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农[1]2003年在《汉赋专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对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就汉代文学而言，这段话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赋体文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学；汉赋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以后的赋离开汉代那段特定的历史，很难再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然而，汉赋自初创之日起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这分歧主要集中在赋体的惟美主义表现和大赋的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及大赋这种文体到底是诗体还是文体的争论上。对大赋首先提出异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大赋的代表作家杨雄。杨雄对赋的总体评价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原因是汉赋表现出来的“靡丽多夸”妨碍了作者所表达的讽谕内容的接受效果，“于是缀不复为。”杨雄的观点对后来的作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所以王国维的观点才成为现今汉赋研究者为汉赋争取公正评价的有力根据。本文分四个专题，对汉赋的源流问题、汉大赋与汉代经学及政治的关系问题、骚体赋的话语问题、汉末赋作的多元走势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力求探微抉奥，独抒己见。 第一章，分叁节论汉赋源流，不囿于已有的结论，而是自辟蹊径，从赋的原始意义入手，寻找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出现的脉络，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赋”从颁布的意思过渡为“不歌而颂”和“赋诗言志”以至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嬗变轨迹。汉赋的创作比较复杂，历来就存在着分类上的分歧，给研究者带来不便，因而酌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其分为大赋体、骚体和诗体叁大类，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期，将汉赋分为四个创作阶段。因为两汉历时四百多年，其间作家、作品、社会思潮十分复杂，廓清轮廓，才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分叁节论述汉大赋，而以“解不开的政治情缘”贯穿始终。汉大赋在汉代鼎盛时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一方面是文学创作自身规律发展使然；另一方面则与帝王的喜好和为了“润色鸿业”而大力提倡有直接关系。同时，汉代在人才的选拔上以通经和作赋作为两条途径，而经学的独尊地位造成赋家的不满情绪；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为大一统的大汉帝国而骄傲，创作了许多歌颂京都、败猎、宫殿等等的大赋，渲染了汉家天子的声威。 第叁章，分叁节论述骚体赋，既阐发骚体赋的形式意义与话语意义，又着重探讨了骚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楚辞不但在文体上和艺术手法上滋养了汉赋，而且在精神上激起了赋家的同情和共鸣。屈原的高洁品格与眼前的黑暗现实的鲜明对照引发了汉赋作家的身世之感，他们借助屈原的形象和楚辞的表现手法，抒发了“士不遇”的命运之悲。 第四章，分叁节论述汉末赋的多元走势。汉末赋作衰微，已引不起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从汉末社会政治的解体、老庄思想的上升、世俗享乐生活的冲击几个方面进行考查，便可看出当时的赋家受其影响而在赋的创作方面呈现出值得重视的新变。其突出表现，便是题材开掘和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独立和自觉。
蒋庆栋[2]2017年在《两汉楚辞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之影响,可谓深远。两汉乃楚辞初兴阶段,这一时期的楚辞接受奠定了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两汉楚辞接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在研究两汉楚辞接受时,借鉴并引入西方接受美学观念相关照,以效果史(以传播史为中心)、阐释批评史和影响史(后世文人的模拟借鉴创作等)叁条线索,以时间顺序梳理楚辞接受概况,总结归纳各个时期的接受特征,以此展示不同时代的文学接受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四大部分进行探讨研究。第一部分,立足于宏观角度,纵观两汉楚辞接受概况,依据不同时期接受状况不同,将两汉楚辞接受划分为叁个阶段:楚辞接受滥觞期(西汉前中期)、楚辞接受全面发展期(西汉后期)、儒学思想浸透下的楚辞接受(东汉)。这部分概述了不同时期的接受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接受情况背后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第二部分,从楚辞传播角度切入,以楚辞作为文学接受的客体、读者作为文学接受的主体,考察探究两汉楚辞传播状况以及特点,包括传播方式、传播区域和受众群体等研究。第叁部分,依托第一条线索基础上的楚辞阐释研究,即楚辞接受主体中的学者群体对楚辞的记载、收录、评价、研究等接受行为。这一部分以时间为线索,研究了不同时期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不同接受倾向状况,体现出儒家文艺观对两汉文人学者的思想渗透和影响。第四部分,考察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楚辞对两汉文人创作的影响。汉代文人文学作品创作中对楚辞的借鉴学习模仿引用是楚辞接受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两汉数百年文学创作是在楚辞的照耀和滋润之下发展壮大的,这部分将两汉文学作品分为诗和赋两类,又将赋划分为散体赋和骚体赋,分别从思想内涵、题材内容以及形式体制、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研究两汉文学作品对楚辞的接受与发展。
周焕玲[3]2011年在《汉大赋语言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大赋是汉帝国大一统时代的产物,它广泛吸收了《诗经》、《楚辞》与先秦散文等各种文学样式之所长,成为两汉文学的正宗,它非诗非文又亦诗亦文,是汉“一代之文学”的精髓。汉大赋“不歌而诵”,以“诵”为传播方式；在文体特征上“述客主以首引”,常常以问答方式构成鸿篇巨制。汉大赋作品大多有特定的接受者——汉天子,从而具备了审美愉悦功能。汉大赋的传播方式与审美功能决定了汉大赋的体制及特定的艺术形式。本文根据现存的22篇汉大赋作品来研究它的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与审美风范。全文共分五个部分,首先,对汉大赋进行了定义、定篇,然后,对汉大赋作品语言艺术分别从声律、词汇、表现艺术、审美风貌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一、声律。汉大赋“不歌而诵”,以“口诵”方式进行传播。虽然不再和乐而唱,但是,它并没有脱离《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押韵规律,而是兼收并蓄地加以发展。它充分挖掘诗文的用韵方式,大量运用“转韵”、“杂韵”等,增添了作品的音韵美。节奏上讲求变化,繁富多样,疾缓分明。汉大赋在听觉上形成匀称谐和的音乐效果,取得了独特的音韵美感。二、词汇。汉大赋用词铺排,是其列于“美丽之文”行列的一个重要标志。大赋作家很注意遣词造句,热情地铺陈与山川、宫苑、楼台、京都、畋猎、郊祀等相关的词语。他们“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锤炼字词,排列句式,使得大赋辞藻华丽繁富,句式骈散间行,错落有致。叁、表现艺术。铺陈是汉大赋最重要、最典型的一种表现方式,通过“离辞连类”,排比词语,罗列名物,将一个个物象展示出来,充分体现了大赋用语的繁富。大赋的修辞颇具特色,使用夸张、比喻、对偶、排比等多种表现方式,使大赋变化多样,多姿多彩,将语言的铺陈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四、审美风貌。汉代社会“以大为美”,艺术上追求繁富博赡。宏丽繁富是两汉大赋语言的总体风格,一个个美丽而略带僻涩的语词,编组成一篇篇华彩乐章。从汉代着名赋家的赋论里,也能看出他们对这种风格的追求。随着环境的变化,西汉与东汉大赋在题材内容、表现技巧、用语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之处,由壮丽转向典丽。最后,进一步探讨这种语言艺术及其风貌形成的原因。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环境。汉大赋语言艺术特点的形成与多种因素密不可分,如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汉赋的口诵传播方式,赋家深厚的“小学”修养及自觉的炼字炼词意识,汉语由简趋繁、由单音词向多音词演变的规律等。
王慧[4]2016年在《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达维(DavidR.Knechtges),是生长于美国的当代着名汉学家和汉魏六朝辞赋研究专家。在近五十年的从教和治学生涯中,他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中国辞赋的论文,英译了八十余篇辞赋作品,出版了《汉赋:扬雄赋研究》《昭明文选赋英译》《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探微》(自选集)等多种赋学专着和英文译着,总字数逾百万言,还培养了近六十名研究中国古代诗文辞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持英译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为推动中囯文化在西方的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康达维在长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形成了颇为系统的赋学思想和翻译理论。因此,总结探讨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成就及其学术贡献,无论是对于当今的赋学界与翻译学界,还是从繁荣中西文化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现有对康达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介绍或评论,与其作为欧美汉学名家及中国辞赋研究领军人物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影响远不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才以"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为题,拟对于康达维的学术历程、赋学思想和赋学成就,对其英译《文选》赋的翻译学贡献,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探讨。全文共包括《绪论》和六章正文,主要论述了如下内容:"绪论"主要是综述东西方学界对于康达维及其赋学成就的关注与评论,然后申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方法。西方学界对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评论始于1977年,近四十年间有近10篇关于《汉赋:扬雄赋研究》和《昭明文选赋英译》的书评;东方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有何沛雄、何新文、龚克昌等研究者在各自的赋学论着中绍介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至本世纪初期又有苏瑞隆、孙晶、蒋文燕、马银琴等发表了几篇概述性的文章或访谈录。但总体而言,现有的康达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是"评介"式的文章,对于其代表性的成果如《昭明文选赋英译》则因为没有中译本而鲜有论述,研究康达维的专门论着或学位论文尚不见问世。第一章《康达维的学术历程》:在概述康达维之前约70年间欧美辞赋研究状况的背景下,叙论康达维投身中国辞赋研究的学术历程。康达维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爱好始自其高中时代,上大学时则放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专业的录取而进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学习中文。接下去,又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师从着名汉学家攻读中囯语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以博士学位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进入汉赋研究领域,后来又逐渐扩展到汉魏六朝及唐代赋的翻译和研究。他用15年时间完成的叁巨册的《昭明文选赋英译》,更是在西方汉学界极具影响的成果。晚年的康达维,又主持翻译《中华文明史》,继续为传播中国古代辞赋和文化贡献力量。因而康达维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且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汉学翻译家大雅奖"的殊荣。第二章《康达维的赋学观及其翻译思想》:康达维对于"赋"体本质属性和赋体源流的探讨论述,突破欧美前辈汉学家将赋归于"诗"或"散文"的藩篱,强调赋有"诵读"的特征,并由此而将"赋"英译为"rhapsody",随着其研究的深入又最终将赋音译为"Fu"。他同时认为赋体的起源具有多元性,由先秦的诸多文体融合形成赋的典型形式汉大赋,而后又继续生发出其他赋体形式。康达维的辞赋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异化的翻译观" "语文学的翻译策略"及其对于"汉赋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原则、方法等方面。他关注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充分强调译文的准确性;他总结了《文选》赋翻译的难点,指出要用语文学翻译的方法,加上充分的注释以呈现出忠实原文的翻译;关于赋中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则总结出了坚守不可拆解、利用注释注音和"变体"、找寻契合语境的英文对应词、用"头韵法"翻译等原则。第叁章《康达维对赋家扬雄的研究》:对于赋家扬雄的研究是康达维辞赋研究的起点,也是其研究重点之一,历时达十余年。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包括他的博士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后来出版的《两种汉赋研究》《汉赋:扬雄赋研究》《扬雄的汉书本传》等2种专着和英译本,以及《扬雄<羽猎赋>的叙事、描写和修辞》等多篇论文;还翻译了扬雄的全部赋作,并且先后推出了四个不断改进的译本。在这些成果中,康达维以文学为本位,考察扬雄的辞赋及其赋论,肯定扬雄在创作上的模拟与创新,并用"劝说性修辞"和"修饰性修辞"来解读扬雄赋中的"讽谏"内容,认为扬雄是一个实践自己赋论的赋家,客观地定位扬雄在赋史上的地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康达维的《扬雄赋研究》一直是海内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美国辞赋研究的最高水平。第四章《康达维的汉魏六朝赋论述》:在扬雄之外,康达维研究其他汉魏六朝赋篇的论文有20余篇,涉及这一时期30余位作者的六十余篇辞赋作品,包括辞赋发轫期的隐语、辞、七体,及汉代成熟期的散体大赋,再到魏晋赋风转变期的抒情小赋。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对赋篇真伪的辨析、对赋中名物的考证、对赋篇主旨的揭示、对赋家审美和思想观点的阐释、对赋篇叙写宫廷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分析,以及对赋篇翻译的探讨。康达维使用语文学和历史主义的方法,由微观而宏观、遵循赋体发展进程、重视探本清源等,从而使他的汉魏六朝赋论述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史家的史学思维特点。第五章《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赋英译>》(上):《昭明文选赋英译》是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章共四节。第一节叙论康达维对《文选》及"选赋"的认识,认为《文选》将"文"分为37类,表明萧统文学概念的范围比《文心雕龙》要窄,在选文时更倾向于"精致、典雅"而具有文学性的作品;第二节论《文选》"京都之赋"的英译,指出译者多用"大词"显现京都的庄严和空间规模,以突出赋颂汉朝的思想主题;第叁节论《文选》"郊祀、畋猎、宫殿、江海之赋"的英译,依不同的类别分别译出赋的"讽谏"意味、物象描摹和磅礴气势;第四节论《文选》"论文、哀伤、情之赋"的英译,分别译出了论文赋的理论特色、哀伤赋的悲情和"情"赋中女神的高雅美丽。第六章《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赋英译>》(下):总结康达维对《文选·赋》的英译的特点。其译文既以大量考辨性的注释和用词的准确性以实现译文忠实于原文,又能够译出赋铺陈体物、唯美抒情的文学意味,可谓是"学者型英译"与"文学性英译"有机结合的代表作品,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树立了新的标准和经典范例。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总结康达维在古代辞赋翻译和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理论贡献,以及对于当代赋学研究和辞赋英译的示范作用。
钟达锋[5]2016年在《康达维译《文选·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赋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文选》中的赋代表了唐代以前赋体文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文选》作为中国文学典籍的地位毋庸置疑,康达维先生将《文选》中的赋译成叁卷内蕴丰富、流畅可读的英文,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康达维译《文选·赋》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翻译的前提、基础、背景、过程等问题,分析译本的指导思想、特色价值、策略模式等等。本文属于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既是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的翻译研究,也是通过译作分析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绪论部分对《文选·赋》的研究和西方辞赋翻译的研究进行综述,阐述本研究的价值意义。辞赋的翻译是赋作在域外的化身,随着赋学的发展,也应纳入赋学研究的视野。国内学界对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进行了较多地引进、翻译和介绍,而对他最主要的成果——《文选?赋》的英译,目前只有简单的介绍和评价,尚无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诗经》《楚辞》和唐诗的翻译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着,而针对赋的翻译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一个空白,对赋的翻译进行系统研究和学术探讨很有必要。将《文选》文体和辞赋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与西方文学相比较、参照,可见其世界性与民族性。从文体产生的根源来看,《文选》的文体分类和编排有其层次和规律。从《文选》的文体选择可见中西文学体裁不同的发展道路,亦可见文学观念的差异性。与视文学为语言的自由艺术的观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学观视文学为具有艺术性的文字材料。赋的多种西文译名反映了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发展,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本源,因此“rhapsody”(狂诗)的译法被普遍接受。通过与狂诗的比较可见辞赋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以训诂注疏为核心的“选学”是《文选》的阐释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实质是《文选》的历时性语内翻译。“选学”赋予文本意义,使翻译成为可能,因此构成《文选·赋》英译的阐释学基础。康达维译《文选·赋》是辞赋翻译的新成果,本文简要回顾了西方汉学界辞赋翻译历史。通过比较分析韦理、华森两人的辞赋翻译和康达维的译本,可见辞赋英译大致经历了由新奇通俗译文到严谨普及译本,最后走向专业的学术性深度翻译的发展过程,《文选·赋》英译本是辞赋翻译专业化、学术化发展的结果。康达维个人学术兴趣和教育研究背景对他选择从事《文选》的翻译起决定性作用,对《文选·赋》英译本的最终面貌也有关键性影响。《文选·赋》英译本定位于面向学习者、研究者的典籍翻译,以“绝对准确加丰富注解”为总体翻译策略,但是其准确性受到文本历史性、阐释开放性和译文可读性的限制。本文详细描述了康译《文选·赋》的译本模式,重点分析了译本副文本的功能和意义,通过与其他典籍译本模式的对比分析,可见《文选·赋》英译本在内容排布、阐释深度方面符合学术性典籍翻译的定位,切合“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堪称典籍翻译的典范之作。第四章从名物、社会文化、历史典故等方面论述译本对原文中文化要素和文化现象的处理。大赋中罗列的动植物和矿石的名称从翻译的角度看是一个个文化概念。名物的译名与其注解有多种译释方式,两者有六种形式的组合。名物的翻译体现了“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所具有的阐释能力。对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典故,译本主要通过直译加注的方法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处理。深度翻译的本质是深度语境化,即将原文本或原文本片段的文化语境,通过副文本的方式搬到译本所营造的文本语境中来,使译文或译文片段具有原文化语境的支持。第五章从修辞手段、联绵词、模糊语言等方面论述译者对原文语言和文体特征的处理。辞赋的语音修辞手段可译性小,基于多种原因,译本未作安排;而句法手段可直接转换,能大体保留其修辞效果。《文选?赋》中联绵词的主要功能是描摹声貌,即以声音直接传达形象,其实质是语音象似性。基于联绵词的语音象似性,译者以押头韵或尾韵的词组翻译《文选》赋中的联绵词,较好地保留了其音韵效果和感染力。辞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汉语文言的特殊性和辞赋文本的历史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突出重点作出更为明确的释解的活动。对于辞赋中的模糊语言,译者主要采取了明晰化的翻译策略。第六章从西方汉学研究的语境下论述康达维译《文选?赋》的学术性。译文注释将译本置于西方汉学文本网络之中,汉学构成了译本的学术背景;同时译本进入汉学传统,属于西方汉学成果的一部分。《文选?赋》译本是康先生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翻译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前提。就思维本质而言,翻译和研究都是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本身也可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典籍的翻译因其文本的历史性,其翻译过程具有文献研究的本质。《文选?赋》的翻译凸显了典籍翻译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面。康达维译《文选》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文献考据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译本对日文、德文、法文文献的征引是本论文未涉及的领域,是可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
田胜利[6]2018年在《汉赋用《易》与赋体艺术》文中指出赋是"一代文学之盛",赋与《易》的结缘是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的透视点。文学辞章上,汉赋用《易》,融《易》卦爻辞入赋,体现于方式、功用和创作叁个方面。《易》学分为两脉,一是义理,一是象数,汉赋与之会通,对应分为两个层面,义理上忧患、通变、易简、进取、中正灌注于赋中,契合赋家的个体情怀与时代风貌;象数上,《易》学的取象艺术、推演思维合乎汉赋的体物、谐隐、铺排特征。汉赋用《易》和经学的昌明同步而兴,此后,汉赋用《易》走势与经学背离,经学衰落之后,汉赋用《易》依旧保持了强劲势头。
张新科, 刘彦青[7]2016年在《新时期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文中研究指明19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曾出现过解构汉赋经典的情况。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通过传播、评论以及创作接受等方式,汉赋的价值得到重新肯定,经典地位得到重新建构。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材料的发现,使汉赋研究呈现多学科综合研究态势。借助网络媒体,新时期汉赋的传播与接受更加广泛。汉赋经典地位的重新建构表现出文学经典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承、评价包括汉赋在内的文化遗产,如何把握评价汉赋的标准,如何认识政治变化对汉赋经典建构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赵耀锋[8]2014年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着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叁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叁种,分别对这叁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叁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叁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叁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许波[9]2011年在《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文中提出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刘延军[10]2016年在《汉赋中的人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物作为汉赋中一个独特的描写对象,在汉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赋中所涉及和描写的人物或虚或实,或贵或贱,形象各异,种类众多,如同一幅人物画卷。人物的出现使汉赋更加生动形象、缤纷多彩。汉赋中所涉及和描写的人物主要可分为虚构想象的人物和真实存在的人物两大类。虚构想象的人物主要包括辩丽横肆的主客人物、妖艳贤淑的神女和美人以及荒诞离奇的仙怪等人物；真实存在的人物主要包括历史人物、汉代士人、忧戚刚烈的现实女性以及形象滑稽的胡人、短人等各类小人物。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在设置和描写方面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深广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作者伪托客主或是为了讽谏或是为了言志,虽然重点并不是描写主客人物,但主客人物在形象描写上颇具象征意义；妖艳贤淑的神女、美人这一类人物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汉代的审美意识以及对待女色的矛盾态度；荒诞离奇的仙怪等人物体现了汉代的迷信思想和人神观；现实人物的形象描写与悲欢苦乐的情感抒发则反映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汉赋在伪托客主、以为首引的同时,也造成了主客人物缺乏个性,趋于符号化；在神女、美人等人物的描写上铺采搞文,丽靡过美,过于夸饰化；而且,作者间的转转规仿也造成了本来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趋于类型化。除此之外,汉赋中人物的设置与形象描写对魏晋赋及后世的诗赋、传奇、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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