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鹏[1]2002年在《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运用符号学理论于文革研究的初步尝试。比较以往的文革研究，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革时期大量出现的政治符号现象上。尽管政治符号现象一直存在于政治生活当中，但在过去的政治学研究中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所以，本文的写作分两大部分展开：在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有关政治符号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它是对文革时期政治符号进行分析的理论前提。此一部分共分两章。第一章旨在对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符号现象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学的分析应当将对政治符号的分析包括进来；第二章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了政治符号与社会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作用方式，提出政治符号是意识形态具体化的结果，它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理论的具体应用，详细地分析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现象。此部分共分四章。第叁章从时间、空间和运动叁个纬度探讨了文革时期政治符号的生成背景，提出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政治理想、自动本质化的东西方以及不断革命的政治意识构成了文革时期政治符号主基调；第四章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革时期政治符号的秩序构造之上，结论是文革时期的政治符号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庭”以及维护这一“新家”里的绝对权威而构造的；第五章从微观的层面分析了文革时期政治符号的生成方式和表现形式，在大量的文革原始文本里概括了这些政治符号的不同类型；第六章是结论部分，在前面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文革时期政治符号的泛滥其根本原因在于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发生的断裂。通过本文的探讨，我认为对特定时期的政治符号体系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有可能被扩展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政治分析模型的，它有利于我们认清意识形态作用于政治的方式，而且能够开辟政治学研究的新的阵地。从另一方面看，一个特定的政治系统如果其政策的基础并不是社会的客观性现实，而是以表达性的现实为依据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所谓的符号化政治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表现为政治系统的运作是依靠意识形态的保证来完成的，并通过政治符号来动员、组织群众参与政治生活，认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由于这种证明是自涉性的，所以它最终会导致政治的不稳态，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生活里必须极力避免。
胡元姣[2]2015年在《政治典型人物的媒介“神话”运作分析》文中认为自1953年因提出“男女同工同酬”被推上《人民日报》,六十余年间,申纪兰成为中国唯一连任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受到过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4岁代表中国妇女参加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80岁高龄仍当选奥运火炬手,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典型”。申纪兰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符号、特指词汇,与媒介的“神话”运作密不可分。一切文本都是社会和历史的建构,是各种权力建制资源的再生产。因此,研究申纪兰媒介身份内涵变迁对理解中国政治典型人物塑造和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媒介“神话”运作的角度出发,以“符号——媒介运作——社会”为研究路径,分析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对申纪兰身份内涵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对这种建构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压力,并以此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通过对1953—2015年《人民日报》申纪兰报道文本的历时性研究发现,主流宣传对申纪兰身份内涵的建构经历了从报道初期“国家合法性的显性表达”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全面反思中的仪式隐喻”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前,主流媒体对申纪兰身份内涵的建构核心强调“政治性”、“工具性”,其身份呈现是一种在国家意志范围内身份多元、内涵单一状态。这一阶段国家初建,媒体塑造出的申纪兰身份并不固定,而是随着“工具性”要求在妇女、人大代表、农民、党员干部、劳模甚至文盲这几种身份之间随时更换。尽管申纪兰呈现在媒体上的身份多元,但其内涵却趋同。申纪兰作为妇女具有雄性化的审美特征,作为人大代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作为劳模和党员干部服务于群众运动,这几种身份妥帖地映照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主题,具有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工具性”在“文革”中被发挥到极致,申纪兰身份内涵建构完全服务于阶级斗争和领袖权威。1978年以后,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反思状态。对“文革”的否定成为获得新的合法性的来源,对社会极为敏感的媒体最先嗅到这种变化。《人民日报》中申纪兰人大代表身份逐渐被突出。但此时人大代表身份内涵已经发生变化,而是被置于法制和经济建设的框架之下。雄性化的性别标准也转向世俗社会女性个体审美,申纪兰作为母亲、儿媳的身份被建构。200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五十周年,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在这两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申纪兰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形成一个小高峰。至此,申纪兰身份内涵固定为中国政治建设“活化石”,同阅兵式等具有政治意味的符号一起,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集体记忆。媒体对申纪兰身份的再现转向仪式和符号的再现,申纪兰个人身份被抽空。媒介在通过对政治典型“神话”运作推广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塑造受众的知识体系。随着媒介生态的变迁和消费主义的渗透,当申纪兰作为政治符号所象征的意义与公众期待的意义产生冲突时,也就意味着媒介“神话”运作出现了叙事危机。但这种叙事危机并不是彻底否定,而是被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收编。媒介对“申纪兰”的媒介“神话”运作,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中,是一个复杂且深刻的过程。申纪兰的身份内涵就像一个文化隐喻,既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又映照多元主体在社会结构变迁和价值重构中的斗争与冲突。
魏居娴[3]2016年在《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革命样板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上映,其背后的革命样板戏再一次回到大众的视野。革命样板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最具盛典的戏剧,全国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批评和喜爱它的人相互争执,批评者一直警惕样板戏的政治属性,喜欢者则是将它们视为当时的时代经典。革命样板戏,按照两极阶级分野的社会秩序性进行排演,通过人物的扮相、妆容、神态、亮相,到舞台的背景、灯光、道具,构成了一个充满隐喻的艺术世界。每一部样板戏都有相似之处,却绝对没有完全相同之处。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新一辈人的的客观辩证的学术视角研究革命样板戏背后的符号结构。借助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种种方法,如横纵轴分析、隐喻转喻分析和符号矩阵等方法,从整体上对革命样板戏的符号结构进行梳理,以探究意义的建构。
邹凤凤[4]2011年在《政治符号运作：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研究的一种新解读》文中研究说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树典型(文中主要指正面典型)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同时各种典型、榜样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样一种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活动或政治手段却没能得到政治学界的关注和专门研究。本文主要从政治符号理论角度对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典型进行研究,把典型看作是中共树立的一个政治符号,树典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符号塑造的过程。树典型活动实质是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发挥着符号权力的作用,它把权威机构的意志以典型符号的形式传播到社会中,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权威机构的意志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章重点探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政治符号的价值、特征以及运作过程,分析了知青典型政治符号生成的情境,揭示知青典型作为政治符号的权力运作实质以及意识形态作用于政治的方式。本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章着重探讨了有关政治符号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它是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进行分析的理论前提。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共树立知青典型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符号理论对于分析知青典型的效度；其次阐述了政治符号理论,包括对其概念的梳理,指出政治符号是政治信息的携带者,它由被表成分即“所指”和表示成分“能指”这两个层面构成。以及对政治符号的功能阐述,指出了实施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寻求政治认同、提供社会记忆、确立和强化权威五大功能。第叁章探讨了知青典型政治符号生成的情境。主要从后发国家的现状、传统政治文化、国家社会结构以及革命意识形态四个角度,探讨了知青典型政治符号的生成根源、背景。指出后发国家快速积聚资源发展经济对典型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为树典型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中心一边陲”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造成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离对树典型活动提出了要求、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共意识形态以及方针政策的具体化的要求促使了树典型的出现第四章对知青典型政治符号的生成过程进行阐述。任何一个知青典型的建构,都经历了确立、塑造与推广阶段,其中体现着中共的权力运作。第五章对知青典型政治符号的特征、价值以及限度进行论述。阐述了知青典型塑造过程中典型塑造主体的权威化、典型政治符号形象的多角色化、权威机构与知青典型关系的趋利益化、知青典型政治命运的非个人化四大特征以及知青典型的价值与限度；结语部分,指出树典型活动实质是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发挥着符号权力的作用,它把权威机构的意志以典型符号的形式传播到社会中,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权威机构的意志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刘苹, 李松[5]2013年在《“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学界"文革"语言研究主要涉及其修辞特征、语言风格特征、语用特征以及性别语言特征等。这些特征是"文革"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其根源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群众的特定心理状况。"文革"语言镌刻着特殊的文化印记,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这种语言固然通俗易懂、平白上口,然而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因而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
刘苹, 李松[6]2013年在《“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学界"文革"语言研究主要涉及其修辞特征、语言风格特征、语用特征以及性别语言特征等方面。这些特征是"文革"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其根源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群众的特定心理状况。"文革"语言镌刻着特殊的文化印记,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这种语言固然通俗易懂、平白上口,然而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因而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
李启军[7]2005年在《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个符号统治的时代,其中也包括影视明星偶像符号的统治。在符号社会里,影视明星是符号化的影视明星。一个个影视明星偶像在不同的影视观众那里就是一个个意义充实的符号。 明星符号构成了当代人日常生活、思想沉思、艺术想象、社会批判的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的学者在言谈、写作中要特别表示出对明星们的不屑一顾时,恰恰表征了明星现象、明星文化打破了我们可敬学者心中的那份宁静。既然明星现象、明星文化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与其不闻不问或者情绪化地批判,还不如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思考和追问。 “追星”是当前社会的一大时尚。媒体在追星,制片商、导演在追星,影视迷们在追星。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网络,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会开辟专门的版面、栏目、节目、窗口给各路明星,这是媒体的“追星”;影视片惯常打出明星牌、排出明星阵营,这是制片商、导演的“追星”;有自己的偶像出演的影视片就满怀热情去看,否则就没兴趣去看,这是影视迷的“追星”。媒体及制片商、导演追星,看重的是明星们的符号价值——体现为收视率、票房收入;影迷们追星,看重的是明星们的符号意义——在他们身上获得某种人生感悟和启迪,想象地满足某种愿望。所以,看影视明星、聊影视明星、读影视明星、写影视明星、追影视明星,也包括骂影视明星,成了当代大众日常生活必需的调味品。如果没有了影视明星可看、可聊、可读、可写、可追、可骂,对不少fans来说,恐怕不仅仅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而且会感觉生活没有了意义。 虽然不能说没有明星制就没有明星,但是商业化的明星确实是作为商业手段的明星制的产物,而明星制是与影视的商业化发展互为表里的。中国影视业要走商业化道路,就不能拒绝明星制,就需要拥有自己的明星队伍。要培植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就不能伤害影视迷尤其是青少年影视迷对影视明星的那份
田罗银[8]2013年在《全国劳模及历史作用研究（1950-1980）》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树典型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评选英模和表彰先进活动；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评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评选全国劳模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1950-1980年，党和政府为更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又红又专”的劳动者。劳模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普通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肯定，也体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领导作用。树立劳动模范典型，就是让他们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使党和国家的意志以典型政治符号的形式传播到社会中，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和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公民。本文从政治符号理论视角对1950-1980年的全国劳模进行解读与研究。文章重点探讨了劳模典型作为政治符号塑造的全过程，包括产生的背景、确定、塑造、推广及影响，揭示劳模典型政治符号的运作方式。同时以《人民日报》对于建国以来的劳模典型的报道作为分析资料，对报道中反映的不同时期劳模形象的特征加以分析，考察劳模形象塑造的时代变迁，并总结全国劳模塑造的历史经验，重新审视劳模精神的时代传承，以期对新时期劳模的塑造和把劳模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提供历史启示。
邢瑞[9]2014年在《政治传播学视角下“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与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2年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后他又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密集地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意义、实现路径等，引发了学习、宣传“中国梦”的高潮，“中国梦作为承载着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政治符号被广为传播。本文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梦”的话语建构和传播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全文由包含绪论在内的五个章节组成。绪论回顾了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简要过程和研究缘起，梳理了国内外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方法和意义。第二章是对本研究所使用的理论的概述，梳理了政治传播学在西方以及国内学界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介绍了西方以福柯的“话语权力”和布迪厄的“象征权力”思想为代表的关于“符号”、“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理论成果。第叁章具体分析了“中国梦”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十八大为分界线，考察了传播主体从“民间”到“官方”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梦”内涵的衍变。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官方在十八大后立即提出“中国梦”的背景与动因。第四章是对“中国梦”传播路径和传播策略的考察，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本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党、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的政治传播机制。然后具体分析“中国梦”的案例，将宣传、教育、文化系统以及媒体所做的关于“中国梦”传播的工作计划与“中国梦”传播实践中生产的文本相互对照，还原了“中国梦”自上而下在组织、媒体以及人际之间进行传播的过程。最后总结了四大传播策略。第五章是对“中国梦”传播的总结与反思。总结了“从宣传到传播”、“从国家到个人”、“从单向到双向”叁大特点，提出了“符号泛滥”、“多元语境误读”和“梦想与现实差距”叁个难点。
张相艳[10]2010年在《藏文化的诱惑与艺术的重构》文中提出藏文化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即与中原汉地文化有着密切交流并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进入20世纪以后,以西藏主题绘画的兴起与发展为标志,西藏与中国美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西藏主题绘画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和艺术传统。藏文化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巨大的文化魅力持续吸引着中国美术家进藏探索艺术时代课题与个性创新。不同历史时期进藏美术家的艺术探索和成就对于西藏地域美术和中国美术的现代发展起到了双重推动作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自40年代以来,大致出现了叁次内地美术家的进藏热潮。新时期出现的第叁次热潮中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就是出现了一批长期定居西藏的内地艺术家。这一批艺术家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对于藏文化自身价值的发现、研究和传达。韩书力是这一批进藏艺术家的典型,具有个案研究价值。1973年韩书力主动要求调入西藏工作。1983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后再次返回西藏工作至今。在文化传承上,韩书力带着汉文化母体基因“加盟”到西藏文化的队伍中,通过多年来对西藏传统文化艺术的系统深入研究,深刻地把握了藏文化的精髓,形成了汉藏文化的双重基因。在艺术创作上,韩书力始终从汉藏两种文化传统中吸收养分进行现代艺术重构,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布面重彩”和“黑地水墨画”艺术风格,确立了其在中国画坛的学术地位。此外,作为西藏美术活动的组织者,自80年代初开始,韩书力率领西藏地域画家群体对西藏传统艺术展开全面的考察征集和系统的学术研究,不仅使得无数散轶的西藏民族民间美术珍品重现其巨大文化价值,也为西藏美术的现代发展寻找到了文化根基。同时韩书力也十分注重培养本土藏族美术家和推出西藏当代美术。自80年代以来韩书力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追求相近的画家群体,这是一个以藏族画家为主体各民族艺术家共同构成的创作队伍。这一群体立足于藏文化本体的基础上,借鉴融合中原文化、现代文化探索建构具有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艺术样式,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群体性的风格——“现代布面重彩”。目前关于韩书力艺术实践及创作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本文以韩书力个案研究作为切入点,试图在西藏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互动关系和西藏地域美术现代发展的双重历史语境中系统考察韩书力及西藏画派画家群融合汉藏美术传统进行现代艺术重构的自我定位问题,讨论其艺术探索及成就在20世纪汉藏文化互动关系发展中的文化学意义和史学意义。同时,也希望能为当前全球化带来的多重文化语境中“如何建构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现代艺术”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D]. 金鹏. 复旦大学. 2002
[2]. 政治典型人物的媒介“神话”运作分析[D]. 胡元姣.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3]. 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革命样板戏研究[D]. 魏居娴. 兰州大学. 2016
[4]. 政治符号运作：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研究的一种新解读[D]. 邹凤凤.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5]. “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J]. 刘苹, 李松.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3
[6]. “文革”语言特征研究述评[J]. 刘苹, 李松.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7]. 中国影视明星的符号学研究[D]. 李启军. 四川大学. 2005
[8]. 全国劳模及历史作用研究（1950-1980）[D]. 田罗银.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9]. 政治传播学视角下“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与传播研究[D]. 邢瑞. 暨南大学. 2014
[10]. 藏文化的诱惑与艺术的重构[D]. 张相艳. 中央美术学院.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