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丽淑[1]2004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这场改革从改进激励机制和提高微观经营效率入手，着眼于新增资源的重新配置，基本形成了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这堪称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平衡，农民收入增长无论是在个体之间，还是在区域之间都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特别是农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所呈现的明显扩大趋势，已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本论文主要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对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与评析，并对现有的诸多测量指标进行了优劣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情况选择了本研究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与测量方法，然后据此从省际、东中西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区域角度，对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农民收入的差异进行了动态的实证描述，同时采用theil模型对农民收入的总体差异进行了区域分解。结果表明，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改革以来，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均呈现差异扩大的态势，而且扩大的速度快，幅度大，且目前仍处在库兹涅兹所提出的“U型”曲线的中期阶段；东部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收入差异较大，目前已进入国际上公认的较大不平等的范围，而中部内部差异较小，目前仍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在东部与中部之间出现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这一现象在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之间却没有发生；高收入与低收入水平区内部差异小，而介于中间收入水平的区域内部差异较大，且保持着较强的扩大趋势，这一点基本上与“U型”理论的结论相符。同时theil模型的结果表明，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引起农村收入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产生的影响因素，主要由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六章组成。在第四章，首先建立了我国地区农民收入决定的一个基本数量模型，然后据此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对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工资收入是造成各地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为此本论文在第五、六章又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依据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文化素质及地理位置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与实证，并首次利用对数方差法对区域间收入差异中的乡镇工业“工资”与“就业机会”不平等进行了数量分解，结果表明，“就业机会”不平等是引起地区非农收入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同时，针对各收入区组建立了数量模型，对其内部差异产生的因素进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经济转型期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研究.二...二.二.......留了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各地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同的微观因素。但通过分析发现，上述原因虽对地区间农民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有很大影响，但都不足以完全能够解释。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江浙一带并不是教育水平等条件很好的省份。这说明上述因素并不能根本说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优于中西部的原因。 因此本论文又从制度的视角，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国家经济政策及制度环境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表明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不仅仅只是由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所致，从本质上来看，应是各地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和制度利用效率的差异所致。东西部农村的差距首先体现为制度上差异，然后才体现为经济上的差异。正是由于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内陆的制度差异导致了产权差异、激励制度的差异以及配置资源的差异等，从而使东中西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并由此带来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 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力量，’已经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消费不振，而这与我国农村消费需求低迷有直接的联系.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必将会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产生巨大影响。为此本论文在第叁部分对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需求效应进行了理论与实证上的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对衣着panel date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出了更为接近我国实际的分析模型。分析一这之结果表明，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已成为目前我国消费低迷最重要的原因， _、、‘__止川也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后凯恩斯学派有关收入差距与总消费关系的理论。后又进一步对收入差异进行了评价，并对现有的一些纷争提出了二些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价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是否适度的原则，并尝试建立了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适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该部分主要包括第七章、第八章。 第四部分主要是依据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未来我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并对政府调控收入差异的必要性进行
高岩辉[2]2006年在《中国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一些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凸显。其中“叁农”问题及城乡差异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已经由一部分学者的担心，逐渐变为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本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时段比较、区域比较、与城市居民收入比较，并进一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区域分解、考察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增长和区域差异的贡献等手段，试图分析我国省市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差异，探讨农民收入变化的规律、结构特征及区域差异、收入增长支撑点变化以及相关政策的特点，总结农民增收的经验与教训，为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缩小收入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不同的收入基础水平与增长速度直接促进了收入格局的变化。东中西叁大地带间收入梯度明显。叁大地带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尤其是地带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不断上升，因此自我发展能力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应得到重点扶持。 (2) 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民收入结构的差异非常明显，且这种差异是导致总收入差异的直接原因。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造成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东部地区农民收购入中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于在本地企业的劳动收入，而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难以满足农民就近就业从而实现增收的需求，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小。区域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是促进收入结构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3) 城乡差异扩大或缩小与城乡收入增长速度，尤其是农民收入变化密切相关，并且由于发展的差异，城乡差异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之间差异，与农民收入水平出现空间上的错位。东部地区城乡差异相对较小，且倾向于低速扩大，但在个别地区形成了环大城市贫困带。中西部地区严重的城乡差异是在广大农民收入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形成的。 (4) 自然条件、区位、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工业化进程、政策倾向是影响农民收
周青梅[3]2008年在《转型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最为复杂和存在问题最多的领域之一,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我国转型期一些特殊因素不断对收入分配产生新的影响的情况下,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滞后于现实的分配变化。因此,结合我国的经济增长实际,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非常迫切和必要。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本文从经济增长角度对转型期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影响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对收入分配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而且这种作用建立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与经济约束条件之下,并不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决定因素。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有必要加以调整。本文论证了通过制度的设计与供给,可以达成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均等分配并存的格局。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促进经济良性增长的适度收入差距问题,建立了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动态评判指标体系。并给出了调整收入差距的途径与方式。本文在引言部分作了必要的定义与背景交代,为整体研究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工作与创新之处作了说明。意在对文章的整体脉络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把握。第一章是理论综述,为全文的研究作铺垫和理论准备。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比较多,相关的文献与资料非常丰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许多主张与政策建议互相矛盾,甚至针锋相对。本文对国内与国外的研究都进行了整理与归纳。首先对西方传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主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我国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说明,然后就二者相关性的研究作了分析和评价。由于本文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我国收入分配的格局的调整上,因而对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便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是我国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与特征。本文研究的是我国转型期背景下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对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是必要的。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处在一种扭曲的均衡之中,这种扭曲有着明显的现实制度烙印,也与我国在转型时期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模式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第叁章对我国现实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生产要素在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分布;制度因素;发展中国家发展时期特别是转型期的特殊因素;再分配政策等。说明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发展因素,体制改革因素和政府政策分不开。同时强调了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作用,也为后文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的分析作了铺垫。第四章阐述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是本文的重点。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来看,经济增长的方式、结构、供求的均衡等都会对收入分配格局有一定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形成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受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形成具有正的效应,但并不能说明结论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正负两个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与过小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第五章结合我国实际,在分析我国收入差距特殊性的基础上,对收入差距的适度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动态评判标准。并利用这些指标体系,对我国的收入差距现状进行了判断,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应该适时采取措施加以调整。本文还对我国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第六章是对策分析。市场经济不具有促使收入差距自动收敛的机制,收入分配的调节主体是政府,调节关键是原有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在收入分配的调节方面,再分配的政策非常有限,更主要的是加强对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就业供给等政策建议。
冯虹[4]2006年在《经济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课题,收入分配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子系统,收入分配的状况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从而影响社会协调与稳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加快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大大促进了我国城镇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开始进入加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城镇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我国城镇GDP来看,我国已经有不少城镇跨过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关口,其他大部分城镇也已经处于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的逐年上升,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也在持续扩大。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逐渐深化,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状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现金字塔型的社会不仅对实现第叁步发展战略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相关解决对策的探讨日益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选择中国经济的全面加速转型期(2000～2020年)作为研究的重点时间范围,试图对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做系统的研究。在总结归纳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以及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城镇政府为了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悬殊、避免城镇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应该采取的对策。笔者在研究中做了如下创新性的探索:1、对倒U形曲线在我国经济加速转型期的“轨迹变异”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2、用定量的方法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社会影响。3、关注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指出确保劳动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的必要
吕少德(Lyu, Shaode)[5]2015年在《农户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农收入研究：一个村庄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已有的大量相关研究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农民收入的现状、问题和增收对策做了系统的分析,但从农户资源配置的微观视角对该问题所做研究很少。本研究首先梳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资源配置理论,针对中国实际提出农户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理论假说;然后基于作者对一个具有较广泛代表性的普通产粮村的逐户调查,做村庄个案分析,用统计回归等分析方法,分析该村165户农户2012年生产和收入的截面数据,检验农户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最后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提出理论解释和改进思路。根据马克思主义,资源配置合理的具体标准是供需平衡和劳动耗费最少。本文假定农户资源配置的目标是其家庭纯收入最大化。由于当前中国农户处在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夹缝中,面临各种复杂的矛盾,其资源配置效率很难达到最优,因此其收入也很难达到最大化。对案例村庄的实证分析表明,从劳动耗费最少的标准看,农户农业生产中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过多,存在浪费;从供需平衡的标准看,粮食生产在政府价格支持政策下能较好地对接需求,而蔬菜生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波动剧烈,常造成资源浪费。总体而言,农户资源配置效率未达到最优,因此其收入也未能最大化。理论分析表明,在中国当前的大转型时期,农户的资源配置方式具备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叁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属性,其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适应,因此很难使其资源配置达到最合理的水平。具体而言,农户资源配置方式中的自然因素过于落后,无法满足先进的生产力要求;农户资源配置方式中的市场因素相较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亦显得落后,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农户资源配置方式中的计划因素则未能及时发展完善并跟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进农户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思路是按照典型示范、农民自愿、政府扶持的原则推进农民合作化,同时加强政府对农业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
王国平[6]2010年在《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农村环境的劣化与保护事关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生存质量,事关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农村环境保护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总体战略统筹加以推进。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以面源污染为主,污染主体分散零落。按现行的传统政府环境管理模式和机制实施起来既不现实也不经济。本研究提出,实施调动中国农村社区环境保护机制,让农村环境保护成为亿万农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事业。本研究从中国农村环境劣化的史脉入手,梳理中国古代与近代农业生态环境劣化与现当代中国农村工业化农村环境劣化史脉,以气候的冷暖变迁、植被创伤沙漠化、肆泛开垦、人口遽增使土地承载超负、过度灌溉使土地盐化、无休的征战杀戮、科技的双刃剑研究视阈,探索了中国农村环境劣化问题的成因。以传统政府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体系,理析了传统政府环境保护模式和机制与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在借鉴美国农村社区环境运动与环境科技、欧盟共同体公众参与环保权与社团战略、日本公众参与与社区农民的创造力这些先进发达国家农村环境保护机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的选择与培育立论。并对中国农村社区现代生态文明人的培育、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替代农业公序良俗的培育、中国农村社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培育、中国农村社区环境保护志愿者的培育、中国农村先富人群社区环保贡献力的培育、中国农村妇女对社区环保特殊作用的培育、中国农村社区新生代环境保护意识的培育等七个子系统作了论证。还站在国家责任层面,探索设计了国家调动农村社区农民广泛参与环保的战略与政略、国家助力环保社团的建立与运行、国家财政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援与补偿、国家对农村社区叁位一体生态调理创新系统的协调、国家对农村生态文化倡导的责任；站在法律责任层面,阐述了农村社区环境保护组织管理权的授予与法理依据、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理论思考、我国农村社区环境保护组织的法律权利与司法制度思考。嗣后,本研究构建了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在明确评价指标基础上构建相关数学模型对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进行综合评价分析；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度法、网络分析法及叁维动态模型,并结合实际农村社区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精确分析,对不同区域的社区管理效能进行分析评价,形成对不同农村区域机制有效性的判断数据等,为改进社区机制效果提供了决策支持。
胡仲明[7]2006年在《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迫切。社会保障不但成为学术界和广大社会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也成为政府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 目前，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上，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是保障的提供模式和保障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这就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了基本选择。国情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和出发点，众所周知，我国的最大国情或者说最基本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其中包括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较为严重的贫困、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较大差距等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充分考虑这些特征。 那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应该是普遍的、基本的、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也不尽相同，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也会有较明显的差距。这些同样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政府部门也通过实验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道路。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令人欣慰的是，中共“十六大”已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 本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在国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一般经验，选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典型省市(上海、河南和青海)进行系统剖析与实证研究，考察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政策演变，结合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实际，设计出适应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框架，以期为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实践和改革提供政策依据。论文由导论、
宋海英[8]2007年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研究》文中指出地区差异问题受到大多数国家的普遍重视，因为过大的地区差异不仅对社会公平与公正构成严峻的挑战，而且危及社会稳定。我国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而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对我国农村的地区差异，进而对全国的城乡差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此，对乡镇企业地区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探索地区差异扩大的形成机理，并寻找缩小乡镇企业地区差异，或遏制地区差异扩大势头的科学对策，对于推动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问题可分为叁个方面：1．地区差异有多大，其发展变动趋势如何；2．地区差异的结构是怎样的，不同产业或区域的差异与全国的总体差异是否相等；3．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尽可能地缩小或减缓差异扩大的势头。本研究在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历程及其经济社会贡献等背景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基尼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标准差、距平值等地区差异的测算方法，对乡镇企业地区差异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地区绝对差异持续扩大，且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增长明显快于西部地区；而乡镇企业的地区相对差异则表现出阶段性起伏波动的态势，除了1984～1987年、1994～1995年和1998～1999年叁个时期外，地区相对差异都逐年扩大。通过对地区差异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乡镇企业绝对差异的扩大与企业整体的快速增长直接相关；而相对差异的缩小则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密切联系。为了探究乡镇企业地区差异的结构状况，本研究通过熵指数分解法和基尼系数分解法，对地区差异进行了区域与产业两个层面的结构分解。发现在产业层面，乡镇企业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的差异；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叁大区域内部的差异。并且，进入21世纪以来，占全国乡镇企业主要份额的第二、叁产业的地区差异逐年扩大，东、中、西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扩张，这直接推动着近年来全国乡镇企业地区差异的扩大。在乡镇企业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方面，本研究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角度入手，结合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发现从企业内部看，影响乡镇企业增长差异的投入因素包括劳动力、中间投入、资本，而各要素的贡献份额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依次为全要素生产率、中间投入、资本、劳动力，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企业增长差异的影响程度呈逐渐增强的趋势。就具体区域而言，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中部地区企业的增长主要由资本投入的扩张来获得；西部地区主要通过中间投入的增加来推动其乡镇企业的增长。而从企业外部看，乡镇企业地区差异的扩大，与企业的产生背景(包括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社会环境、政策支持)、产权改革、外商投资、发展模式、服务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指出，在短期内，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绝对差异可能将继续扩大。但随着国家各项地区协调发展政策的逐步落实，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相对差异有望缩小。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地区协调发展，或抑制地区差异扩大的势头，本研究指出了如下政策含义：以第二、叁次产业为重点、以区域间差异为主攻方向、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以加快服务体系建设为支撑，缩小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任红艳[9]2006年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收入差距出现持续扩大化和显着化,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使得对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所有的问题中,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性质作出判断,探寻现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区间,是不应该、也不能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并日趋成熟,但在收入差距适度性研究方面显得相对滞后,虽然也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适度性标准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现有的研究很少对此作出研究与描述;二是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决定因素或者说主要影响因素的认识多是停留在定性认识层面,量化研究还很不深入和成熟;叁是各种研究中多是使用已有的国际通用的分析工具和判断标准,在指标的使用方面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因此,加强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理论研究,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对收入差距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工具并提出科学的判断标准,帮助人们统一对收入差距性质的认识,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以“适度性”研究为主线开展研究与分析,分五个部分回顾了收入差距适度性思想及其演进过程,剖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发展的现状,并对收入差距的适度性进行了系统探讨,重点是设计出收入差距适度性指数,并用来对收入差距的适度性进行了分析和综合评价,最终提出为提高城镇收入差距适度性,在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分别应采取的政策建议。 导言部分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指出经济体制转型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变化以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及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关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由此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及选题依据,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进行研究与探讨。 在第二章里,对收入差距适度性理论在国内外研究及其进展情况进行了回顾,从理论脉络上理清了各主要学派对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进行的研究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在内容安排上,本部分从对适度性理念
赵敏[10]2012年在《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收入分配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永恒话题。在对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不断研究的过程当中，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也曾提出过许多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19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边际生产力理论（Theory of MarginalProductive），与克拉克同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均衡价格分配理论。除此之外，福利经济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对收入分配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收入分配本身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且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影响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个人收入分配问题，从20世纪中期开始，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开始从国民收入在工资、利润间的分配转向由基尼系数所描述的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并重点研究这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所要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俄罗斯转轨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那场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剧变当中，曾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曾经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前苏联宣布解体。从那以后，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史无前例、动荡曲折的转轨历程。俄罗斯的转轨从1991年开始，经历了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漫长历程，到如今已经持续20多年。在俄罗斯转轨初期所实行的激进主义改革可以说是相对失败的，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令俄罗斯普通民众感触最深的就是居民收入的下降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按照五等分法的数据来看，在俄罗斯的全国货币收入总额中，20%的高收入者所占比重已由1991年的30.7%上升到2002年的45.8%，增长约50%；而20%的低收入者所占的比重已由1991年的11.9%降至2002年的5.6%，降幅约为50%。收入分配差距系数由1991年的3倍多上升为2002年的8倍多。俄罗斯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一般性原因，也有不同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所独有的特殊原因，如收入分配机制、经济自由化、私有化问题、垄断势力及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原因。而收入分配差距所造成的影响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居民的生活尤其是消费结构产生影响，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俄罗斯也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国国情的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这些措施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各国公认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方式，本文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对于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收入分配调控措施进行了具体分析。例如，在税收方面，俄罗斯采取了扩大税基，统一所得税率、简化税制、降低税率几项措施，同时也加强了税收监管，大大提高了税收的调控作用。而在社会保障方面，俄罗斯本着管理社会化、基金多元化和基金指数化的基本方向，从就业保障、退休养老、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事实证明这些改革的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和俄罗斯在改革前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采取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模式等。因此，从俄罗斯转轨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转变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首先，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税收政策，让税收更好地发挥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其次，重视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最后，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保障法制化，尽早出台《社会保障法》，并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方式，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等。本文结尾部分通过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的分析，从叁次分配的角度提出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建议：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应逐步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其次在二次分配中应加强对收入的调节力度，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应加速推进第叁次分配体系的建立，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事业作为二次分配的有益补充，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快发展慈善事业，逐步完成第叁次分配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区间农民收入差异研究[D]. 樊丽淑. 浙江大学. 2004
[2]. 中国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D]. 高岩辉. 西北大学. 2006
[3]. 转型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 周青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4]. 经济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D]. 冯虹.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5]. 农户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农收入研究：一个村庄个案[D]. 吕少德(Lyu, Shaode). 清华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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