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弼“因”的释义（论文文献综述）
刘娇[1]（2021）在《从《老子》专书语词看古汉语大型辞书修订》文中提出文章从《老子》中的语词入手,对《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相关词条进行考察,发现它们存在漏收词条,漏收义项或立项不当,释义不确、去取不当或缺乏依据,不明通假或滥用通假、缺乏照应等方面的问题。
高亮[2]（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指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郭泓志[3]（2020）在《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题目爲《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庄子·天下》篇是先秦时代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史论文,清理《天下》篇的结构对《天下》篇的理解不无裨益。然而,《天下》篇涉及与关涉的一些学派着作多已亡佚,单纯依靠傅世文献较难对它的理路进行全面把握。本文即是要结合出土文献中新发现的相关子学材料,试图解决《天下》篇结构的理解问题,并爲《天下》篇结构的理解提供一种可能。本文第一章在对“数”、“度”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对《天下》篇开篇部分结构的可能的理解。《天下》篇开篇的“本数”、“末度”、“数度”、“数散”等词组涉及“数”、“度”两个概念。作爲体词之“数”具有天数、治术两个紧密相关的含义,兼具必然性与神秘性。“度”具有天之法度、人间法度两个含义,只强调必然性而不强调神秘性。《天下》篇以“数”爲“本”、以“度”爲“末”的“数”、“度”关系,与诸子时代“度”重於“数”的主流不侔。据文法结构,《天下》篇之“数”均指人之“数”,“本数”指人间的根本大法,“本数”与“末度”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本数”、“末度”与“一”共同构成“道术”。“数度”概念的界定爲《天下》篇开篇部分框架的理解提供了参照。本文第二章探讨《天下》篇所论学派对应的“道”、“法”范畴及其过渡关系。《天下》篇论及学派关涉“道”、“法”两个范畴。《老子》最理想的人物形象是以权位爲前提、以永保“圣人”权位爲私心的“圣人”。由於“圣人”具有权位,因而,当“圣人”率先节制於他可有可无的小私小欲时,“百姓”一方面不会意识到“圣人”的存在使自己的私、欲受到损害,从而无损於“圣人”的大私大欲;另一方面,其民智也不会被开启。《老子》中“圣人”作爲“道”的人间化身、“道”作爲“圣人”的哲学支撑这一观念,从《天下》篇论关尹“建之以太一”中“太一”这一个能指却对应亦神、亦人、亦概念三个所指得到佐证。“道”通过衍生出“法”范畴而抛弃随时可能萌发小私小欲的“执道者”,“道”通过“法”直接降落到人间,“法”通过“道”获得存在的合理性。本文第三章探讨《天下》篇所论学派对应的“法”、“名”范畴及其过渡关系。《天下》篇论及的学派关涉“法”、“名”两个范畴。“法”需衍生出“名”范畴来循名责实、控名责寅,以达到它和“道”真正把握具体事物的目的。一方面,“道”依靠“名”能具体地把握一切事物,并通过“名”使“物”“自正”,“名”可以显“道”。另一方面,“道”与“名”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国家征伐、上下易位过程中的“正名”行爲,“名”可以废“道”。“道”需要“名”进行自我反思并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因而产生了名家学派。在“个别——一般”、“特殊——普遍”、“具体——总体”的关系中,公孙龙子强调前者,惠子强调後者,然二者最终都走上以“名”废“法”的道路。本文第四章在二、三章勾勒的子学学术史“道——法——名”路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天下》篇的持论立场和分论诸子部分的结构原则。《天下》篇评骘墨子学派时体现出“管乎人情”的倾向,评骘早期法家学派时体现出其持论立场并不在“道——法——名”路向之上,对六经及後世儒家核心观念的态度体现出作爲周代文化传承者的儒家的思想倾向。《天下》篇以“道术”作爲百家之学的逻辑起点,以继承周代文化的儒家学者之思想作爲评价标尺,以“内圣外王之道”作爲分论诸子部分结构的大原则;又以是否强调行动主体作爲分论偏重於“外王之道”学派的小标准,以如何对待对立属性作爲分论偏重於“内圣之道”学派的小标准。这些原则与标准共同构成《天下》篇分论百家之学部分的结构原则。
李圣强[4]（2020）在《《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德治思想始于西周之前,殷商也并非无“德”之朝,但德治思想在周朝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天下臣民需要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将不会稳定,政权将不会长久。周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即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地佑护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会依据统治者的“德”进行取舍转移,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统治者用“德”的兴废存亡解释了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统治者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构建的核心因素。《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当今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关于《周易》古经作者争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历代学者分析出的几位可能的作者均是治国者或参与国家治理者,而且都肯定周文王与《周易》有关。文王通过演易、编写卦爻辞和改革易筮系统,使掌握在殷人手中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渠道和权力转移到周人手中,新的易筮系统的使命就是要向天下宣传“天命更新”的原因和必然性,宣传不同于殷商的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转移思想,周人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要素,而《周易》古经也因此成为了周初统治者为完成其克商、建国及治国理民之大业而宣传其治国思想的最理想的载体,《周易》古经也成为了周初统治者实践其德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尽管学界对《周易》古经是否涵有德治思想见解不一,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只是后人的解读,但《周易》古经成书的人文语境以及《周易》古经的性质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与证据证明《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而是在神秘的卜筮外衣之下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参与治国理民的王者之书。殷周之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在人神关系中得以凸现,“人”在与“天”、“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周统治者所讲的“天命”是以“民心”为其内核的,《周易》古经所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周统治者所推崇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基,周人治国理政主体思想中的民本意识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有体现:《中孚》卦、《革》卦等讲说了孚信于民的意识,《困》卦、《震》卦、《蒙》卦和《家人》卦等蕴涵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的意识,《损》卦、《益》卦等讲述了“损上益下,让利于民”的意识,《谦》卦、《比》卦、《临》卦等讲述了“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的思想等等。《周易》古经成书于忧患多难之世,“是故其辞危”,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人文价值理想,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周易》古经之中。忧患意识,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危难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未来之发展当秉持的戒惧敬畏之心。初爻,位一卦六爻之下,事之始也,与二爻相比,又有不中、无为、不利出行之象,六十四卦初爻之辞对忧患意识体现的最多。处忧患多难之世,可以“潜龙勿用”,可以远难待时,虽不可妄动,但不能消极逃避,《周易》乃王者之书,其中蕴涵着建国者、治国者的理想与策略,《周易》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云:“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古经中“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思想,在诸卦九五爻之爻辞和《乾》之卦爻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乾》卦六爻之时位更是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正心诚意、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处忧患之世之时,“潜龙勿用”、远难待时、谨慎思虑、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进德修业、德治天下才是统治者终极之目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树立并维护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是当时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在《周易》卦爻辞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周易》古经德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配天”,在《周易》古经的视野之下,具有“以德配天”精神和视野的人,践行“以德配位”之精神,因循天道,恪守自然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境界。《周易》古经与《易传》均有丰富的德治思想,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周易》古经中的德治思想重在具体的德治行为,以德治之术为主,《易传》中的德治思想则以“道”为主,重在建立宏大的德治之大“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是《易传》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帛书《易传》的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对“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很明确的,孔子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与《周易》古经一样,民本思想同样也是《易传》德治思想的基础,《易传》认识到了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易传》认为重民、养民、保民、安民才能成就大业。《易传》认为民众应该受到敬畏,统治者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当限制王权、反身修德、损上益下、谦对万民、德主刑辅。《易传》把养贤视为效法天道的必然之举,养贤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国家管理是否成功。与《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德治思想有了更为系统化的发展,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最终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易与天地准”,“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易传》指导人们了解天道,使人的行为遵循天道的规范,以天地之大德为最高追求来规范与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德治思想所要遵循的最根本的依据,“天人合一”是《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德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极强的实践性。春秋时期,在孔子眼中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探索治世救世之路,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儒家也希望找到有效之策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易传》接续《周易》古经,继续讲忧患治国之道,《易传》视忧患意识为立国长久的重要政治智慧。只是《易传》的语言风格与《周易》古经己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孔子及其后学的使命感、紧迫感蕴涵在《易传》的德治思想之中,相对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德治思想的危而隐,《易传》德治思想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易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卫国以德”的立国之策。西周王朝被儒家描绘为礼乐文明昌盛的理想时代,儒家以继承和弘扬周之礼乐文化为己任,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这在《易传》中更是深有体现。《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邦安国之道、治乱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而《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就是《系辞传》所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推行其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虽各路诸侯无一真正信服与实践,虽然儒家德治思想、治国方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真正实践于治国理民,但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探索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为完备与系统化,为西汉时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治国理民做好了坚实的准备。《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对德治思想之探索为历代王朝之治国理政提供了与时俱进地的、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哲学上的支持。汉代易学与《易传》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汉代易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出易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极强实践性。易学既明天道又切人事,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汉代新的统治秩序的构建。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呼之欲出,汉代将五经列为官方认可的大经大法,实际上开启了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二是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天人之际、阴阳灾变学说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士大夫阶层可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匡救时弊。而《周易》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这种蕴涵着丰富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以“天意”的名义履践德治思想,对统治者修德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神道设教不仅仅是对民众的教化,更重视对统治阶级的警示。三是即使在东汉末年之黑暗统治时期,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末年是圣君贤臣皆无的真空时代,经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欺世盗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黑暗环境下注经派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证明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易学家尊崇易学圣贤的思想,致力于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的整理和文辞的注释,探究《周易》经传的原始本意,力图重现先王、圣贤的易学思想及其治世之用。四是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就是《周易》古经特别是《易传》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思想精髓。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承继于《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继续发扬光大,使易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更臻于完善,此与汉代独尊儒术之确立不无关系,也与两汉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易传》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弘扬易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中,宋朝集中了最多的贤臣,宋儒排斥佛老的“全身苟圣”、“弃道而忘天下国家”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人文情怀是宋儒的突出追求。大多数的宋代易学名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即亦儒亦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和苏轼等是主要代表。宋代易学家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内圣外王思想指导下的实现王道之治的治国理政架构,易学的本质就是要开示开物成务之道,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认为实现经世外王的王道之治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君圣、臣贤与典法。在致力于妥善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宋代的易学家各有所偏重,李觐、欧阳修和司马光重外王轻内圣,苏轼则偏重内圣轻于外王,周敦颐和邵雍虽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贯通。二程先生集邵雍、张载和周敦颐等探索成果之大成,致力于对“明体达用”的进一步探索,致力于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其易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敦颐是宋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的关键人物,北宋五子中,程颐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其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们对内圣外王理想治世模式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坚持不懈的,对经世外王之路的探索是深入的,对君主无意圣王和臣僚互为朋党之残酷现实是无奈和忧患的,实践上的磨难阻止不了宋儒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圣与外王体用相依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在易学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致力于从进德到修业、从内圣到外王的真正贯通。宋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德治实践的探索达到了先秦以后诸朝之顶峰,致力于实现进德与修业、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相对于汉唐对《周易》经世致用的看重,宋代易学家们更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更看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有损益有维新,“德”的概念在传承中不断维新。历朝历代自周开创的维新传统没有断绝,各朝各代皆力图将三代开创的文化传统与本朝实际相结合,有传承又着意于创造适合当世的新文化,文化传承与维新的过程中一直维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治。周人将“德”确定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和政权转换之根本依据,从而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此思想传至后世,绵延不绝,并历久弥新。儒家思想体系的总追求是以达于德为中心,儒家德治思想体系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完善于《易传》等儒家典籍,弘扬于历代儒家。本于天道的内圣外王是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归宿,内圣外王与《易传》所推崇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脉相承的。内圣、进德、厚德载物是本于天道的形上的道德追求,外王、修业、自强不息是在道德追求指引下的德治实践。肇始于易学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组成部分:遵循天道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以民为本、德主刑辅、富民安人等等则是具体的德治知行合一之实践;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既包括了进德与内圣的过程,也包括了修业与外王的过程。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其局限性,历朝历代处于不同的统治目的,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来描述,指出儒术在很多状态下仅仅用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也有统治者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从德治走向了人治。德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限性的原因既包括儒家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后世统治者的因素。从儒家来说,后世儒家可能是认识到了先秦儒家的教训,即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真正地实践过儒家的德治思想,后世儒家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重新处理了儒家与统治者的关系,即从先秦儒家的劝谏统治者发展到后世儒家的顺应统治者。如果走向了人治的方向,则德治的实践就会过多地依赖最高管理者之“德”,如果最高管理者不贤无德,那德治思想的真正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维系社会、治国理民的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是德治的全部,德治与法治也不是并行的互不干涉的两套体系,德治与法治同为政治的两翼,二者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治理。当然,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思想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探讨是永远具有价值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马伟[5]（2020）在《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道”作为中国哲学中最为抽象、思辨性最强、含义最丰富的范畴,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是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的哲学术语,展现了中国哲学极高的理论水平和思辨水平。老子道论不仅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相当完备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世界观体系,也第一次系统的展示了辩证统一思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在《老子》一书中,“道”的具体含义是多变的,缺乏具体的阐释,而“道法自然”几乎是老子对“道”比较明确的规定或者是说明。“道”之“自然”特性,是老子对“道”的核心阐释,也是对“道”在具体认知上的明确说明。从老子对道与自然的论述中可以得知,自然是道本身的特性,亦是万事万物遵道而行的状态和体现。道法自然是天地万物效法自然的整体性说明,涵盖形而上的本体层面与形而下的人道层面。在人道方面,“人法自然”是“万物法自然”的具体体现。万物皆由道而生,万物法自然是道之本根性和创生性的必然要求,老子之所以“赘言”天地人三者效法自然,是为了说明人因其自由意志和私欲,人之自然本性会被遮蔽,失其自然特性。所以,老子才会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天地人“法自然”层层推导,最终的意图是推导出“人法自然”。只有人法自然,不违背道之自然本性,不对万事万物造成困扰,万事万物自然而然会显现道之本性。如此,也就达到了“道法自然”境界。道法自然不仅是思想观念,更是遵道而行的思维方式,亦是顺道而行的最高价值所在。本文通过对《老子》文本的梳理,运用历史还原的方式解读文本中“自然”的含义,得出文本中的“自然”一词,并不是今日自然界的意思,而是“自然如此”、“自己如此”的意思。进而通过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分析,推断出“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落实到人生观层面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状态,即“道法自然”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道”的内在特性或说是道的存在方式,也是万物遵道运行的本真状态。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尊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不对万物运行妄加干涉,强调世间万物“自然”处之,辅万物以自然。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不仅有助于切入庞杂的老子思想体系内里,而且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及个人思想观念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安汝杰[6]（2020）在《《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论》文中认为《西游记》的空观亦具有审美意义。西天取经本质上就是取经者通过禅修的本真体验而获得身心的解脱。修行就是从虚妄中发现真心、自性,若能悟此真心,依之而修,即可当体即空、即幻悟真,其次第是因见道而修道,因修道而证道。《西游记》中的取经者因十四余年的苦修而成正果,表明禅修就是于瞬间的顿悟契入空境,彻见真性当下即是、不假言说的本来面目。但顿悟不废渐修,禅修本身也是空性渐显的过程,而顿悟是空义显现的契机,其中内蕴着美的意象、意境的形成。论文以般若类与中国禅宗经典《坛经》的观空法门为中心,从“空”义的历史流变进行寻绎,以《西游记》中“空”的语义解析为基础,得出“空”“有”圆融是《西游记》的空观的本质的结论。《西游记》遵循的是“空”“有”不住、“空”“有”圆融的中道审美观,具体到审美实践即修行上就是“无住”的工夫,成就的是“无相”的审美境界,并通过顿悟瞬间之美的生成与“无念”本体相通约。“心”在取经僧徒的禅修实践中占据关键位置。“空”由心“悟”,“空”是禅修者于自心、本性上悟得的意境,“自心”、“本性”就是“心性修持”的具体内涵,《西游记》的“心性”指的是禅宗“识心见性”的修行总纲。修行在《西游记》中就是禅宗心性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感性显现,这种显现本身由于修行者本真生命的参与而是“空”的审美体验及“相”的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空、有在取经僧徒的心性实践中是平等的,禅诗作为空有圆融之相在《西游记》中形成“幻有”之诗境,“境”由“心”生,诗境是修禅者当下之“念”妄动的产物,是需要否定的心之对境,否定“幻有”,以肯定真空、妙有。“幻有”指的是《西游记》中禅诗意境的当下生成。“当下即住”的“诗境”也念念不住,“诗境”幻有,“诗境”与“空”发生关联的关键在于其与禅者“念”的时间性体验密切相关。承载禅诗和佛经的语言文字也是性空的。《西游记》中文字性空的审美意境的内容是“无字真经”与“有字真经”的空有圆融。既以“无字真经”明“性空”之理,又不碍依此理修行以契入“妙有”而悟“自性”的审美意境。进一步言之,取经僧徒与如来佛祖之间的“有字”、“无字”之争是空有圆融的审美观在经卷文本上的显现,而“美”就在这非言非默的有无之间。
潘铭基[7]（2020）在《论颜师古释经与《五经正义》之异同》文中指出唐太宗於贞观四年（630）下诏颜师古考定《五经》之文。贞观十一年（637）,师古复奉太子承乾命,爲《汉书》作注。《汉书》多采经説,《汉书》颜注则多引经解。师古注解《汉书》时,释《诗》多本毛、郑,而时有独得之秘;解《书》则本诸僞孔而弃郑玄,不辨孔《传》之僞;注《易》则诸家并采,郑玄、虞翻之説有与师古相合,而申述义理之时,师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据《汉书》颜师古注之用经情况,比较其与《五经正义》注释之异同。又师古引经以《易》、《书》、《诗》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书,条分缕析,辨其异同。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五经正义》虽署孔颖达名,然实非出一手",本文将摘取若干句例,比较《汉书》颜注与《五经正义》释义之别,从而确立颜师古在唐代经学史上应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颜师古之释义在经义训释上之重要性。
杨优强[8]（2020）在《唐代注释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因时间、空间的不同,人类的语言也存在千姿百态的式样。即使语言存在差异,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也要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超前的思维、丰富的经历以及更为有效的工作的方法,等等。正因为人类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很多致力于注释工作的学者,他们试图通过继承前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他们遗留的文献进行解读,以发挥这些文献的真正作用,回报当下、造福后人。这也就催生了注释工作的发展。论文立足于唐代丰硕的注释成果及后世学者对这些注疏成果的研究,分类研究,总结异同。因佛典和道教文献种类繁复,内容庞杂,在本篇论文不做讨论。除引言外,全篇共分五部分;论文整体结构为总分式,第一章总述注释学的相关问题,其余各章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为标准分别对唐代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文献的注疏成果进行论述。其中,第二章为唐代学者对经部文献的注释,主要以《五经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等经部注疏作品为纬,以各经部注疏着作的注疏特色为经,勾勒出唐代经部文献注疏的基本面貌,展现其历史意义。其中涉及内容十分庞杂,常以摘录原始资料的方式展现某经的注释特色。因我国传统文化一直以经部为主,故本章节的内容较其他章节更为丰富。第三章为唐代学者对史部文献的注释,主要以《汉书注》《史记正义》《史记索隐》为纲,书写了唐代史学在注释领域的发展历程。《史记》《汉书》作为“二十四史”的前二史,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颜师古的《汉书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诸多注释制作中也是出类拔萃者,对其进行梳理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前二史在唐代的基本状况,还有助于把握史学发展的动态,“辨章学术,考境源流”。第四章为子部文献的注疏研究。一直以来,子部收录内容最为庞杂,也最为丰富。本章节选取唐代子部文献注疏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作品,杨倞的《荀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并以此来管窥唐代子书注释的特色。第五章为集部文献注释,唐代的集部文献注疏成果中,最为着名者当属《文选》李善注和《文选》五臣注,因此本章节以“李注”和“五臣注”为中心展开论述唐代集部文献的注疏成效。南宋之后,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成为《六臣注文选》,后世多以合刊本流行,单行本较少。但是本章节为唐代集部文献注释的研究,故以李善注、五臣注为契,分而治之,探究其注疏特色。
吴昕玥[9]（2020）在《郭象“自然”观研究 ——以“创造的诠释学”为进路》文中研究指明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经典诠释史中,郭象的《庄子注》展现出不同于前人的诠释理念。一方面,郭象注重革新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启用了“寄言出意”的创造性经典诠释方法;另一方面,郭象通过发掘《庄子》的微言大义,消解且突破文本原有的矛盾性,从而揭橥出文本意义的时代性和创造性。郭象式诠释方法和理念激发了古今学者创造性继承传统文化的学术努力,促进了经典文本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意义创生。“创造的诠释学”作为考察郭象“自然”观的理论进路,为郭象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域。在此视域之下,郭象“自然”观的形成不止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也受到以会通儒道为中心任务的魏晋玄风之挈领。郭象的“自然”观虽然看似是对《庄子》“自然”观念的一种“误读”,但实质上它反映出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根本立场,进而使儒道关系演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的指导下,郭象“自然”观的诠释路径可分成五个渐进的层次,分别对应“五谓”（“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必谓”）的方法学说。在前三个层次中,郭象的诠释工作涉及到原典校勘删定、“自然”语词的释义和“自然”观念的承袭,为实现理论创新做了铺垫。后两个层次则集中展露了郭象独特的哲学洞见,他通过对《庄子》“自然”观的层层解构,在创建自然主义的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之上,最终建构了具有独创意义的“自然”观。郭象“自然”观的理论价值,体现为建构“独化”论的玄学体系、推廓魏晋玄学的理论延展和开启《庄子》诠释的新风尚。在《庄子注》中,郭象既秉承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宗旨,又融摄了儒家礼法治世的原则,实现了两者的相互贯通、圆融无滞,为玄学的纵深发展做出了贡献。郭象对《庄子》“自然”观念的诠释,助益人们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去理解“自然”,其“寄言出意”式的注《庄》方法,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方法论传统,进而使得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得以源远流长且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李琳春[10]（2019）在《《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书名释义部分的材料筛选出来,并重点对这些提要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以期在《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探究中阐释其内在规律,同时揭示出四库馆臣在进行解题时的取舍缘由与倾向。论文主要讨论了《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整理过程、《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分类统计、《总目》关于歧误书名的处理、《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说明本文基于书名于目录的重要性和《总目》中书名释义材料的研究价值两点选题,并从《总目》、书名、《总目》书名释义三方面评述其相关研究现状。第二章详述其整理过程。先是考略《总目》的编撰和版本,再是对工作本的选择,然后是材料的甄选和分类标准,最后是对搜集过程的阐述。第三章是材料的分类统计,首先是分析交叉材料如何处理,再是对这些材料分类。笔者将它们分为追溯渊源、解释字词、标明类别、诊断用典、明确体例、阐明大旨、纠正谬误、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九个类型。第四章是歧误书名的处理原则,分别从一书多名和名实不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五章是总结章,分别从对典籍个案研究的价值、对目录编撰的价值和对《总目》研究的价值三部分探讨其研究价值。文章末尾附有附录,共计有2294条书名释义材料。它是对整个《总目》梳理的结果,是二、三章整理的基础。
二、王弼“因”的释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弼“因”的释义（论文提纲范文）
（1）从《老子》专书语词看古汉语大型辞书修订（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漏收词条 |
| 1. 《辞源》未收“盗贼” |
| 2. 《辞源》未收“希言” |
| 3. 《辞源》未收“坚强/强” |
| 4. 《辞源》未收“上仁”“上义” |
| 5. 《辞源》未收“进道” |
| 6. 《辞源》未收“被褐” |
| 7. 《辞源》未收“居功”“不处” |
| 二、 漏收义项或立项不当 |
| 1. 《辞源》“五音”条 |
| 2. 《汉大》“九成台”条 |
| 3. 《汉大》“驰骋”条 |
| 三、 释义不确、去取不当或缺乏依据 |
| 1. 《汉大》“伎巧”条 |
| 2. 《汉大》“哀兵必胜”条 |
| 3. 《辞源》《汉大》“不仁”条 |
| 4. 《大字典》《汉大》“爽”字条,《辞源》《汉大》“口爽”条 |
| 5. 《辞源》《汉大》“驰骋”条 |
| 6. 《辞源》《大字典》《汉大》“巧”字条 |
| 7. 《辞源》“得一”条 |
| 四、 不明通假或滥用通假 |
| 1. 《辞源》“玄览”条 |
| 2. 《辞源》“固”字条 |
| 3. 《大字典》《汉大》“且”字条 |
| 五、 缺乏照应 |
| 1. 《辞源》《汉大》的“唯阿”条与“阿”字条 |
| 2. 《辞源》“昏昏”条 |
| 3. 《辞源》“亭”“毒”字条与“亭毒”条 |
| 六、 其他 |
| 七、 余论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SYNOPSIS |
| 导言 |
| 一、研究历史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数度”与《天下》篇的结构 |
| 一、“数” |
| 二、“度” |
| 三、“数度”与“度数” |
| 四、“数度”与《天下》篇的总体框架 |
| 第二章 《天下》篇所涉及的“道”与“法” |
| 一、《老子》中“圣人”的第一前提在於具有权位 |
| 二、《老子》中与民争利的“圣人”会丧失权位 |
| 三、《老子》“圣人”之治的人欲根基及其对人欲的限制 |
| 四、《老子》之“道”向法家之“法”的生成 |
| 第三章 《天下》篇所涉及的“法”与“名” |
| 一、“法”向“名”的过渡及对名实相应的要求 |
| 二、以“名”显“道” |
| 三、以“名”废“道” |
| 四、从以“名”显“法”到以“名”废“法” |
| 第四章 《天下》篇的思想倾向与篇章结构再检讨 |
| 一、《天下》篇评骘墨子学派“管乎人情”的倾向 |
| 二、《天下》篇评骘早期法家学派的非“道——法——名”路向 |
| 三、《天下》篇儒家的地位及文化传承者的倾向 |
| 四、《天下》篇的结构原则拟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意义 |
| 二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与殷周之际王权合法性的构建 |
| 一“政治上革命,文化上维新”,周对殷商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法先王 |
| (二) 周承殷制 |
| (三) 盛德必百世祀 |
| 二 商周人神关系的演变与周初的人文觉醒 |
| (一) 巫觋政治 |
| (二) 商人的鬼神观 |
| (三) 从卜与筮的差异看商周人神关系的变化 |
| 三 “德”是影响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因素 |
| (一) 殷商并非无德 |
| (二) 殷鉴与保民思想 |
| (三) 周人天命思想中的“德性基因” |
| (四) 周人对王权合法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 |
| 一 《周易》是王者之书 |
| (一) 关于《周易》古经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论 |
| (二) 关于《周易》古经哲理性的争论 |
| (三) 关于《周易》“德义”思想的疑问 |
| (四) 《周易》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政典 |
| 二 《周易》古经的“德”释义与民本思想 |
| (一) “孚”信于民,利涉大川 |
| (二) 损上益下,让利于民 |
| (三) 履谦有终,亲比万民 |
| (四) 小惩大诫,教民明耻 |
| 三 以修德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
| (一) 诸卦初爻蕴涵的忧患意识 |
| (二) 忧患之时,修德为本 |
| 四 德位相配 |
| (一) “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
| (二) 以德配位 |
| 第三章 《易传》的德治思想 |
| 一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易传》的以“德”释易 |
| (一)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
| (二)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
| (三) 《易传》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 |
| 二 德治的依据——天地之德 |
| (一) 《易》与天地准之“天” |
|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三 《易传》的民本思想 |
| (一) 劳民劝相 |
| (二) 裒多益寡,施禄及下 |
| (三)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
| (四) 德主刑辅 |
| 四 《易传》的教化思想 |
| (一) 神道设教 |
| (二) 《彖传》的教化思想 |
| (三) 《象传》的教化思想 |
| 五 《易传》的修德思想 |
| (一) 《易传》认为《易经》是圣人以“德”治天下之书 |
| (二) 从《系辞传》“三陈九德”看“修德” |
| (三) 损上益下,修德思想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 |
| 六 《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 (一) 顺天应人 |
| (二) 天人合一 |
| 第四章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 |
| 一 “礼崩乐坏”时代,《易传》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探索 |
| 二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
| (一) 易学与汉代统治秩序的构建 |
| (二) 易学与汉代的神道设教 |
| (三) 东汉易学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 (四) 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的构建 |
| 三 宋代易学的政治实践 |
| (一) 教化是德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过程 |
| (二) 内圣外王与进德修业是一脉相承 |
| (三) 宋代易学对“内圣”的追求和“外王”的实践 |
| 第五章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局限性 |
| 一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易经》,是为廉吏谋修身,非为贪官谋私利 |
| (二) 重视“关键少数”的道德建设引领作用 |
| (三) 文王克商方略对当下内政外交的借鉴意义 |
| 二 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现代着作 |
| (三) 相关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老子道之含义 |
| 第一节 老子之道及其有无 |
| 第二节 老子之道与万物 |
| 第三节 老子之道的主要性质总结 |
| 第四节 为道之境的达至——“天人合一”之道 |
| 第二章 老子之“自然”释义 |
| 第一节 《老子》文本中“自然”所在五处例句分析 |
| 第二节 “自X”式概念簇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学者对老子之“自然”解读 |
| 第四节 自然的价值意蕴 |
| 第五节 以“无为”“不争”实现“自然” |
| 第六节 老子之“自然”的哲学属性 |
| 第三章 “道法自然”含义探析 |
| 第一节 “道”法自然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道法自然”即“人法自然” |
| 第三节 “道法自然”的逻辑自恰性 |
| 第四节 玄德与道法自然 |
| 第四章 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几个层面 |
| 第一节 道法自然思想的整体观 |
| 第二节 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 |
| 第三节 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与中正之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一)晚明小说审美阅读的兴起 |
| (二)中国小说所受佛学之影响 |
| (三)佛教为《西游记》提供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
| (四) 《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研究的学术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西游记》与《心经》之关系研究 |
| (二) 《西游记》的佛学主题研究 |
| (三) “空”的审美范畴研究 |
| (四)现有研究反思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西游记》中“空”的审美内涵 |
| 第一节 审美范畴“空”的形成逻辑 |
| 一、老庄之“道”的美学范畴 |
| 二、玄学之“无”的美学本体 |
| 三、禅宗空观的审美建构 |
| 第二节 《西游记》的空观 |
| 一、 “空”的语义解析 |
| 二、空有圆融:《西游记》的空观 |
| 三、悟“空”的禅修体验 |
| 第三节 “空”的审美原理 |
| 一、 “自性含万法”的“无念”本体 |
| 二、 “万法自在无碍”的“无住”工夫 |
| 三、 “万法尽通般若”的“无相”境界 |
| 第二章 《西游记》中的相:禅修以悟“空” |
| 第一节 《西游记》中“识心见性”的禅宗思想考释 |
| 一、 “即心即佛”的文本依据 |
| 二、 “顿悟成佛”的学理基础 |
| 三、“无念”的禅修法门 |
| 第二节 禅宗从“本性论”到“泛性论”的心性思想 |
| 一、空有相即:慧能南禅的“识心见性” |
| 二、以有摄空:菏泽宗的“空寂之知”与石头宗的“灵源皎洁” |
| 三、空有不住:洪州宗的“平常心是道”与“无情有性” |
| 第三节 《西游记》中“相”的审美意象 |
| 一、任心为修:“相”的生成契机 |
| 二、心之虚空:“相”的禅修指向 |
| 三、顿悟瞬间:“相”的审美生成 |
| 第三章 《西游记》中的禅诗:即幻悟真的瞬间美 |
| 第一节 诗境“幻有”的时间之相 |
| 一、 “即幻悟真”的文本基础 |
| 二、悟在瞬间的时间之“相” |
| (一)“相”为幻有:时间之“相”的哲学内涵 |
| (二)时间之“相”的文学表现 |
| 三、即幻悟真:《西游记》中的“诗境” |
| 第二节 时间之“空”:诗禅一体的哲学显现 |
| 一、时间之“空” |
| 二、藉诗悟禅 |
| 三、藉禅言诗 |
| 四、诗禅一体 |
| 第三节 意象生成:禅诗“美在瞬间”的本真体悟 |
| 一、时空之“点” |
| 二、禅诗的瞬间性体悟 |
| 三、念念相续的生灭瞬间 |
| 四、瞬间:禅诗意象在时间中的生成 |
| 第四章 “无字真经”之妙:文字性空的审美意境 |
| 第一节 禅宗“不立文字”言意观的思想根基 |
| 一、 “立象尽意”的言说传统 |
| 二、禅宗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言意观的转变 |
| 三、禅宗“不立文字”言意观的佛经依据 |
| 第二节 从意境的哲学基础看其美学内涵 |
| 一、 “境生于象外”:意境的道家哲学基础 |
| 二、 “象外”的佛学基础 |
| 三、象外之象:意境的美学内涵 |
| 第三节 以“文”悟空的审美意境 |
| 一、无字真经:“不立文字”的言意观 |
| 二、本性显现的“无言之美” |
| 三、有字真经:“真空妙有”的审美意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8）唐代注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实证法 |
| (二)分类法 |
| (三)校勘法 |
| (四)比较研究 |
| (五)历史研究法 |
| 第一章 注释学概述 |
| 第一节 注释与注释学 |
| 一、注释的内容 |
| 二、注释的术语 |
| 三、注释的意义 |
| 第二节 注释学的发展脉络 |
| 一、唐前注释学的发展概述 |
| 二、唐代注释情况概述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书注释 |
| 第一节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
| 一、《周易正义》 |
| 二、《尚书正义》 |
| 三、《毛诗正义》 |
| 四、《礼记正义》 |
| 五、《春秋左传正义》 |
| 第二节 贾公彦及其《周礼疏》《仪礼疏》 |
| 一、《周礼疏》 |
| 二、《仪礼疏》 |
| 第三节 杨士勋的《春秋榖梁传注疏》和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 |
| 一、杨士勋《春秋榖梁传疏》 |
| 二、徐彦《春秋公羊传疏》 |
| 第四节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唐玄宗的《孝经注》 |
| 一、李鼎祚《周易集解》 |
| 二、唐玄宗《孝经注》 |
| 小结 |
| 第三章 史书注释 |
| 第一节 颜师古《汉书注》 |
| 一、有据可校,无据存疑 |
| 二、注音释义,考释文字 |
| 第二节 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 |
| 一、司马贞《史记索隐》 |
| 二、张守节《史记正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子书注释 |
| 第一节 杨倞《荀子注》 |
| 一、声义并举,训释词义 |
| 二、释义之下,并行校勘 |
| 三、阐微释义,多有不当 |
| 第二节 成玄英《庄子疏》 |
| 一、训释句意,探求庄意 |
| 二、旁引他书,论证释义 |
| 三、词义训释,多有不同 |
| 小结 |
| 第五章 集部注释——以《文选注》为中心 |
| 第一节 李善注《文选》 |
| 一、征引繁富,注释精详 |
| 二、事义兼释,体例严明 |
| 三、精于音义,详于校勘 |
| 第二节 五臣注《文选》 |
| 一、关注“述作之由” |
| 二、训释音义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郭象“自然”观研究 ——以“创造的诠释学”为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引言 |
| 一、作为研究进路的“创造的诠释学” |
| (一) “创造的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
| (二) “创造的诠释学”的理论脉络 |
| 二、郭象《庄子注》的诠释学意蕴 |
| (一) 诠释方法的创造性: 寄言出意 |
| (二) 文本意义的创造性: 误读出新 |
| 三、郭象“自然”观的产生背景 |
| (一) 郭象注《庄》的历史情境 |
| (二) 郭象“自然”观的理论渊源 |
| 四、郭象“自然”观的五重诠释层次 |
| (一) 《庄子》篇目的勘定 |
| (二) “自然”语词的释义 |
| (三) “自然”与“名教”关系的承袭 |
| (四) 自然主义宇宙生成论的构建 |
| (五) 对《庄子》“自然”观的“误读” |
| 五、郭象“自然”观的理论价值 |
| (一) 建构“独化”论的玄学体系 |
| (二) 推廓魏晋玄学的理论延展 |
| (三) 开启《庄子》诠释的新风尚 |
| 结语: 郭象“自然”观之检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一) 书名之于目录的重要性 |
| (二) 《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总目》研究现状 |
| (二) 古书书名研究现状 |
| (三) 《总目》书名释义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整理 |
| 一、《四库总目》的编撰及其版本 |
| (一) 《四库总目》编撰述略 |
| (二) 《四库总目》版本述略 |
| 二、工作本的选择 |
| 三、材料的甄选及其分类标准 |
| (一) 材料的甄选标准 |
| (二) 书名材料分类标准 |
| 四、书名释义材料的搜集过程 |
| 第三章 《四库全书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分类统计 |
| 一、交叉材料的处理 |
| 二、释义材料的类型 |
| (一) 追溯渊源 |
| (二) 解释字词 |
| (三) 标明类别 |
| (四) 诊断用典 |
| (五) 明确体例 |
| (六) 阐明大旨 |
| (七) 纠正谬误 |
| (八) 同书异名 |
| (九) 同名异书 |
| 第四章 《四库总目》关于歧误书名的处理原则 |
| 一、一书多名处理原则 |
| (一) 适者取用 |
| (二) 遵从权威 |
| (三) 沿用原名 |
| 二、名实不符处理原则 |
| (一) 背景校正 |
| (二) 内容纠谬 |
| (三) 数目正误 |
| 第五章 《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的价值 |
| 一、对典籍个案研究的价值 |
| (一) 确定书名 |
| (二) 辨明渊源 |
| 二、对目录编撰的价值 |
| 三、对《总目》研究的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四库总目》中的书名材料 |
| 致谢 |
四、王弼“因”的释义（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老子》专书语词看古汉语大型辞书修订[J]. 刘娇. 辞书研究, 2021(01)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3]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D]. 郭泓志. 山东大学, 2020(09)
- [4]《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D]. 李圣强. 山东大学, 2020(12)
- [5]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研究[D]. 马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6]《西游记》“空”的审美范畴论[D]. 安汝杰. 东南大学, 2020(01)
- [7]论颜师古释经与《五经正义》之异同[J]. 潘铭基. 中国文化, 2020(01)
- [8]唐代注释学研究[D]. 杨优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郭象“自然”观研究 ——以“创造的诠释学”为进路[D]. 吴昕玥.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10]《四库总目》书名释义材料整理与研究[D]. 李琳春.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