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肿块磁共振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

乳腺肿块磁共振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

张佳[1]2003年在《乳腺肿块磁共振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前言 近年来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现已成为城市妇女占首位的恶性肿瘤。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对于提高乳腺癌病人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其中影像学检查在早期发现和诊断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造影剂的应用、表面线圈技术和成像方法的发展。磁共振成为一种有前途的检查、诊断方法。增强MRI检查为我们对于乳腺肿块的诊断提供了高敏感性的方法,但其特异性差别很大。目前对增强后乳腺肿块的形态、边缘特点及其强化模式与病理组织学的相关性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于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初步探索,为提高MRI诊断的特异性提供线索。 实验材料与方法 1.一般材料:对以乳腺肿块就诊、临床可疑恶性的26例女性患者进行MRI增强检查,结果全部经临床和病理证实。 2.磁共振扫描方法: 仪器设备:GE公司2.0T超导磁共振扫描仪;乳腺专用表面线圈 造影剂:Gd-DTPA(马根维显)和磁显葡胺 检查方法:俯卧位,双乳置于线圈内,行双侧乳腺轴位、矢状位快速自旋回波序列T1加权、T2加权平扫。患乳轴位或矢状位增强扫描,按0.1mmol/kg的剂量静脉团注Gd-DTPA(马根维显)或磁显葡胺,分别于注药即刻、2分钟、4分钟、6分钟扫描,并将所得图像分别与增强前相应扫描体位图像进行配对减影。 3.病理加片获得: 病理组织取材部位尽可能与MR扫描方向一致,将标本经10%中性甲醛固定,常规石蜡包埋,进行连续切片,层厚6微米。 4.资料分析方法: *)增强MRI影像特点分析 观察分析病变在n只盯、hv可以及增强前后的信号、形态变化特点以及强化特点及强化模式。 p)病理、影像对照分析 两名病理科专家双育读片,确定病理诊断,分析增强磁共振结构特征与病理组织学的相关性。 实验结果 1.一般结果 以乳腺肿块就诊、临床可疑恶性的26例女性患者,全部经临床、病理证实,其中良性病变15例K8%X恶性病变11例K2%人脓肿 5例,囊肿 1例,纤维腺瘤 4例,增生 5例,术后癫痕互例。浸润性导管癌8例,浸润性小叶癌2例,导管原位癌1例。 2.增强磁共振前瞻性诊断结果 对纤维腺瘤的诊断准确率为75%,增生为60%,短痕未检出,脓肿、囊肿则为100%;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小叶癌为100%,导管原位癌未检出。 3.动态增强MRI表现 11例恶性病变中8例浸润性导管癌先边缘强化,继而中心强化,病变强化均匀凋边可见毛刺。2例浸润性小叶癌边缘强化,中央略强化,边缘可见毛刺。l例导管原位癌形态不规则,分枝状强化。15例良性病变5例为乳腺炎伴脓肿,表现为环形强化,内壁不规则可见不均匀强化间隔。5例导管上皮增生轻度强化或无 ·二· 强化,4例纤维腺瘤轻度强化或无强化*例轻度强化伴未强化间 隔*例明显强化。二例单发囊肿呈环形强化,边界清晰。二例手 术摄痕未见强化。 4MRI强化特征与病理对照结果: 增强MRI中边缘呈分叶状及不规则强化者,癌组织向周围组 织浸润,血管、淋巴管受累,神经受累不明显,前者癌巢呈出芽状突 出。边缘呈毛刺状者镜下见癌组织向导管内、淋巴管内浸润形成 粗大毛刺。边缘光滑者病变边缘规整,少数可见部分不完整包膜。 中心呈均匀强化者病变结构均匀,未见局部坏死。不均匀者,内部 可见坏死粉染物质。本组资料中见1例未强化间隔,镜下见纤维 结缔组织间隔。 结 论 1.毛刺状边缘强化或不规则不均匀强化的肿块高度提示恶 性;分枝状强化高度提示导管原位癌;对形态规则、边缘光滑、均匀 强化或无强化以及均匀强化伴未强化间隔强烈提示良性。 2.增强MRI动态强化特征对于乳腺肿块性病变的定性诊断 具有显着意义。 3.对于乳腺增生以及浸润性小叶癌、肿块特征不典型的乳腺 癌鉴别困难。需要增加样本量及经验积累。

张佳, 郭启勇, 梁长虹, 张伟, 刘伟[2]2008年在《乳腺肿块磁共振动态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乳腺肿块样病变MR动态增强扫描显示的形态、边缘特点、强化模式与其组织病理学改变的相关性。方法对乳腺肿块样病变行MR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所得病例样本再行组织病理学检查,二者对比研究。结果良性结节样病变MR表现边缘光滑,呈多种模式强化。病理显示当细胞增生活跃时,MR增强扫描可呈明显强化。囊性病变呈(不)规则环形强化。脓肿的MR显示病灶内不规则间隔,与病理显示病灶内小叶结构破坏,坏死腔形成相关。瘢痕组织无强化。在恶性肿块样病变中,浸润性导管癌MR主要表现为由边缘向中央强化,病灶周围可见毛刺影。病理显示癌巢呈出芽状生长,向周围组织浸润生长形成毛刺。浸润性小叶癌表现为不均匀边缘强化,中央轻度强化。病理显示瘤巢中央见大量粉染无结构物质。导管原位癌MR检查呈分支状强化,病理显示导管上皮明显不典型性增生。结论肿块样病变MR检查呈形态规则、边缘光滑,无明显强化及轻度强化(病灶间隔不强化)者强烈提示病变为良性。MR增强扫描肿块呈毛刺状边缘强化或不规则强化者高度提示恶性病变。MR动态增强扫描显示的病变强化特征对于乳腺肿块样病变的定性诊断具有显着意义。

何静[3]2016年在《超声弹性成像与磁共振成像在乳腺肿块诊断中的对比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究超声弹性成像及磁共振成像检查在乳腺肿块诊断中的价值,分析两种方法的优势与局限性,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信息。方法:经手术病理证实的110例女性乳腺肿块患者,共146个病灶。术前均行高频彩超、弹性成像及磁共振检查,超声与磁共振检查时间相隔不超过一周。分析并比较其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并作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1、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DFI)参照Adler血流分级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85.53%(65/76)、84.29%(59/70)、84.93%(124/146)。2、频谱多普勒(Spectral Doppler SD)根据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 RI)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84.21%(64/76)、85.71%(60/70)、84.93%(124/146)。3、超声弹性成像参照罗葆明提出的改良5分法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94.74%(72/76)、88.57%(62/70)、91.78%(134/146)。4、磁共振成像检查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96.05%(73/76)、88.57%(62/70)、92.47%(135/146)。5、联合超声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准确性较单一诊断方法有统计学差异(P<0.05),较磁共振诊断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频超声在微小钙化灶显示方面较磁共振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超声弹性成像检查、磁共振成像检查所测量的乳腺恶性肿块最大径与病理测量值呈正相关,磁共振测量值较接近病理测量值,弹性超声次之。结论:1、磁共振成像检查对多灶性、多中心性病灶的显示优于超声,测量乳腺恶性肿块的最大径较接近病理测量值,能更加真实的反映乳腺癌的病理分期,对术前评估及拟行保乳手术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帮助。但磁共振对微小钙化显示差,容易误漏诊仅有微钙化单一特征的恶性肿块。2、超声弹性成像作为乳腺肿块诊断的首要影像学检查手段,在乳腺肿块的诊断与随访中起着重要作用。超声检查对微小钙化的显示较磁共振敏感,超声弹性成像对形态学特征不典型、少血供、多钙化的恶性肿块的诊断准确性较磁共振高,对磁共振误诊的乳腺导管内癌起关键性的弥补作用。同时超声是乳腺活检的较好辅助工具,但超声弹性成像的穿透力低,对体积较大乳腺的深部病灶显示差。3、超声弹性成像及磁共振成像检查,两者各有所长,在临床实践中可以相互补充,互为参考。

刘勇[4]2005年在《乳腺癌动态增强MRI与病理对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乳腺癌诊断:结合乳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和MR动态增强参数评价目的:结合美国放射学会的乳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da system,BI-RADS)和多种动态增强参数,评价动态增强MR对乳腺癌的诊断准确率,并分析乳腺良、恶性占位的特点。材料与方法:67例临床扪诊或钼靶检查有或疑似有乳腺肿块的乳腺疾病患者术前行动态增强MRI检查(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参照BI-RADS评分标准进行分析、评分,并根据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测量动态增强参数:最大增强线性斜率(steepest slope,S_(max))、最大增强率(maximum enhancement,E_(max))、增强峰值(peak height,PH)、峰值时间(time-to-peak,T_(peak))、增强后第1、2、3、4、5、6分钟时增强率(E_1、E_2、E_3、E_4、E_5、E_6)等。所有病人在MRI检查后10天内手术。仅对手术证实乳腺有肿块的病例进行分析。比较良、恶性乳腺肿块的BI-RADS系统各评分指标和动态增强参数间的差异。结果:经手术病理证实,有肿块的乳腺癌34例和良性乳腺占位19例归入研究对象。良、恶性肿瘤的形状和边缘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71,P=0.1322)。而良、恶性乳腺肿瘤间DCE—MRI的强化模式、强化曲线、早期强化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x~2=15.566,P=0.001;x~2=26.198,P=0.001;x~2=6.176,P=0.0456)。其中廓清型TIC、边缘环形强化及延迟期不均匀强化高度提示恶性。渐进型TIC和强化均匀提示良性。BI—RADS评分法示:34例乳腺癌分别为Ⅴ级21例,Ⅳ级10例,Ⅲ级3例。19例良性占位分别为Ⅰ级6例、Ⅱ级5例、Ⅲ级6例,Ⅴ级2例。但良、恶性乳腺肿块强化曲线均呈平台型的分别为31.6%和38.2%,无统计学差异,重迭明显。良、恶性乳腺肿块的动态增强参数S_(max)、E_(max)、E_1、E_2、T_(peak)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330,P=0.03731,P=0.04186,P=0.04916,P=0.04225)。结合BI—RADS评分标准和动态增强参数,DCE-MRI诊断乳腺癌的准确率明显提高,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7.1%、89.4%。结论:1、建立在多因素分析系统上的BI—RADS评分法规范了乳腺癌的MR诊断,是一个合适而全面的动态评估标准,随着BI-RADS分级的增加,恶性的可能性亦增大。但良、恶性乳腺占位的形态学改变和TIC类型有重迭。2、良、恶性乳腺占位的DCE—MRI多项动态增强参数有差异,结合BI—RADS评分标准和动态增强参数,可明显提高乳腺癌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第二部分乳腺癌MRI动态增强参数与血管生成的相关性研究目的1、比较乳腺癌、乳腺纤维瘤、乳腺腺病及正常乳腺组织在微血管密度计数(microvessel density,MVD)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达中的差异,研究乳腺癌微血管分布特点。2、探讨乳腺癌MRI动态增强参数与肿瘤血管生成的关系。材料与方法29例乳腺癌患者行前瞻性DCE—MRI检查,计算动态增强参数:最大增强线性斜率(steepest slope,S_(max))、最大增强率(maximum enhancement,E_(max))、增强峰值(peak height,PH)、峰值时间(time-to-peak,T_(peak))、增强后第1、2、3、4、5、6分钟的信号强度改变率(E_1、E_2、E_3、E_4、E_5、E_6),所有病例的手术病理标本行免疫组化染色,测定MVD计数和评估VEGF表达,分析各参数与乳腺癌的MVD和VEGF表达的相关性。并比较乳腺癌与12例乳腺纤维腺瘤、10例乳腺病、10例癌旁正常组织的MVD计数和VEGF表达情况。结果29例乳腺癌MVD均数为65.09±15.81条/200×,明显高于纤维腺瘤组、乳腺腺病组及正常组(P=0.0426,0.0177,0.0023),差异有显着意义。69%(20/29)乳腺癌VEGF表达阳性,也明显高于其余各组(P=0.0351,0.0071,0.0013)。肿瘤边缘区域的MVD高于中央区域(t=2.6347,P=0.0157)。腋窝淋巴结转移组的MVD高于无转移组(t=2.3029,P=0.0310)。DCE-MRI各参数S_(max)、E_(max)、PH、E_1、E_2、E_3、E_4、E_5、E_6与乳腺癌MVD呈正相关,其中以S_(max)(r=0.807,P<0.001)和E_1(r=0.746,P<0.01)与MVD相关性最强。T_(peak)与MVD呈负相关关系(r=-0.425,P<0.05)。结论1、乳腺癌的MVD计数和VEGF表达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病变及正常组织。乳腺癌血管生成是其DCE-MRI强化模式的的病理生理学基础。2、乳腺癌DCE-MRI的参数S_(max)、E_1、E_(max)、E_2等与肿瘤的MVD计数及VEGF表达相关。MR动态增强扫描作为一种无创性技术,可较好地反映肿瘤血管生成的程度,有助于评估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及其预后。

崔岩[5]2016年在《超声造影在乳腺癌诊断及疗效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疾病,此疾病对女性身心健康均可造成极大的损伤和影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发病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始终处于全世界女性恶性肿瘤疾病的发病率首位,且每年呈0.2%-8%的概率逐渐升高,而患者的发病年龄也逐渐呈年轻化趋势发展。相关研究也证实,中国发病率处于第一位的女性恶性肿瘤疾病也为乳腺癌,已经成为目前社会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急需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影像学检测乳腺组织的方法主要有: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钼靶X线检查、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增强、PECT、多普勒超声,而临床应用较多的检测方法为钼靶X线检查和多普勒超声检查。近些年,MRI、CT等影像学检查技术已逐渐应用于乳腺组织的检查,其独特的检查优势也被医务人员所认可,但是由于存在基层医院无法购置高昂的仪器设备,检测方式的普及程度,乳腺癌患者及其家庭无法负担较高的检查费用等情况,因此MRI、CT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应用程度远远不及多普勒超声这么广泛。彩色多普勒超声、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等检测仪器的不断进步及诊断技术的逐渐提高,已逐渐成为乳腺组织检查的首选方法,且目前也不单一局限于检查乳腺肿块病灶的存在,以及鉴别诊断囊性肿块病灶组织的物理性质。因而,乳腺病灶体积较小组织的超声检出率也得到明显的提高。目前,有关研究人员已分别对MRI及CEUS诊断乳腺肿瘤病灶组织的价值进行了相关研究,并通过评价对两种诊断方法的价值后认为,乳腺病灶组织经CEUS后出现的典型增强模式可协助医务人员鉴别诊断乳腺肿瘤组织的良恶性。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 MVD)是检测肿瘤病灶组织内新生血管形成的方法,也是目前研究人员均认可的评估肿瘤组织内血管生成的可靠性实验室指标。新生血管与恶性肿瘤疾病的生物学行为及患者预后情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MVD是鉴别诊断肿瘤良、恶性的重要实验室指标。肿瘤MVD可定量反映肿瘤病灶组织内血管的生成状态,也是判断肿瘤疾病发展和肿瘤组织向远处脏器组织转移潜力的重要实验室指标,还是影响乳腺癌患者生存时间的独立因素。目前MVD已被广大研究人员作为评估肿瘤病灶组织内新生血管生成的“金标准”。实时CEUS检查技术不但可准确反映乳腺癌的形态学特征和微循环血流灌注过程,而且还可在某种程度上评价肿瘤病灶组织内微血管生成的状态,值得临床广泛应用。不同影像诊断技术的准确性和精确度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CEUS与动态增强MRI均为评估肿瘤病灶组织内血管化程度的无创性检测方法,相关研究证实,两种检测方法诊断乳腺肿瘤病理改变的结果均有较高的一致性。但由于二者对比增强的作用原理存在本质方面的区别,故直接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增强方式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钼靶X线影像学诊断技术可较好的分辨乳房内软组织的解剖结构,检查期间可取得清晰的影像资料,可为临床诊断乳腺肿瘤性疾病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与常规X线检查、多普勒超声、MRI等检查方式比较,钼靶X线对钙化性病理征象的敏感度较高,其特异性可高达95%。但是钼靶X线机的支架及压迫器缺乏操作的灵活性,由于患者体位受到一定的限制,难以对乳腺部位进行深度的投照,故对处于乳腺腺体尾部或胸壁外病灶的诊断能力受到明显的限制。此外,行钼靶X线检查时还需对乳房施加一定压力,重迭的腺体组织可能遮盖部分疾病征象,进而导致漏诊、误诊等现象的发生。新辅助化疗又称术前化疗或诱导化疗,是指对未发生远处脏器组织转移的肿瘤病灶,在行局部手术治疗前实施系统性辅助性的细胞毒性药物治疗。与既往外科手术治疗方式相比较,其最大优势是尽量保留了患者的乳房,同时还能有效控制原发灶,使病灶体积明显缩小、期别显着性降低,刺激其免疫活性功能作用,最终明显延长生存期。新辅助化疗已逐渐应用于乳腺癌的临床治疗中,其为局部晚期乳腺癌和乳腺癌保守手术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临床上医务人员评估乳腺癌患者行新辅助化疗后的疗效主要仍依靠触诊、患者身体状况、钼靶X线摄影等方法。其中触诊和评估患者身体状况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主治医生的工作经验,且有较大的主观性,且缺乏严格和统一的量化指标,故其可靠性相对较低[17]。钼靶X线影像学技术虽然可清晰显示乳腺癌病灶组织,但腺体密度过高会对病灶范围的判断造成明显的影响,而持续存在微钙化灶也极易误诊为恶性病灶组织,这对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准确度会造成较大的影响。CEUS是利用以气体为主要成分的声学造影剂作为超声增强对比剂,经周围静脉途径注入机体后直接到达乳腺组织,由于气体与血液、软组织之间存在较大的声阻抗差异性,故使得含有丰富新生血管组织的癌肿病灶回声显着性增强,从而达到检测病灶组织的最终目的。此外,由于乳腺癌微血管与肿瘤病灶组织分级、远处脏器组织转移等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CEUS还可预测乳腺癌患者预后情况,以及评估非手术治疗乳腺癌的疗效。目的:本研究拟探讨超声造影(CEUS)在乳腺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为其在乳腺癌诊断临床应用中提供研究基础:探讨乳腺癌CEUS定量参数与MVD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并评价其对乳腺癌病灶组织内新生血管生成的应用价值;比较CEUS与增强磁共振、钼靶X线等叁种不同影像学技术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为以后早期诊断乳腺癌提供最佳的诊断方法;分析超声造影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探讨超声造影(CEUS)在乳腺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为其在乳腺癌诊断临床应用中提供研究基础;探讨乳腺癌CEUS定量参数与MVD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并评价其对乳腺癌病灶组织内新生血管生成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治乳腺癌及准确评估患者预后情况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比较CEUS与增强磁共振、钼靶X线等叁种不同影像学技术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为以后早期诊断乳腺癌提供最佳的诊断方法;分析超声造影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本院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7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术后乳腺组织经予以病理检查确诊。所有患者均行CEUS检查,并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组织CD34表达水平以测定MVD,比较乳腺癌肿瘤边缘、中心区域与周围正常组织血流灌注参数,按照48个/高倍视野为标准将本组70个乳腺癌分为高MVD组和低MVD组,比较不同MVD组间乳腺癌增强特征和乳腺癌血流灌注参数;选择本院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152例乳腺肿块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术后乳腺组织经予以病理检查,其中恶性70例,良性82例。所有患者均行常规超声检查和CEUS检查,观察乳腺病灶组织的CEUS表现,比较乳腺良、恶性病灶造影时间-强度参数,并分析CEUS的检查结果;选择本院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152例乳腺肿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CEUS、MRI、钼靶X线检查及病理检查。比较超声造影与MRI内部增强特征,CEUS与MRI时间-强度曲线,以及超声造影、钼靶X线、MRI对乳腺癌的诊断能力相关参数;选择本院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50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后完成手术治疗。观察所有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后的常规超声表现,比较新辅助化疗前后乳腺癌原发灶内超声对比剂的灌注区域,对声学定量时间-强度曲线(TIC)软件分析。结果:乳腺恶性肿瘤的增强方式主要为不均匀增强及周边增强,乳腺良性肿瘤的增强方式主要为无增强和均匀增强为主;乳腺良性肿瘤的时间-强度曲线主要为快进快出型及慢进快出型,而乳腺恶性肿瘤的时间-强度曲线主要为以快进慢出型为主,但乳腺良、恶性肿瘤间存在部分重迭现象;乳腺恶性肿瘤增强开始时间快于乳腺良性肿瘤,但两组比较无显着性差异(P>0.05),但乳腺恶性肿瘤达峰时间明显快于乳腺良性肿瘤(P<0.05),峰值强度明显高于乳腺良性肿瘤(P<0.05),而明显减退时间显着性慢于乳腺良性肿瘤(P<0.05);以乳腺肿瘤组织的病理切片诊断为金标准,诊断乳腺恶性肿瘤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79.01%(64/81)、91.55%(65/71)及84.87%(64+65/152);与周围正常组织比较,肿瘤中心RI、TTP明显缩短(P<0.05),PI明显增高(P<0.05),WIS明显增大(P<0.05),而两者MTT比较无显着差异性(P>0.05);与肿瘤中心比较,肿瘤边缘PI明显增高(P<0.05),TTP明显缩短(P<0.05),WIS明显增大(P<0.05),而两者RT、MTT比较无显着差异性(P>0.05);高MVD组乳腺癌不均匀增强、血流灌注缺损发生率均明显高于低MVD组乳腺癌(P<0.05),而两组肿瘤增强形态、增强边界及穿支血管等方面比较无显着性差异(P<0.05);高MVD组乳腺癌PI明显高于低MVD组乳腺癌(P<0.05),而RT、TTP、WIS等血流灌注参数比较无显着性差异(P<0.05); CEUS与MRI对152例乳腺肿块患者增强后面积的评估具有良好的一致性(r=0.876,P=0.000),经配对t检验二者之间无显着性差异(t=0.152,P=0.794)。超声造影与MRI对72例乳腺病变增强均匀性的评价不完全一致(Kappa=-0.176, P=0.057),其中130例(85.5%)结果一致,22例(14.5%)结果不一致(见表7),超声造影较MRI更多表现为不均匀增强。将均匀增强的灌注缺损面积计为0 cm2, CEUS灌注缺损面积明显大于MRI同切面灌注缺损面积(P<0.01); CEUS时间-强度曲线表现为慢出型72例,快出型80例,MRI时间-强度曲线表现为渐增型57例,平台型23例,流出型72例。CEUS与MRI时间-强度曲线类型无明显相关性;超声造影、MRI对乳腺癌的诊断灵敏度、准确率及阴性预测值均明显高于钼靶X线(P<0.05),而超声造影、MRI在诊断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及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方面比较无显着性差异(P>0.05);常规二维超声检查显示50例乳腺癌患者原发灶体积在新辅助化疗后较化疗前明显下降(t=9.675,P<0.05);50例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后均行CEUS检查,发现化疗后乳腺癌原发灶内超声对比剂的灌注区域(长径×横径)较化疗前明显缩小(t=6.324,P<0.05);乳腺癌原发灶内对比剂增强强度在化疗后较新辅助化疗前明显减弱,差异具有显着性(t=15.392,P<0.05)。结论:CEUS在乳腺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乳腺癌超声造影具有典型的增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肿瘤微血管分布特征,有可能作为评价肿瘤血管生成的依据之一;超声造影、MRI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明显优于钼靶X线,虽然MRI对各类乳腺癌的诊断能力较强,但由于其检测费用高,在实际临床应用中对乳腺癌进行诊断时应将超声造影作为初诊较为可行;超声造影技术不仅能够体现新辅助化疗的效果,还能够安全、无创、直观地评价肿瘤内新生血管网的特征,其参数可能对疗效的预测有一定价值。

佚名[6]2000年在《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00年第6卷主题词索引》文中认为AAlzheimer病Alzheimer病和健康老人的脑容积和脑代谢变化的MRI和MRS分析研究2000:293艾迪生病肾上腺结核所致艾迪生病的CT表现 2000:109B鼻窦鼻窦真菌病的CT诊断2000:88表皮作囊肿颅内表皮样囊肿的CT和MRI诊断

赵红[7]2015年在《钼靶X线、超声和MRI对乳腺肿块良恶性诊断效能及术前评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钼靶X线与超声对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及术前评估价值研究背景乳腺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有上升趋势,乳腺疾病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影像学检查是乳腺癌早期发现及早期诊断的主要方法,在乳腺影像检查技术方法中,钼靶X线和超声是目前临床常用的两种乳腺检查技术。然而,针对这两种方法在乳腺肿块影像学检查中的应用尚存在以下问题:1)这两种方法对于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研究结果不一,需要进一步验证。2)患者不同个体特征如年龄、绝经前后、腺体致密度和肿块大小等可影响诊断效能,针对不同个体特征对两种方法诊断效能的研究将能帮助临床医生根据不同个体特征患者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以及合理利用影像学结论。但是,目前尚缺乏此方面的系统研究。3)乳腺肿块以外科切除手术作为主要治疗方法。不管是良恶性肿块手术,术前评估肿块的位置和大小的准确性对于手术方案制定有效性和手术效果都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尚未见针对钼靶X线和超声对乳腺肿块术前评估准确性的研究。4)乳腺癌可通过分子分型进行分类,各分子分型治疗方案和预后均有差异。临床上常根据乳腺癌分子分型的种类来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案。研究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影像学特征,以利于临床医生在治疗或手术前就能尽早通过影像学检查预判分子分型种类,为下一步治疗方案提供帮助。然而,针对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钼靶X线和超声的影像学特征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的比较钼靶X线和超声对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探讨年龄、绝经前后、腺体致密度对钼靶X线和超声对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的影响;比较钼靶X线和超声对乳腺肿块位置和大小的术前评估的准确性;分析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病灶钼靶X线和超声影像学特征。方法274例患者乳腺肿块待手术病灶均进行钼靶X线和超声检查,分别进行BI-RADS (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分级,并记录影像下病灶大小和位置。术中测量记录病灶大小和位置,取组织行病理活检以诊断病变类型。并通过免疫组化检测120例乳腺癌患者病理组织ER、PR、HER-2、Ki-67表达情况,从而分子分型为四种乳腺癌,即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过表达型和叁阴性型。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比较钼靶X线和超声对乳腺良恶性肿块的诊断效能;以手术中病灶的实际测量为标准,计算两种方法对乳腺肿块大小、位置评估的吻合率,对比两种方法术前评估的准确性;以及分析四种分子分型乳腺癌的钼靶X线与超声影像学特征。结果1.根据ROC曲线确定钼靶X线诊断乳腺肿块良恶性的最佳临界点为BI-RADS分级4b,相应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89%、72%和70%;超声诊断乳腺肿块良恶性的最佳临界点为BI-RADS分级4b,相应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5%、93%和94%。钼靶X线和超声BI-RADS分级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44和0.9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91,P<0.01)。2.钼靶X线对于不同个体特征乳腺肿块良恶性诊断效能有差别,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年龄>45岁(89%、80%、84%)与年龄≤45岁(75%、72%、75%)绝经后(97%、87%、94%)与绝经前(83%、68%、74%)、低密度腺体(91%、85%、82%)与高密度腺体(87%、74%、79%)。3.钼靶x线与超声对乳腺肿块大小术前评估吻合率分别为48%、79%,钼靶X线与超声对乳腺肿块位置术前评估吻合率分别为47%、91%。两种方法对乳腺肿块评估大小、位置的吻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均表现为不规则肿块或毛刺形成,边界不清,边缘模糊,超声上血流分级无明显差异,各型均以外上象限为多发,肿块直径多为2-5cm之间。Luminal A型特点为较多发生于低密度腺体(63%),微钙化(32%),肿块小(≤2 cm占55%);Luminal B型特点为易误诊(钼靶X线BI-RADS分级≤3级占14%),微钙化35%,肿块直径2-5cm占67%,高密度腺体占52%;HER-2过表达型特点为易误诊(钼靶X线BI-RADS分级≤3级占26%),微钙化42%,肿块直径>5cm占16%,高密度腺体占45%;叁阴性型特点为微钙化少见,高密度腺体和低密度腺体发生率相仿,肿块直径2-5cm占50%。结论1.钼靶X线和超声BI-RADS分级诊断乳腺肿块良恶性的最佳临界点为BI-RADS分级4b,超声诊断效果优于钼靶X线。2.年龄>45岁、绝经后、低密度腺体钼靶X线检查对乳腺肿块良恶性诊断效能相对较好。3.超声对乳腺肿块位置和大小术前评估的准确性优于钼靶X线。4. Luminal B型和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钼靶X线检查易误诊,Luminal A型肿块较小,HER-2过表达型肿块较大,叁阴性型微钙化少见。第二部分乳腺BI-RADS-MRI分级评估与TIC曲线对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研究背景乳腺MRI与钼靶X线和超声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它是利用磁共振的成像方法和专用的乳腺线圈检测出乳腺疾病,乳腺MRI无辐射,同时MRI由于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力和软组织分辨力,结合多序列多参数成像,对乳腺癌诊断和局部分期明显优于钼靶X线和乳腺超声检查,在乳腺癌的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乳腺MRI扫描序列中,动态增强MRI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是在快速成像序列基础上进行的动态扫描技术,DCE-MRI可以获得病灶区血流动力学指标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TIC曲线是对病灶进行连续动态变化观察分析,可以了解肿瘤血管形成,对比剂进入肿瘤的分布以及在肿瘤内的廓清特征等,TIC曲线应用于良恶性乳腺肿块的鉴别,被认为有很好的诊断价值。但是在应用中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毛细血管密度及通透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导致部分良恶性病变TIC曲线有相似的表现,诊断特异性下降。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于2003年在出版第4版“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X线部分的同时,首次出版BI-RADS-MRI部分,乳腺BI-RADS-MRI分级类似于钼靶X线和超声的BI-RADS分级,分析包括病变的形态学特点及增强后血流动力学特点,提供量化的指标,平衡了主观因素,较TIC曲线更能客观的准确评价病灶,提高诊断效能,初步研究已充分显示BI-RADS-MRI的高度敏感性、特异性。乳腺MRI病灶形态学特征与增强后血流动力学特征同等重要,其特征性形态学表现可以提高诊断特异性,但因乳腺MRI形态学征象多而广泛,形态学描述词汇不够全面,以往的研究多侧重血流动力学指标,对乳腺良恶性肿块征象对比研究不多。因此,本研究对于乳腺肿块病灶进行乳腺MRI扫描获得TIC曲线,并进行BI-RADS-MRI分级评估,比较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此外,分析良恶性乳腺肿块MRI图像形态学征象,以期为完善乳腺BI-RADS-MRI分级加入形态学特征性指标提供帮助。目的比较乳腺BI-RADS-MRI分级评估与TIC曲线对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方法对110例乳腺肿块待手术患者术前行乳腺MRI检查,根据DCE-MRI序列绘制肿块兴趣区TIC曲线,进行BIRADS-MRI分级。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分别构建乳腺BI-RADS-MRI分级评估与TIC曲线的ROC,比较BI-RADS-MRI分级和TIC曲线对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分析良恶性乳腺肿块的特征性形态学MRI影像学特征。结果1.BI-RADS-MRI分级构建的ROC曲线的AUC为0.946,标准误0.02,TIC的ROC曲线AUC为0.843,标准误0.04,BI-RADS-MRI分级与TIC曲线诊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BI-RADS-MRI分级根据ROC曲线确定的最佳诊断界点为BI-RADS 4b,其对应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5%、88%和92%。2.良恶性乳腺肿块MRI形态学表现不同:恶性肿块表现为毛刺(56%),分叶状(48%),段样或分枝状(24%),边缘模糊(89%),周围血管增多征(66%),以上征象发生率与良性肿块相比差异有显着性(P<0.05),大导管征、漏斗征、厚皮征、COOPER韧带肥厚及肿块伴腋下淋巴结增大是恶性肿块特征性表现;良性肿块相对于恶性肿块,对周围组织侵犯累及少见,间接征象少于恶性肿块,其特征性表现边界清晰(94%),呈圆形或类圆形(85%),分叶状、段样或分枝状形态少见。结论1.乳腺BI-RADS-MRI分级BI-RADS 4b为最佳诊断界点,对乳腺肿块良恶性诊断效能好,优于TIC曲线诊断效能。2.乳腺癌MRI形态学表现主要为毛刺、分叶状、段样或分枝状、边缘模糊、周围血管增多征等。大导管征、漏斗征、厚皮征、COOPER韧带肥厚及肿块伴腋下淋巴结增大是乳腺癌特征性表现。

肖健敏[8]2008年在《乳腺癌动态增强MRI与MVD、VEGF及中医血瘀证相关性初步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探讨乳腺癌动态增强MRI与微血管密度(MV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中医血瘀证之间的关系,为术前评价乳腺癌的预后及指导中西医综合治疗提供客观依据。方法选择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在2006年10月至2008年3月期间诊治的符合本研究纳入诊断标准的乳腺癌患者3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均在术前行乳腺的动态增强MRI,并使用后处理软件获得时间-信号强度曲线(DIC),计算相关的半定量参数。术前对所有患者行血瘀状态评分。所有病例均行手术治疗,标本送本院病理科行常规病理学检查,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的MVD计数及VEGF表达。用SPSS11.5软件,对动态增强扫描MRI观察到的肿块大小、形状、毛刺征、强化方式、DIC类型、第一分钟最大强化率(Emax/l)、强化峰值时间(Tmax)及每分钟流出百分率(V)与肿瘤组织内MVD计数、VEGF表达强度及其术前血瘀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乳腺癌动态增强MRI征象与MVD的关系:肿块≥4cm组MVD高于肿块<4cm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肿块形状不规则组、有毛刺征组、边缘强化组、强化不均组的MVD分别高于结节状肿块组、无毛刺征组、无边缘强化组、强化均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ICⅠ~Ⅳ型MVD依次递增,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强化参数中,Emax/l和V(每分钟流出百分率)均与MVD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强化峰值时间Tmax与MVD呈负相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乳腺癌动态增强MRI征象与VEGF的关系:不规则肿块组VEGF阳性率及强阳性率高于结节状肿块组,并且大部分VEGF表达为中等以上阳性(++及+++),有毛刺肿块组、有边缘强化组VEGF阳性率分别高于无毛刺肿块组、无边缘强化组,强化不均匀组VEGF强阳性率(+++)明显高于强化均匀组,以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ICⅠ~Ⅲ型曲线组VEGF阳性率依次递增,Ⅳ型VEGF强阳性率(+++)最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max/l与VEGF阳性表达率呈正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max与VEGF阳性表达率呈负相关,Tmax≤3min组VEGF阳性率及强阳性率(+++)明显高于各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每分钟流出百分率)与VEGF阳性表达率呈正相关,V≥1.5%组大部分VEGF表达为中等以上阳性(++及+++),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乳腺癌动态增强MRI征象与血瘀证关系:血瘀组与无血瘀组的肿块形态征象、DIC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血瘀证组肿块大小、Emax/l大于无血瘀证组,V(每分钟流出百分率)小于无血瘀证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组30例病例中有8例(26.67%)血瘀证患者,其肿块大部分表现为:不规则形、结节状、边缘强化、强化不均匀,TIC多为Ⅳ型。结论乳腺癌动态增强MRI特征与MVD、VEGF有一定相关性,可综合反映乳腺癌的病理生物学特性及血瘀状态,为术前评价乳腺癌的预后及指导中西医综合治疗提供客观依椐。

董吉[9]2016年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与其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ER、PR、HER-2和Ki-67)相关性初步评价》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不同年资医师判读的一致性评价目的:回顾性分析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统计分析不同年资医师对IDC声像图特征判读结果的一致性,筛选出判读结果一致性好的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用于第二部分研究。材料和方法:收集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193例IDC患者的超声影像学资料,本研究的入组病例既往均无IDC治疗史,均在手术和穿刺活检前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由乳腺超声亚专业副主任医师,按照诊疗常规和检查规范分别进行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数据采集、存储和后处理。以2013年版乳腺超声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US)和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2013年颁布《产前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指南》第8章“乳腺超声造影临床应用指南”中的乳腺肿块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的声像图特征作为本研究的IDC超声声像图(特征)观察指标,包括:1)常规超声:肿块最大切面直径、形态、边缘情况、生长方位、内部回声(均匀情况)、内部微钙灶、周边高回声晕、毛刺征和后方回声特征;2)超声造影:造影剂分布特征(均匀情况)、增强水平、增强方向和由时间-强度曲线得出的增强方式、消退方式。由3位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从事超声诊断工作3年、5年、8年)分析每个IDC癌灶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的声像图特征,各自判读并记录。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Cohen′s Kappa(K值)分析不同年资医师IDC声像图特征判读结果的一致性。结果:不同年资医师依据2013年版BI-RADS-US对IDC常规超声的声像图特征判读的一致性分析结果为:肿块最大切面直径、形态、内部微钙灶、周边高回声晕、毛刺征和后方回声衰减的一致性好(K值0.62、0.69、0.71、0.68、0.65、0.62);肿块边缘不光整、内部回声(均匀情况)的一致性中等(K值分别为0.50、0.53);肿块生长方位、后方回声增强和无改变的一致性弱(K值分别为0.30、0.30、0.27)。不同年资医师依据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2013年颁布的《产前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指南》第8章“乳腺超声造影临床应用指南”中乳腺肿块超声造影的声像图特征观察指标,对IDC超声造影的声像图特征判读的一致性分析结果为:造影剂分布特征(均匀情况)、早增强、高增强、早消退、晚消退的一致性好(K值分别为0.68、0.75、0.72、0.66、0.71);同步增强、晚增强、等增强、低增强、同步消退的一致性弱(K值分别为0.33、0.20、0.39、0.32、0.29);肿块增强方向(包括:向心性、离心性、弥散性)的一致性弱(K值分别为0.23、0.22、0.17)。结论:本组研究表明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从事超声诊断工作3年、5年、8年)对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的各声像图特征判读结果的一致性存在差异。其中常规超声观察指标中的肿块最大切面直径、形态、微钙化、周边高回声晕、毛刺征、后方回声衰减和超声造影观察指标中的造影剂分布特征(均匀情况)、早增强、高增强、早消退、晚消退一致性好,医师工作年资对判读结果的影响相对小;常规超声观察指标中的肿块边缘不光整、内部回声(均匀情况)一致性中等,医师工作年资对判读结果的影响中等;而常规超声观察指标中的肿块生长方位、后方回声增强、无改变和超声造影观察指标中的造影剂同步增强、晚增强、低增强、等增强、同步消退、肿块增强方向(向心性、离心性、弥散性)的一致性弱,医师工作年资对判读结果的影响相对大。由此可见,本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从事超声诊断工作3年、5年、8年)判读一致性好的IDC常规超声及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临床IDC超声诊断中以其为判读指标在不同年资医师判读结果间的差异小,理论上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高,推荐作为第二部分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与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ER、PR、HER-2和Ki-67)相关性研究的超声声像图观察指标。第二部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图像特征与其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的相关性初步分析目的:根据第一部分研究所获的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从事超声诊断工作3年、5年、8年)判读一致性好的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为观察指标,对其与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以期为术前无创性预测IDC预后提供有价值的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材料和方法:收集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193例IDC的病理、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资料,入组病例既往均无IDC治疗史,均在手术和穿刺活检前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所有病例均经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标本均同时做常规病理和免疫组化(IHC)检查,由1名从事乳腺病理诊断的副主任医师读片并记录IDC癌灶ER、PR、HER-2和Ki-67表达情况。所有病理结果记录完整。以第一部分研究所获的不同年资医师(分别从事超声诊断工作3年、5年、8年)判读一致性好的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为观察指标,包括:肿块最大切面直径、形态、微钙化、周边高回声晕、毛刺征、后方回声衰减、造影剂分布特征(均匀情况)、早增强、高增强、早消退、晚消退,由2名从事乳腺超声诊断工作5年的超声医师,分别对193例IDC超声声像图资料进行观察、分析和判读,并记录判读结果,当判读意见不一致时,经两者协商达成一致,并作为最终判读结果进行记录。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评估上述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与各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的相关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与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表皮生长因子(HER-2)、Ki-67]有相关性的超声声像图观察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纳入研究的193例肿瘤标本常规病理检查,均诊断为IDC。在193例IDC病理标本的免疫组化检测中ER阳性137例(70.98%)、PR阳性123例(63.73%)、HER-2阳性115例(59.59%)、Ki-67阳性158例(81.87%)。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与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做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为:IDC声像图特征中的肿块形态、微钙灶、周边高回声晕、毛刺征及超声造影增强方式与各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ER、PR、HER-2和Ki-67)间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IDC常规超声的声像图特征中的肿块后方回声衰减与ER表达间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r=0.273,P<0.05);肿块最大切面直径≥2.0 cm与HER-2和Ki-67表达间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r=0.478、0.258,P<0.05);IDC超声造影的声像图特征中的高增强、晚消退与HER-2表达间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r=0.411,r=0.237,P<0.05)。对上述与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间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的声像图特征,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IDC癌灶直径≥2.0 cm与HER-2、Ki-67阳性表达的OR值高,表明癌灶直径≥2.0 cm提示HER-2、Ki-67阳性的风险性高(OR=10.543,OR=6.206,P均<0.05)。IDC癌灶后方回声衰减与ER阳性表达的OR值高,表明后方回声衰减提示ER阳性的风险性高(OR=6.026,P<0.05);IDC癌灶超声造影呈高增强、晚消退与HER-2表达阳性的OR值高,表明高增强、晚消退提示HER-2阳性表达的风险性高(OR=6.034,OR=7.271,P均<0.05)。结论: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在IDC的超声声像图特征中,肿块最大切面直径≥2.0cm、高增强、晚消退与HER-2表达阳性的OR值高,提示HER-2阳性表达的风险性高,表明这3个超声声像图特征具有HER-2阳性表达的潜在预测价值;癌灶后方回声衰减与ER表达阳性的OR值高,提示ER阳性表达的风险性高,表明其具有ER阳性表达的潜在预测价值;肿块最大切面直径≥2.0cm与Ki-67表达阳性的OR值高,提示Ki-67阳性表达的风险性高,具有Ki-67阳性表达的潜在预测价值。上述IDC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与部分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可为术前无创性预测IDC预后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参考文献:

[1]. 乳腺肿块磁共振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D]. 张佳. 中国医科大学. 2003

[2]. 乳腺肿块磁共振动态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J]. 张佳, 郭启勇, 梁长虹, 张伟, 刘伟. 广东医学. 2008

[3]. 超声弹性成像与磁共振成像在乳腺肿块诊断中的对比研究[D]. 何静. 皖南医学院. 2016

[4]. 乳腺癌动态增强MRI与病理对照研究[D]. 刘勇. 同济大学. 2005

[5]. 超声造影在乳腺癌诊断及疗效评估中的应用研究[D]. 崔岩. 南方医科大学. 2016

[6].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00年第6卷主题词索引[J]. 佚名.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2000

[7]. 钼靶X线、超声和MRI对乳腺肿块良恶性诊断效能及术前评估研究[D]. 赵红. 安徽医科大学. 2015

[8]. 乳腺癌动态增强MRI与MVD、VEGF及中医血瘀证相关性初步研究[D]. 肖健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8

[9].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声像图特征与其预后分子病理学标志物(ER、PR、HER-2和Ki-67)相关性初步评价[D]. 董吉.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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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肿块磁共振增强与病理相关性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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