶的道德实践具有无善无恶的空灵无滞智慧,以“有无相即”的辩证关系推动着良知的内在运动,将儒家积极有为的实践推进到圆融无碍、道法自然的境界。从主观上讲,良知之感通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客观上讲,一体之良知即是天地万物生化之理。所以心物一体不是一种静态的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生命历程,顺此生命历程而建构起人类之本然世界,个体之意义世界。
王紫琪[8](2019)在《书院内庭空间文化氛围的营造及设计应用研究 ——以黔中修文龙冈书院为例》文中认为在阳明心学诞生五百年之际,贵阳修文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心学圣地,为纪念王阳明为文化教育做出的贡献与影响,并为广大心学研究者提供交流学习之地,特在修文阳明洞历史文化保护区周围建设中国阳明文化园。其中龙冈书院为中国阳明文化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毗邻阳明洞文化保护区,规划为一座集纪念性、教育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书院。书院的名称取自王阳明亲手所建的第一所书院--“龙冈书院”,因此,新龙冈书院中在反应书院文化同时也需要最大限度的体现阳明文化,同时需要营造安静肃穆的学习纪念氛围以体现其文化作用。因为书院建筑属于已经过审的前期项目,在对龙冈书院内庭景观进行设计时需要考虑与建筑的衔接性与文化审美性的共同体现。基于相关的文化理论研究与传统书院内庭空间案例,笔者归纳总结出一套龙冈书院内庭空间气氛的营造方法,并将方法实际运用于设计实践中。本文的论述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研究背景的阐述:此部分内容从研究背景分析说明设计项目的必要性,对本文所研究的书院文化与阳明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并理清内庭空间的范围,界定此次设计中所涉及的空间,以及对文化氛围进行解析,使设计目标更加清晰明了。并确定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方向。第二部分(第2、3章),理论与案例研究:第二章首先通过对书院历史的梳理,了解书院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分析书院文化的组成部分;再通过对书院建造者与书院文化的发展进行分析,总结出书院文化氛围形成的两个原因;其次分析书院的教化功能以及其表现形式;最后针对本次设计,研究并提炼书院文化经典理论,为接下来的研究及设计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基于第二章对于书院与书院文化的基础理论,对书院环境总体文化特征、书院选址、书院布局、内庭空间四个方面进行解析,具体分析书院文化在书院环境中的体现,从中寻求书院内庭空间设计的具体方法。第三部分(第4、5章),设计方法归纳及设计实践:第四章在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的设计视角总结归纳龙冈书院内庭空间文化氛围营造的具体方法。从文化来源、设计原则、设计内容与设计表达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龙冈书院内庭空间文化氛围的营造方法。第五章的设计实践中,首先分析该项目的背景并对设计任务进行理解;其次针对项目对王阳明生平及其心学理论进行研究并提炼,并提出项目的设计概念;最后,将前文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体运用到整体景观布局、单个内庭布局、详细景观设计等。将书院文化、阳明文化用内庭空间设计的形式展现出来,形成具有独特文化氛围的龙冈书院内庭空间。第四部分(第6章),总结:对此次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并对空间文化氛围营造方法及应用作出展望。
惠宏岗[9](2019)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摆脱知行困境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由知到行的转化一直是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环节,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也在于如何促使受教育者将思想品德认识,自觉、有效的转化为相应的行为和习惯。随着改革开放的锐意深入,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社会存在的变动不可避免的带动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在当今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重塑和转变之时,大学生由于社会环境、高校改革、心智发育等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在理想追求和现实选择、理想认知和现实实践上,出现的种种争执和脱节已是不争的现实状况。如何切实的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转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时代背景下的实际效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既有对前人知行观的理论扬弃又有自身现实境遇的体悟,以期通过“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实现儒家士人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自觉,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中,体现了其“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的教育价值。在大学生所面临的知行困境问题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目标、价值、实现的相通性,这种可通约的特质即赋予了“知行合一”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借鉴、可吸收意义。同时,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和价值追求的传承,也给予了“知行合一”思想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背景和文化气质上的契合。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和养分也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本文论述内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绪论,从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出发,以此为大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并进一步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交代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困境的意义。同时,介绍本文的创新点、相关研究方法及文献整理等。第二部分以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和主要内容为展开,从其身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和思想渊源三方面交代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指向,阐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结合文本、历史环境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详细分析“知行合一”思想下“知”与“行”的内在含义和具体指向,从而对“知行合一”思想进行深入解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知行合一”思想的价值和教育意义,并为下一阶段结合这一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有益启示做铺垫。第三部分是对大学生存在的知行不一的现象进行描述,从而对具体表现的成因进行分析,主要从社会环境、知行转化、高校因素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四个维度着手,分析造成大学生知行困境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结合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基于大学生知行困境的具体原因,提出改善大学生知行困境的相应对策。从王阳明相关的知行教育实践与知行教育理论入手,汲取切实可行的有益启示,在教育层面、大学生主体层面、环境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文晓晓[10](2019)在《孙应鳌的思想及为政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孙应鳌是明代贵州清平卫人,是一位着名的心学官员,同时也是明代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学者称之为“淮海先生”。莫友芝称他为:“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笔者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对孙应鳌的思想和为政活动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出自“黔中王门”的孙应鳌。简单概述明代阳明心学,再详细论述包括孙应鳌在内的明代“黔中王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孙应鳌的心学思想。首先,他论“心性本体”,指出心体最重要的特征是“正”。其次,他的心学承接了孔孟的传统,以仁释人,以心释仁。而“求仁是宗”是他“即仁是心”真是而确切的表达。再次,他还诠释“致良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最后,孙应鳌对《易》的阐释主要分为“以心解易”和“良知即易”,并着有《淮海易谈》四卷,他在一定程度上发展阳明心学。第三部分,详细论述孙应鳌在江西、陕西、四川、湖北、京师各地的为政治世活动。在江西期间击败盗贼、解放流民;在陕西任提学副使,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在湖北期间为光化等县的百姓向皇上奏疏恳请减免赋税,积极上疏请皇帝赐提督军务与加添郧阳的兵备职衔;在京师期间,大力整顿国子监,上疏万历皇帝停纳援例监生入国子监。第四部分,论述孙应鳌以儒术治世为政活动的所体现的心学特色。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重感化、重讲学”,孙应鳌任职陕西,教育生员和士人,开辟正学书院,进行讲学,尤其突出教化。二是“体恤百姓”。孙应鳌提出为政以仁心待民,实行善政、仁政,以民众为主。通过探讨孙应鳌的为政活动,得出他为政治世的特点是——以儒术经世。总结出他的为官治世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对我们了解黔中王学的整体面貌。
二、浅析王阳明的“心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王阳明的“心学”(论文提纲范文)
(1)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一、选题缘由 |
二、解决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第三节 本文主要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一、本文主要创新点 |
二、本文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关于“身本”观念的先行讨论 |
第一节 西方身本观 |
一、西方哲学视域下的身本观 |
二、权利话语下的身本观 |
三、文化人类学下的身本观 |
第二节 儒家身本观 |
一、“身”、“心”释义 |
二、身体的类型 |
三、身体的转向 |
第三节 生活论还原下的身本观念 |
一、形上之身 |
二、形下之身 |
三、本真之身 |
第二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中晚明市民社会 |
一、商品经济 |
二、市民阶层 |
二、市民生活 |
第二节 中晚明政治文化与士人心态 |
一、政治生态 |
二、士人心态 |
第三节 王艮生平与思想渊源 |
一、身份的转变 |
二、王艮与阳明心学 |
三、王艮与释道 |
第三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 |
第一节 身与道 |
一、尊身即尊道 |
二、以身弘道 |
第二节 安身立本 |
一、良知良能 |
二、明哲保身 |
三、具身良知 |
第三节 身为国家天下之本 |
一、身是家之本 |
二、身是国之本 |
第四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 |
第一节 工夫论概述 |
一、工夫考义 |
二、儒家工夫概念 |
三、本体-工夫与日用工夫 |
第二节 穷理与致良知 |
一、穷理与知礼 |
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
第三节 安身工夫 |
一、静坐默识以体道 |
二、“良知致” |
三、淮南格物论 |
四、当下日用即工夫 |
五、乐学工夫 |
第五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外王工夫论 |
第一节 实践品格 |
一、大人造命 |
二、世俗化 |
第二节 乡村实践 |
一、讲学活动 |
二、乡会实践 |
第三节 政治理想 |
一、平等观 |
二、政治参与 |
三、理想社会 |
余论: 儒学与个体 |
一、个体与个人、整体 |
二、儒学与个体性 |
三、个体儒学的两个维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王阳明心物关系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龙场悟道与“心外无物” |
第一节 立必为圣人之志 |
第二节 对朱子格物论之疑难 |
第三节 龙场所悟之道 |
第二章 阳明所言之心 |
第一节 心之本体 |
第二节 立言宗旨 |
第三节 心在物为理 |
第三章 阳明所言之物 |
第一节 意之所在便是物 |
第二节 明觉之感应谓之物 |
第四章 阳明心物关系论 |
第一节 心外无物 |
一、心外无物之内涵 |
二、心外无物之外延 |
第二节 物外无心 |
一、物外无心之由来 |
二、物外无心之内容 |
第三节 阳明之万物一体思想 |
一、拔本塞源 |
二、重建秩序 |
三、大人之学 |
四、圣人之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论儒家对“格物致知”的多维化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部分) |
(二)跨学科研究法 |
(三)个案研究法 |
(四)经验总结法 |
四、研究思路 |
(一)提出问题 |
(二)分析问题 |
(三)解决问题 |
第二章 格物致知释义的发端 |
一、格物致知与先秦儒家理想人格 |
二、两汉格物致知的训诂释义 |
三、唐代格物致知释义的延伸 |
第三章 程朱理学格万物通“一理”的诠释维度 |
一、程颐“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的诠释 |
二、朱熹“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的诠释 |
第四章 杨简以“格去其物”批判程朱的格致论 |
第五章 陆王心学格“一心”明万物的诠释维度 |
一、陆九渊“格物者,格此者也”的诠释 |
二、王阳明“致知”即是“致良知”的诠释 |
第六章 罗钦顺以“通彻无间”批判王阳明的格致论 |
第七章 格物致知释义的圆融及西化 |
一、王夫之对朱熹、王阳明格致论的批判与圆融 |
二、方以智对“格物致知”去人伦化诠释 |
三、颜元对“格物致知”实践化诠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明清时期阳明心学的扩散机制与传播场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进展 |
1.2.1 文化扩散的研究进展 |
1.2.2 阳明心学的研究进展 |
1.2.3 历史学领域的空间计量研究进展 |
1.2.4 研究综述的启示 |
1.3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方法 |
1.3.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扩散的判定及扩散时期划分 |
2.1 接受者、接受地及扩散类型的判断 |
2.1.1 接受者的判断 |
2.1.2 接受地的判断 |
2.1.3 扩散类型的判断 |
2.1.4 接受地的接受量与传播量的测度 |
2.2 扩散时期划分 |
第3章 接受地的时空演变及阳明心学的扩散 |
3.1 阳明心学接受地的空间格局及演变 |
3.1.1 阳明心学接受地的类型及中心性分析 |
3.1.2 阳明心学扩散中心的演变 |
3.1.3 阳明心学核心区域及形成原因浅析 |
3.2 阳明心学扩散的时空演变 |
3.2.1 阳明心学的总体扩散特征 |
3.2.2 阳明心学的扩散路径与方向 |
第4章 接受地内传播场所的时空演变 |
4.1 传播场所的空间分布 |
4.2 讲学与讲会活动的时空演变 |
第5章 阳明心学思想的扩散机制 |
5.1 儒学扩散与儒学知识水平 |
5.2 交通可达性与联系强度 |
5.3 文化惯性 |
5.4 地方依赖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6.1 结论 |
6.2 讨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5)王阳明“心性实学”及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文献综述及其研究现状 |
(一)对王阳明心学的研究 |
(二)对王阳明“心性实学”的研究 |
(三)对王阳明教育的研究 |
三、王阳明“心性实学”概念界定 |
四、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王阳明“心性实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第二节 学术背景 |
一、儒学的积淀 |
二、家学渊源 |
三、佛道文化的影响 |
第二章 王阳明“心性实学”教育实践的核心 |
第一节 力求实心 |
一、学为圣人 |
二、明人伦 |
三、致良知 |
第二节 务求实政 |
一、经世致用 |
二、济世救民 |
第三章 王阳明“心性实学”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讲求实效的社会教育 |
一、制定乡约以教化民众 |
二、兴建社学书院推动文化教育 |
第二节 主张“实地用功”的实功教育 |
一、重视“立志”的教育内容 |
二、实地用功的教育途径 |
三、主张结合日用的教育原则 |
第三节 强调“践履之实”的实行教育 |
一、事上磨炼 |
二、实践实行 |
三、知行合一 |
第四节 突出“个性”的实体教育 |
一、儿童教育 |
二、个性教育 |
第四章 结论与影响 |
第一节 结论 |
一、对宋明世风的修正与改良 |
二、对古代教育的改革与尝试 |
三、对人才培养的务实及创新 |
第二节 王阳明“心性实学”教育实践对国内外的影响 |
一、对阳明后学的影响 |
二、对近现代的影响 |
三、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6)冯梦龙《王阳明出身靖乱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方法及意义 |
一 冯梦龙与《靖乱録》 |
(一) 墨憨斋与冯梦龙 |
(二) 《靖乱録》与冯梦龙思想内容 |
(三) 《靖乱録》与冯梦龙的小说观 |
二 《靖乱録》的编创 |
(一) 《靖乱録》的成书与编创 |
(二) 《靖乱録》的取材与编创 |
三 《靖乱録》的文本分析 |
(一) 靖乱纪事 |
(二) 人物塑造 |
(三) 叙事特点 |
四 《靖乱録》与《三教偶拈》 |
(一) 《靖乱録》与冯梦龙“三教合一”思想 |
(二) 《靖乱録》与《显圣记》《斩蛟记》的差异 |
五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良知的明觉:王阳明心物一体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王阳明心物一体观的问题缘起 |
二、王阳明心物一体观的研究综述 |
三、本文对心物一体观的研究思路 |
第一章 王阳明对朱子和佛教心物观的批判 |
第一节 朱子心物二分的流弊、纠偏及内在矛盾 |
第二节 佛教心生万物的流弊、纠偏及内在矛盾 |
第二章 心即理:心物一体的本体论基础 |
第一节 以良知替代天理重建心体 |
第二节 重建心体导致善恶观的改变 |
第三章 主客圆融:心物一体的共生关系 |
第一节 天-仁-良知的一以贯之 |
第二节 良知主客圆融的共生关系 |
第四章 “有无相即”:心物一体的运动形态 |
第一节 良知本体的知善知恶 |
第二节 良知本体的无善无恶 |
第五章 心外无物:心物一体的二重世界 |
第一节 良知活动生成的本然世界 |
第二节 意向活动生成的意义世界 |
第三节 本然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8)书院内庭空间文化氛围的营造及设计应用研究 ——以黔中修文龙冈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课题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相关文献综述及研究动态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6 论文框架 |
2 书院的发展演进及其文化氛围营造 |
2.1 书院解析及其发展演进 |
2.2 书院的功能与教化特征 |
2.3 书院文化氛围形成因素 |
2.4 书院文化的研究及提炼 |
3 影响书院空间文化氛围营造的因素 |
3.1 书院空间文化氛围营造的特征 |
3.2 隐逸思想对书院选址的影响 |
3.3 佛教禅宗对书院布局的影响 |
3.4 理学格物对书院环境的影响 |
4 书院内庭空间文化氛围营造的方法 |
4.1 书院内庭景观文化来源 |
4.2 书院内庭空间设计原则 |
4.3 书院内庭空间设计内容 |
4.4 书院内庭空间设计表达 |
5 龙冈书院内庭空间设计实践 |
5.1 项目背景及认知 |
5.2 王阳明其人及阳明文化研究 |
5.3 阳明文化在龙冈书院内庭空间设计中的体现 |
5.4 设计创作感悟 |
6 设计成果总结 |
6.1 研究工作和成果 |
6.2 研究结论 |
6.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品集 |
(9)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摆脱知行困境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目的 |
(二)选题意义 |
二、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一)主要内容 |
(二)创新点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一)文本分析法 |
(二)文献研究法 |
(三)多学科结合的理论分析法 |
第二章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 |
(一)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境遇 |
(二)思想理论渊源 |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知”的内在涵义 |
(二)“行”的内在涵义 |
(三)“知”“行”关系 |
(四)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评析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知行困境的表现及成因 |
一、大学生知行困境的表现 |
(一)不知而行 |
(二)知而不行 |
(三)知行不一 |
(四)知行悖离 |
二、大学生知行困境的成因 |
(一)社会环境革新的影响 |
(二)知行转化本身的复杂性 |
(三)高校教育的因素 |
(四)大学生自身的局限性 |
第四章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摆脱知行困境的启示 |
一、教育层面:注重教育氛围,丰富教育方式 |
(一)“寓教于乐”的教育氛围 |
(二)“各适其性”的教育方式 |
二、主体层面:明确主体价值,坚持躬行实践 |
(一)发挥主观能动性 |
(二)树立崇高志向 |
(三)注重实践自省 |
三、社会环境层面:增强文化引导,优化网络环境 |
(一)提升文化环境的正向感染力 |
(二)提升网络环境的积极影响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10)孙应鳌的思想及为政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方法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及方法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孙应鳌生平及着作的相关研究 |
(二)孙应鳌思想研究 |
(三)关于王学官员为政的实践活动的研究 |
(四)关于孙应鳌经世致用的实践研究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明代的“黔中王门” |
一、明代阳明心学 |
二、明代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 |
三、孙应鳌其人 |
第二章 孙应鳌的心学思想 |
一、论“心性本体” |
二、论“仁体” |
(一)论“仁即心” |
(二)“求仁为宗” |
三、论“致良知” |
(一)“良知” |
(二)“格物致知” |
(三)“知行合一” |
四、对《易》的阐释 |
(一)“以心解易” |
(二)“良知即易” |
第三章 孙应鳌的为政活动 |
一、江西的为政活动 |
二、陕西的为政活动 |
(一)开辟正学书院 |
(二)整顿教育 |
三、四川的为政活动 |
(一)擒拿叛贼王勋和高塞 |
(二)平定叛贼薛兆乾 |
(三)平定“白莲教之乱” |
四、湖北的为政活动 |
(一)恳请皇帝减免百姓的赋税 |
(二)积极进谏、弹劾巨珰吕祥 |
(三)上《重建郧阳提督军务行台疏》 |
(四)上《议加兵备职衔疏》 |
五、京师的为政活动 |
(一)为皇帝讲课 |
(二)上《议停援纳入监事例疏》 |
(三)上《恳乞圣明裒集英才以弘教育事疏》 |
第四章 王学官员孙应鳌为政治世的心学特色 |
一、“重讲学、重感化” |
二、“体恤百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浅析王阳明的“心学”(论文参考文献)
- [1]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D]. 赵立庆. 山东大学, 2021(11)
- [2]王阳明心物关系论探析[D]. 王明华. 西藏民族大学, 2020(08)
- [3]论儒家对“格物致知”的多维化诠释[D]. 张高阳. 安徽大学, 2020(07)
- [4]明清时期阳明心学的扩散机制与传播场所研究[D]. 舒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王阳明“心性实学”及教育实践研究[D]. 刘大榕.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冯梦龙《王阳明出身靖乱録》研究[D]. 夏小婷. 云南大学, 2019(03)
- [7]良知的明觉:王阳明心物一体观研究[D]. 杨辉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书院内庭空间文化氛围的营造及设计应用研究 ——以黔中修文龙冈书院为例[D]. 王紫琪.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摆脱知行困境的启示[D]. 惠宏岗. 西华师范大学, 2019(01)
- [10]孙应鳌的思想及为政活动研究[D]. 文晓晓.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