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英[1]2016年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叁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叁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叁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叁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叁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叁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叁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叁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谢东升[2]2012年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内银行业改革方向的确定,以及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后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一直受到政府与民间的重视,也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经常讨论的热点。然而外资银行进入究竟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以往文献大多着重是否有助于国内银行业效率的提升,或者是论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的优缺点进行探讨,较少以全面性、系统性的由上至下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本论文有别于以往研究,试图在宏经济观、微观经济以及社会大众叁个层面下,从整体银行行业、银行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投资人等多视角,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在学术理论上,透过文献回顾的过程,进行学术理论与实证研究梳理,分析跨国银行海外扩张理论成因,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影响何在,综合溢出效应的研究,整理近期中国银行业相关研究成果。在现实层面上,以古鉴今,完整介绍中、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史,分析当前国内中外资银行经营现状,参与WTO开放外资银行所造成的冲击,并且从外资同业角度观察外资银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前景。藉由文献梳理和中外资银行现状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影响可区分为叁大影响层次,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论文分别从叁个专题,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第一个专题是在宏观经济影响层面下,以国内银行整体行业视角进行研究,实证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生产力溢出效应。根据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基础,建立一个可以衡量整体银行行业的生产力溢出效应模型,讨论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在劳动、资本、资金叁种要素的投入产出影响,以及中国银行业在外资银行进入后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以行业视角观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并未存在明显生产力溢出效应,以2006年后全面开放外资银行为研究分界,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再从各要素的资源配置情况观察,国内银行劳动边际生产力低于外资银行,但资金与资本边际生产力高于外资银行,国内银行本身经营的技术进步率则为负成长的情况。第二个专题是在微观经济影响层面下,以银行企业视角观察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兴起。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国内最新私人银行业务做了全面且系统的介绍。研究结果发现,国内私人银行自2007年开办以来,借鉴外资私人银行,国内财富管理业务蓬勃发展。中资私人银行在国内有本土化优势,并受惠于政策对外资经营限制。而外资私人银行的优势在于境外资产配置能力较强,对客户定制化服务能力较高。本研究提出国内私人银行当前存在的问题,如专业财富管理人才短缺、产品服务同质化太高、风险控管系统薄弱、以及全球资产配置能力不足。并建议加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脚步、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严格专注细分市场、以及善用混业经营的优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私人银行业务模式。本文再以招商私人银行为例,分析其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策略,以及对高端客户、专业团队、业务流程、产品服务、以及品牌营销上的特色。第叁个专题是在对社会大众影响层面下,以金融市场投资人视角观察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影响。以事件研究法辅以严谨的实证分析,观察投资人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宣布参股国内银行事件的公告效果,并以被参股银行的类型,以及参股金额规模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投资人对于外资参股后对国内银行业前景的反应有何不同。实证结果发现,针对外资参股事件的公告,国内投资人是抱以正面的反应。而且事件公告日前,参股消息已经在国内股市发酵,中国股市存在信息泄漏以及内幕交易的情况。再以被参股银行类型不同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当被参股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时,会有较大的公告效果。而参股金额的大小并不会与公告效应有绝对正向的关系。显示外资参股国有商业银行所造成的标竿效应,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示范效果,才是金融市场投资人考量国内银行业前景最主要的关键。本论文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叁大影响层面为基础,以全方位的多视角进行研究,完整清晰的分析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所产生的变化与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优势,得到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的初步结论。经过对本论文叁个专题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后,在理论意涵与实践意义上,接着提出在国家政策上,应该稳健适度开放外资与中资银行合作,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工作,并加速外资银行进入内地二叁线以下城市或农村发展。在银行行业或企业上,建议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提高组织效率、吸收国际经验、创新金融产品、提高劳动素质以及专注细分市场,并且加快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脚步。在社会大众上,建议投资人可以参考外资参股消息,关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带领的标竿效应与示范效果,并且防范国内股市内幕交易的风险。
尹丽[3]2003年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模式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竞争与合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竞争的解释是：“竞争系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追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1 而合作“是相对于‘竞争’而言的一种人类的基本的经济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自愿进行的协作性和互利性的关系”2（黄少安，2000）。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竞争与合作从来都是相生相进、相辅相成的。竞争是合作中的竞争，合作又是竞争中的合作。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资银行之间已由局部竞争转向全面竞争，由全面竞争逐步转向局部到全面的合作。而入世后，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又给银行业的竞争与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即中资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之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更为广泛的合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银行业、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适应环境发展变化、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有关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的问题是近一、两年才提出来的，之前谈论的主要是双方的竞争方面，即使是那些涉及合作的文章其绝大多数的篇幅也较短小，由于强调时效性，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并不尽如人意，尤其对合作模式及我国的选择鲜有涉及。因此，尽可能详尽地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模式（“契约型”和“资本型”）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最近两叁年来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实践来探讨我国适宜的模式选择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正文共分五章，具体内容以及安排如下：第一章沿着“中、外资合作的外在动力—→合作的内在动因—→<WP=3>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是最适宜的合作双方”安排内容，论述合作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必然选择。外在动力指的是中、外资金融机构现在身处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大环境，包括全球化、混业经营、银行业经营地位的改变以及中国加入WTO等，是双方合作的必要性所在。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并将愈演愈烈，是采取“硬碰硬”的“视死如归”的竞争态度，还是改变策略谋求“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来争取双赢呢？显然后者才是明智的，一味强调竞争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恶性竞争，中、外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当前的环境中有其必然性。内在动因是中资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之间比较竞争优势的存在，即一方的相对优势恰好是另一方的相对劣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行为是利益导向型的，之所以选择合作正是由于合作带来的净福利大于竞争带来的净福利。换句话说，互惠互利是合作产生的基础，也是合作得以维系的保证。通过从零售业务市场、公司业务市场的角度分析比较中资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存在的优劣势，得出双方具备了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接着，将论述的对象确定为中资银行中年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这是由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别于其他中资银行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它有谋求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它也是外资金融机构最为青睐的合作对象。第二章分析合作模式，是本论文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进行归类，按照合作建立基础的不同划分为单纯以业务、技术为依托的“契约型”合作模式和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融合为基础的“资本型”合作模式。通过详细比较两种模式在合作基础、合作范围、紧密程度、对资金的要求、合作的效果、合作各方的协调难度以及对外部环境的要求高低等方面的区别和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促进的联系，分析得出：虽然“资本型”合作模式的操作难度、对配套条件的要求较“契约型”模式更高，但“资本型”模式对提升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水平、使作为银行改革排头兵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带动整个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发挥出更具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加之我国当前政策面对开展“资本型”合作利好以<WP=4>及具体操作细则的即将出台，笔者以为应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大胆地运用“资本型”合作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推进包括“契约型”合作在内的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通过“引资”来“引智”和“引制”。事实是最具说服力的。在第叁章中分别探讨了我国到目前为止极具代表性的叁起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资本型”合作的案例，希望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首先是IFC入主上海银行揭开了我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入外资与外资进行“资本型”合作的序幕；其次是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老大”、第一家上市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与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的资本型合作案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确实让市场对深发展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但股权转让价格迟迟未定、转让细则久决不下，也给“资本型”合作的开展敲响了警钟；最后的、也最新的是2003年新年伊始敲定的花旗银行参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本次参股比例不及深发展一案，但与深发展一案不同的是，在公司发布的合作公告中不仅清楚地列出了股权转让的比例还有双方短、中及远期的合作战略安排，并确定以共建信用卡中心作为合作的开始，但合作能否算是成功尚需要时间
郭友[4]2007年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WTO过渡期的结束,国内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腹背受敌,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多元主体的激烈竞争。在此背景下,2005年以来,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推行战略转型。文章分为导言、理论基础和实践探讨叁大部分,包括导言和五章内容。其中,第一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后面叁章则结合国内银行业发展的实际进行探讨。第一章主要对竞争优势的来源及其创造进行分析;第二章探讨了环境变化与战略转型的关系;第叁章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比较;第四章提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动因、机遇和策略;第五章从实践角度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型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建议。具体来讲,文章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主要就本文研究的背景和目的,相关的代表性理论及其评析,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主要观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综合介绍。第一章主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创造机制进行探讨。本章第一节首先对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进行相应界定。认为,竞争实质上是企业寻求和获取租金的一种理性行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内涵是指获得相对优势地位的综合能力,反应了竞争性企业间之间生存力的强弱程度,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外在表现;而竞争优势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基础,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第二节主要是探讨企业竞争优势的一般来源和获得途径。综合国内外文献,无论是竞争优势外生论,还是内生论,其实质都认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断创造和获取租金,从而获得比其他竞争对手更高的超额利润,最终形成竞争优势。第叁节侧重于探讨动态竞争环境下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竞争表现为动态竞争,企业的竞争行为呈现出竞争互动的趋势;随着不确定性的加剧,在超竞争环境下,竞争互动导致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不断消散。因此,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来自于对原有优势的破坏和不断创造新的优势,创新因之成为企业打破竞争优势暂时性、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概言之,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必须注重对战略环境的认识和分析,战略必须适应环境,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通过不断的创造性毁灭活动,即创新,构建出持续性竞争优势。第二章首先对战略的基本概念加以界定,并在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战略转型的影响因素。第一节提出战略实质上是一种选择,企业的最终战略目标是为获取竞争优势。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必须同时包含战略制定和执行两个过程,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结合企业外部环境和内在实力两个维度。在本节末,企业战略被分为公司战略、业务战略和职能战略叁个层次。第二节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历史回顾后,得出结论,认为战略管理实质上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选择过程,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匹配。第叁节认为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都要求原有战略发生变革,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并对原有战略进行主动性调整。第叁章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状况进行比较,并探讨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综合国内外文献的观点,企业竞争力可以概括为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企业在竞争中,通过不断优化配置自身资源以及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和资源,与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市场竞争中的系统比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定义为:商业银行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不断优化配置自身资源及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和资源,特别是通过整合协调商业银行中的关键性资源而形成的超越对手并且对手难以模仿复制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经营指标与发展战略目标的能力。在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之后,第一节对设立了相应的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标。本章第二节循着第一节的思路,分别从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两个方面与国有银行和国际先进银行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状况。结论是:国有银行经过注资、改制上市等改革,尽管在经营效率方面还不如股份制商业银行,但盈利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并且拥有规模上的绝对优势,其现实竞争力有较大提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差距正逐渐减小;潜在能力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暂时优于国有银行。而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人才机制、组织机构各方面均有很大差距,无论是现实竞争力,抑或是潜在竞争力方面均处于劣势。本章第叁节通过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其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第四章探讨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动因、机遇和策略。第一节主要探讨战略转型的动因。随着我国WTO过渡期的结束,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内外部经营环境已发生深刻的变革,面对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着比国有大型银行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在资本约束、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国内银行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战略转型成为必然。第二节,在此背景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有必要积极推进战略转型,开辟新的业务空间和盈利增长点,实现业务和收入的多元化,提高集约化经营能力,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获取一定优势。第叁节,为提高竞争力,实现经营效益的持续增长,实现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最终目的,根据对战略层次的划分,本文第叁分别从公司层、业务层和职能层叁个层面探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型策略。第五章,从实践角度对战略转型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本章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的工作实际,提出通过战略转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即金融创新、引入战略投资者、拓展零售业务和采用平衡记分卡绩效管理系统。
朱盈盈[5]2011年在《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效果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为了应对“入世”挑战,在监管层的鼓励和推动下,中资银行加快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步伐。注资——重组——引资——上市,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由此破局,战略引资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然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在争议和期冀中前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亦不例外。一方面,监管层和部分学者对此寄予厚望,希望以引资为契机换机制、换管理、换技术,提升中资银行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国有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和交易价格提出质疑,对于引资可能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表示担心,对于战略引资的效果颇为怀疑。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激烈,但是,这些争论大多围绕国有股权是否被“贱卖”、战略引资是否威胁中国金融安全展开,很少关注中外资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具体模式和内容。特别是对于战略引资效果这一根本性问题,现有文献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相关经验证据非常缺乏。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外资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现实情况,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计量分析工具,对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首先,剖析了战略引资的制度背景,回顾了外资入股的发展轨迹,梳理了战略引资的现状和特点;以此为基础,紧扣关于战略引资的四点主要争论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有针对性的评述。分析认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管层鼓励和支持的改革路径;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如果将金融安全定义为金融资源的控制权,那么在现有制度和法律框架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会威胁中国金融安全;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在引资过程中存在股权“贱卖”;战略引资的效果需要深入研究。其次,在规范分析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底前完成战略引资的19家银行在引资前、后各叁年的数据,从“引资”、“引智”和“引制”叁个方面全面考察了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战略引资后,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明显增强,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显着改善,但业务结构的变化并不显着,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在短期内也没有明显提高。简言之,“引资”已达目的,“引智”初显成效,但“引制”的效果尚待观察。最后,基于中国银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控制选择性偏差和相关变量下,进一步考察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创新能力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短期内显着提升了中资银行的创新能力;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着负相关,但整体而言,由于外资“少数股权”的限制,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积极作用有限。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科学地评价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为探索银行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合理路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张连怀[6]2005年在《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已经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根据入世协议,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按照这个时间表,我国金融服务业最迟将在2006年底前全面对外开放。但是年初的一份全称为《北京中外资商业银行竞争力比较调研报告》引起银行界较大的震动,在这份报告列出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排在前12位的全是外资银行的北京分行,中资银行则包揽了后面的第13-37位,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更是位列倒数后四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中资银行能否经得起外资银行挑战的担忧。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积蓄和具备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04年底,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已达4.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2.2%;11家股份制银行总资产约占人民银行监管的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4.9%,比上年同期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些成绩的背后,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相对健全的管理体制、灵活的运行机制;与外资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本土化优势,对本土经营环境更加熟悉,营业网点已基本覆盖全国,并与客户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由于这些原因,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较快地适应市场、激发创新潜能,在某些方面走在中国银行业的前列。尤其在最近一两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产品、服务和业务领域的创新可谓层出不穷,在内控和管理等方面也在大胆革新。这些举措极大地丰富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服务内涵,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提高了银行的整体竞争力,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肯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创新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没有真正获得与其他银行相抗衡的持久竞争力。具体表现为:在战略上,还
郁方[7]2009年在《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与政府规制有着什么内在关联?开放与竞争格局下银行业是否仍属垄断并需要反垄断规制?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而银行业垄断与规制作为市场化进程中难以廻避的问题,在中国这种特殊案例中又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现实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系统地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及其是否构成影响竞争、效率与公平的负外部效应,为政府适度进行反垄断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本文创新性的提出一个基于垄断与规制机制关联性分析的理论研究框架,这一视角更契合中国独特的银行业垄断模式。在此框架下运用机制设计、制度经济学等理论,采用规制者偏好假设、成本分析、博弈分析等工具,提出5个关联的理论假定并进行演绎验证,对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机制的生成机理及其二者的关联作出解释与推理。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所构造的理论框架下,运用SCP分析框架等工具实证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得出银行业仍处于高度寡头垄断格局的结论;沿着历史脉络系统分析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演变的约束因素,得出叁大理论主线是垄断机制形成的基石、国家金融控制偏好战略下金融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奠定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叁组利益集团博弈约束着规制机制变革的结论;分析政府规制这一决定性变量对银行业垄断机制与市场结构的影响,对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目前的规制机制及问题进行了客观评析,得出超经济势力的银行业垄断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效应,并使银行业规制变革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结论。提出下阶段中国银行业合理规制机制构建与反垄断规制的设计框架。本文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超经济势力垄断,即采取行政权力、特许经营权与资源不公平配置而形成的垄断。据此,本文定义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的制度性本源是,国家作为叁权合一主体形成的超经济势力垄断。从而使国有银行垄断的负外部性成因,利益集团博弈所引致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规制目标的偏离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解释。同时,本文还创新了一个超经济势力垄断下公民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命题。提出中国银行业超经济势力垄断从两方面构成了对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的侵害:一是导致地方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弱化,并直接引致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城市中下层金融消费群体和广大农户金融资源享有的利益侵害;二是垄断机制引致的不良资产、寻租腐败等高昂经济成本通过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转换直接构成对全体民众金融资源公平权益的侵害,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
陈宁[8]2006年在《中国中小银行重组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叁次银行并购浪潮，并购事件层出不穷，并购金额的纪录被不断刷新。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型银行成为重组中的主角并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以银行业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尚未发展成熟，竞争力相对孱弱，另一方面激烈的国际竞争兵临城下，如何迅速缩小我国银行体系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增强竞争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小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生存和发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急需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路径。重组是中小银行完善治理机制、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条快速通道。然而，重组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中小银行带来发展希望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因此，中小银行应如何运用好重组这把利器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论文以中小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等理论，利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小银行的存在、发展和重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力求通过此文为我国中小银行的发展和重组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我国的银行业改革采取了局部均衡式制度变迁的改革路径，中小银行是“体制外增量改革”的产物，一方面中国金融改革的“程序设定”为中小银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的“退出战略”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了空间，这种特定的改革路径为我国中小银行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同时，有效的银行业市场结构需要中小银行的参与，中小企业和发展和融资也需要中小银行的支持，从而共同形成了对中小银行的需求引致。众多实证研究也表明，银行的规模和效率之间并无明确的关联，规模不是决定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中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银行体系一直处于变革和重组之中，中小银行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截至2005年末，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银行六类中小银行的资产总额占到全部银行类金融机构的31.42％，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更是引人瞩目，在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叁甲的均为股份制银行。然而，中小银行在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矛盾，针对性的措施只能在短期内改善银行的经营目标，长期目标的实现则依赖于制约条件的根本性改善。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制约中小银行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深层次制约条件，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则是中小银行改革的基本逻辑。
陈进忠[9]2005年在《金融创新与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创新是受到媒体、学术界和金融从业者广泛关注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金融创新既包括了产品的创新，也包括了参与金融产品交易的方式、各种中介组织、市场制度和监管制度的方面的创新。创新不仅带来新的逐利机会，也带来新的风险，任何一种创新都意味着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从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引发利益格局的重新变化。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在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中，既进行能动的推动，也要对环境的变化进行被动的适应性反应，这也就构成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的历程。金融创新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自从现代银行业出现以来，无论是银行传统的叁大业务、银行的支付和清算体系、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还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制度都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的动因来自多个方面，其表现形式也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从金融创新层面看，金融创新主要涵盖叁个方面：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本文以系统论的观点为切入点，对金融创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金融创新的基本框架体系进行了阐述和总结，并把金融创新界定为主导型金融创新和引致型金融创新。其目的在于研究金融创新与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微观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业务创新决定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并在整个金融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滞后于金融业务的创新，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业务创新才引致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为了研究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本论文利用系统论的观点，把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归结为两类因素：一是银行发展过程中所依存的外部环境因素(即外部约束，如金融监管制度、市场约束)；二是银行内部因素(即内部约束)。在此假设下，把银行视为一个开放系统，对于内部因素重点研究的是银行内部进行业务、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 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金融体系和货币信用经济演进的主要内容。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外资银行正在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商业银行正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客观的讲，中国商业银行整体上的发展水平还落后于有着长
尹应凯[10]2007年在《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博弈行为分析》文中提出“市场进入”的本质就是企业受到利益诱导，以其所拥有的资本、劳动或技术等要素资源，在不同市场、地域或行业之间的转移。“银行业市场进入”是指暂时处于银行业以外的生产要素以各种方式进入银行业的过程。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面临具有“2+2+2”特点的市场进入。“2+2+2”的特点，即包括“新设”和“参股”两在种进入方式、“内资”与“外资”两类进入资本、“大中城市”与“非大中城市”二元进入区域。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市场进入不是单一的问题，而应是综合考虑“2+2+2”的有机整体，即“市场进入篮子”。这种市场进入，对我国的银行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博弈论是研究市场进入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从博弈论的视角对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旨在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围绕“2+2+2”的特点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进入进行系统、动态的分析。论文首先提出了研究问题，分析了“2+2+2”的特点，以及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从而提出了问题的研究意义与方法。论文尝试着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或突破：提出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2+2+2”的特点，并且将这个特点作为论文展开分析的一条主线；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进行“适度开放”的政策建议；论文将一些经典博弈模型与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博弈行为进行结合，同时得出了一些与我们通常认识不同的结论。论文的结构安排构成了纵轴以时间为主线，横轴根据“2+2+2”展开的“总—分—总”分析的复合结构。论文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进入博弈行为分为“进入前、进入时、进入后”叁阶段进行分析，其中在进入时与进入后两个阶段又针对“新设”和“参股”两种进入方式进行分别分析，在此基础上又综合叁阶段对两种进入方式的博弈选择进行了分析。相应地，论文研究的博弈行为主要包括进入前的博弈行为、进入时的博弈行为、进入后的博弈行为、以及综合进入叁阶段的进入方式博弈行为。关于“进入前”的博弈行为，主要体现为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制度变迁博弈。论文提出了推动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制度变迁的“叁个动力”假说，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业在位者、潜在进入者的多层次互动进化博弈过程推动了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制度变迁的进程。在研究“进入时”的博弈行为，作者主要研究了新设方式进入的二元区域博弈、“进入—容纳—壁垒”博弈；参股方式进入方式的参股对象选择博弈、股权定价的双价博弈与讨价还价博弈等。通过博弈分析我们认为，从新设进入来看：国内、国外资本各有比较优势，二者不能相互代替；政府应该制定透明合理的进入壁垒以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在位银行没有阻止新设银行进入的必要或实力，关键在于利用好先动优势，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参股方式来看，我们看到在位银行具有对外资的天然偏好；低价出售股权换取技术的说法不成立，这除了增加我们的经济损失外，还会增加参股者成为投机者的风险；拍卖机制可能比讨价还价机制更有效；政府应该调控好国内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节奏、而不是设置倒计时间表。关于“进入后”的博弈行为，作者认为主要包括新设方式进入后的市场分割博弈、存款保险制度博弈；参股方式进入后的市场定位博弈、技术转让博弈等。进入后的博弈行为决定了市场进入最终的效果，因此对它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部分的研究证明了新设形式的进入暂时会形成市场分割的现象，但随着转换成本的降低，今后竞争会逐渐增强；通过外资参股取得预期效果是有前提条件的，外资参股后具有先增加股权比例后获得控股权的两阶段目标。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对外资的开放代替对内资的开放，也不能用开放代替改革。关于进入方式的博弈行为，作者认为这是潜在进入者、在位银行、政府各主体综合考虑纵向进入前、进入时、进入后叁阶段，横向比较“2+2+2”叁方面内容之后，对进入方式的选择博弈。进入方式的选择，既是各主体间的互动博弈，也是各主体自身对两种进入方式的单一博弈，而且各主体对进入方式的博弈选择是动态变化的。在综合分析以上各类博弈行为的基础上，论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提出了“适度开放”的政策主张，认为“适度开放”，指的是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对银行业市场进入采取以开放为基础的，开放水平渐进扩大、开放结构不断优化的适应性开放。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这种适度开放的丰富内涵和应该坚持的“八项原则”。本文的结论指出：“适度开放”，是实现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由“粗放式的不平衡开放”向“集约式的平衡开放”转变、最终实现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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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研究[D]. 郭友.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5]. 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效果的实证研究[D]. 朱盈盈. 电子科技大学. 2011
[6]. 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D]. 张连怀.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7]. 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D]. 郁方. 华南理工大学. 2009
[8]. 中国中小银行重组与发展研究[D]. 陈宁. 西北大学. 2006
[9]. 金融创新与中国商业银行发展[D]. 陈进忠.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10]. 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博弈行为分析[D]. 尹应凯. 复旦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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