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1]2013年在《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以是否“忠实”原语和原作者作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准,译文和译者处于附属的边缘化地位。自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开始了以译语为中心的翻译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以译者主体性为重点的翻译主体性研究成为了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首部小说《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一经出版即在美国市场引起轰动。大陆和台湾也先后引进该小说,分别由大陆译者李继宏和台湾译者李静宜担任翻译。两部译着进入华语市场后,也迅速跃居畅销书首位,获得一致好评也激起广大读者共鸣,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本文从翻译过程中的叁个阶段(理解、选择和表达)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及译者主体性影响因素。有关译者主体性的对比研究很多,但主要以世界名着这类文学作品为例,对当代畅销小说的译本研究则较少。正是这类作品,更能体现译者在“文化转向”影响下的翻译观和译者主体性。本文对这两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旨在分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帮助译者能更好地平衡各方面因素,完成更多优秀的译作。
王瑞敏[2]2013年在《论散文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主体性》文中研究说明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的发挥关系到翻译质量的高低,也是关系到译者能否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生存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以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研究语料,旨在研究置身于散文这一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应该对环境中的哪些方面进行适应和选择,以及在适应和选择过程中其主体性的发挥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如何才能更好得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下发挥主体性,使自身获得生存。研究发现,散文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制约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译者要在这种环境中获得生存,就要进行多维度的适应和选择。在译者进行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仅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且会受到译者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影响,译者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高低决定着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制约程度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程度,进而影响到译文质量以及译者自身的生存。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极大地依赖于译者自身的素质及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环境对译者的能力和素质会有不同的要求,译者不仅要具备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而且还要懂得在不同环境中发挥不同能力,进而打破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所受的各种制约,对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和选择,为自己获取生存的权利。
李娜[3]2014年在《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水浒传》两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文中指出传统的翻译理论较多关注文本间的转换，忽视了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出现20世纪80年代，更加关注隐藏在翻译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译者及其译文的影响。在此视角下，翻译被置于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将政治因素引入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地位显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为实现其翻译目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完成译作。但，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水浒传》英译本最有代表性的译者有两位：赛珍珠和沙博理。赛珍珠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她深深地同情中国农民，是将《水浒传》译成英语并将其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沙博理热爱中国文化，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传播50余年，他有着和赛珍珠相似的生活经历。两人对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以赛珍珠和沙博理的《水浒传》译本为例，分析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为更好地实现翻译目标，两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权力差异的影响下，分析了他们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他们的主体性。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赛珍珠以异化为主，沙博理以归化为主，但是两译本中都有杂合特征的体现。本文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通过文本分析，探讨译者主体性问题，更加清晰地阐释该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以期更加完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皮晓红[4]2014年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文学探索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西方的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浪潮,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将翻译理论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一反传统的翻译观。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将译文处于从属于原作,类似于传统观念里女性依附男性一样,翻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
亢志勇[5]2009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审美主体性研究》文中认为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跨门类的学科,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正如学者们所公认的,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译者是翻译审美主体,在整个翻译艺术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处于中枢地位。但是传统翻译理论却将译者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时常视之为“仆人”或“匠人”。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才逐步得到彰显。然而,目前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者能力、修养、品格的讨论,而对于译者的审美主体性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在翻译美学审美主体这一理论框架下,通过对《德伯家的苔丝》叁个中译本的对比分析,试从译者审美主体性的目的性、受动性和主观能动性叁个方面入手,揭示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在审美心理机制的作用下,是如何通过其审美前结构、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等的展现,来实现对原文的审美把握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再现。本文试图揭示译者审美主体性对译文质量高低的核心作用及其重要的社会价值。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翻译美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并回顾译学的美学渊源。第二章论述文学翻译中的审美心理机制,指出了解翻译审美心理结构运作过程将大大有利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有效地实现客观美的主体化。第叁章论述译者的审美主体性,指出译者审美主体性有叁个特征:目的性、受动性和主观能动性。第四章主要论述译者审美主体性的作用在《苔丝》中译本中的体现:译者的目的性,即对原文的审美把握和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再现;译者的受动性,即既要对原文的审美信息解码,又要对原文的审美信息进行再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能动性、创造性及对审美对象的审美潜质的高度启动、激发能力。在翻译的方寸之地,译者常常感到举步维艰,但只要他善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仍有出奇制胜的余地。通过对译者审美主体性的分析,阐述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的意义,本文最后得出结论:第一,译者审美主体性的介入,对同一原着的不同译本,体现了译者的风格和策略。第二,由于译者的审美前结构和翻译审美理想不同,其对原文的审美把握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再现也会不同。第叁,时代需要提高译者的审美主体意识,使文学翻译达到最佳效果。
袁晓伟[6]2016年在《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看张白桦及其文学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主体性在一个对话性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不再被禁锢于静止的历史意义和恒定的文本意义中。文章通过对翻译家张白桦的文献翻译宗旨和实践进行探讨的意义在于彰显其在文学翻译时的主体性,并着重探究了译者对于原文和翻译方式的选择,其翻译目标、翻译主旨、审美意识等主要因素。
澈力木格[7]2007年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文中提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尤其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它既是模仿,又是创造。以往我们在探讨翻译时,总是一味地强调对原文的忠实。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人们把对译者的研究也纳入到了翻译研究的体系当中,并逐渐肯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译者既要力求忠实于原文,又要克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使译作为读者所接受。译者就是在创造与模仿、得与失等矛盾的交织下,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尽力把异质文学移植到本土上来。正是文学翻译的这种特性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使得比较文学中译介学所引用的命题“创造性叛逆”成为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特征。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和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文学翻译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而“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提出,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本文是从这一概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做了全面分析,全文分叁章内容。第一章论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表现形式,阐明其在文学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揭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价值。第二章主要从蒙汉异质文化的差异性上探究创造性叛逆发生的原因。一方面,创造性叛逆可以带来译本的增值;同时,读者反应是译本增值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创造性叛逆又可能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这种失落往往是文化性质的,具有重要的文学争文化研究价值。第叁章主要从蒙古族主体文化环境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上探究创造性叛逆发生的原因。指出,只有自觉接受主体文化的规范并适应了主体文化环境的译本,才会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经过了蒙古族传统文学的文体形式和语言形式的改造之后的翻译文学,反而能够顺利地融人蒙古族文学当中,成为蒙古族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最后,总结为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研究中寻找启悟,进一步挖掘其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价值。蒙古族的文学翻译要发挥传统文学的优势的基础上,善于将外来文化因素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使之成为蒙古族文学和文化可借鉴和利用的基本资源。
夏雯[8]2013年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红楼梦》回目翻译分析》文中指出回目是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代表作之一，曹雪芹以其精湛的回目创作技艺，充分表现了汉语丰富的语言魅力和形式特色，《红楼梦》的回目形式成为后来章回小说回目创作的典范。本论文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以95版俄文《红楼梦》回目为蓝本，分析95版俄文《红楼梦》回目的翻译，探讨《红楼梦》回目翻译的效果，以期用关联理论为回目翻译打开新的视角。关联理论从人类的认知角度来研究语言交际问题，将认知与语用学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关联理论通过研究人类的认知和交际，建立了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是根据交际语境追求最佳关联。之后，关联理论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去，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并且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含有两个明示—推理，而译者的核心任务就是取得并提供最佳关联。具体来说，在第一次交际中，译者作为交际的听话人要推理出原文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即最佳关联；而在第二阶段译者作为交际的说话人，根据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把自己认知到的最佳关联向译文读者明示，取得同译文读者的最佳关联。在整个翻译过程，译者都充分表现了其主体性。《红楼梦》的回目含有大量中华文化信息和汉语修辞特色及句法特征，需要译者做好两国交流的桥梁。在关联理论看来，译者要充分考虑到原文的语境，推理出回目中隐含信息，理解曹雪芹的写作意图，取得最佳关联。在译文创作时，译者应充分考虑到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提供充足的语境效果，使译文读者最大程度地享受异域文学之美。
蔡爱春, 徐志才[9]2011年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建构》文中研究说明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译者的工作在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艺术家的工作,在翻译的同时译者也在进行创作,对原文进行主体性建构。译者的前理解、翻译目的和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均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制约着其主体性的发挥。论文从接受与阐释、目的与操纵两方面来描述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进行的主体性建构。
谢云才[10]2010年在《文本意义的诠释与翻译》文中研究指明文学翻译的本质就是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就是将源语文本的艺术形象移植于译语文本之中,这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探索和分析文本意义诠释与转换的过程和结果,就是从理论上描述和揭示运用不同的文学语言塑造同一艺术形象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诠释的学科,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质上也是文本的意义,其根本任务就是探索意义理解和诠释的本质特征。就这个意义而言,当代诠释学所展现出的全新理论视野,理所当然应该视为翻译研究的他山之石。当然,作为不同的理论学科,诠释学与翻译理论针对文本意义的研究在方式和目的上有所不同,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并非一样,这也正是我们借助诠释学理论研究翻译问题应该辩证理解诠释学理论内涵的宗旨所在,也是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视域。作为主要针对文本意义语内理解、阐释和研究的诠释学究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哪些基本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为翻译视角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带来了哪些思想洞见,翻译过程涉及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借鉴诠释学原理予以解释,文本意义的语内诠释与语际诠释有哪些不同,如何才能将诠释学理论有机地运用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诠释之中——所有这些都是翻译研究应该思考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这些问题,以诠释学关于文学文本的意义理解为理论基础,将诠释学原理应用性地阐释和阐释性地应用于文本意义的翻译研究中,这是本文最重要的表述方式。同时,在诠释学基本理论框架下,根据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理论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其基本观点也作为本文探讨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重要理论参照,这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本文将运用诠释学的基本原理探讨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即文本意义的诠释及其翻译转换,本文始终将文本意义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于本文的论述之中,其中对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方面,譬如意义含义的理解、文本意义的概念内涵以及主客观属性、文本意义的形态结构特征、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主客观因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合适度、文本意义翻译转换的特点等诸多问题,尝试以新的视角做出系统全面的探讨和阐述。本文共分前言、正文、结束语、参考文献四个部分。“前言”。这一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动机、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新意、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所借鉴的语料来源。第一章“绪论:文本意义的诠释学向度”。本章为本文理论阐述的核心部分。首先简要叙述诠释学与翻译研究的内在联系并回顾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引出本文的选题目的以及研究价值。本章阐述的理论重点在于以下几点,1.从哲学层面阐述意义的多层含义及其基本特征;2.基于哲学层面的意义含义,界定诠释学视角文本意义的概念内涵,进而论述文本意义客观性与主观性辩证统一的本质特征;3.在区分意义与含义异同的基础上论述文本本意与文本意义和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之间的辩证关系;4.简述语内诠释与语际诠释的区别,进而提出借助诠释学理论研究翻译问题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第二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客观因素”。本章基于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与未定性,即文本意义的客观因素,运用文本理论中的“图式论”分析文本意义的形态结构特征。本章重点在于从理论上论述文本的意义具有确定与未定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构成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未定性。然后借助语言哲学理论阐述意义结构的语言文化表现形式,结合翻译实例论述文本意义在翻译诠释的理解阶段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从而论证翻译诠释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与翻译诠释有效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叁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主观因素”。本章基于文本意义既具有开放性同时又具有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主体,即译者角度对文本意义诠释过程中体现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论述。本章重点在于运用诠释学理论中所谓“前见”和“视域融合”的观点,结合翻译实例阐述译者视域在翻译诠释理解阶段的表现特点,进而论证文本意义的未定性与翻译诠释的差异性以及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翻译诠释的限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四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合适度”。本章从译者视域差的角度探讨翻译诠释度的问题。本章重点在于从视域差与诠释度之间的关系角度,通过分析诠释不足和诠释过度的原因来探讨实际诠释度与理想诠释度不相吻合的主客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所谓“诠释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进而证明所谓翻译标准的动态性,同时说明传统翻译理论中所谓“忠实”标准并不符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第五章“文本意义翻译转换的特点”。本章侧重于翻译诠释的表达层面,即文本意义诠释的译语表达阶段。本章首先从视域融合角度探讨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辩证关系,通过源语文本、译语文本和译者叁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论证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体现为“同源不同像,相似不相同”,然后从语言文化角度阐述形象转换过程中的重塑性问题。“结束语”。这一部分主要对本文所探讨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总结,指出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创新点,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以及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主要参考文献”。这一部分列出本文的主要参考书目、论文题目和语料来源。
参考文献：
[1].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D]. 李慧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2]. 论散文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主体性[D]. 王瑞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3].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水浒传》两译本的译者主体性[D]. 李娜. 齐齐哈尔大学. 2014
[4].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文学探索分析[J]. 皮晓红. 山花. 2014
[5]. 文学翻译中译者审美主体性研究[D]. 亢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6]. 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看张白桦及其文学翻译[J]. 袁晓伟. 南方论刊. 2016
[7].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D]. 澈力木格. 西北民族大学. 2007
[8]. 关联理论指导下《红楼梦》回目翻译分析[D]. 夏雯.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9].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建构[J]. 蔡爱春, 徐志才.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
[10]. 文本意义的诠释与翻译[D]. 谢云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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