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昀[1]2004年在《略论儒学与少数民族的相互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儒学作为中华文化主流，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儒学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儒学向少数民族传播与浸润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 儒学由中原而起，进而辐射四裔，注入边夷，浸润其中，之所以能此，皆因儒家思想之特质所致：践仁成圣的超越性，注重为人之道之情操；整饬与维护之秩序性及人文精神，既肯定了人内在的本质力量，设定个体修养的发展路向，同时又以社会整体为目标，突出人的社会责任感。 本文正是通过探讨儒学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浸润，以及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与认同，阐释儒学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与功用：凝聚民族之能；民族认同之效；民族团结与和谐之用。并进而指出：对儒学，我们应该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和眼光，进行开创转化，使之真正地融入现实生活之中，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杨林兴[2]2015年在《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学术界对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的研究较为关注,而对于当代云南民族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长时段综合研究的更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云南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较多,但是对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类型、特征和格局及形成原因研究不够,特别是关于云南各民族长期保持友好和谐的内外因素探讨相当不足。继承民族关系和谐的传统因子,促进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现意义。云南民族关系主要由国家政权与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民族内部的关系叁个维度组成。古代云南民族关系是由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与云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云南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融、云南各民族内部之间的互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因素使这些关系得到发展和稳固。而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由古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而来,同时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重要内容。云南各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国家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指导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重构了当代云南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关系,各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将走向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民族关系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趋势的发展规律,也将影响着云南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总之,云南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本文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深入系统的探讨,可为深刻认识与理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的复杂历程与基本规律提供借鉴或参考。
夏增民[3]2007年在《儒学传播与汉魏六朝文化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即与政治结合，通过官学和私学传授的教育体系，诏书和法律的公布、流传，政府遣员循行地方，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标榜等渠道，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西汉中期以后的汉代诸帝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两个向度即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在儒学广布的地区，其价值逐渐成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从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基本定型。自汉末以至隋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格局。不过，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为政府所提倡，每朝代兴，无不整顿儒政，巩固并提高儒学的地位。叁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当地居民纷纷外迁，从而为儒学向四周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由于中原王朝政权和北方士民的南迁，在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儒士人数不断增长，逐渐形成了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建康吴会地区、鄱阳湖流域及周边的寻阳豫章地区和洞庭湖流域及周边的江陵江夏长沙地区叁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出现了建康、会稽、吴郡、寻阳、南郡、江夏、长沙等一些儒家文化中心。这叁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规模和路线、南北分治格局下东晋南朝荆州扬州之间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晋南朝儒学在这叁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基础上，沿着陆路和水路(海路)继续向南、向西扩散，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南海交趾儒家文化区的成长，也推动了今福建地区的建宁晋安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儒学化官员亦即所谓“循吏”和广大儒士的努力下，由于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儒家文化区域扩展的同时，风教所及，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也传布民间。儒学的南传，引起了当地的文化变迁，南方土着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崛起，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广大南方土着居民也在文化上认同了汉族，归属到汉文化圈内，汉民族的“文化边疆”大大南移，汉民族也更加扩大。隋代统一中国的再造，也正是儒家文化在广阔地域上传播后的内在诉求。
魏延梅[4]2010年在《在自觉、互动和对话中传承民族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中国的主要命题是学界和社会对于西方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后现代反思。反思是文化自觉的必由之路。文化自觉的目标是通过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探寻获得对‘本文化’以致全人类的理解并从这种理解中寻找文化沟通和反省的道路”。亦即趋天下之大势,找回主体意识,引领中国向着更加重视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方向建设,向着更加关注天人合一和人民幸福尊严的后现代方向迈进。本文以《在自觉、互动和对话中传承民族文化—内蒙古卓索图盟的儒学蒙古化实践案例》为题,从文化生态文明对话的高度重新审视蒙汉文化交流及其成果。本文同时以人性普同假设为基础,探析蒙古族如何在接受儒学影响的同时,通过推动其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而促使其蒙古化,进而影响儒学的过程。文化通过对蒙汉文化的自觉互动和交流传承的解读来证明文化相对、伦理互通、历史个别、人性普同的道理。学界迄今就蒙汉文化交流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许多论着。各个局部专题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入,研究视野也在随着领域拓展而日益开阔。但因为蒙汉之间的跨民族文化研究课题既需要语言文化能力,也具有更高的理论辨析难度,所以至今未见系统成果。本文试图补此缺憾。在蒙汉文化互动对话中,蒙古文化无论是借鉴中原儒学,还是借鉴其他民族文化,都要根据本体或主体需求与时俱进地重构蒙古族文化以使其适应时代需求。本文为此放宽视角,结合文化史、教育史、哲学史知识,进行蒙汉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过程分析、归纳与反思,力求以古鉴今,追本溯源,加深对中国文化内在价值的认知,使我们见证很多未曾书写的历史,弥补我们对中国现实社会认知中的缺失。这是本文的现实价值。“文化生态学”回归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和动力,也是一种必然的文化战略。只有充分认识和重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规划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与现代接轨时,充分发挥各民族文化能动性,并使之在公平传承的前提下相互丰富,而不是强行干预其为我所用。中国各民族文化按不同路径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没有损害,反而会有增益。本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绪论。阐述研究的对象、目的、意义及前人研究综述、本文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等,呈现全文各章节理路。第二章儒学的发展与传播。从史料角度,对儒家思想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做纵向梳理,再将儒家思想与佛道诸宗教思想做横向比较,以呈现其特色并阐释儒学与国内各民族文化间相互影响、彼此吸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正是这一过程促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本章同时提出儒学的普世价值问题并加以分析求解。第叁章儒家文化传播与蒙汉文化双向互动和选择。本章从儒家思想蒙古化的角度,沿着蒙古族思想文化历代发展的历史线索,采用蒙古族史料分析儒家思想的蒙古化历史过程。通过历史回溯,我们看到蒙古文化的起源阶段就是在中国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并在呈现中国特色的同时独具本民族特色。在此基础上,提出互动中的双向选择问题并分析求解。第四章中国大转型中的内蒙古卓索图盟儒学蒙古化实践案例。本章从卓索图盟儒学蒙古化的实践入手,用蒙古族着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史料,讲述卓索图盟地区儒学蒙古化实践的细节以展示蒙古文化的能动性,同时提出儒学蒙古化转型中的实践主体问题。第五章全球化格局中的文化自觉和开放认同。本章着重阐述儒家文化和蒙古文化是如何各自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并最终一起实现后现代的“文化自觉”,共同回归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态学”价值。笔者自信这样的研究和认知模式也能延伸适用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蒙古族相邻的藏族和维吾尔族。
郭震旦[5]2010年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叁,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叁、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叁、“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刘霞[6]2013年在《《福乐智慧》汉语译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福乐智慧》文本在国内汉语界的翻译、流播及其研究为论述对象,力图在尽力网罗国内外相关《福乐智慧》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福乐智慧》汉语译传进行话语实践层面与文化立场维度的解析,是首次从“动态研究”的角度全面梳理《福乐智慧》在国内汉语界近百年来的流播发展历史。因为文学研究的基础在于文本的发生,所以本论文的重点在于新时期翻译文本出现以来的30余年。在梳理的过程中,论文主要以《福乐智慧》的两个译本为节点：节译本与全译本,辅以研究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态势,将《福乐智慧》的研究分为叁期：萌蘖始发期、跃进繁荣期、回落纵深期,并以各时期《福乐智慧》研究的相关论着、期刊论文、会议的召开为骨架,以时间的延展为顺序来贯穿。在论述中,力求通过对《福乐智慧》汉语传译过程中的状况、变化、趋势的细致梳理,来寻找潜隐在文本研究内外部的各种话语诉求与文化立场。由此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旨在阐述本论文研究的动机与意义,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概况；第二部分为正文第一章,通过对《福乐智慧》文本的考察对其进行文学分析与文化的定位,以期对本文研究价值的依附所在做出清晰地认识与把握。第叁部分为正文第二章,将《福乐智慧》放置于自清代西北史地研究以来的国内新疆研究与西方西域研究的视野,勾勒源流,追问并解析中国“福学”早期研究何以亦步亦趋于国外。同时通过对文学翻译的体制性“规约”与197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语境的梳理期冀对《福乐智慧》译本的发生做宏观视野的透视,并对节译本的发生及“1979-1985年时期《福乐智慧》研究”做出分析论释。第四部分为正文的第叁章,论文着力于《福乐智慧》汉文全译本。首先对其“为何启动”之因与“如何官方”的特征做出解析,进而对全译本发生以来的“1986-1994年时期”与回落纵深发展的“1995-2012年时期”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论证。在总结其特征、态势、变化的同时,探讨其如何从官方“有组织、有计划”的方案中过渡到回落累积、学理纵深的少数民族学科专题化发展的阶段,并以此达到对其文化诉求的爬梳。最后部分为结语,对《福乐智慧》汉语译传及研究做出整体概述与评析。
杨玉莹[7]2017年在《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文中认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史学所蕴藏的史学思想同样是丰富的,体现为中国史学的评议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秦汉时期产生,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出现总结与嬗变。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史学近代化随之而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中国史家在吸收外国学术思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认识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奠定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基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包含史学思想研究的着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次将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史纳入到中国思想通史之中,使之成为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怀祺是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的专家,他在白寿彝的指引下,从对郑樵和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开始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漫漫长路。吴怀祺对郑樵研究凝结成《郑樵研究》一书,全书展现了郑樵坚韧的治学精神、敢于批评的学术理念、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宽广的治学道路。吴怀祺在研究宋代史学思想时,将史学和哲学联系起来考察,探讨史学和社会的辩证关系,通过详实的史料、朴实的文风展示了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接着,吴怀祺由宋代史学思想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探求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这两部通史性着作中,吴怀祺勾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展现不同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展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及深邃。在贯通研究之后,吴怀祺又觉察在"论"的方面缺乏研究,进而他由博返约的继续开展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专题形式进行通史性的理论研究,考察各类史学思想的源流,从思维角度把握民族史学的特点。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以开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向我们描绘了中国史学思想这幅美丽的画卷,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民族不仅有浩繁的典籍,更有充满魅力的史学思想。吴怀祺在多年治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架构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体系结构,建构起了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他立志要用民族语言,努力发掘民族史学思想的宝库,整理总结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吴怀祺在关注史学思想民族性的同时,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时代性,主张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运用到当代史学的创新中,关注全球化对史学的影响,在世界进程中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信息科学的进展对史学的意义,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开始,白寿彝提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中国史学遗产的问题,他本人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做了大略锥轮的思考。我们当看到,沿着白寿彝的思考,出现了一些总结史学遗产的路径。吴怀祺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瞿林东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陈其泰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积极探索民族精神。吴怀祺、瞿林东及陈其泰的研究都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内的路径创新,虽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的研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1]. 略论儒学与少数民族的相互关系[D]. 黄昀.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2].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D]. 杨林兴. 云南大学. 2015
[3]. 儒学传播与汉魏六朝文化变迁[D]. 夏增民. 复旦大学. 2007
[4]. 在自觉、互动和对话中传承民族文化[D]. 魏延梅.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5]. “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
[6]. 《福乐智慧》汉语译传研究[D]. 刘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7]. 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D]. 杨玉莹. 安徽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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