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雪静[1]2003年在《《诗经》男女春秋盛会与周代礼俗》文中研究表明《诗经》中的一部分描写当时男女于春秋之际聚会交往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男女青年相识相恋的真实状况和社会风尚，也构成了中国爱情文学发展史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实际上于周代的农业文明、崇拜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典礼仪式等密切相关。 《诗经》中男女聚会的地点主要集中于社庙、水滨和东门叁地，它们分别是周人举行礼祀、祓禊和朝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周民族是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农业民族，由于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他们往往通过对其心目中的土地之神——社神——的祭祀以祈求农业丰收，同时亦希望神灵的庇佑人类自身的生息蕃盛。这种生殖崇拜观念表现在生活实际中便有了以水洗涤来求子的具体方式——祓禊，每值祓禊之际人们聚集在水滨，在举行完一系列的宗教巫术仪式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择婚求偶活动。此外，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周人也更加意识到了太阳对农作物生长和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并把日神尊为最高天神，因而在城东门之外举行的朝日典礼也就显得格外隆重，东门之地也自然成了男女聚会的又一处所。 《诗经》中男女聚会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先民户外生活开始和即将结束的春秋之际，具体说来主要在春分、秋分前后，并伴随着在此期间的整个社会祭祀祈祷活动绵延一段时日，且尤以春季为盛。春秋时节是播种和收获庄稼的季节，也成为了先民播种和收获爱情的季节。
竹溪[2]2010年在《周代农民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周代农业生产的主要群体农民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专题探讨。通过对其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生活等内容的论述较为详实地勾勒出了这一群体的生存风貌。在政治地位方面,一是论述了农民所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和必须履行的各项义务,并侧重比较了不同时段的一些变化;二是探讨了农民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找出其变化的内在根源和规律;叁是对当时流行的重民思潮进行了分析,从社会观念意识的角度审视了农民的权益和地位变化的原因。在经济状况方面,一是分析了井田制与授田制的异同,并对不同田制关联下的赋役征发情况进行了分析。理清了田制变化与赋役变化的原因、过程与特点;二是论述了农业生产活动和家庭副业的经营情况。详述了农业生产的方式、技术、生产工具与农作物品种,并对种植、采集、渔猎、畜牧、蚕桑等家庭副业进行了详略不等的考察;叁是对《孟子》等古文献进行了分析,通过其理想的设计与现实的脱节来透视其时代背景。在社会生活方面,一是详细讨论了农民的婚姻丧葬的形态、方式和相应的礼俗;二是论述了社祭、腊祭、祖祭和巫祭等民间祭祀活动;叁是考察了民间日常的娱乐休闲活动,如集会、歌舞、体育和民间游戏等等。以此来反映农民生活的精神层面。文章通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和民俗学知识,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为考察的两个基本层面,通过详实的分析与归纳,较完整地论述了农民群体的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内容。
薛雪[3]2014年在《高祺崇拜与唐前婚恋情爱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禖崇拜是中国早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是先民生活与思想的产物,植根于高禖文化土壤的婚恋情爱诗更是中国古典诗歌花苑中的一朵奇葩。而以往学术界对婚恋情爱诗的研究多从对其鉴赏分析、常见意象、含藏的文化信息、审美特点等方面着眼入手,对高禖崇拜文化对婚恋情爱诗的影响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主要论述高禖崇拜文化从先秦到汉代,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并探讨其对唐前婚恋情爱诗的题材内容以及抒情模式的影响。从神话传说时代就有高禖神的记载,先秦时代传承了高禖崇拜的古老传统,国家朝拜高禖神祈求子嗣繁盛,民间男女在仲春约会恋爱。从汉代开始,高禖崇拜逐渐演变为上巳节,俨然成了贵族炫耀财富和民众娱乐的盛会。魏晋之后,高禖崇拜的娱乐性日渐增强,临水祓禊演变成了文人雅客附庸风雅的习俗。高禖崇拜的古老习俗对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影响了一大批唐前的婚恋情爱诗,在主题内容方便有记录仲春男女约会的恋歌,还有咏叹高禖神女的诗篇。诗歌的主题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由高禖文化的发展而造就。同时,高禖崇拜影响下的婚恋情爱诗也呈现出了较为统一的抒情模式,《诗经》时代的诗篇常以高禖恋爱的场所如水边、桑林来起兴,使情与景浑然天成；婚恋场面和情感铺陈直叙,以人物的独白来塑造女性。而汉代开始,高禖之风转变明显,婚恋诗的抒情特点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诗歌艺术上在继承《诗经》的基础更加纯熟,人物的描摹与叙事的技巧都更加圆润,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范子烨[4]2017年在《诗之声与乐之心——对《诗经》“鼓簧诗”的还原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口簧作为一种盛行于叁代的乐器,见于《国风》和《小雅》,堪称风雅之音。由于《诗经》的基本文化属性是以音乐为母体的歌诗,因此,我们对其中的每首歌诗或者说乐诗的观察,都离不开音乐以及产生音乐的媒介——人和人所操作的乐器。本文通过追溯我国的口簧艺术史,从口簧的演奏技法及其作为原始乐器的一以贯之的文化功能出发,结合其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存,对《诗经》中的叁首涉及鼓簧艺术的歌诗重新进行阐释,以期恢复其思想旨趣和艺术特色之本真,并由此进一步彰显这部古老的歌诗选集在诗学、音乐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乃至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宫海婷[5]2006年在《《诗经》婚恋诗的原始文化溯源》文中指出爱情是人类生命中所独有的情感体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所有艺术形式共同歌颂、描绘的主题之一。《诗经》中的婚恋诗,系统完整的表现了我国古先民的情感体验和探索,成为我国爱情文学的滥觞。而作为我国古先民的原始生活记载,它广阔而丰富的内容,也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诗经》兴象中的各种动植物兴象逐渐超越了原始的观念内容,从以宗教法术为核心的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中分化并独立出来。本文将从原始图腾观、巫术阴阳观、和婚恋习俗这叁个方面分别来分析,《诗经》婚恋诗兴象背后的相关原始文化渊源。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这种宗教形式中,图腾动物与始祖有着相同的意义。而“天人感应,万物有灵”为重要特征的原始思维模式也是人类对于生殖的神秘力量产生畏惧的心理而产生生殖崇拜文化的原因。我国古代民族盛行着两种最为重要的图腾——鸟和鱼,在《诗经》中出现的它们不仅仅是诗人自我情感的载体,同时也传达着先民的崇拜心理和情爱意识。《诗经》婚恋诗中用以起兴的植物多起到了赠物达情的特殊作用,反映了盛行于上古的采摘习俗和投赠之风。而这些以采摘起兴的诗篇,正反映了早期文学与宗教中的巫术咒语密切相关、尚未获得独立发展的特点。同时,存在于《诗经》“兴”体中动植物,应该是用来表示原始宗教思想中的阴阳对应的关系。文化的内容归根到底决定也代表着思维的内容,思维现象作为文化现象中的某种体现,离不开民族文明的历史土壤。综观《诗经》中描写春秋之际男女聚会的诗篇,其风俗习惯的形成莫不与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崇拜信仰、思维观念、以及典礼仪式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木意象在上古初民那里,有着与宗教信仰和生殖崇拜有关的就与上巳节和社树祭祀盛会习俗相关联的文化心理渊源。通过本文的研究,能看到隐藏在《诗经》婚恋诗中动植物兴象后面的原始图腾、巫术阴阳观念和盛行于春秋之际的男女爱情聚会习俗。事实上《诗经》中的某些物象已经超越原始观念,以纯粹的视觉形象出现在作品中,成为了美的对象。这些美妙的天然意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在其背后蕴含着我国古代先民极其丰富的原始思维观念。
鞠培霞[6]2005年在《上巳节与少数民族“叁月叁”节日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基础上,以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从原始信仰的角度,从习俗解读入手,综合运用功能分析、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并结合训诂学、人类学、古代文学的相关知识,对二者的本质意义和习俗信仰功能进行探讨,认识民俗节日背后深层的信仰观念和丰富文化内涵。并力图通过比较,揭示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的相同、相异和传承变迁,正确理解节日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上巳节消失、“叁月叁”传承的原因,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全面合理的探讨。 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结论叁大部分。 绪论部分交待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概况及研究对象、方法等问题。 正文分叁个章节论述。第一、二章分别对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的时间选择、习俗内容、本质意义和发展演变等问题作了论述。在论述少数民族“叁月叁”时,还选取实地调查个案——富禄“叁月叁”花炮节为例,加强论证。 第叁章在前两章论述的基础上,对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的异同性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探讨了上巳节消失、少数民族“叁月叁”传承的原因。通过比较认为,二者在时间选择上大致相同,在习俗内容上都以巫术、祭祀、信仰为依托,以婚恋、求育为主题,是性质相同、本质一致的节日。其不同只是在本质一致的前提下,习俗内容的具体呈现方式有所差别。相似性的产生既有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共同的巫术信仰、性的禁忌和群婚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受到农业生产规律的制约,同时还有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而不同性的产生是因为各民族都有适合自己民族性格的情感表达方式,同时还受到地域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特点和社会生活演变的影响。上巳节的消失和少数民族“叁月叁”的传承,则是由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和民俗变异的条件限制引起的,同时受到文字产生的影响。 通过以上叁章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得出叁个结论。 1.关于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的关系,笔者认为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是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相似的节日民俗现象,是不同民族在各自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节日文化现象,既有自发的需要,也有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上巳节和少数民族“叁月叁”作为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存在的相同性质的民俗节日,在当前上巳节己经消失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叁月叁”的传承可以为上巳节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也从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途径,显示出重要的文化史价值。为此,如何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3.节日民俗的发生发展过程受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制约。关键词:上巳节,“叁月叁”,比较研究,关系
杜文平[7]2014年在《西王母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文中研究说明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神灵之一,在战国以来的神仙信仰、汉末以来的道教信仰以及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从西王母信仰的演变中可以大致窥见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演变轨迹,而西王母故事的演变过程则不仅仅与宗教相关,还与政治社会背景、民间通俗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关。因此以西王母故事相关文本为基础,深层探讨文学文本与文化内蕴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全文结构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西王母故事文本的形态演变综述。第叁到第六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选取了西王母故事中的叁个故事类型,探讨其文本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绪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二十世纪以来西王母研究综述。在1949年以前,对于西王母的探讨集中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以章炳麟、丁谦、顾实为代表的学者利用文献学的方法探讨西王母之种族和地望,另一个是以鲁迅、茅盾、吴晗、吕思勉为代表的学者引进西方的人类学和文化学方法开展的西王母神话演变研究。这两种研究思路为后来的西王母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价值。建国以后,西王母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上的文学和文字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多种学科的交叉,多种研究方法的引入,西王母研究成为一个集文献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为一体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第一章为西王母故事的文本形态演变综述,以人物、情节和意象为切入点,按照时代先后梳理西王母故事相关文本的流变过程。西王母故事由先秦诸子和史籍中粗陈概要式的发展为汉魏六朝道经和仙话小说中充满瑰丽想象的王母降授传说,最终演变为宋代以后通俗小说和戏剧作品中祥瑞化的王母蟠桃会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西王母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意象都在不断丰富,西王母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凶神转变为长生女神,再上升为道教至尊女仙,直至元代以后成为民俗化的祥瑞之神的过程。第二章为王母会君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君神关系。王母会君故事始于《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中的穆王见王母故事,在此之后,相继有禹、舜、尧、汉武帝、燕昭王、宋徽宗等成为西王母的座上宾。在人物和情节变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宗教之“神”与王权之“君”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具体表现为,为神立言的文本,如道教仙话中,帝王求仙王母来会的故事情节是神仙实有、仙道可致的最有效的例证,同时借君王之权位抬高自我。在为君立言的文本,如儒家的政治神话中,君王有道王母来朝的故事情节是四海升平、安定祥瑞的标志。这种状况随着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和宗教的式微而逐渐趋于沉寂。第叁章为王母献授故事与中国古代的灵物崇拜。王母献授故事最早始于先秦时王母献舜美玉的传说,体现了中国自上古以来对于美玉的崇拜。两汉开始,受到儒学神学化和道教思想的双重影响,王母献授故事在谶纬之书和道教典籍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双线发展趋势。一个沿着符瑞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了儒家政治神话的一部分；另一个沿着道教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了道教传经仙话的一部分。宋代以后,王母献授故事被赋予了庆寿的主题,蟠桃灵物因为王母蟠桃会情节而得以彰显,其他灵物趋向于没落。第四章为王母开宴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宴饮寿庆文化。王母开宴始于西王母与周穆王的瑶池之会,宴饮唱和。两汉起,王母之宴的主人公换成了“好为仙道”的汉武帝以及慕仙求道的茅盈和魏夫人,王母群仙会情节开始形成。于此同时,王母这一人物开始出现在汉魏六朝的乐舞百戏和唐代的雏形戏剧中,这些都为宋元明清四朝王母蟠桃会故事在通俗小说和戏剧中的繁盛奠定了基础。第五章为西王母故事和西王母信仰。西王母故事自《山海经》起就已经带有了原始信仰的色彩,在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影响下,西王母逐渐被美化和神化。汉末道教兴起后,上清经派将其纳入自己的神仙体系,并尊之为女仙之首。元代以后,道教渐衰,西王母信仰在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民间化和民俗化。
李颖[8]2015年在《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是把民俗艺术及其传播放到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当下媒介环境的特定背景下,综合运用民俗艺术理论和跨学科交叉等多种研究方法,把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生态变迁、媒介表述与干预、媒介误读等诸多状况、现象和问题提取出来加以考察。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探讨,以期能在以我国艺术学理论学科迅速发展和全国范围文化遗产保护为背景的新的社会语境中,为民俗艺术理论的构建添砖加瓦,并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首先需确立其研究基础。本论文首先通过对传播生态的学术源起与基本涵义的梳理和界定,把传播生态理论引进并融通到民俗艺术的传播研究中,再通过作为开展本研究不可或缺的传播学、生态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支撑,共同建立起本研究的意义基础与知识基础。确立了研究基础,紧接着即需确定民俗艺术的传播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之关系。二者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互为作用,正是在由它们的联系媒介所传递的这种互动的调子中,使得众多民俗艺术事象在时空中的流变得以呈示。民俗艺术传播主客体的角色定位又离不开具体的传播语境,民俗艺术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历史承变使民俗艺术发生了从乡土本位到消费语境的传播语境的转换,在此过程中的民俗艺术传播经历着其自身维度的叁重体现,即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和信息技术维度。这叁个基本维度的共存与变化正是民俗艺术传播生态变迁的内在体认与外在呈现。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系统构成的分析,则是对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本体性存在与人文性存在共同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存在系统,交往功能、衍生功能与依附功能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功能系统,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与应用价值构成民俗艺术传播的价值系统。此叁个系统构成体现的是民俗艺术传播的内在结构关系,本研究通过对它们的深入探析,可使民俗艺术传播的内在意涵得以丰赡,并能使关于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意义阐释更加厚实充盈。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意义阐释,重在对意义的挖掘、揭示、解读并不断生发的过程。通过挖掘传播过程中意义发生衍变的内外部动因,揭示其中精神意义的呈现空间,并最终促动民俗艺术传播当下意义的生态建构从传播主体、目的、方式和内容四个方面的探索。上述种种,说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是一个结构紧密衔接、前后相互挥应、逐层渐进推动、阐述严谨相扣的具有宏通视野的整体性理论研究,这将推动民俗艺术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杨朝明[9]1995年在《试谈先秦齐鲁两国风俗及其差异》文中研究表明(一) 周朝灭商后,在东方建立了齐、鲁两国。这两个国家的始封者一是太公,一是周公之子伯禽,而太公,周公是周初的两位重要政治人物。为了“藩屏周室”,周统治者便让他们统治东方,管理顽强的东方夷人。 齐、鲁两国所封之地殷商,夷人势力极重,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环境以及主观条件的不同,两国在对待夷人礼仪、礼俗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太公至齐,“因其俗、简其礼”
丁淑梅[10]2006年在《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禁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借助官方的权力话语形成强势破坏力，带来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振荡与浩劫。禁毁戏剧作为禁毁文化的一种特定表现，显示了不同时代文化政策的复杂性，对中国古代戏剧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序列性地梳理禁毁戏剧史料，对于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的历史流程展开阶段性考察，概括分析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对中国古代戏剧史发生发展、形态衍变的作用和影响。 大体上，以先秦至汉魏、隋唐、两宋、元代、明代、清代几个阶段，展开对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的纵向梳理。通过一些较为典型的禁毁事件、言论、行动的归纳总结及其具体表现的探讨，试图完整勾勒伴随戏剧史发生发展进程的禁毁戏剧全貌。在有关禁毁戏剧的性质、原因、目的、手段、效果的分析开掘中，切入不同时代的禁戏侧重与力点，把握禁毁戏剧的历史流程。与此同时，以演剧活动、剧本剧目、参与群体等戏剧载体的横断面考察，追踪禁毁戏剧所造成的古代戏剧艺术在宫廷与民间、雅与俗、中心与边缘之间流衍递变，戏剧生态发展在平衡与失衡之间振荡的社会文化动因。禁毁戏剧伴生于古代戏剧史的生成过程中，这与每一时代的文化政策、政府管制及仪典制度变迁密切相关。先秦至汉魏时期是儒家礼乐文化制度得以确立并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戏剧的发生和形态构造，官方禁戏的言论主要体现的是儒家治世以礼的思想观念。隋唐时期的禁毁戏剧则反映了社会政治权力的制衡与文化的冲突。总体上看，宋代以前禁毁戏剧的官方政治统制意识并不是很明确，儒家礼乐文化的思想意识发挥着一贯而隐性的抑制作用。两宋时代的禁毁戏剧，在官方禁巫禁淫祀的宗教清理以及君权与相权之争的时事政治大背景影响下，对于戏剧撰演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和破坏。元代禁集场演剧，主要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从元代戏剧的繁荣局面看，禁毁戏剧没有形成政治强势和管制力度。明代禁撰演禁观赏的一系列戏剧文化政策的颁行，与集权专制的强化和统治者推行的道德教化政策相关，伦理倾向较为显然。戏禁、戏教造成了戏剧撰演形态在不同层面的分化。清代的官私合力、设局收缴与禁毁戏剧载体，肇因于民族避讳，后而逐步扩大化，在演剧活动、剧本剧目、参与群体诸层面形成封建末世对于戏剧文化的专制禁毁态势。禁毁戏剧具有自身的权力话语特征，并与中国古代戏剧史的发生发展参差伴生、交错互动。在禁毁戏剧的权力话语发生作用与戏剧史自身的发生发展历程之间，一直存在着禁毁与反禁毁的对峙与交锋。这种对峙与交锋集中体现在礼乐规范、人神禁忌、情理冲突、雅俗交锋几个层面。禁毁戏剧也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如作为官方仪典的戏剧被管制，
参考文献：
[1]. 《诗经》男女春秋盛会与周代礼俗[D]. 董雪静. 河北大学. 2003
[2]. 周代农民专题研究[D]. 竹溪. 苏州大学. 2010
[3]. 高祺崇拜与唐前婚恋情爱诗研究[D]. 薛雪. 青岛大学. 2014
[4]. 诗之声与乐之心——对《诗经》“鼓簧诗”的还原阐释[J]. 范子烨. 文学评论. 2017
[5]. 《诗经》婚恋诗的原始文化溯源[D]. 宫海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6]. 上巳节与少数民族“叁月叁”节日文化的比较研究[D]. 鞠培霞.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7]. 西王母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D]. 杜文平. 南开大学. 2014
[8].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D]. 李颖. 东南大学. 2015
[9]. 试谈先秦齐鲁两国风俗及其差异[J]. 杨朝明. 民俗研究. 1995
[10].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D]. 丁淑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