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侯国官制考述(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王越[2](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李佳[3](2021)在《秦汉时期燕涿社会研究》文中指出“燕涿”乃一区域地理概念。《汉书·地理志》曰:“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燕涿”即“燕地”南部的涿郡部分,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省保定市北部的易县、涞水、高碑店、涿州、定兴全部,徐水、涞源、雄安部分地区,外加廊坊市固安、北京市房山区一部。生态环境是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燕涿”既有太行“群山西峙”,也不乏“地高民稠”的山麓平原,以拒马河为代表的河流穿境而过,群川东汇、陂泽众多,丰富的水资源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基础之一,“督亢渠”的建成使用化“斥卤”为“膏腴”,改善了当地的土壤条件。这些都为秦汉时期“燕涿”社会历史“大戏”的上演搭建了必要的舞台。行政沿革是最高统治集团治国方略的直观反映,也表明区域社会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相应地位。汉高祖“分燕置涿”,汉景帝设立“匈奴降者”侯邑,汉武帝划“良乡入涿郡”,一系列“强干弱枝”的行政建置调整都体现出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而光武帝时的省并县邑,很可能是边疆民族形势重压下中央政府的无奈之举,显示出“燕涿”介于边郡与内郡之间的特殊地位。交通是区域社会在更加宏观的社会体系中所发挥作用的生动体现。国家动荡之际,“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是天下归一的必要条件;政治承平之时,途径“燕涿”的“邯郸广阳道”“燕齐故道”等通路为中央之施政、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打下基础。研究秦汉时代“燕涿”交通史个案,或许对于全面认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不无裨益。如,与刘邦击匈奴有关的涞水板城等文化遗址,有助于研究平城之战汉军东线军事行动在整个战局走势中的重要作用。经济与社会组织情况是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燕下都汉墓随葬铁农具、徐水南白塔水井遗址等考古发现,对于认知秦汉时代“燕涿”农业发展水平颇有帮助。燕下都出土“衔环铜铺首”、涿州东汉墓出土“彩绘陶镜台”等精美文物,则能让人领略“燕涿”手工业发展的成就。《盐铁论》对于本地“富冠海内”的描述,应与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组织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一定意义上,豪族是汉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燕涿”的豪族经历了西汉重武向东汉通经的明显转变,以涿郡太守为代表的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略亦由尚法而崇儒。文化或许是区域社会特质的最佳体现。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质的起源与发展与“燕涿”关系紧密。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礼乐文化始祖,“合符釜山”很可能与“燕涿”有关,为慷慨悲歌文化奠基。上演于秦国大一统背景下的“易水诀别”成为慷慨悲歌文化的最强音。以范阳祖氏后裔“中流击楫”为代表,“燕涿”慷慨悲歌之文化余韵不绝于史。探讨慷慨悲歌文化向中山、赵地的扩展,求索这一文化的成因,对于反向认识秦汉时期“燕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温乐平[4](2021)在《西汉海昏侯国职官设置札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汉代侯国职官制度,海昏侯国职官制度相对完善。在行政职官中,设置相1人,官秩400石;丞1人,秩200石;尉2人,秩200石;又设乡有秩、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若干人,皆为百石以下斗食少吏:分别主管海昏侯国的吏治、民政、赋税、诉讼、治安等行政事务。在侯国家臣职官中,设置家丞1人,官秩比300石;仆、行人、门大夫各1人,庶子1人,先马、中庶子14人。此外,海昏侯国家臣中还可能有傅、主簿、舍人、私府长、食官等职官。
阳明[5](2020)在《战国楚系玺印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玺印专指秦统一以前的官私玺印,所载玺文关乎时下职官制度、地方建制以及姓氏文化、精神风尚诸多内容,史学价值极高。战国时期,分国林立。受地域影响,各国玺印在形制、钮式、文字形体、书写风格等方面各具特征,其中尤以文字形体和书写风格最易区分。因此,战国玺印的分域研究多受学界重视,但以往古玺印分域研究的关注点多在地域区分及文字释读两方面,对其中承载的职官、地理、姓氏、文化等历史信息缺乏深入、系统性研究。因此,结合传世文献整理古玺印资料,对姓氏、职官进行系统分类、梳理,当有所得。本文特以楚系玺印为研究对象,在《古玺汇编》、《古玺汇考》、《战国玺印分域编》、《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珍秦斋藏玺印》等经典图录、着作的基础之上,收集、整理出684方可考楚玺,并对楚玺文中所见的职官、地理、姓氏、成语信息进行精确分类。即,将138方职官玺分为行政、军事、财务、府库、行旅、工官、司法、邦交以及其它九大类,其中尤以行政、府库、军事、财务四类居多;将59方地理玺分为封君封邑、县、里、州、遂、亭、(?)七大类,其中以楚县地、封君封邑玺居多,这是战国时期楚国地方建制上以县制为主的显着表现;将334方姓氏玺分为单姓、复姓、其它三大类。单姓玺中使用率前五位的姓氏为黄氏、陈氏、朱氏、登(邓)氏、臧氏,复姓玺则多以职官为氏,如“若敖”、“登徒”等;将68方成语玺分为吉语、箴言两大类。吉语玺中,祈求心愿遂成、长寿健康类占据2/3以上的比例,而箴言玺中,则以强调修身养性的“忠”、“信”、“敬”为主要内容。在整理、释读玺文的基础上,本文亦作了延伸研究。即,总结职官玺中楚国独有职官名称及职官制度的特点、变迁,如通过整理军事玺,发现楚国独有的的“嚣”类军事职官存在从中央下沉至地方,且职权范围复杂、模糊的明显现象;而通过研析敔、邑、州、里、亭、(?)、遂等地域组织,大致可得出在郡县、封君封邑之外,战国时期楚国应另有一套地方行政系统。此外,根据人名字的使用频率,我们发现楚人在取名上更倾向于时下社会、自然已经存在且能常接触到的物事名称,处在一种初级的、质朴的阶段;而从修身养性、家国情怀、财富地位、长寿健康四方面亦可研究楚成语玺中楚人所崇尚的精神文化。但楚玺中还有部分玺印文字虽释但其具体涵义争议杂多,且文字释读不一的楚玺数量更甚,这也增加了我们依托楚玺文字进行历史性释读和研究的难度。因此,这类楚玺皆以附录载于后文,以待日后继续进行释读、研究。
赵堉燊[6](2020)在《近三十年西汉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综理》文中指出近三十年西汉简牍的大量发现与公布,爲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提供了新的材料。不少学者撰文考证,成果丰硕。但是,这些成果暇瑜错陈,尚未有论着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基於此点,本论文在全面收集西汉简牍所见地名资料的基础上,疏理、总结近三十年学者利用西汉简牍研究政区地理的相关成果,希望体现近年学者利用简牍研究政区地理的最新成果,爲以後的研究提供参考经验。绪论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汉简牍的出土、着录情况以及相关简牍所属年代,对西汉简牍与政区地理的研究现状概述,并说明本文的写作缘由和意义。本文主体部分共有四章节。第一章从简牍所见汉郡的分布、辖域变迁、置废时间等方面例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分西汉简牍与汉县、汉邑、汉道三节。汉县部分,分爲简牍所见县的地名地望和隶属变迁两方面来梳理学者的研究观点;汉邑、道两部分,主要从学者结合简牍研究汉邑、道的数目及分布来展开论述。第三章分西汉简牍与王国和侯国两节。王国部分主要涉及简牍所见王国辖域变迁;侯国部分重点论述学者结合简牍研究侯国迁徙、侯国别邑等问题。以上分类是基於简牍所提供的信息决定的,其中西汉简牍与汉郡、县、侯国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第四章是对前人在论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虽然西汉简牍爲政区地理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亦有疏误,颇有警示作用。本章总结了利用西汉简牍研究政区地理时,需要注意简牍地名释读的准确性、简牍所载地名排列的规律性、地名的“同名异地”和“异地同名”现象等方面内容,希望对以後的研究起到借鉴作用。
牛佳[7](2019)在《胡匡衷《仪礼释官》研究》文中认为胡匡衷,徽州绩溪人,是清代着名经学家,在经义方面多有深刻见解,尤精于礼学。其治学承袭先志,一生投身于学术之中,治学严谨,着作等身。胡匡衷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以经证经的治学方法,影响着后世学者。绩溪金紫胡氏家族的经学研究家风,遂由胡匡衷始。其家学之盛,影响甚远。《仪礼释官》作为胡匡衷礼学研究的代表作,是研究《仪礼》中官职官制的专作,也是研究《仪礼》中官职官制的开山之作。胡匡衷认为《仪礼》中的各项制度出于周公之手,书中所记载的皆是侯国的礼节,同时《仪礼》中涉及的职官,较《周礼》而言称名更细化。因此对胡匡衷《仪礼释官》展开系统性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意义。本文立于胡匡衷经历及史籍本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胡匡衷《仪礼释官》进行分析:在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原因和研究意义,概述总结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并简要介绍了研究方法,旨在展示文章的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一部分为胡匡衷生平、着述及学术的介绍。包括其生活时代、着述作品、家学影响等方面内容。第二部分为《仪礼释官》的撰写与流传。包括撰写背景、版本体例、引书状况等内容。第三部分为《仪礼释官》职官考。对《仪礼释官》中的职官进行考证辨析。通过参考其他《仪礼》着作相关疏解,借以其他文献资料,考证《仪礼释官》职官阐述的正误及价值所在。第四部分是《仪礼释官》与清代前后《仪礼》学着作的简单比较。前与《仪礼通论》进行比较,后与《仪礼正义》做比较。比较其中涉及职官的内容,目的在于给予《仪礼释官》更加准确的定位与评价。第五部分为《仪礼释官》的价值及胡匡衷学术影响。结语部分对上述研究和结论进行总结。
师彬彬[8](2018)在《关于汉代列侯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列侯是二十等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代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和民族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以来,汉代列侯问题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理论方法有所创新,具体探讨趋于深化,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学术界对汉代列侯问题的微观研究和宏观考察均已取得许多进展,有助于全面理解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梳理学术界对汉代列侯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深化对二十等爵制变迁与政局演变的认识。然而学术界对汉代列侯的探讨比较零散琐碎,仍缺乏系统性、深入性。就研究深度和史料运用而言,汉代列侯问题研究仍有继续拓展空间,主要存在四个不足之处。
董波[9](2018)在《秦汉吏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汉时期,吏员的身份、地位及职能与“官吏”“吏民”“吏”及“役”存在一定的交叉,在当时的语义中,“吏员”尚未有明确的内涵,它与指涉其他人群的一些概念在意义上有相重合的现象,而这反映出吏员群体及其相关制度尚处于形成期的历史事实。通过对秦汉中央、郡、县(道)、王国、侯国及候部吏员的设置、来源等问题的研探,笔者认为秦汉时期的吏员群体及与之有关的制度,存在着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就秦汉郡、县(道)体系中的吏员设置来说,它首先要服从于郡县制本身的需要,郡县制的前后变化,自然会引起吏员设置的变动。从吏员的来源而言,秦及西汉前期,军功为吏的情况比较多见,西汉中期以来,通过学校教育及察举等为吏的方式渐成主流,西汉后期以来,世家大族门生子弟为吏的情况.逐步增多,到东汉中后期,世家门生子弟为吏的情况更为常见。总体来说,秦及西汉前期吏员制度尚处于创设时期,西汉中期以来,吏员来源、禄秩等发生大的变化,至东汉初期,吏员的设置、禄秩等逐步明确化。不过,东汉吏员的身份、地位及职能仍与低级官员及下层力役之间有一定的交叉性,存在着一个相对模糊的中间地带。从吏员职责角度看,与先秦指定服役制度有密切关联,通过服役方式实施剥削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仅从稍食、月俸等先秦低级吏员职事的扩大化来理解秦汉吏员的职责问题是不够充分的。吏员执事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从相关出土文献看,主要在于执事忠信、清廉。秦汉中央机构吏员的职责分工十分明确,郡、县(道)吏员的职责也较为明确,至乡、亭一级,一些吏员有身兼数职的情况。秦汉吏员承担着文书起草、户籍管理、迎来送往、现场勘验、行庙祭祀、收取赋税等执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须向长官服务或给事其他机构,这集中反映了官僚政治体制中吏员承担事务处理的职责分工,以及与长吏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事实。秦汉吏员的禄秩问题颇为复杂,就秦及西汉的情况来讲,吏员是否完全由官员自行辟除,禄秩是否以二百石为限,都不是判别官与吏界限的正确标准,比如乡啬夫是典型的吏员,但其禄秩在二百石左右,这集中反映了秦及西汉时期官与吏相重叠的现象。东汉时,随着官与吏界限的明确化,吏员往往由官员自行辟除,有秩吏禄秩一般为二百石,无秩的斗食小吏禄秩在百石左右。秦汉时期,有着较完备的廪食制度,各级吏员能按月领到月食,出差在外的吏员则通过传食制度确保旅途生活,受二十级军功爵制影响,秦及西汉前期,廪食、传食具有一定的等级性,西汉中期以来,廪食、传食的等级差异逐步取消。一般而言,各级机构的长官可自行辟除吏员,但从出土文献中的“尉律”看,秦及西汉初期“尉”掌有除吏之职,一些禄秩较高的吏员则由君主任免,国家法令规定各级行政长官必须在法令、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辟除吏员。秦汉各级政府机构通过考勤、考绩对吏员进行日常考核管理,以此作为迁、转、徙、出的依据。秦汉的“官”与“吏”相通,吏员可通过各种途径升迁从而成为国家正式官员,甚至成为公卿名臣,学界称之为“吏道”,这集中反映了秦汉官僚制度的灵活性。昭宣以来,世家大族、地方豪强控制了吏员的选取及升迁渠道后,某一社会势力对当时的官僚政治形成很大影响,“吏道”变成了特定群体的既得利益,这反而影响到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吏员的地位可以分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就政治地位来说,吏员是保障秦汉行政体系正常运作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行政运作体系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从社会地位看,吏员界于官员与庶民之间,是一个具有“中间地带”色彩的社会群体,而一些儒生耻于为吏的现象,也说明当时的社会有贱吏风气,这一点也反映出吏员群体真实的社会地位。秦汉吏员对行政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客观上对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秦汉时期,“奸吏”、“巧吏”为数众多,他们或通过贪赃枉法、文书造假等为己谋利,或利用宗族势力横行乡里,对当时的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吏员与地方宗法势力的结合,对国家政权的稳定造成很大危害。总之,通过动态的视角研究秦汉吏员的构成、来源、出路、生计及阶层地位等问题,笔者认为吏员是秦汉时期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他们在来源、禄秩等方面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秦汉社会总体的发展走向;秦汉吏员制度的形成、发展,典型地反映了秦汉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秦汉吏员与不同社会势力的结合,也反映了秦汉国家统治基础的前后变化。
韩厚明[10](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提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二、西汉侯国官制考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汉侯国官制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一、工类 |
二、矿业类 |
三、商业类 |
第二节 军事类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一、农林类 |
二、水利类 |
第四节 畜牧类 |
第五节 仓储类 |
下编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引用谱录简称 |
参考文献 |
职官索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学术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古代文献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三、今人着作 |
四、学术论文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秦汉时期燕涿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燕涿的称谓及其界定 |
(二)研究状况与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秦汉时期燕涿的生态环境 |
(一)燕涿的地貌特征 |
1. “群山西峙”的太行山地 |
2. “地高民稠”的山麓平原 |
(二)燕涿的气候 |
1.燕涿的气候波动:由湿润而干冷 |
2.地形对燕涿气候的影响:多雨中心与较长的无霜冻期 |
(三)燕涿的水资源 |
1.群川东汇:“涞水”“濡水”“易水” |
2.陂泽众多:“金台泽”“督亢泽”“鸣泽” |
(四)燕涿的土壤 |
1.冀州:“厥土惟白壤” |
2.督亢:从“斥卤之地”到“膏腴之地” |
二、秦汉时期燕涿的行政沿革 |
(一)秦汉燕涿行政建置概述 |
1.改“都”为“县”:始皇二十一年置“广阳郡” |
2.分燕置涿:高帝十二年置“涿郡” |
3.光武帝时期的省并县邑 |
(二)汉代燕涿行政沿革特点——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 |
(三)西汉时燕涿的匈奴降者侯国:“侯之以劝后” |
三、秦汉时期燕涿的交通 |
(一)燕涿的总体交通形势 |
1. “杜大行之道”——燕涿的南北向交通 |
2. “燕齐大道”——燕涿的东向交通 |
3. “距蜚狐之口”——燕涿的西向交通 |
(二)燕涿交通个案研究 |
1.涞水板城遗址与汉高帝击匈奴——平城之战汉军东线战事发微 |
2.五阮关、蒲阴陉再论 |
四、秦汉时期燕涿的社会经济与社会组织 |
(一)燕涿的社会经济 |
1.燕涿的农业——燕下都汉墓铁农具与徐水南白塔水井遗址 |
2.燕涿的手工业——燕下都“衔环铜铺首”与涿州东汉墓“彩绘陶镜台” |
3.燕涿的商业——涿方足布与《盐铁论·通有》之“富冠海内” |
(二)燕涿的社会组织 |
1.燕涿的豪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与“学为儒宗” |
2.涿郡太守的施政方略——由尚法而崇儒 |
3.燕涿的乡里基层——“聚族而居”“守望相助” |
五、秦汉时期燕涿的风俗文化 |
(一)燕涿与燕赵“慷慨悲歌”文化 |
1.黄帝“合符釜山”:燕赵慷慨悲歌之源 |
2.“易水诀别”与“敢于急人”:燕赵慷慨悲歌最强音 |
3.“中流击楫”:燕赵慷慨悲歌余韵 |
(二)从“弹弦跕躧”到“多慷慨尚义节”——燕涿对中山、赵地文化特质的影响 |
(三)燕赵慷慨悲歌文化探因 |
1.燕涿“世积乱离”与燕赵“慷慨悲歌” |
2.燕涿“诸方杂人来附”与燕赵“慷慨悲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4)西汉海昏侯国职官设置札记(论文提纲范文)
一、西汉侯国职官制的演变及其标准配置 |
二、海昏侯国行政职官设置 |
三、海昏侯国家臣职官设置 |
(一)家丞 |
1.掌管侯国印绥与文书 |
2.代表列侯向朝廷上书 |
3.主管侯家的家产、丧葬、接待等所有家事 |
(二)仆 |
(三)行人 |
(四)门大夫 |
(五)先马 |
(六)中庶子 |
(七)庶子 |
四、结语 |
(5)战国楚系玺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概况 |
(一)资料辑录 |
(二)文字考释 |
(三)职官地理 |
(四)姓氏文化 |
二、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用价值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楚官玺整理与研究 |
第一节 行政类 |
第二节 军事类 |
第三节 财务类 |
第四节 府库类 |
第五节 行旅类 |
第六节 工官类 |
第七节 司法类 |
第八节 邦交类 |
第九节 其它 |
第十节 小结 |
第二章 楚地名玺整理与研究 |
第一节 楚玺所见地名辑录与考证 |
(一)楚封君封邑地名辑考 |
(二)楚县一级地名玺辑考 |
(三)楚里一级地名玺辑录 |
(四)楚州一级地名玺辑录 |
(五)楚遂一级地名玺辑录 |
(六)楚亭一级地名玺辑录 |
(七)楚(?)一级地名玺辑录 |
第二节 楚国地方行政系统探究 |
第三章 楚姓名玺辑录与整理 |
第一节 楚姓名玺辑考 |
(一)单姓玺 |
(二)复姓玺 |
(三)其他 |
第二节 楚人的取名风尚 |
第四章 楚成语玺整理与研究 |
第一节 楚吉语玺辑录与考证 |
第二节 楚箴言玺辑录与考证 |
第三节 楚成语玺中的精神文化 |
(一)强调修身养性 |
(二)体现家国情怀 |
(三)追求财富地位 |
(四)祈祷健康长寿 |
结语 |
引书简称说明 |
附录 (待考类玺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近三十年西汉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综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研究西汉政区地理的新材料——西汉简牍 |
二、二十世纪以来西汉简牍的出土及着录概况 |
三、西汉简牍地名资料所反映的年代 |
四、西汉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概况 |
五、本论文的写作缘由和意义 |
第一章 西汉简牍与汉郡研究 |
(一)简牍所见汉郡的分布及辖域范围 |
(二)简牍所见汉郡的辖域变迁 |
(三)简牍所见汉郡的置废时间 |
第二章 西汉简牍与汉县、邑、道研究 |
一、西汉简牍与汉县研究 |
(一)简牍所见汉县的地名地望 |
(二)简牍所见汉县的来源及变迁 |
二、西汉简牍与汉邑研究 |
三、西汉简牍与汉道研究 |
第三章 西汉简牍与王国、侯国的研究 |
一、西汉简牍与王国研究 |
二、西汉简牍与侯国研究 |
(一)简牍所见侯国的地名地望 |
(二)简牍所见侯国别邑 |
第四章 利用西汉简牍研究政区地理应注意的问题 |
一、注意简牍识字的准确性 |
二、注意简牍所载地名排列的规律性 |
三、注意地名的“同名异地”与“同地异名”现象 |
(一)“同名异地”现象 |
(二)“同地异名”现象 |
结语 |
引用书目简称表 |
附录:西北汉简所见郡国县邑乡里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胡匡衷《仪礼释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选题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基本思路 |
四、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 重难点 |
(二) 创新点 |
一、胡匡衷生平、着述及学术 |
(一) 胡匡衷生平与作品 |
1.胡匡衷生平简述 |
2.胡匡衷着述考 |
(二) 胡匡衷学术思想渊源 |
1.礼学的发展 |
2.徽州学术文化的影响 |
3.家学的传承 |
二、《仪礼释官》的撰写与流传 |
(一) 撰写背景 |
1.清初《仪礼》研究背景 |
2.《仪礼释官》撰写成因 |
(二) 《仪礼释官》版本概况及体例 |
1.《仪礼释官》现有版本 |
2.《仪礼释官》撰写体例 |
(三) 《仪礼释官》引书概况 |
三、《仪礼释官》职官考 |
四、《仪礼释官》与清代前后《仪礼》学着作之比较 |
(一) 《仪礼释官》与姚际恒《仪礼通论》之比较 |
1.《仪礼释官》与《仪礼通论》在官职阐述上的异同点 |
2.《仪礼释官》与《仪礼通论》对前人之说态度的比较 |
(二) 《仪礼释官》与胡培翚《仪礼正义》之比较 |
1.《仪礼正义》对《仪礼释官》官职官制阐述的继承 |
2.《仪礼正义》对《仪礼释官》的发展与补充 |
五、胡匡衷学术影响及《仪礼释官》的价值 |
(一) 胡匡衷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
(二) 《仪礼释官》在《仪礼》学研究上的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关于汉代列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汉代列侯类型、等级、权益、身份地位研究 |
二、汉代列侯其他问题研究 |
三、汉代列侯问题研究的缺憾 |
(9)秦汉吏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创新之处 |
二、学术综述 |
(一) 总体性研究成果 |
(二) 有关吏员身份、设置及来源方面的研究成果 |
(三) 秦汉吏员任免职责、待遇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
(四) 秦汉吏员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秦汉吏员的身份、设置与来源 |
第一节 “官吏”、“吏民”、“吏”与“吏员” |
一、“官吏”与“吏员” |
二、“吏民”与“吏员” |
三、“吏”与“吏员” |
四、“役”与“吏员” |
第二节 中央机构的吏员 |
一、中央机构吏员的设置 |
(一) 三公府中的吏员数额 |
(二) 其他中央机构吏员的数额 |
二、中央机构吏员的来源 |
(一) 秦及西汉中期中央机构吏员的来源 |
(二) 西汉后期及东汉中央机构吏员的来源 |
第三节 郡、县(道)体系中的吏员 |
一、秦汉郡、县(道)吏员的设置 |
(一) 秦汉郡的吏员设置 |
(二) 秦汉县(道)、乡、亭的吏员设置 |
二、秦汉郡、县(道)吏员的来源 |
(一) 秦及西汉前期郡、县(道)吏员的来源 |
(二) 西汉中期以来郡、县(道)吏员的来源 |
第四节 王国、侯国吏员 |
一、两汉王国吏员 |
(一) 两汉诸侯国的设置 |
(二) 两汉王国吏员的设置、来源 |
二、两汉侯国吏员 |
(一) 两汉侯国的设置 |
(二) 侯国吏员的设置、来源 |
第五节 两汉候部吏员 |
一 两汉候部的设置 |
二 候部吏员的设置、来源 |
第二章 秦汉吏员的职责、待遇与管理 |
第一节 秦汉吏员的职责 |
一、先秦服制与秦汉吏员职事的关系 |
二、吏员执事原则 |
三、秦汉吏员的具体职责 |
(一) 吏员的职责分工 |
(二) 文书处理 |
(三) 户籍管理 |
(四) 为长官服务或给事官府、私家 |
(五) 辟为军吏 |
(六) 处理其他具体事务 |
第二节 秦汉吏员的待遇 |
一、秦汉吏员的禄秩 |
(一) 中央机构吏员的禄秩 |
(二) 秦汉郡、县(道)吏员的禄秩 |
(三) 秦汉吏员的月俸 |
二、秦汉吏员的廪食 |
第三节 秦汉吏员的管理 |
一、任免管理 |
(一) 具体任用条件 |
(二) 任免程序 |
二、考核管理 |
(一) 考勤 |
(二) 考绩 |
三、升迁管理 |
第三章 吏员的地位与作用 |
第一节 吏员的地位 |
一、秦汉吏员的政治地位 |
(一) 吏员在秦汉行政运作体系中的地位 |
(二) 从社会资源配置等角度看秦汉吏员的政治地位 |
二、秦汉吏员的社会地位 |
第二节 吏员在秦汉社会中的作用 |
一、吏员在秦汉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
(一) 在行政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
(二) 在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
二、秦汉的胥吏之害 |
(一) 秦汉胥吏之害的一般表现 |
(二) 吏员的文书造假 |
(三) 吏员对基层社会的负面影响 |
第四章 总论 |
一、本文主要观点 |
二、一点反思 |
参考文献 |
一、史料 |
二、专着 |
三、期刊论文 |
四、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一 着作 |
二 论文 |
致谢 |
(10)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上编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第一节 历谱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第三节 奏谳书 |
第四节 脉书 |
第五节 算数书 |
第六节 盖庐 |
第七节 引书 |
第八节 遣策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西汉侯国官制考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3]秦汉时期燕涿社会研究[D]. 李佳. 渤海大学, 2021(02)
- [4]西汉海昏侯国职官设置札记[J]. 温乐平.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1)
- [5]战国楚系玺印整理与研究[D]. 阳明. 西南大学, 2020(01)
- [6]近三十年西汉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综理[D]. 赵堉燊. 吉林大学, 2020(08)
- [7]胡匡衷《仪礼释官》研究[D]. 牛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关于汉代列侯问题研究[J]. 师彬彬. 史志学刊, 2018(05)
- [9]秦汉吏员研究[D]. 董波. 青海师范大学, 2018(02)
- [10]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