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飞[1]2011年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文学伦理学解读》文中提出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19世纪末叶的英国最富有轰动性和争议的作家。他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创作涉及小说,童话,戏剧,诗歌等领域。王尔德的小说自问世之初就被冠以“不道德”之名,而评论界的研究也较多集中在对作品的唯美主义分析,因而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对王尔德的小说进行解读,通过分析王尔德的伦理观,研究他的伦理观在小说中造成的伦理问题,以及在这种伦理观的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进而探讨伦理选择造成的伦理混乱和王尔德伦理拯救的尝试。本文将从叁个部分进行阐述。绪论部分是对王尔德生平及其作品的介绍,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王尔德的研究现状,从而确立了本文的选题意义,指出对王尔德小说的研究非常有限,本文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解读王尔德的小说,将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挑战性,因而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第一部分：分析王尔德的伦理观和艺术创作。王尔德伦理观的形成离不开他生活的伦理环境,而他的伦理观是非常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身份的认同危机；二是情感意识的混乱。而正是这种复杂的伦理态度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第二部分：研究王尔德的伦理观在文学作品中的伦理表现,出现的伦理问题,以及在这种伦理观的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第叁部分：研究作品中的人物在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后陷入的伦理混乱,探讨王尔德为日益堕落的生活而作出的伦理拯救。结语部分对王尔德作品的伦理意义进行总结。王尔德作为一个处在世纪末的人文主义学者,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他表达出了改造世界、重整乾坤的理想。通过作品他告诉我们,身处社会转型时期,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的错误将会造成伦理混乱,原有的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将会陷入悲剧之中。
徐海华[2]2004年在《中西方文学语境下的王尔德童话》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对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童话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纵向分析,并与其童话在西方的接受概貌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揭示出王尔德童话在中国接受的特色以及形成这种特色的深层原因。第一章从阅读王尔德不寻常的人生及其生活时代出发,结合唯美主义思想来探讨王尔德童话创作兼具唯美与儿童性特征,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揭示其童话的“成人性”特色,目的在于认识王尔德童话文本本身,以此作为后文分析立论的基础。第二章从“童话”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不同发生出发,着力考察王尔德童话在西方早期接受的开放性,以及建国前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王尔德童话作为“成人童话”接受的独特文学现象,力求对其童话在中国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特殊性做出客观、合理的阐释。第叁章主要以二十世纪后半期王尔德童话在西方和建国后在中国的接受为描述的主体,认为在西方对其童话的解读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而在中国其童话的解读却基本上沿袭了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方式。面对这种中西方文学语境下王尔德童话解读的不对等现象,分析隐藏在这一文学事件中的深层原因,阐述制约着王尔德童话在中国多元解读的多重原因是本章的要旨。结束语部分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加以总结。通过对王尔德童话百年接受的深层分析,揭示出王尔德童话在中国早期接受的“创造性叛逆”,而建国后对他童话一直保持译介与解读上的沿袭是和“童话”这一文体的特色密不可分的,最后联系王尔德童话在二十世纪中国接受的情况,指出现今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的特色及原因。
王建珍[3]2016年在《王尔德童话的叙述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内容:奥斯卡·王尔德(1854——1990),爱尔兰作家,是19世纪末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尔德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以自己多方面的尝试丰富了文学表现手法。王尔德童话是其风格形成的重要标志。1888年5月,王尔德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出版,其中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了不起的火箭》5篇童话。1891年11月他的第二部童话集《石榴之家》出版,书中收录了《少年国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星孩》4篇童话。虽然王尔德的童话创作并不丰富,只有9篇作品,但是他的童话独有的特点却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主要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和其它叙述学理论为工具,以王尔德的九篇童话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王尔德童话叙述特征的同时,希望对王尔德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介绍了童话的相关概念和王尔德童话目前的研究状况。正文分叁章:第一章从叙述时间出发,从时间观、时序、时距、频率四个方面比较狭义童话(以格林童话为代表)和王尔德童话的不同之处;第二章从叙述语式入手,比较狭义童话和王尔德童话在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差异;第叁章叙述语态范畴,重点从时间和叙述层两方面讨论狭义童话和王尔德童话不同之处。结语综合全文,揭示王尔德童话的审美价值。
邵思巧[4]2016年在《灵魂的冲突与救赎—王尔德喜剧中的伦理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奥斯卡·王尔德的喜剧创作虽然为数不多,但每一部都有其特色,通过对王尔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王尔德喜剧的研究成果也不如其他体裁的创作丰富。而笔者在阅读王尔德四部喜剧的过程中,发现剧作中人物性格鲜明,冲突矛盾尖锐,喜剧的结局在一系列不经意的回转之间走向融合,其中提出的敏锐话题对现代社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都有着启示意义。本文着重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通过文本分析,和综合运用文学与各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等几种方法,对王尔德喜剧的冲突、情境、主题进行研究,以达到对王尔德的伦理选择的探究目的。本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是从多个角度对王尔德的作品,以及喜剧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界定和本文内容相关的概念,并简述本篇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正文,由四章组成：四章分别按照“喜剧冲突的根本原因分析,发生冲突的背景分析,戏剧情境设置分析,灵魂救赎的反思分析”的思路进行,使全文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结构。第一章,忠贞和信仰问题是婚姻的关键。本章着重分析四部喜剧存在冲突的根本原因,分为两性观、家庭观、宗教观叁个角度,介绍不同身份角色的社会责任和原始罪感,来讨论婚姻伦理关系中的矛盾,从而打开对爱与恨的矛盾发生的根源的思索。第二章,伦理冲突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中。着重探讨剧本中的伦理冲突存在于诸多对立角色之间,而角色的对立愿与文化观念的对立,文化观念又是大社会和小家庭共同作用的产物。笔者一方面着眼显在环境,即亲缘空间里的两类冲突；另一方面着眼隐在时空,即时代下的叁类冲突。第叁章,戏剧情境是冲突的表现基础。戏剧的“平面阶段”是指两个互不相容,相互不可侵犯的对立面,“曲面阶段”则是指对立面经过一定方式的转变融合在一起的状态。由此产生了平面阶段的戏剧情境,即相互误会类情境设置,转变之后形成了曲面阶段的戏剧情境,即家庭团聚类情景设置。第四章,选择之后是超越。侧重于讨论作者对高尚道德的选择是正面还是反面,救赎的关键不仅在于自我灵魂的救赎,也在于他人帮助,更在于精神性的升华,人们从喜剧中找到生存之精神力量,最终达到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叛和超越。第叁部分为结语,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总结全文,并分析灵魂的冲突和伦理冲突的关系,以及灵魂的救赎和伦理选择的关系。第二部分侧重于阐述王尔德在喜剧中对道德问题的表述与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的不同点,以及为何选择喜剧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伦理选择,同时王尔德的喜剧是文学性和喜剧意义的统一体。
张小波[5]2014年在《论王尔德作品中的悲剧性》文中指出奥斯卡·王尔德的创作在实践了唯美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实践了他根植于社会现实与人生经历的悲剧意识。王尔德戏剧体裁的悲剧作品只有一部，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崇高、深刻的悲剧性内涵，悲凉、唯美的苦难呈现和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反思和肯定。王尔德的作品所蕴含的悲剧性意味增强了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唯美、隽永、深刻。王尔德作品中的悲剧性关注人的命运，通过对苦难中的人的精神的呈现来确证人的价值。它们通过书写死亡来呈现生命的尊严，通过描写伤害来反衬人的情感的高贵，通过表现幻灭来彰显理想的价值，以否定的方式来肯定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王尔德作品中的悲剧性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上的许多矛盾性因素和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为王尔德的创作提供了素材，颓废主义文艺思潮和悲剧文学传统为王尔德的悲剧书写提供了文学土壤，王尔德曲折的人生经历则潜移默化地孕育了他的悲悯情怀。王尔德的形式与内涵并重的创作风格使他的悲剧性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其艺术价值在于他的作品的悲剧性以唯美的形式实现，“唯美之悲”深痛而感人；同时其作品的唯美风格被复杂深厚的悲剧内涵所深化，“悲情之美”深情而动人。他的作品中的悲剧性的现实意义在于显露、反思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悲凉，以崇高的人物形象予人慰藉，用唯美的书写方式引人超越现实的苦难。探究王尔德作品中的悲剧性，对于深入研究其作品的美学价值，对于重新审视其美学理论，以及对于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都有积极意义。
唐慕实[6]2010年在《王尔德与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中的“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是西方近现代文化转型期的产物,是一种对于构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积极尝试。虽然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创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唯美主义率先树立了艺术独立的旗帜,更是为二十世纪现当代文论的建立打下了最初的理论基础。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就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美学思想往往被后人视为唯美主义艺术观的典型代表。继王尔德之后,二十世纪的爱尔兰文坛达到了空前繁荣,涌现出了包括萧伯纳、乔伊斯、叶芝、贝克特在内的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家,由于他们风格各异,成就也涉及小说、戏剧、诗歌多个方面,因此,对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的几种走向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了解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的整体状况,同时也对于研究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并将他在“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与萧伯纳、乔伊斯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爱尔兰文学家的观点进行对比研究,探讨王尔德美学思想的价值及其对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对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的共、异性及其美学观的总体趋向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究。
朱春梅[7]2015年在《《道林·格雷的画像》的符号学阐释》文中认为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曾一度被中西方学者看作是反映其“唯美主义理念”的一面镜子。外界的追捧与诋毁形成两股热浪,究其差异恰恰在于作品是否体现出作者的主体性。文学作品的确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作者主体性的显现,然而它的艺术魅力却往往超越社会现实、超越作者主体意识而存在,能够与不同时代的读者进行对话,它的反映形式与其说像是平面镜,不如说是一面哈哈镜。《道林·格雷的画像》如何能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发生命的张力?在不断的探索与解读中,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给予其更为全面的阐释。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提炼、加工和变形的过程。文学文本的生命长度关键在于文学创作中的加工,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仅是靠作家字里行间情感的流露,而且更是作家能够通过加工后的小说文本搭建起与读者进行对话的桥梁,进而促使读者在文学审美过程中不断赋予作品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本文从王尔德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入手,在超越社会现实、超越主体意识的分析前提中深入挖掘该部作品的文本意义生成机制,在叙述视角、时空界限及多种语言的转换基础上透视象征符号“画像”的多元含义,以期为该部经典小说的符号学解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高军玲[8]2008年在《隐秘的展示》文中提出奥斯卡·王尔德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同性恋剧作家、诗人、散文家,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写作涉及到诗歌、童话、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论说文和戏剧等,而且几乎每一种体裁都给世人留下了珠玑之作。王尔德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妙语连珠和同性恋生活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第一章首先分析了王尔德的家族遗传性格特征,以及对王尔德的影响,指出正是由于家庭和民族的影响,构成了王尔德性格的矛盾基础。在这里,笔者花了一定的笔墨追溯了王尔德的生活轨迹,从他的婚姻到爱情,然后是受审入狱,因为这是构成他文艺观和创作的基础。从这些生活中,展现的是王尔德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态度,揭示的是他的同性恋生活真相和特点。在明白了王尔德的生活真实面目之后,笔者进一步分析了他的生活与文艺思想的关系,指出他的生活是他的文艺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客观上讲,在同性恋审美观与唯美主义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对青春和美的无限崇拜,这也是王尔德认同并投身于唯美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主观上讲,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等观点有一种面具的作用,就是在艺术的面具下表达真正的生活本身。这种王尔德式的悖论正是他缓解自己“身份焦虑”的手段。从根源上讲,王尔德与同性恋文化发达的古希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古希腊学习审美和生活方式,用“美”来反抗当代社会的虚伪,并最终成了一个“殉道者”而牺牲。在第二章里,笔者把注意力放在王尔德的戏剧和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上,分析了王尔德是如何通过这些作品表达出了一个真实的自己的。首先,从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入手,分析了男性浪荡子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特点以及这些形象与王尔德本人现实生活的联系和他们对于反抗社会时的作用。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笔者认为王尔德并没有突破传统女性形象的偏见,这些女性在性格上常常带有某种缺陷,即使是伶牙俐齿却已染上王尔德自己的影子。这些特点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原因,王尔德的男同性恋审美观对于女性的看法也是一个原因。戏剧里的宽恕主题是王尔德内心焦虑的另外一种流露,是一种期待社会接纳和认同的努力。其次,是对《莎乐美》这部王尔德自己最喜欢的悲剧的分析。在这部作品里,王尔德把一个圣经故事改编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不仅莎乐美,先知约翰和希律王的形象都有了新的含义,而且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欲望和激情。而死亡和月亮的意象也传达出了同性恋的文化意义,象征和隐喻手法的使用也是一种秘密情感的表达。最后是对《道林·格雷的画像》这部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的分析。这部作品不仅是王尔德唯美主义文艺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世人认为反映出了他的隐秘生活的作品。在人物上,尤其是叁个男性,道林·格雷,亨利勋爵和画家霍华德,他们不仅是唯美主义的实践者也是宣讲者,而且他们反映了王尔德生活的不同侧面。
戴昕航[9]2014年在《论同性恋身份对王尔德创作的影响》文中认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一直是英美文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人其作品中的矛盾性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很少有人从其同性恋身份的角度去探讨王尔德的创作。在为数不多的从同性恋入手的研究成果里,多半得出了同性恋损害其创作才华的结论。笔者认为对同性恋问题的刻意规避或偏见会影响对王尔德这个作家的全面评价,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避同性恋者。同性恋身份所带来的道德困惑一直伴随着王尔德的创作。本文从王尔德作为同性恋者的特殊身份入手,分析造成作家思想矛盾性的原因以及同性恋身份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造成的影响,试图换一种视角去理解王尔德的思想与创作。本文将主要从叁个部分来论述:一是分析王尔德同性恋的成因与发展;二是从王尔德的作品出发,论述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因素。在作者的童话、小说、戏剧、评论等各种文学类型中都能找到同性恋的情节或隐喻,这足以证明王尔德不仅是一个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身份还渗透到了他的创作之中。叁是通过对王尔德作品中同性恋情节的分析来论述同性恋对其创作主题及艺术手法的影响,证明王尔德同性恋者的身份是构成其矛盾精神世界的一个主要原因。
周抒[10]2006年在《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创作体裁丰富,涉及诗歌、童话、小说、文论和戏剧,而真正使王尔德在文坛名声大噪的是他的童话、小说和戏剧。在这些作品中,王尔德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我们在分析评论这些女性形象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唯美主义的视角,还应重视王尔德在创作过程中流露出的女性主义意识。王尔德在创作早期就对女性十分关注,所以我们在他的童话中看到的女性不再是传统童话中的象征性符号,而是具有现实意义与价值的个体形象。从小说中的西碧儿到悲剧中的莎乐美再到喜剧中的温德米尔夫人等若干女性,王尔德的笔下的女性渐渐觉醒,她们摆脱了上流社会装饰品的身份,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因此得到了丈夫的尊重和爱,其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对家庭的稳定、婚姻的幸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分析王尔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探讨他对女性主义的认识。王尔德在作品中让女性充当新旧文明的中介人和调和者,主张女性以宽容和原谅来化解家庭中的危机。王尔德没有将女性描写为男性心目中的天使或是女巫,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洞察和思考,这证明王尔德不仅仅是个戏剧家,更是一个思想家。
参考文献：
[1]. 《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文学伦理学解读[D]. 于振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2]. 中西方文学语境下的王尔德童话[D]. 徐海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4
[3]. 王尔德童话的叙述学研究[D]. 王建珍.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4]. 灵魂的冲突与救赎—王尔德喜剧中的伦理选择[D]. 邵思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论王尔德作品中的悲剧性[D]. 张小波. 湘潭大学. 2014
[6]. 王尔德与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中的“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D]. 唐慕实. 黑龙江大学. 2010
[7]. 《道林·格雷的画像》的符号学阐释[D]. 朱春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8]. 隐秘的展示[D]. 高军玲. 西南大学. 2008
[9]. 论同性恋身份对王尔德创作的影响[D]. 戴昕航.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10]. 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 周抒.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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