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国[1]2004年在《校园育人环境及其营造策略》文中提出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素质教育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根本要求。它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高尚的品德情操,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及良好的个性为宗旨。而这一目标实现离不开优良的学校育人环境,而今在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下,学校育人环境严重匮乏,校园育人环境建设重物质环境和自然环境轻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在校园环境的管理上处于一种非有序状态。校园育人环境建设中,核心是文化环境的营造,制度环境是环境育人的保证。和谐人际关系是环境育人的润滑剂。育人环境的建设决不只是扩大办学规模,多起几栋楼房。育人环境的营造的最根本的是营造新型教育观、学生观、教师观和管理观。思想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校园育人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任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营造要与时俱进和时代同行。我们的理想是给学生一个快乐成长的场所,把学校变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百草园。
李习凡[2]2011年在《重点中学精英式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机会的配置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受教育者的家庭背景存在紧密关联。在“教育决定命运”的社会流动逻辑下,教育获得对于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动将产生重大影响。故,本研究拟探讨社会结构层面的重点中学制度与个体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获得产生何种影响?通过哪种机制发挥教育复制社会结构?这种机制对社会阶层的流动意味着什么?等等。在具体研究中,本文把教育不平等集中在重点中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空间场域中展开,以南京F中学为典型案例借助抽样调查技术手段来研究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的阶层配置、运作机制、社会功能及其影响等问题,尝试性揭示不同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重点中学这一特定的教育制度场域来实现社会结构的代际传承。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全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分析了研究重点中学精英再生产的背景与意义,特别指出这一研究对揭示当前基础教育领域中的阶层化现象的解释力,回顾了重点中学的制度变迁史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功能的变异,点明了此项研究所具有的潜在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此项研究的依据、方法与样本情况。最后,给出了本项研究的思路、文章的结构安排以及主要创新。第二章是对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的梳理。首先,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指出其理论发展、范式建构抑或经验研究上的进展。其次,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流动的立足点来看到教育的社会功能问题,分析了“科尔曼报告”、“布劳-邓肯”的经验研究以及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意义,并回顾了社会资本这一分析工具对教育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最后,回到中国自身的教育研究实践中去,分别从国内学术界开展的重点中学经验调查、学理思考等维度来总结国内的研究成果。在综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强调以重点中学为研究对象的此项研究的潜在独特性。第叁章探讨了重点中学入学选拔的社会机制,区分了公开考试、提前签约、与扩招叁种选拔类型,通过典型范例说明入学选拔过程中各种社会性力量的介入和影响,指出了文化资本、政治资本、权力资本对重点中学入学选拔机制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扩招录取典型了体现了重点中学入学选拔中的非公开性一面,也就是各种优势社会资源家庭通过非正常途径实现子女到F学校入学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权力资本在子女入学选拔中的作用机制。第四章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了F学校这一特殊场域对社会准精英培育过程的社会结构意义。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复制与再生产的特定的制度性载体,F学校无论是在对外交流还是在校园文化建设或者校本课程传授上都独具特色,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造就了F学校学生明显高出其他学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即借助于F学校这一场域,入选者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使之在未来的竞争中已经占据了起跑线上的优势。换言之,借助于F学校的特定场域优势社会阶层全面实施对其继承人的再生产。第五章重在指出经过多年的学校教育后,F学校的毕业生到底展现出特殊优势：和其他学校相比,F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去向上已经完全超越了国内其他中学以高考为中心的单一化升学途径,相反,只有不到10%的人需要参加高考,而其他人或者获得了出国留学机会,或者获得了保送国内大学的机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跨越或者承继父辈社会结构优势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主要有叁种类型：其一为弱社会资本的能力导向型——天分加勤奋；其二为强社会资本的双重禀赋——天分加家庭背景；其叁为强社会资本的先赋优势——以父辈优势弥补子辈劣势。较之于自致性因素,个体先赋性的家庭因素对其毕业前途的影响更为深远。第六章是对本研究的总结与讨论。就重点中学言,其不仅已经嵌入复杂的社会利益结构之中,而且也在日益制造中学教育中的制度化不平等；就代际流动而言,以“择类而教”为主体的重点中学更多的是扮演培育优势社会群体继承人的角色：就精英传承而言,重点中学的精英再生产呈现出日趋封闭态势。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重点优先”的中学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积极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
潘朝阳[3]2015年在《我只是想让孩子喜欢音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审美教学作为音乐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和条件,逐渐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走进了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受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普遍关注。音乐作为中小学的一个薄弱学科处境尴尬,但音乐教学也应该肩负起教育的重任。如何让孩子在音乐中快乐成长?如何让学生感受音乐的美?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不失为一种选择。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是指运用“听觉通道”、“视觉通道”和“动觉通道”等路径形成的“单一通道”、“双通道”或“多通道”形式把音乐教学中的美展现出来,使孩子们得到美的体验的教学形式。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是应对新时代儿童音乐教育的积极尝试,通过唱、听、动等方式让孩子体验音乐的魅力,在表现与分享中实现音乐教学的目标。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不仅仅表现在“视听”、“听唱”,还表现在音乐教学中的“律动”等音乐实践,通过多种方式的努力让孩子乐在其中。在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中,无论是“单一通道”、“双通道”还是“多通道”的形式,都会使孩子们的审美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们感受到音乐及音乐活动的美。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存在着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感情、审美理解等四种审美心理要素；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审美心理过程有审美准备阶段、美感形成阶段和成果实现阶段等叁个阶段,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审美判断。在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中,存在着自然美、趣味美和创造美叁种审美形态,自然美的教学策略、趣味美的教学策略以及创造美的教学策略等教学策略可以使孩子们在音乐教学中充分感受到音乐的美、音乐及音乐活动的趣味、音乐创造的成功体验。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实践作出了明示：通过“零起点合唱”的教学,通过对音乐教学中的视觉艺术的发问,通过音乐教学中的游戏,通过八孔竖笛教学等实践形式对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之路进行了探索。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的美是事实存在的,通过唱歌教学、律动(声势)教学以及器乐教学等实践了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要义,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不仅是一种美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从而引导笔者思考音乐教育的教育性问题,探讨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下的音乐教育新体系。本文论题《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研究》包含着双向的努力：一方面,将音乐教学放置在美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一方面,以实践的事例为途径去探究音乐教学的诸种问题。基于此,笔者拟设立的论述框架由此凸显,全文的论述也为此展开。多审美通道有“听觉通道”、“视觉通道”和“动觉通道”等类型,分别以单通道、双通道以及多通道等单一或组合的方式出现在音乐教学之中。研究发现,审美通道存在着主从问题,单通道之间也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存在着变换、整合的现象。通过“唱”、“听觉通道”、“视觉通道”以及“动觉通道”等音乐审美通道之间的主从现象、互补现象、变换情况、整合结果以及优化的效果等,给学生带来音乐审美能力上的提升。审美通道的自觉整合和优化,是音乐教学发展的一个历程,多审美通道的音乐教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在音乐教学实践中被证明。
参考文献：
[1]. 校园育人环境及其营造策略[D]. 陈宗国.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重点中学精英式再生产机制的研究[D]. 李习凡. 南京大学. 2011
[3]. 我只是想让孩子喜欢音乐[D]. 潘朝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