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孝忠[1]2004年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趋同与低度化是我国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已有的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结构调整促进发展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运行的明显的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实际上也是各种经济主体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地方政府不仅是地区范围内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而且也是一级调控主体，直接参与一些经济活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央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和平衡产业布局时，必然要触及各个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各地区的局部利益，往往与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博弈活动，从而形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区利益障碍，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及低度化。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尊重地区适当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产业结构政策同地区利益的矛盾，协调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利益协调模式和协调机制，最终通过利益协调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保证国家产业结构政策在各地区的贯彻落实及调整目标的顺利实现。 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及不合理现象进行了阐述，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趋同与低度化，主要是各地地方政府为追求和维护地区局部利益所致。第二章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央政府行政性分权中地方政府职能的演变及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并紧密围绕地区利益来考察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行为，进而把协调利益关系作为协调地方政府行为的前提。第叁章简要介绍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博弈论及博弈模型，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种政府主体的行为进行了剖析，论述了建立新型协调模式及协调机制的必要性。第四章通过对西方不同国家产业协调模式的比较分析，提出了我国产业协调的基本模式，在分析传统体制下地区利益矛盾协调手段失效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应在地区之间建立两种新型的机制，即“利益分享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
陈景岭[2]2012年在《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生成与控制研究》文中认为在欧债危机蔓延和其它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之下,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加快地区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民生改善,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国际产业转移实践和大量研究表明,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反观我国区际产业转移虽经历了多年,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说明在这一经济活动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经济风险,阻碍着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这一预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全面探析经济风险的生成原因,提出防范和控制经济风险的路径和策略,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当务之急,也是对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确实能促进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充分论证。本文在清晰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梳理学界产业转移和风险管理既有理论,然后依次从经济风险的识别和评估、经济风险的成因、防范与控制经济风险的政策建议叁个步骤展开研究和探讨。在分析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的生成规律中,本文遵循典型调查—理论研究—量化模型—假设修正—结论总结的技术路线,构建了“利益相关人”统一分析框架,从产业承接地和转出地两个角度,研究了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的各利益相关人行为对经济风险及各维度产生的影响作用。并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提出“利益相关人”协同治理的防范机制和控制经济风险的路径选择。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1)经济福利风险和社会福利风险是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经济风险研究的主要内容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的内容不仅包括直接性经济风险,而且包括扩散性经济风险。虽然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经济风险总是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形成经济福利风险,但随即会向社会领域传导和扩散,形成社会福利风险,因为社会公众作为劳动要素是这一经济活动的最广泛参与者,也是整个过程的监督者以及产业转移成果的评价者,忽略了社会公众行为和判断,局限于经济领域研究产业转移无异于“管中窥豹”。社会福利风险是指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存在着不利于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破坏性因素,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经济福利风险之间是相互联系,互为影响的关系。(2)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产业承接地和产业转出地的经济风险存在差异运用我国省级层面数据,本文通过TOPSIS管理决策模型,测定当前我国各省市的经济风险水平,反映出作为产业承接地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风险总体水平高于发达地区。具体指标数据显示：扮演产业转出角色的东部发达地区,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产业升级风险和技术进步风险两指标上,即经济福利风险总体偏高,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动力存在不足;而以承接产业为主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福利风险和经济福利风险中的技术进步风险总体偏高,反映出这些地区低端锁定的发展趋势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3)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各“利益相关人”的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促成经济风险的生成,但对经济风险各维度的影响作用不同。在当前的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企业的市场行为会有助于地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会引发失业和环境污染的社会福利风险。在经济增长导向的绩效考核体制和官员任期限制下,转出地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引导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地方的产业升级,而承接地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引导行为,有利于促进地方的产业升级,但不利于技术进步,也会使社会福利风险中的环境风险明显增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土地及财产保护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不适应,催生了产业转移中的经济风险。同时,整个社会创新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也是区际产业转移经济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4)在我国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各“利益相关人”协同治理,运用多样化的风险管理策略实现对经济风险的有效预防和控制。政府是对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进行防控的主导力量,所以需要政府倡导并建立一套经济风险的防范机制,来实现各“利益相关人”协同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内化风险,以形成能体现区际产业转移真正价值的市场协调机制：确立地方政府绩效的科学考核体系,以形成能遏制经济风险的科层协调机制；建设完善的信息系统与交流平台,以形成能实时监控经济风险的信息交换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和土地财产保护机制,以预防扩散性经济风险的发生；创设完整的全社会创新机制,通过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以共御经济风险。本文还基于风险管理理论,借助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了风险规避、转移、损失控制和风险自留等不同的策略选择,以实现对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的科学而有效的控制。本文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的影响因素,从而突破了学界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交互中研究产业转移活动的局限,创造性地将社会领域中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评价行为纳入研究范畴,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经济风险生成规律,由此反映出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经济活动是一个更多层面运作、更多群体博弈的系统领域。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是防范与控制经济风险,试图在“企业-社会-政府”多元治理架构中,建立高效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以更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和整体效率,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经济风险控制方案,更强调让各利益相关人建立起稳定和谐的治理系统结构,以实现对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的“善治”。
吕竺笙[3]2005年在《企业并购中的利益博弈与协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是兼并与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的简称,自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兴起并购以来,迄今为止全球已发生了5次并购浪潮,每次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并购方式。对并购的理论研究也比较丰富,如有管理协同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投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自1998年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以来,并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亟待理论上的创新来解释这些新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并购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企业并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导论之外,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首先回顾了中外企业并购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界关于企业并购的研究综述:第二章从经济利益理论入手来解释企业并购这一经济行为,认为不同的并购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企业并购产生的原因,而从本质上来看,并购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达成均衡的结果;第叁章分析了企业做出并购决策过程中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包括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博弈分析,以及纵向与横向情况下的一次博弈分析与重复博弈分析;第四章就并购决策过程中投资者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展开了分析,指出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结合状况会影响到企业的并购决策;第五章分析了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在并购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第六章就企业并购中债权人的利益博弈问题展开了分析;第七章分析了并购中政府干预的利益动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经济学对于并购问题的一般性分析与描述,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并购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其次,论文在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企业并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并购并提高并购的效率,关键还在于要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也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第叁,本文就协调企业并购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经济的对策、法律的对策等;最后,文章运用了较多的博弈论方法对并购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 由于对并购利益关系研究的尝试以及作者研究能力和占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文章仍有较多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改进、充实。
刘丹[4]2008年在《实现中原崛起的战略思考》文中研究指明在目前我国“中部塌陷”的区域总体格局下,河南在中部崛起中实现中原崛起势在必行。因此,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原崛起的关键。此亦为本文的主旨所在。在文中,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区域发展战略理论的论述得出结论:对于现实具体的区域问题,在研究其发展战略时,应该结合区域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模式,形成既有理论指导同时又兼具区域特色的发展战略。其次,通过对我国区域发展现状和变迁的论述得出结论:我国总体区域发展战略的构建及转变与我国国情的变迁紧密联系,中部地区的崛起不可能一蹴而就,河南省若要在中部崛起中实现中原崛起并引领中部崛起,就急需寻找具有自身特色的增长极,积极调整目前发展战略,综合运用各种优势条件。第叁,在理论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得出中原崛起的四大增长极:农业、县域经济、中原城市群和政府行为。第四,采用多指标评价体系对河南省农业和县域经济进行深入数据分析,并运用区域差距预警模型对县域差距确定警界线;采用城市间引力模型和区位商对中原城市群发展模式进行构建,提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中心环状引带发展模式;采用经典博弈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中部其他政府和东部政府为博弈对象,寻求河南省政府最优行为。最后,结合全文的分析结论,得出中原崛起的十项战略选择。
陈红[5]2007年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特殊部门，一方面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前提，社会效益显着，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效益低下的弱质产业。所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各级政府对农业不同时期的发展都实施不同的支持政策。中国的农业产业发展到了受环境和资源制约相对严重的时期，探讨节约型农业的发展模式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循环型农业是循环经济的理念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和减少废弃物的产出排放量，实现节约型农业和可持续性发展农业的现实可行的模式。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如何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政府在推动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如何影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进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有所见，所以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循环型农业能否实现的关键是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地方政府在我国一方面是国家行政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是地方经济的投资人和保护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它既是中央政府的执行者，又是相对独立区域经济行为主体。本论文将地方政府行为纳入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的经济学分析视野，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市场失灵与外部性理论、政府经济学理论，按照“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互补”的研究思路，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期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内涵与要求、地方政府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绩效、行为方式、行为准则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通过对国内外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中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加快我国实现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为优化的措施。论文从循环型农业的理论特征入手，通过对不同国家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是我国发展循环型农业成功的经验均表明，循环型农业很难自发形成体系和规模，必须在各级政府的行为引导下，扶持成长，不断完善。论文重点分析了循环型农业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地方政府的层级结构，阐明它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施政过程，规定和制约着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得出地方政府的多目标行为函数，并着重分析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关联系数。通过全面系统论述影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制度因素、辅助体系和经济因素。认为我国发展循环型农业需要从制度主体的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寻找一种新的利益关系的均衡——利益关系相容，寻找各利益主体的相容性，而地方政府在这个制度创新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论文通过构建基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循环型农业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农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经济行为，如何影响农产品的生产者的经营环境，进而提升本地区的循环型农业的竞争力。以促进本地区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进程。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循环型农业的微观主体之间在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关系，阐明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的影响。指出地方政府是本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激励措施的设计者、监督者、执行者。地方政府通过确立或改变规则，承担起创立循环型农业激励机制的重任。
刘书英[6]2012年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论文在整理和吸收以往低碳经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其发展体系，从博弈论的角度考察低碳经济在全球利益中所处的地位，政府、企业、民众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对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补贴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构建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框架体系中国要根据自身国情积极进行探索，走出一条低碳经济成功的发展道路，为世界低碳发展做出贡献。围绕建设低碳城市的核心，构建了技术创新、碳排放交易、社会公众意识和完善政策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框架体系。（2）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博弈模型论文进行了低碳经济的全球利益博弈分析，探讨了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探讨了碳交易体系下国际货币主导权的博弈；进行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分析，建立了政府与公民的静态博弈支付模型，以及达到的政府和公民双赢的最优状态；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进行了基本描述，提出了该博弈属于完全信息的不合作博弈。通过博弈的思想和理论研究各方策略集合，建立并求解量化模型，为我国低碳经济领域问题的决策制定，以及在低碳经济体系下寻求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理论保证。（3）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发展低碳经济政策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各个不同的政策构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先后侧重点不同，明晰各个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发挥政策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需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首先进行低碳文化的宣传，低碳理念的普及。在此基础上，以低碳产业政策为先导，把控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实现低碳技术的突破和创新为核心，通过市场的作用，激活低碳经济的体系，重点实现建筑业、交通业和工业的低碳化发展，通过辐射作用带动其他行业进行低碳化转型，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从外部保障中国低碳经济的稳步发展。
柯水发[7]2007年在《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退耕还林工程是迄今为止我国农户参与面最广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据国家林业局初步统计，从1999年到2006年止，退耕还林工程现已涉及3000多万农户、1亿多农民。本文以农户微观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旨在通过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研究，揭示出农户参与退耕的行为机理，以更好地引导、激励和规范农户行为，提升农户参与的深度和层次，确保农户的持续参与和有效参与。本研究对于可持续地科学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构建和谐现代林业，保障林农利益，也有着较为重要的研究意义。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论，概述了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等，勾勒出了本研究的概貌。第二章对本研究的相关研究范畴和核心概念加以界定，并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综述，并进一步明确了本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为后文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叁章概述了退耕还林工程进展情况，并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机理。第四章介绍了农户调查方案及调查地区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五章结合样本农户数据分析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态度和行为特征。第六章剖析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行为决策、行为选择及行为激励机理。第七章尝试构建一个影响农户参与行为意愿决策的因素体系，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加以实证，以揭示农户的行为决策机理。第八章在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经典博弈理论和进化博弈理论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选择机理做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提出了一些促进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相关激励机制。第十章对全文的一些研究结论加以总结，并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建议，同时指出了本研究的一些创新之处、不足之处及下一步研究展望。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借鉴较为主流和前沿的农户行为研究方法，一方面，采取较为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研究中引入西方经济学的成本曲线、收益曲线、无差异曲线等经济学模型对农户行为机理加以揭示；另一方面，本文也通过引入logistic计量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行为意愿决策因素加以实证；此外，本文研究中也广泛运用框图的表达方式，直接明了地展现农户参与行为机理。本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较为全面地开展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态度及行为状态调查，并加以统计分析。(2)首次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机理；(3)首次较为系统地构建起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影响因素体系理论框架和实证模型；(4)较为规范地开展了退耕还林利益相关者及行为分析；(5)创新性地开展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动态博弈分析和进化博弈分析；(6)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的机制创新体系。由此可见，本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对于同类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进一步优化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最终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是在委托代理制度安排框架内，在工程指标、风险和成本约束下，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在政府激励机制作用下，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在多重行为博弈关系中通过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收益后做出的一种将坡耕地转换成林地并加以经营，最终实现个人承包的退耕和还林收益，同时实现国家所委托生态公共物品个人供给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本研究最终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社区林业参与机制建设；完善和创新补偿机制；完善退耕还林工程督导体系；尽快制定和颁布明细的后续政策，减少农户的风险心理预期成本；加强退耕区后续产业发展及服务体系建设；优化退耕还林工程的运行机制和相关配套机制。上述建议对于促进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蒋华林[8]2015年在《从“条块分割”到“块块分割”》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短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呈现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奇迹”。与解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一样,学术界出现了若干关于我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及存在问题的原因研究或因果解释。但现有研究更多是在中央政府管理体制的宏观层面进行的,对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关注不够。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社会转型),使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对地方政府的考虑,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准确的,可能也是难以想象的。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制度分析法、博弈论方法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研究方法,围绕为什么要从地方政府来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化历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表现及效应)：是什么原因导致地方政府采取块块分割策略行为(制度分析)；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调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规范竞争秩序)等问题展开研究。其根本目的旨在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块块分割”形成的演化路径、表现及效应,并给予其生成与存在的制度性因素解释,为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一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新的解释框架。我国高等教育从“条块分割”到“块块分割”的演化,从根本上说是地方分权的结果。经过多次放权—收权反复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持续推进地方分权,地方政府的权限持续扩大。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实施以来,“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正式确立并不断强化,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限,形成了以省级行政区为边界的高等教育块块化发展格局。高等教育逐步由以中央政府的条条管理为主、条块分割体制,演化为以地方政府的块块管理为主、块块分割格局。高等教育“块块分割”克服了“条块分割”的弊端,但其本身又存在“诺斯悖论”和“双重效应”：一方面,高等教育“块块分割”激励地方政府重视辖区高等教育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奇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一,各省区基本形成了各自比较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二,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各省区高等教育规模显着增长；第叁,区域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空前紧密；第四,区域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取得积极成效。但另一方面,“块块分割”又产生若干新的问题和矛盾：第一,区域高等教育差距不减反增,高等教育公平受到极大威胁；第二,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明显损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第叁,高等教育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极大阻碍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第四,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下降,高等教育国家能力受到损害。高等教育“块块分割”格局形成的根本制度因素在于政治集权下的地方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为晋升而博弈、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制度建设滞后的叁重作用。在叁重作用之下,地方政府之问展开了囚徒困境式的激烈高等教育竞争。首先,政治集权下的地方分权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承包人,成为与地方利益直接相关的独立利益主体,集辖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责任主体、利益主体和管理主体于一身,直接管控和介入辖区高等教育发展,成为辖区高等教育竞争主体；其次,只有晋升才是地方政府官员利益的最大化。参加晋升锦标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成为中央政府的晋升候选人并在零和博弈的晋升中胜出,只能理性地采取非合作标尺竞争搏取高等教育发展政绩,机会主义地追求自我利益,阻碍高等教育区域专业分工与合作：第叁,中央政府关于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相关制度建设滞后,协同乏力,不能有效规制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分割的消极竞争行为,从而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块块分割式发展模式。可以说,正是地方分权、晋升博弈与约束乏力的联合打破了“条块分割”,催生了“块块分割”。事实上,高等教育“块块分割”具有深刻的博弈内涵。运用囚徒困境机制设计的晋升锦标赛,使地方政府只能理性地选择分割而不是协调发展策略。数学模型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投资高速增长、规模过快扩张等现象,实质上是地方政府之间基于理性决策和晋升锦标赛而采取块块分割策略的博弈结果。中央政府的调控是否有效,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竞争是否采取块块分割的博弈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块块分割”的逻辑联系,要克服块块分割弊端,处理好块块高等教育发展关系,必须规范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竞争秩序。为此,要在把握效率与公平兼顾、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和保障高等教育国家能力叁条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加强块块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制度建设,加快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以及在深化联合开放中构建起新型的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竞合关系等制度建设举措,使协调而不是分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占优策略,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有助于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关系及区域高等教育关系新格局。高等教育块块化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常态”,地方政府之间将面临着更加尖锐的竞争搏斗。但“块块分割”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恒常态”,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实现政校分开,落实高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主体地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破除对各区域、各层次高等教育内在联系的分割。
刘潘[9]2011年在《深莞惠产业同构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珠叁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加快,深莞惠经济圈作为其核心之一,区域经济中的产业升级和调整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同构化系数是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指标,深莞惠的产业同构化系数为珠叁角叁大经济圈中的最高值,产业同构化现象更加突出,其面临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压力更加严峻。本文则基于地方政府博弈视角研究深莞惠产业同构化问题。在深莞惠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各个地方政府基于个人理性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如GDP增长和政治绩效的提高,造成其深莞惠地方政府博弈困境的产生。在深莞惠地方政府博弈困境中,实施的博弈策略则是其产业同构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本文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有限理性博弈模型,从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方面论证深莞惠地方政府博弈的困境。在静态博弈论中,提出深莞惠的地方政府非合作性是导致博弈困境产生的原因,地方政府的非合作状态,各个追求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博弈困境产生的根源;另一个方面则是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深莞惠地方政府博弈所处于博弈困境点,指出其偏离进化稳定策略及有效合作博弈的原因。最后根据深莞惠地方政府合作博弈的模型的构建,指出在珠叁角规划与发展纲要的指导下,深莞惠地方政府政府合作博弈能有效地减少成本。同时指出在产业同构化现象中政府所采取的行为,提出解决其博弈困境的措施,即深莞惠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的建立和进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建立和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来解决其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最后达到深莞惠的产业结构能够顺利完成调整和升级,对于深莞惠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包苗苗[10]2013年在《珠叁角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方政府带熵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叁角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但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大规模集聚，珠叁角的产业结构呈现“同构化”“低度化”的窘境，严重制约了珠叁角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已势在必行。而产业结构调整涉及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不同的是市场被动的调整产业结构，而政府是主动的调整产业结构，而政府的经济职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各种产业的协调发展，于是政府有效作为就成了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力。近年来，国家和广东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特别是《珠江叁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出台，对于珠叁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却不明显，产业结构仍不合理，同构化的现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本论文以要素流动为切入口，从极大熵视角来分析政府博弈行为，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带熵博弈和非合作条件带熵博弈模型，反映了各自为战、互相攀比、无序竞争的地方政府带熵博弈，论证了政府带熵博弈导致了珠叁角产业同构化问题。地方政府由于严重依靠本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过度追求产业对本地GDP的贡献度以及一些有关企业过度的追求高回报和高利润最终导致投资集中于部分产业，再加上地方政府存在利益的争夺和博弈，从而导致了产业布局和调整的不合理。其次，探讨极大熵条件下地方政府博弈导致产业同构化的原因。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限制要素的流动，如行政区划限制、政府政策失调、公共产品提供无序、政府投资不当、政府决策不确定等，这就导致区域内要素流动不充分，资源配置不合理，所以整个珠叁角经济处于熵最大化（即无序）的状态，从而区域内产业结构也呈现竞争性和无序化，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同构化。最后，探讨珠叁角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以带熵博弈理论指导珠叁角产业结构调整，指出合作博弈带来的负熵流是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负熵流机制，使得珠叁角区域内资源得以合理配置，改善地区产业结构的同构化现象，以实现珠叁角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顺利完成珠叁角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最终实现珠叁角地区整体发展的帕累托最优，对珠叁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D]. 白孝忠.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2].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经济风险生成与控制研究[D]. 陈景岭. 江苏大学. 2012
[3]. 企业并购中的利益博弈与协调[D]. 吕竺笙. 复旦大学. 2005
[4]. 实现中原崛起的战略思考[D]. 刘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
[5]. 循环型农业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研究[D]. 陈红. 东北林业大学. 2007
[6].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研究[D]. 刘书英. 天津大学. 2012
[7]. 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行为理论与实证研究[D]. 柯水发. 北京林业大学. 2007
[8]. 从“条块分割”到“块块分割”[D]. 蒋华林.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9]. 深莞惠产业同构化问题研究[D]. 刘潘.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10]. 珠叁角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方政府带熵博弈研究[D]. 包苗苗.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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