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晶[1]2003年在《现代汉语“给”字句的最简句法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给”字句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式。与英语相比，汉语的“给”字句既有与英语相同的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个性。对“给”字句这些特性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近年来许多语法学家如朱德熙(1980)、顾阳(1999)和周长银(2000)等从不同角度对“给”字句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挑战性，增加了我们对其的认识，值得我们借鉴，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是在Chomsky(1993)的最简方案理论框架下，根据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原则，通过对英语相关句式的研究，对汉语的“给”字句的句法生成和句法特性进行的研究和探索。 本文对汉语“给”字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叁个问题展开的：第一，“给”字句中的“给”的句法功能是什么?第二，“给”字句是如何生成的，是基础生成还是由与格结构转换而来?第叁，在生成过程中，如何保证两个宾语获得格? 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研究了与“给”字句结构相关的英语句式，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第二章综述了汉语中关于“给”字句的主要文献。第叁章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讨论了汉语“给”字句的句法特点和句法结构。 第一章分析了英语中与汉语“给”字句结构相似的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为了解决双宾语的生成和格的问题，许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Larson(1988)的被动转换法，Fujita(1996)，Radford(1997)等引入Agr，把它作为核心功能语类看待，等等。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双宾语结构的生成和格的问题，本文在最简方案的精神下，将前人的研究加以了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文认为双宾语结构中包含两个抽象动词，施事动词(Agentive verb)和诱因动词(causative verb)，前者的位置高于后者，这是接受了Bowers(1993)和Fujita(1996)的观点。为了统一解释两个宾语格的问题，本文采纳了Radford(1997)的理论，认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格都要在Spec-head关系中得到核查。这样双宾语的结构式中就有两个宾语一致短语(AgroP)，直接宾语一致短语和间接宾语一致短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分别移到[Spec，AgroP_1]和[Spec，AgroP_2]核查格。关于与格结构，本文接受Fujita(1996)的观点，认为在动介‘拍华tothe‘笔抽i’’ Cb出h，岭tfo川佃扣恢由而(汤扣记“词之上有一个A卧p来核查介词宾语的格。这样双宾语和与格结构的两个宾语格的问题可以得到统一解释，而且还成功的解释了baCki格rdb加lding现象。 通过对目前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双宾语和与格之间存在转换关系。本文从语言习得，结构语义选择限制，词汇选择限制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双宾语结构和与格之间不存在转换关系，它们各自是基础生成的。 第二章从两个方面介绍了汉语“给”字句的相关文献。关于“给”的语法功能，二‘李艳惠(l 990)，黄居仁(1 999)认为“给”在直接宾语后(post-DO)或是核心动-词后(post.verbal)都可以被统一看作介词。关于“给”字句的生成和格的问题，主要介绍了顾阳(1999)和周长银(2 000)的观点。.- 第叁章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从语言的共性出发，对汉语的“给”字句的句法-特性和结构进行了分析。根据ChomS材的普通语法的精神，语言的共性必然是本质性的、核心性的，而个性是非本质性的、边缘性的。两种语言结构的不同是因为不-同语言的参数不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对英语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的分析结果用-于对汉语“给”字句的研究。 关于“给”字的句法功能，通过分析李艳惠(1990)和黄居仁(1 999)的观点，本文认为“给”在“给”字句中无论是在直接宾语后或是核心动词后都可以被统一看作介词。本文还对“给”字句的句法结构作了研究，认为句式①和句式④实际上属于同一类句式;句式②和句式④则分别属于与格结构和双宾语结构;与英语一样，双宾语结构与与格结构不存在转换关系，他们各自是独立生成的;而句式③则不属于双宾语结构类型，它是由一个嫁接语(adjunct)附着在VP最大投射上而形成的-一类及物动词句式。其他叁类“给”字句的生成都与其相对应的英语句式相同，从而对“给”字句四个句式的生成和格的问题作了统一的解释。 以上就是本文在最简方案的理论框架下对汉语的“给”字句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结构所作的一个探索。但是，语言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在为这类句式提供了统一解释的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还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葛琪琪[2]2016年在《论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双宾结构中直接宾语的研究相对薄弱,对“数名”能否作直接宾语也颇有争议,因此本文以考察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为基础,重点研究了类似“张叁给了李四一刀”这类语言现象,证明了它在句法上属于“给”字双宾结构,并根据原型理论,从句法、语义、跨语言比较等角度论证了它在“给”字双宾结构中属于边缘性成员。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从现代汉语双宾结构和动词后“数名”结构的属性两方面,梳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目的、范围、思路和方法。第二章,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的句法范围。从主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等方面描写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的句法范围、内部小类和句法共性。重点考察其直接宾语,根据句法特点将其分为“代词”、“数词”、“(数量)名”和“数名”四大类,并论证了“(施事者)给+接受者+数名”是双宾结构。进而归纳出了不同直接宾语类型的“给”字双宾结构的句法等级序列,其中“(施事者)给+接受者+数名”是边缘性成员。第叁章,从原型理论看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从语义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对其中的不同给予物进行了语义梳理,总结出其由核心到过渡再到边缘的语义等级序列为：可给予性实体>半给予性半实体>半给予性非实体、非给予性半实体。综合句法和语义两要素,以“数名”或“数(量)名”为直接宾语的“给”字双宾结构是边缘性“给”字双宾结构。在核心性“给”字双宾结构的基础上,过渡性“给”字双宾结构进行了一层意义的引申,其引申路径是本体隐喻；边缘性“给”字双宾结构进行了两层意义的引申,其引申路径是隐喻套转喻。第四章,从跨语言比较看“给”字双宾结构。考察韩、日、英、荷、葡、越六种语言中,与汉语相对应的不同传递物类型的给予义双及物形式的跨语言普遍性强弱,归纳出了其等级序列。跨语言比较结果进一步显示了汉语“给”字双宾结构具有高能产性和显赫性,和现代汉语“(施事者)给+接受者+数名”作为“给”字双宾结构的边缘性。第五章,结语。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及不足。
熊仲儒[3]2003年在《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文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所采用的框架是最简方案，探讨的是句法语义接口的问题，处理的语料是“把”字句、述结式、重动句、“得”字句、双宾句及与格句等。我遵循一般的做法将语言的变异限制在功能范畴，探讨了功能范畴在句法操作中的重要地位。我提出了“功能范畴假设”，让功能范畴不仅决定移位，而且决定合并。为操作的严格性，还有其它的动因，我们提出“嫁接与移位同向性假设”，使得某些构件只能优先同动词合并。 句式研究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外的句法学界，其地位也很重要，特别是在Chomsky(1986)转向原则参数(PP)探讨以后，一些非转换的生成语法更是加强了对句式的研究(方立：1992／1993)，并有学者(如Goldberg:1995)推出了句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方面的专着。我们有一种信念，即语言的生成是非常简约的，否则语言的习得将会极其复杂。汉族儿童在两岁左右就基本获得目标语中大多的句法结构(周国光：1997b)，这也证明句法生成的简约性。 在简约性的信念的支持下，我们首先试图证明“把”字句的“基础”生成，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强调动后宾语的前移，但也有学者试图借助Larson-shell的技术手段与某种题元等级让其基础生成，后者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非施事性致事的句法映射(如：这瓶酒把张叁喝醉了)与动后零构件的“把”字句的生成(如：我把书卖了_)。所以我们探讨了合并的次序，在我们看来题元等级不能决定论元合并的先后顺序，论元合并的先后顺序是由功能范畴所决定的，题元等级本身也只是推导过程中某个片断的题元的先后顺序。换句话说，题元等级是可推导的，论元合并的次序是由功能范畴所决定的。 在简约性的信念的支持下，根据动结式的个案现象，我们探讨了合并的词序。以先的文献在处理动结式的生成时，采用了右嫁接，而Kayne(1994)认为只能左嫁接。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提出了“嫁接与移位同向性假设”，以避免嫁接方向的随意性。嫁接与移位同向性假设在我们的框架中是个重要的结构限制条件，使得结果性构件只能最先同动词合并。根据该假设，我们推导出所有的词汇核心都是核心在后(head-final)，所有对它进行扩展的功能核心都是核心在前(head-initial)。这样一来，可以统一处理短语结构，可以解决动结式的核心问题，可以基础生成动后零构件的“把”字句，可以为“得”找到合适的句法位置。 这样一来，功能范畴在我们的研究中被凸显出来。所以我们提出了功能范畴假设，即功能范畴不仅激发移位而且决定着论元的合并。 在致使句式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功能范畴，一个是“致使”，一个是“达成”。根据功能范畴假设与合并的次序，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句法结构： 所以我们就以功能性构件与论元性构件为线索进行具体的探讨。 在第一章中，我们论证了致使性与施事性是一对相交性概念，这是我们讨论的基础。在一些处理中把它们当作一种互补的概念，造成的结果是让它们分别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Fujita:1996)，或在投射上存在两套系统(Huang:1988)。我们把它们当作交叉的概念，其结果是施事性的致事与非施事性的致事可以占据相同的句法位置，为论证功能范畴选择论元与指派语义角色提供了铺垫，也好解释补语谓词指向主语的动结式的生成及“把”字句的意义等等。另外就是将“致使”论证为句法概念，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在语义上进行纠缠，使句法保持更大的自主性。 在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致使句式的建构，这一章虽主要以致使句式为例，但我们相信其结果具有普遍性，能为其它的句式提供相同的理论基础。我们首先讨论了合并操作，主要是想说明句法结构的双分枝性是由合并操作所造成；接着谈合并的词序，根据“嫁接与移位同向假设”，我们推导出所有的词汇核心都是核心在后（head－inal），所有对它进行扩展的功能核心都是核心在前（head－initial），即［S h［C H］］；然后我们谈了合并的次序，我们论证了论元性构件的选择与合并是由功能范畴所决定，题元等级是可以推导的；最后我们谈构件的选择，从逻辑学与汉语语料两方面证明构件的选择由功能范畴所决定。 在第叁章中，我们讨论了功能性构件，如“致使”与“达成”。在“致使”一节中，你们首先证明“把”字句的基本语义是“致使”，然后证明“把”是“致使”的语音形式；川带证明了“弄”不是“致使”的语音形式，因为如果它是致使的话，则会对我们的“嫁接与移位同向假设”构成威胁。在“达成”这一节，我们证明了“得”是“达成”的语音形式，并讨论了“得”字句的句法结构，以证明论元性构件由功能范畴所选择。 在第四章中，我们讨论了论元性构件，如“致事”、“役事”与“结果”。在“致事”一节中，我们主要讨论了“命题性致事”，以此来探讨汉语中的重动句，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把第一个动宾短语看作附加语，我们把它看作命题性致事，由功能性范畴“致使”所选押。在“役事”这一节，我们讨论得比较少，主要是探讨“役事”的“完全受影响义”，至于“役事”跟动词和结果补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散在其它的章
胡波[4]2010年在《“给予”义给字句紧缩式的句法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运用vP壳讨论现代汉语中几种典型"给予"义"给"字句的生成,探索这些句式的句法特征。现代汉语几种"给予"义"给"字句是典型与格句在不同句法层面上的派生。典型与格句能否转换为双宾语句式受动词语义特征的影响,只有带"移出"义动词的给字句才能转换成双宾语句式,并进入紧缩式。如果动词只有"移动"义,不带动作趋向,句子进入紧缩式就会产生歧义。句子歧义可以通过区分具体语境中动词的"移出"义和"移入"义来消除。
顾鸣镝[5]2013年在《汉语构式承继关系及其认知功能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Adele E.Goldberg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学派关于承继问题的论述为理论依据，结合汉语学界相关研究的成果，以典型示例分析的方式，分别论述句法同构与多义解读、原型构式与隐喻派生、词类准入与构式赋义、语块整合与构式义提炼、语用心理与语境适切度，以及参数变量与语块变异等问题。第一章是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着重分析了基于认知语言学派的构式语法理论对于生成语法学派的反思与批判，及其脱颖而出的必然趋势，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略的综述。第二章介绍了当前构式语法理论的四个主要流派，从句法成分的范畴、类型、构式之间的关系和构式层级所蕴含的语法信息入手，对四种构式语法理论模型的异同进行分析，揭示以Goldberg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学术背景及其渊源。第叁章以Adele. E. Goldberg1995年出版的专着《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和2006年出版的专着《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中关于承继和理据整合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阐述构式是一个依靠承继链接组织起来的网络；证明论元结构的认知构式体现了话语主体基于情景的“识解”（construal）而作出的话语编码策略。第四章论述汉语构式研究中句法同构和子类多义现象的解读，具体考察了现代汉语“NP分裂前移话题化”构式、“递进性差比义”构式和强调义“连”字句构式。描写形式与功能的同一性建构；解析语义参项的承继性理据；论证因语块变异而导致的构式义凸显。从而得出子类构式延伸的理据性是某个语块基于隐喻映射机制衍生的多义范畴系列。第五章解释基于认知域转移的原型构式的语义扩展，重点分析认知层级的转换导致了子类构式在家族相似性上的差异。具体考察汉语连动句构式的认知层级、“把”字句构式的位移图式、事件称谓性NV构式的类推序列，探究构式的部分能产性机制对子类构式延伸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原型构式的隐喻扩展动因与事件在认知框架中的映射、概念在意象图式中的激活、构式的类推效应等密切相关。第六章讨论构式赋义机制和词类准入条件。以汉语双及物构式为例，论证构式赋义决定了动词准入及其语义凸显；以“V不到哪里去”构式为例，阐述形容词进入该构式的认知动因；以“很+NP”构式为例，分析名词进入“程度副词+形容词”构式时潜在语义被激活的条件。得到的结论是，虽然一个词项的语义与其形态句法环境不兼容，但构式可以强制性赋予这个词项与论元结构相关的潜在语义因子的激活条件。第七章侧重从语块整合的基本原则出发，探讨现代汉语特定构式体现的语法意义。比较“把”字句与一般动宾句的功能差异，揭示不同构式在句法、语义方面的内在关联和区别；以自致使义NP+VR构式为例，解读语义偏移对语块信息配置的特殊要求；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揭示“有”字领有句构式的积极义倾向，以及原型语义对构式义的影响。事实表明，语块是构式承载相对独立的一部分语义单元的语义块，是认知心理层面的“组块”在句法层面的表现，构式语义配置的每一个部分都以一个具体语块的形式来参与整合。第八章强调语言形式是语用驱动的根本动因。根据人类基于客观世界经验的归约性认知，提出“语境适切度”的概念，即说话人基于语境的识解而对特定构式的选择。比如NP（受）+VP（t）+QM构式的语序变换背后体现的是说话人凸显数量的主观性动因；组合述补和粘合述补的差别源自说话人基于心理预设而选择不同的编码形式；“看你A的”构式语用情景的现实性与话语主体的情绪诱因密切关联。研究表明，任何构式的特定意义都具有特定的话语功能，这是说话人基于对语境的识解，进而选择话语编码形式的依据。第九章考察作为变量参数的“语块”变异对构式变异的制约因素。描写了因语块句法分布位置的变化而导致“V起来”的虚化及其相关构式的变异；论证了同形异构体“V+N”因韵律形式的变异（2+2→2+1）而引发的结构关系的改变；探讨了递进性差比义构式因量级序列的缺失而凸显非递进性遍指义的理据。考察证明，特定构式的语块可能是一个变量，而语块变异直接导致构式义和话语功能的变异。第十章为结语和思考。在阐述本文主要结论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课题后续研究的思路，从语用、语义、句法叁个平面发现不同构式之间具有相同功能的承继性理据，进一步探究不同构式之间的多重承继关系，以展示现代汉语中基于最大理据原则而构建的承继网络系统。
宋夫容[6]2015年在《“N1+V1给+N2+N3+V2”结构的层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对于双宾语句、连动句及兼语句的研究，无论是传统语法的研究还是其他理论下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和成就。然而对于“N1+V1给+N2+N3+V2”（如我送给你一本书看）这样的结构句式，虽然有一些不同理论背景下的学者对这一句式进行探讨和研究，但是还没有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甚至对于此句式的命名和归属，学术界还没达到统一。对于此类句式，传统研究大都把它作为兼语句式来分析。本文认为，“兼语”是不存在的，“兼语”的出现是句法向语义让步的结果；不少学者用生成语法理论对该句式进行句法分析，然而生成语法理论下的X-bar图式过多地偏向线性描写和语义解释，导致了实体性最简探索的不经济，因此X-bar图式下的句式分析也显得冗余和繁琐。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本着语句是纵向指派与合并的思想，基于原则与参数理论，根据人类语句的逻辑模板，对该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本文认为，人类语句的基本框架F是由NP和VP构成的，其他成分是附加于框架F上的。因此“我送给你一本书看”句式可分析为：“我送一本书”为基本单句，单句是由NP“我”和VP“送一本书”构成；其中，介宾短语“给你”及目的状语从句“看”是附加于单句“我送一本书”之上的。在这里，我们把“给”分析为介词，把VP“看”分析为作为目的状语从句。本文认为，这种分析不仅解决了结构主义层级分析“兼语”的不足，而且简化了生成语法理论移位的冗余和繁琐，同时还为解决像汉语这种缺少形态变化的意合语言对双宾结构的层级分析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案。
邱力璟[7]2014年在《“给—动结构”的句法分析:论控制动词的可能性》文中指出本文观察一个与施用结构表面相仿、行为却迥异的结构,称作"给一动结构"。首先,针对该结构的句法分析提出双层子句假设,并分析其内部特性。将本结构句法行为与语法学家较为熟悉的"控制结构"与"提升结构"作一个比较,发现其与控制结构的相似性。而后再另外举出动词组删略与动词组提升两个测试,进而得到"给一动结构"归属于控制句的一个结论。
宋桔[8]2011年在《《语言自迩集》的文献和语法研究》文中指出文章以19世纪北京官话口语教材《语言自迩集》(Yu-yen 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1867/1886/1903)的文献版本和语法阐释内容为研究对象,汇集了汉语语法、汉语史、中西语言接触、对外汉语教学史和清代史学等各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针对现有研究版本调查不足、语法本体研究缺位、评价分析体系混淆的现状,本文在史料钩沉、文本爬梳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该书的成书历程、实物流通等文献情况,考据出相关中国协作者的生平行迹；进一步明晰了16—19世纪西人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体背景,界定出该书的文献性质并建立起立体多维的评价体系；进一步探究了编写者的语法观、语料观念与《自迩集》内在的西方语法话语体系,完成了该书叁版中英文资料的考订比勘。文章分为“绪论”、“版本文献考订”、“语料与语法观念定位”、“语法体系与时代价值整理”、“结语”和“附录”六个部分。各部分之间相互照应、层层推进,具有逻辑关系上的体系性与主题内容上的自足性。兹将各章节安排与内容简述如下：“绪论”部分就《自迩集》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学术思潮进行了整体回顾,就本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与反思。“绪论”第一部分以16—19世纪西人的汉语语法研究情况为背景,以论着性质、作者情况、叙述语言、出版方式等项目为坐标,准确定位《自迩集》在西人汉语研究文献体系内的位置,还原《自迩集》以真实的历史语境。第二部分综述《自迩集》研究已有成果,探索进一步深入与拓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从版本调查、语法研究、评价定位几个方面简要交代了本文的观察视角与展开脉络、。第二章是《自迩集》相关其人其书的考据研究,旨在明晰该书的编写背景与各章节、各版本的成书历程。章节第一部分全面梳理了中西编写人员的相关背景与任务分工；围绕威妥玛学习和研究北京官话之经历整理其生平行迹；考据威氏的汉语教师、《自迩集》协作者应龙田的生平背景及其对该书的具体贡献。借此点面结合的模式描绘出一支中西合作、精益求精的编写团队,构建集体性的“编写者”概念。第二部分明确了《自迩集》的藏本与版本概况,细致描摹洋装、线装等各类存世文献的具体形态,并以历史印迹为线索推演出当时的书籍实物流通路径。同时,查考溯源各版本、各章节的撰写背景与成书过程,据此界定出各部分的内容差异和语言特征。第叁章以19世纪中期的官话语言背景和《自迩集》的教材的性质为切入点,分析编写者的语料观与语法观,明确该书内部语料之定性。章节第一部分考察了历史背景和文本语言两个维度,调查并证实《自迩集》教学的目标语言是“文雅礼貌的19世纪中期北京官话口语”,进而明确了这一封闭语料作为近代汉语共时资料的性质与价值。第二部分结合威氏的教学理念与《自迩集》的教材特征,以西方的语法研究话语体系为基点,挖掘、分析威氏的汉语语法观念。第叁部分以“元语言”理论为工具,厘清威氏心目中汉语特有的那个语法分析体系与其理论话语模式(即西方传统语法体系)间的矛盾与统一,分类归纳了《自迩集》显性与隐性两套汉语语法阐释形式。第四章以《自迩集》的汉语语法阐释内容为核心,以威氏提出的“汉语如何表现西方语言通过屈折变化表达的语义”为线索,挖掘出《自迩集》教材之中浸透着的编写者对汉语本质的认识,对汉语句法的解读,构建起文本之下潜藏的一个以实用性为主导的汉语语法分析体系。该体系涵盖了汉语如何指称和区分事物、列举数目、描述事物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体现动作的时体态、性数格等内容。在论述中,我们尤为注重：●全面爬梳：以隐性语法论述整理为重点,版本比对、内容比勘为要旨；●条分缕析：以语法功能为纲整合全书内容,深入个别词汇用法个案；●语料印证：以原书语料和同时代白话语料为语法观点的共时印证材料；●比较评价：以早期西人语法论着与当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为基点建立《自迩集》的立体评价体系,探讨其语法观点与论述方式的继承性、创新性与前瞻性。“结语”部分概述了本文在《自迩集》文献版本和语法阐释方面之所得,总结、评价了本个案的研究方法,从中提取出应用此类早期西人汉语语法文献的经验,以期实现个案与整体的关联。“附录”分为叁个部分,包括《自迩集》叁版各卷书影、叁版“序言”及“出版说明”中译和注释和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的校正条目择录。
辛奎夏（Shin, Kyuha）[9]2014年在《最简方案框架下的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运用生成语法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深入分析现代汉语双宾结构及相关结构的句法生成,从而对现代汉语双宾结构及相关结构做了清晰界定,同时还运用生成理论从类型学角度,比较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双宾结构及相关现象,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回顾从传统语法到生成理论等各主要语言学流派,对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介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理论方法。第二章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界定。首先比较双宾结构与双及物结构这对术语在概念上的差异,认为双及物结构是一个中心语动词带两个补足语的结构,而双宾结构则是双及物结构的次范畴,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限制。接着比较汉语“给予类”和“取得类”结构等的特征,认为这两个结构在句法上可有差异,跟汉语学界认为汉语至少有两类以上(即“给予类”和“取得类”)双宾结构的说法不同,主张汉语只存在“给予类”双宾结构。第叁章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句法分析。首先回顾并批评生成语法研究中为了解释汉语双宾结构的“给予类”和“取得类”,而设定参数性(parameter)成分的作法,认为汉语不需要设参数性成分。接着运用最简方案,分析现代汉语双宾结构及相关结构在生成方式上的差异,论证汉语所谓的“取得类”双宾结构,属“宾格重出现象”中的一种,即格核查过程中领属者DP与领属物DP分离以后,在Spec-VP位置上被核查宾格的宾格重出现象,本文谓之“取得型”宾格重出句,它是从领属者和领属物没分离的单宾结构派生出来的。本章还讨论了另外两种宾格重出现象,一是两个DP与一个V直接合并,即一般所谓的双宾结构,汉语“给予类”双宾结构属于此类；二是另带一个非限定句,即汉语的兼语句。第四章现代汉语双宾结构及宾格重出现象的类型学考察。借助类型学视野,比较汉语、英语、韩国语等语言,得到它们的一些局部共性,说明宾格重出现象并非汉语特有,而是人类语言普遍性的一种反映。第五章结语。总结本文的研究价值及不足。
袁舫[10]2014年在《事件结构与介词短语的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介词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为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快捷、高效地掌握汉语介词的用法，避免产生偏误，学者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汉语介词的用法比较复杂，一个介词常兼多种功能。对介词用法梳理得越细，对近义介词辨析得越深入，往往反而使学习者更加不得要领。因此，本文尝试运用事件结构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探索介词在句子结构中的规则性，这样做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第一，事件结构理论注重从人们现实生活中对真实事件的认知经验出发，这种经验具有人类共通性，可以避免抽象的语法解释，便于理解；第二，遵循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现实性探索句子结构的规律，符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从意义出发进行语言形式配位的心理过程，能够使语法研究真正服务于汉语教学；第叁，在事件结构中，事件角色的认定变得相对简单，对同一介词标引的不同语义角色在理解上不易造成困扰。本文主要对一组常用介词“从、自、打、由、自打、自从、从打、打从，在、当、于，至、到”等在表达时间方面的功能进行研究。本研究首先从语料出发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明确其使用范围和频率；其次对表时介词及其短语在事件结构中的语义功能、表时介词宾语的性质、表时介词框架及其语义等进行细致的描写；然后从介词的时间表达和事件的时间属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对表时介词的用法进行辨析和解释；最后，以时间语境表达和时间突显表达为切入点，根据介词短语所表达的时间语义成分在事件结构中的不同突显度，勾画出时间语境表达和时间突显表达的连续统一。本文以句法、语义、语用叁个平面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事件语义理论、意象图式理论、信息结构理论、典型范畴理论、变换分析法等理论和方法，将汉语中常用介词的时间表达功能单独进行研究，避免了同一介词多种语义功能的交叉混杂，同时使介词的不同时间表达功能建立联系，形成系统；将语用学、修辞学中常用的概念“语境”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对介词及其短语在事件的时间表达中的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的合理解释；本文所确立的表时介词在时间语境表达和时间突显表达上的连续统，以及所进行的表时介词短语在时间语境句和事件突显句中的变换分析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给”字句的最简句法分析[D]. 苏晶. 郑州大学. 2003
[2]. 论现代汉语“给”字双宾结构[D]. 葛琪琪.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D]. 熊仲儒.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3
[4]. “给予”义给字句紧缩式的句法分析[J]. 胡波.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汉语构式承继关系及其认知功能研究[D]. 顾鸣镝.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6]. “N1+V1给+N2+N3+V2”结构的层级分析[D]. 宋夫容.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5
[7]. “给—动结构”的句法分析:论控制动词的可能性[C]. 邱力璟. 第六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
[8]. 《语言自迩集》的文献和语法研究[D]. 宋桔. 复旦大学. 2011
[9]. 最简方案框架下的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研究[D]. 辛奎夏（Shin, Kyuha）.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10]. 事件结构与介词短语的选择研究[D]. 袁舫.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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