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辉[1]2004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迈入21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迫使企业必须遵守可持续发展的信条。在严格的环境行为准则约束下，企业经营的环境成本不断增加，环境风险日益增大。 本论文分析具有煤炭企业特点的环境成本的本质内涵、环境成本的确认和控制方面的理论、方法。运用现有环境成本研究成果，合理确定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要素。在分析煤炭环境成本发生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数学统计分析方法，构建煤炭环境成本函数，并确定煤炭环境成本优化的原则和方法。最后提出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型”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的基本思路。
李伟玲[2]2018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上升,在我国对各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出更加严格的标准的同时,实现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战略经营目标已经成为各大企业为之奋斗的方向。煤炭企业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之一,近几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煤炭企业的经营发展而言,环境成本已经成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本文试从煤炭行业环境成本的基本组成及其管理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分析影响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策略。
丁东杰[3]2007年在《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煤炭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源之一，煤炭企业在其开采过程中严重污染矿区周围环境。随着煤炭开采量的增加，煤矸石的堆放面积越来越大，占用土地面积也就越来越多；煤矸石自燃造成大气污染，并降水形成酸雨，使土地酸化；洗煤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对土地和水质造成污染；在开采、运输过程中形成的粉尘影响人体健康；开采形成地面塌陷，引起前水体暴露，严重污染水资源，形成了较高的环境成本。在理论上，大量的研究是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对环境成本控制的研究现在还一般是针对制造型企业，而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这一点出发，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进行了研究，在全文中融入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的系统思想，采用事前进行预评价控制、事中清洁生产控制、事后审计控制。本文共有六个部分，其中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引言。在这部分中提出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背景；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意义作出阐述；并对环境成本控制国内外研究动态作出综述；最后简要说明本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概述。在这部分中阐明环境成本的概念；介绍环境成本的特征；随后基于资产科目、基于功能性分析对环境成本进行了分类；接着阐述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最后阐明环境成本控制与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第叁部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事前控制—环境预评价。首先，对煤炭开采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简述；其次对阐明煤炭开采环境影响评价与事前环境成本控制的关系；最后，以开采沉陷对环境影响的评价为例，对开采沉陷对环境的影响、开采沉陷环境影响评价步骤与程序进行了概述，以及开采沉陷的分项评价。第四部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事中控制—清洁生产。首先，阐述清洁生产的基本概念及涵义；其次阐明清洁生产与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事中控制的关系；再次，阐述清洁生产对煤炭企业生产领域环境成本控制作用；最后，阐明煤炭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第五部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事后控制—审计。首先，介绍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审计的概念；其次，阐述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审计准则与审计依据；随后，介绍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审计主要内容；最后分别就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审计目标和范围、审计证据和风险、审计程序分别进行了探讨。第六部分总结与展望。这部分首先本文所作的主要工作；另外，对下一步研究的工作进行展望。
鲍薇[4]2015年在《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构成及计量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但滞后的环境成本管理无法满足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如何利用合适的环境成本管理工具，优化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管理决策，从而促进煤炭企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是当下煤炭行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更全面的环境成本内涵指导下，提出可供借鉴的环境成本构成的确定方法，选择严谨并可行的方法对环境成本进行计量，对于进一步完善环境成本理论以及促进煤炭企业科学的环境成本管理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在环境经济学、环境成本管理、全生命周期成本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煤炭企业生产活动特点，确定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并从内部环境成本、外部环境成本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类。在此内涵框架指导下，以矿井生命周期为线索，剖析煤炭企业在矿井各阶段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探讨煤炭企业在矿井各阶段的环境成本构成，主要包括：矿井规划建设期的资源损耗环境成本；矿井生产运营期的煤矸石废弃环境成本、副产品循环利用环境成本、污染物排放环境成本；矿井弃置处理期的矿井弃置环境成本、地表塌陷环境成本；有关环境的管理及培训成本。根据分析得出的环境成本项目，提出在现有财务核算背景下具有可行性的环境成本计量指标选择，形成合理的计量方法。最后，本文以H矿业集团公司为例，对其近叁年的环境成本进行计量和分析，验证了环境成本构成的合理性及计量方法的可行性，体现了基于矿井生命周期的环境成本计量可以定位环境成本管理的关键环节，使企业的决策更有针对性。案例启示也提出了对计量方法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以及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建议。
朱朦[5]2016年在《煤炭企业完全成本管理控制研究》文中指出成本优势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2012年以来,国内煤炭市场形势严峻,煤炭产品价格一路走低,煤炭企业经济效益明显下滑,许多企业出现亏损现象,煤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煤炭企业存在对成本管控认知不足,管控技术手段落后,事前控制较少,成本核算内容不全面,成本动因可追溯性差等问题。因此,如何建立完善的成本管控体系,通过成本管控措施降低煤炭企业成本,是具有相当大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基于对国内外针对企业成本管控研究现状的学习与分析,本文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历史数据分析与逻辑推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煤炭企业完全成本管控进行研究,期望通过研究能为降低煤炭企业成本、提高煤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切实的理论帮助。本文首先分析研究了煤炭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运输和利用阶段)的外部成本。将我国煤炭产品的外部成本分为环境外部成本和价格扭曲外部成本两大类,并进一步构建了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及生态系统破坏的环境外部成本的核算框架,利用污染损害法将不易进行量化分析的环境外部成本进行了核算。通过对煤炭产品外部成本,特别是生产阶段外部成本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煤炭企业的社会成本以及环境成本的构成,为进行煤炭企业完全成本构成研究打下基础。并且通过计算吨煤环境外部成本,还可以为国家研究煤炭企业环境相关税费政策提供数据参考。本文通过对煤炭企业完全成本构成的研究,探索性的提出完全成本核算框架及核算方法。从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完全成本角度出发,将煤炭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成本(如环境成本和安全成本等)内部化,对煤炭企业完全成本构成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下煤炭企业成本核算体系并不完整,核算方法也需要进行改进。现行的核算体系缺失了对环境成本、安全成本、转产发展成本以及资金成本的核算,因此笔者探索性建立了煤炭企业完全成本核算框架,并将该框架与作业成本法相结合使用,以作业为基础,通过对每一项作业的动因进行分析,最终核算获得煤炭企业成本。作业成本法的运用可以提高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可以通过对生产环节中各关键点的控制实现成本管控力度的加强,并且由于其对成本动因的分析,可以为成本管控工作提供更为有效的基础资料,使煤炭企业成本核算结果更为接近煤炭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本文研究了煤炭企业成本的特点及成本影响因素。煤炭企业成本构成复杂,生产工作场所不断发生变化,工作面地质条件、资源赋存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成本变化,导致成本管理困难。另外煤炭企业成本还有前期投入大、受自然赋存条件影响大、安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较大、成本随生产周期变化等特点。煤炭企业成本影响因素繁多,主要可以分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和管理因素。这四类因素又具体包括如煤炭资源可采量、煤层埋深、煤层厚度、煤层倾角、煤岩稳定性、矿井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矿井灾害状况等级、回采率、矿井规模、矿井区域、矿井开采年限、原材料价格变动、电力价格变动、贷款利率浮动、国家相关法规、开采工艺、机械化程度、集中生产水平、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采掘协调水平等。文章针对企业成本中的各类成本分别进行了具体的影响因素分析,为煤炭企业成本预测和管控提供资料依据。本文针对煤炭企业成本预算建立了基于成本影响因素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能否准确的对煤炭企业成本进行预测,对煤炭企业的预算和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适用于对大规模、复杂的系统进行模拟、预测,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煤炭企业成本进行仿真模拟,通过建立影响煤炭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与各类成本之间的公式关系,来构建仿真模型,从而实现煤炭企业成本预测,为企业的成本控制提供支持。模型结构相对复杂,包含多条回路,具有高阶次、多变量、高度非线性、多重反馈等特征,主要把煤炭企业成本划分为资源成本、资金成本、生产准备成本、生产成本、安全成本、环境成本、转产发展成本七个大部分,并分别对其进行了预测值和历史数据的对比检验,结果表明,预测结果与历史真实成本基本吻合,可用于煤炭企业成本管控的实际工作中。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最后具体阐述了煤炭企业进行成本管控的措施,包括加快实现煤炭企业主体分离,减少煤炭企业由于“办社会”造成的成本上涨;加强企业职工的成本管控意识,加强对成本管控工作的监督；建立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馈相结合煤炭企业成本管理控制系统；加强相关专业人员培养,促进成本管控信息化建设；并根据对煤炭企业成本构成影响因素及仿真结果的分析,制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的具体控制制度：如通过提高煤炭资源的回采率,降低资源成本；通过精确勘查所获得的地质数据和优选设计方案,降低生产成本;在保证矿井建设质量的情况下,积极缩短工期,严格控制建设成本,严格执行工程验收,降低煤炭企业前期投入；强化生产要素控制,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强安全隐患排查,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大预防性安全成本投入,从而减少安全总成本支出；推广清洁生产技术,降低环境成本。从而实现煤炭企业成本管控的最终目标。
杜彦其[6]2016年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及政策评价研究》文中认为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大局。大规模的煤炭资源开采与利用,在带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因资源的粗放式开采,给区域带来了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资源快速损耗与生态环境持续破坏。这不仅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滞缓,而且加剧了地方生态赤字,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不断降低。为了弥补煤炭开采给地方造成的生态历史欠账,自2007年到2014年山西省作为国家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份实施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基金的征收与使用,使得山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区域产业结构日趋多元化、低碳化,民生福祉日益改善和提高,政策红利效应日益凸显。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填补了以前生态环境补偿缺位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提升至了政策操作层面。随着我国资源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进一步理顺资源税费关系,规范财税秩序,以促进资源合理开采利用,2014年12月山西省实施了八年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停征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税。虽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已经停征,以资源税替代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是一种进步,但基金政策带来的多重红利效应不容忽视,基金对生态环境补偿以及资源税费改革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值得我们深思。因此,积极研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的实现机理,总结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实施的经验,对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深化资源税费改革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基础上,将其扩展为“叁重红利”,即环境红利、经济红利和社会红利,并将其应用到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效果的研究。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使用,基于微观和宏观双重视角,结合跨期动态最优选择,分别从理论上阐释基金政策红利效应的微观作用机理及宏观扩散过程。并结合山西实际,从企业和地区两个层面分别量化这一政策带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后,结合山西实际,总结基金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征收与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红利效应,提出了完善资源税配套改革的设想及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工作、观点及结论如下:(1)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与推行,给区域带来了环境、经济与社会等多重红利效应。基金既不同于税,也不同于费,它能够做到专款专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本质上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补偿,是矿业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对矿山企业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可有效地影响和纠偏企业行为,从开采源头减缓资源损耗速度,减少生态环境破坏;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用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发展的财力和技术支持、对社会民生项目的建设,可直接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促进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善社会民生福祉,推动地区由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发展。(2)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从微观层面可以实现对企业经济行为及其相关变量的有效影响与纠偏,为政策红利效应的实现奠定微观基础。对煤炭开采企业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提升企业的资源回采率,促进企业增加对环境治理的投入,鼓励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实现企业产能规模的有效调整。企业资源回采率的提升、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技术的变革与创新、产能规模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保护矿区生态环境,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实现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的环境红利;基金政策的实施,通过对企业成本—收益改变的影响,有助于企业积极降低环境成本,提高资源、环境节约保护意识,通过其经济行为的优化及有关变量的调整,可促进企业逐步摆脱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发展,进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与转型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基金政策的经济红利。同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可抑制企业粗放式的资源开采行为,减少矿产资源开采中的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有利于矿区生态财富资本存量的保护,通过对矿区居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维持和社会共有财富的保护,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实现了政策的社会红利。(3)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使用,可对消费者、企业等多部门的经济主体及其变量产生影响,通过基金转化与跨期消费偏好的改变,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红利效应可实现宏观扩散与传递。基金对单个企业难以解决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直接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提高了生态财富资本存量,进一步扩散了政策的环境红利效应;通过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发展的财力和技术支持,促进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损耗,提高了产出水平,推动了地区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使得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保障了政策经济红利的实现;对分离企业办社会、棚户区改造、与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基金支持,直接惠及了地区居民的民生福祉,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实现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的社会红利。同时,基金的使用,可使得政策的红利效应得以进一步的扩散与传递:基金转化为全行业技术投资,政策红利实现跨行业扩散;基金使用改变居民跨时期消费偏好,政策红利实现跨代传递;基金投资积聚巨额社会资金,政策红利依托项目继续扩散;资源财富代际转化转移,红利效应惠及子孙后代。(4)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承载生态环境补偿的使命,对资源税费改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一方面,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承接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煤炭资源经济补偿的历史使命,继续将矿业收益转化为社会财富,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明确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开启了资源税费改革对矿产资源价值及环境保护在政策实践中的先河,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作用必将在新一轮的资源税费改革中得以延续和深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1)将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引入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双重红利可拓展为叁重红利。环境税双重红利主要侧重论述环境税的征收,可抑制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而形成绿色红利;通过对扭曲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可增加就业和产出,进而带来蓝色红利。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同于环境税,它能够专款专用,基金的设立,既能改善区域环境,带来环境红利;也能以技术创新、基金转化,带动地方转产转型,实现经济红利;同时,对社会民生相关事业发展的支持以及矿业收益转化,可改善社会民生福祉,进而实现社会红利。(2)对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作用机理的研究,从基金的征收与使用,基于微观与宏观视角,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仅限于环境税的征收环节;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是税,是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因此其红利效应的实现,发端于征收环节,扩大释放于使用环节。在征收环节,基于企业微观视角分析了基金政策作用于企业的影响过程,分析了政策红利效应发生的微观基础。从使用环节,基于消费者、企业等多部门的宏观视角分析了基金使用对各经济主体及其变量的影响,分析了基金政策的有效性,从基金转化与跨期消费偏好改变等方面,总结了基金政策红利效应的传导与扩散过程。(3)对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政策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基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为资源税配套改革提出了相关设想及对策建议。通过基金征收对山西五大国有煤业集团的影响,本文发现,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并不影响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经济利润是在不断地增加的,只是增幅较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煤炭资源回采率的提高,保护和节约了煤炭资源;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意识,减少了煤炭资源开采中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激发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提升了企业技术水平;影响和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结构,促进了企业非煤产业的发展。结合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山西省的使用,发现:基金的使用,降低了山西省污染物的排放量与能源消耗,增加了环境治理投资,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在不影响区域GDP增长的情况下,促进了山西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低碳化;对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人口就业,分离企业办社会等方面的基金投入,促进了山西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基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及其承载的作用与使命,新一轮的资源税费改革及配套设施建设,需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生态还补偿机制。
袁眉[7]2010年在《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文中认为煤炭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生产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煤炭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正确核算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强化环境成本控制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会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正确认识和研究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对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以及完善环境成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环境经济学、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理论,结合我国煤炭企业实际情况及煤炭生产的客观规律,对煤炭开采环境成本的定义、构成、分类、计量等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最后针对煤炭企业如何控制环境成本提出了措施和建议,以期为煤炭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如下:(1)本文从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方面,引出了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总结国内外关于企业环境成本研究现状,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2)本文从环境成本的内涵出发,介绍了企业环境成本的分类,总结了企业环境成本确认与计量的方法与步骤,并列出了如何设计企业环境成本报告,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3)从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自身特点入手,重新对该行业环境成本进行了界定和分类;从现行制度规定和目前相关研究出发,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进行探讨,提出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相应的确认标准、方式与计量方法;结合现行煤炭企业会计处理方法,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作出分类和科目设置,讨论了其账务处理和环境信息披露;在分析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煤炭企业如何控制环境成本提出了建议。(4)根据本文提出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方法,以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嘉乐泉煤矿为实例,验证了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李爱彬[8]2012年在《煤炭绿色物流系统构建与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煤炭物流作为煤炭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连接煤炭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与纽带，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支柱，但现有的煤炭物流系统各个环节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煤炭物流的发展而加剧。为了抑制煤炭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煤炭物流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角度对现行煤炭物流系统加以改进，建立一种生态环境共生型的煤炭绿色物流系统。因此，本文以传统煤炭物流为起点，以煤炭物流绿色化为目标，研究煤炭绿色物流系统的构建，并对其进一步优化，为政府制定煤炭绿色物流产业政策，引导推动煤炭企业实施绿色物流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首先，本文在对现行煤炭物流系统中“非绿色”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绿色”理念引入煤炭物流中，界定了煤炭绿色物流概念，并提出了煤炭发展绿色物流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煤炭发展绿色物流内外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建了煤炭绿色物流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理论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煤炭绿色物流影响因素作用进行测度分析，实证检验表明，内部动因、外部条件支撑、相关主体影响叁个因素则是通过驱动绿色物流效益间接对绿色物流实施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内部障碍则是通过绿色物流效益间接对绿色物流实施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政策制度对绿色物流实施意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绿色物流效益对绿色物流实施意愿产生正向影响。然后，构建煤炭绿色物流系统。基于系统的视角，以实现煤炭绿色物流系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为目标，构建了一个综合立体的煤炭绿色物流系统结构模型，从煤炭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平台、煤炭绿色物流信息平台、煤炭绿色物流应用平台、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对其进行结构和特征描述，分析了基于供应链的煤炭企业绿色物流系统构成，并重点阐明了煤炭绿色物流系统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煤炭绿色物流系统的运行模式。接着，优化煤炭绿色物流系统。一是针对我国煤炭运输物流现状和特点，基于绿色物流思想，引入运输外部成本，建立煤炭绿色物流运输调配优化模型，通过算例优化了我国煤炭资源调配线路，确定了我国不同供给地与需求地的最优运输调配量，并对运输外部成本进行估算分析。研究结果对于节约全社会煤炭运输成本，尽可能减少运输能源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二是建立煤炭绿色废弃物物流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选取了叁种具有代表性的废弃物物流模式进行灵敏度拟合分析。模拟结果表明，与传统废弃物物流模式及浅绿色废弃物物流模式相比，绿色废弃物物流模式下废弃物得到了有效综合的利用，由此带来产值增加最为明显，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优化。最后，系统地设计了煤炭绿色物流系统运行的机制。在分析煤炭发展绿色物流动力不足的原因及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设计了煤炭绿色物流利益驱动机制、政府激励机制、政府约束机制、技术推动机制、社会需求拉动机制。针对煤炭物流外部性的政府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重点设计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如何监督煤炭企业实施绿色物流的激励约束机制，详细分析了政府固定补贴、激励强度、检查概率、监督成本、惩罚力度等对煤炭绿色物流行为的影响，由此提出了政府的政策制度是推动煤炭绿色物流发展的关键。该论文有图72幅，表26个，参考文献258篇。
张艳[9]2011年在《环境系统再生产理论下的煤炭环境成本研究》文中认为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行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矿区的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环境在人类长期发展的历程中一直被视为“公共产品”,环境资源的产权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环境资源外部不经济,企业生产中对环境资源消耗和污染的成本大都转移给社会承担,造成环境资源的进一步恶化。环境问题根源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超出环境承载力且未对环境成本进行足额补偿。本文在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系统再生产理论下,分析煤炭再生产和环境系统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两系统间不断进行物质和生产要素地交换,构成一个复杂和有机的社会经济整体。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得出只有在两者之间进行合理适当补偿,才能实现社会与环境地协调持续发展。环境系统的再生产不仅仅是原有要素和结构等的简单复制,环境系统外部人类活动对环境成本的补偿,使得环境系统能满足当代人对环境资源的需求,而且能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降低人类生活质量。换言之,环境系统实现了简单再生产,这也是文章对环境足额补偿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文章第叁部分通过对现存煤炭行业环境问题和环境成本补偿现状分析,在环境系统再生产理论与环境成本足额补偿理论下分析对矿区环境承载力的内涵、属性以及环境单要素的量化研究进行讨论。基于环境承载力下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影响因素分析,构建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函数,利于分析各个要素对环境成本的响。环境承载力的属性决定了环境承载力在外部环境成本的补偿下是可以保持或提高的,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标准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同环境系统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文章第四部分从煤炭企业发生的与环境相关费用出发,“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对煤炭环境成本构成从环境成本的功能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另一类是防护功能发生的成本。随之文章从会计研究角度对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和补偿出发,结合枣庄煤矿从环境要素等方面主要采用影子工程法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方面来进行补偿核算。
李云[10]2014年在《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缺失与补偿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一方面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提供资源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制约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煤炭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会造成环境污染。煤炭行业作为高污染行业之一,在采煤生产过程中会对矿区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甚至对矿区以外的环境造成污染。然而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煤炭企业在做生产经营决策时,往往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很少考虑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目前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国家环保法规逐渐完善,煤炭企业迫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必须加强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因此加强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势在必行。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环境成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重点分析了煤炭企业现行成本计算中存在环境成本的缺失,然后选择适当的方法计量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从而为实现环境成本足额补偿提供依据,最后提出了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补偿措施,并且通过实际案例来证实理论分析。以期对我国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尽微薄之力,实现煤炭企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研究[D]. 王素辉. 山东科技大学. 2004
[2]. 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研究[J]. 李伟玲. 大众投资指南. 2018
[3].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研究[D]. 丁东杰. 山东科技大学. 2007
[4].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的构成及计量研究[D]. 鲍薇. 华东交通大学. 2015
[5]. 煤炭企业完全成本管理控制研究[D]. 朱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
[6].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及政策评价研究[D]. 杜彦其.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7].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D]. 袁眉. 太原理工大学. 2010
[8]. 煤炭绿色物流系统构建与优化研究[D]. 李爱彬. 中国矿业大学. 2012
[9]. 环境系统再生产理论下的煤炭环境成本研究[D]. 张艳. 山东科技大学. 2011
[10].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缺失与补偿研究[D]. 李云. 河南理工大学. 2014
标签：矿业工程论文; 工业经济论文; 环境成本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企业环境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煤炭行业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绿色物流论文; 成本分析论文; 项目成本控制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控制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煤炭污染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生态补偿论文; 煤炭能源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管控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