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淑红[1]2003年在《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转轨》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变革起始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民主”口号激发起来的政治热情并没有维持下去就很快发生了变化。伴随着政治冷漠的政治参与出现了组织化参与的无力和个体化参与的不确定等特点。一则是由于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没有催生出大批的中产阶级，反而使社会趋于极富和极贫；二则是由于在经济变动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化尚未确立之前就建立了政党，其先天的软弱性和后天的不成熟性使之更多地和利益集团纠缠在一起，受到利益集团的制约；叁则是由于总统集权制的形成制约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这样，公民政治参与的整个发展过程无法摆脱传统“权威崇拜”思想的框框并受到媒体的主导。而媒体一开始是被知识分子后来是被利益集团所操纵，这直接对俄的政治转轨产生影响，使俄在向民主政治转轨的过程中呈现出权威制和寡头制的特点。普京上台后，一系列带有“权威”色彩的新举措暗示公民的政治参与可能发生变化。但在短时期内，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仍处于发展初期，不排除发生民主的短暂回潮的可能。
陶林[2]2011年在《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和重组,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政治现象。分析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及演变,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途径、特征、影响和趋势,得出有益的启示对于转型国家出现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正是基于此,本文以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等方法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包括八大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方法,论文的重要概念界定,论文框架、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分析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历史演变,首先系统探讨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历史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政治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是经济原因；转型时期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文化根源；俄罗斯转型时期阶级阶层的分化是社会根源。其次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发展演变有叁个历史时期：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叶利钦时期的发展壮大和普京梅德韦杰夫时期的转变。指出苏联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和蜕变既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源之一,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雏形。第二章介绍转型时期俄罗斯的主要利益集团。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应当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主要的利益集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俄罗斯转型时期大体分为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两个阶段。首先对于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分类进行了阐述。然后介绍了叶利钦时期的以金融工业集团、石油天然气工业集团、军工利益集团、地方利益集团为主要代表的利益集团概况。最后介绍了普京执政后打击寡头干政,原七大寡头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现状以及俄罗斯新寡头的兴起和强力部门利益集团的出现。第叁章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为了达到和维护自己集团的切身利益,进行政治参与的六个案例。包括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尤科斯事件的折射；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安大输油管线之争的折射；俄罗斯军工利益集团与俄罗斯军火出口；俄罗斯石油工业集团与俄罗斯里海能源政策决策；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参与——1997年银行家的战争。第四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剖析。阐述和总结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四个主要途径。在对美国和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比较的过程中提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特征：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主体发展不平衡、政治参与的游说对象比较集中、制度供给有限、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自身成熟度低、对寡头政治的治理可谓初见成效。第五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互动。强调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供给密切相关。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特殊的社会大环境。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对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深远影响。第六章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治理与展望。首先提出了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其次分析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与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互动效应。认为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是俄罗斯政治民主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推动作用是有限的。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应当在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谨慎的推进和扩大俄罗斯利益集团有序政治参与。最后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趋势展望；分析了当前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存在的问题,指出俄罗斯政治民主化进程任重道远,带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使俄罗斯利益集团从寡头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重视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及其治理,是一个长期的重大课题。结束语部分,总体评价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得出基本的结论,并认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及治理对于广大的转型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徐臻[3]2017年在《普京政治改革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进入到了普京时代。在普京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想的指引下,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普京的政治改革对俄罗斯政治发展和整个国家的转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普京政治改革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利于掌握俄罗斯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有利于探索不同国家政治改革发展道路存在的差异,能够更好地拓展并丰富政治学尤其是关于政治发展、转型改革的相关理论,提升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实际价值。本文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参考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采取文献研究、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式,以“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为主题(对象)展开研究,形成了 “前言+六章”主体内容的最终成果,先后分析了普京政治改革的背景、思想理论、演进历程和主要内容,以及普京政治改革的影响和局限性,最后阐述了普京政治改革的经验和启示。相对以往成果,本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是通过对“俄罗斯新思想”、“普京主义”、“权威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增加了对普京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理论阐释,论证了 “权威主义政治”是普京政治改革的现实选择;二是本文分“叁个时期”即“八年执政”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新普京时期”对普京政治改革的演进历程和主要措施进行了梳理(特别是“新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政治改革,这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相对较少、且是研究俄罗斯政治发展前景必须解决的问题);叁是对普京政治改革的影响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论证了普京政治改革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普京政治改革一些具体措施产生的负面影响,普京政治改革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方面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关于普京政治改革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普京的政治改革在“叁个时期”先后经历了“发起和奠基”、“展开和发力”、“延续和过渡”、“突破和深入”四个演进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普京在俄罗斯的联邦制、多党制、议会制、司法与行政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对寡头干政进行了整肃,对俄罗斯的官员腐败进行了整治。虽然同一领域的改革措施在不同时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由于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条件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普京政治改革的重心、侧重点和具体措施也相应地在进行不断调整和改变。本文认为,在普京政治改革的促进下,俄罗斯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选择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道路,俄罗斯政党政治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发展,俄罗斯公民社会建设步伐正在加快,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恢复,这些都是普京政治改革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受到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掣肘,受到超级总统制等一些制度性缺陷的影响,普京政治改革的许多措施同样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有的改革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俄罗斯未来民主政治发展之路还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甚至可能充满曲折和变数。普京的政治改革及其影响研究启示我们: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同经济改革与发展互为条件,要在经济改革中不断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且健康发展的环境;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政治改革要围绕民主政治发展这一基本目标,为民主发展提供应有的政治稳定、政治效率和政治发展;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需要相应政治文化来支撑,推进政治改革不能忽视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利用,特别是对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需要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重要基础,要重视公民社会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加强公民教育。总之,政治改革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来进行才能取得成功,任何脱离国家的实际国情而进行的激进改革都不可能取得良好成效。
张钦文[4]2015年在《俄罗斯转型期意识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意识形态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引领、支配并规范着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国家转型之路,一度将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极权制度的标志予以否定。国家意识形态缺失的思想多元化导致俄罗斯民族经历了深刻的国家认同和基本价值观危机。叶利钦执政后期开始把建设“俄罗斯民族思想”作为政治任务提上日程；普京当选总统后,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自觉认知、实践探索和理性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普京主义”思想体系。“普京主义”在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外交独立和恢复强国形象和大国地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外目前直接以俄罗斯意识形态为主题的研究并不多,且比较零散。俄罗斯意识形态构建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最新研究成果也较少。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期意识形态为题,选取四个重点问题进行研究：一是梳理转型期俄罗斯意识形态历史演变的主要脉络；二是分析“普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叁是揭示俄罗斯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经济外交间的多元互动关系；四是探讨俄罗斯意识形态国家掌控的内在逻辑和具体路径。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构建了文章的基本框架。第一章概述了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使相关研究有一个相对明晰的前提；第二章阐述了俄罗斯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第叁章对转型期俄罗斯意识形态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第四章探讨了“普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第五章阐述了俄罗斯意识形态国家掌控的理论、现实和行为逻辑,并总结了其具体途径。第六章探讨了俄罗斯意识形态对社会转型各方面中的影响。第七章探讨了俄罗斯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本文在结束语部分对转型期俄罗斯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初步提炼了俄罗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为各转型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借鉴,并对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合理预测。
张国良[5]2013年在《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态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当代各国政治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当前世界上的195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党,政党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行为模式也已经得到广泛承认。俄罗斯政党政治的转型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政治转轨一起进行的。政党制度从苏联时期的一党专政制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多党制转变。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政党政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多党政治雏形期、多党政治建立与发展期、多党政治规范化发展期和多党政治巩固调整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俄罗斯政党政治不同发展特点。议会四大政党在面对当前俄罗斯复杂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多变的国际外部环境,并没有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积极寻求政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效路径,不断加强政党建设,呈现出了有别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特征。多党并存的政党格局下,呈现出“政权党”一党独大,意识形态不断弱化,党的建设和理论创新更加实用主义等特点。然而,俄罗斯政党在“总统集权制”和政党体系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政党作用受到限制,政党政治发展也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受到制约。从整体来看,俄罗斯政党政治逐渐规范化、法制化,政党作用不断加强,政党制度不断成熟。但政党格局的变化、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延续、政党竞争力的缺失及“普梅组合”都给俄罗斯政党政治未来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俄罗斯要发展起足够成熟的政党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庞大鹏[6]2003年在《俄罗斯政治转轨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论文把握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整体进程，结合俄罗斯现实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研究俄罗斯宪政制度的确立与演变。论文将俄罗斯政治转轨分为启动阶段、进行阶段、基本完成阶段和完善阶段，突出论述了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整体进程和各种制度的相互影响。 导论阐明了论文选题的来源、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论文框架设计、论文创新等问题。 第一章论述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启动阶段。苏联政治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弊端，正是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根本动因，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改革则是政治转轨的直接动因。俄罗斯的政治转轨的很多特点均源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研究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启动阶段，核心就是探讨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对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影响。政治转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立法机构的重建。立法机构重建有其历史、现实及必然因素。 第二章论述俄罗斯政治转轨的进行阶段。立法机构重建的问题一旦被提上政治转轨的日程，政治转轨就转入实质阶段。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权限划分是立法机构重建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俄罗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权限划分经历两个阶段：立法机构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权力划分；立法机构与总统的权力划分。俄罗斯多党制出现的背景，具有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真正分立促成了多党制的雏形。立法机构重建意味着随结构变化而重新变动组成结构的原则和方法，俄罗斯需要重新制定新的选举制度，以适应立法机构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多党制诞生了。 第叁章继续论述俄罗斯政治转轨的进行阶段。在苏联解体后，立法权限的第二个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在国家权力体制问题上的矛盾，导致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权限划分的激化。最终激化的矛盾无法调和，发生十月事件。俄罗斯在1993年通过了体现宪政精神的现行宪法，并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体制。宪法监督是司法机构的重要职能。俄罗斯一共经历了两种类型的宪法监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本身担负宪法监督的职责和宪法法院担任宪法监督的职责。宪法法院的审理实践对俄罗斯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章论述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基本完成阶段。体现宪政精神的1993宪法通过后，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权限划分得以明确，俄罗斯政治转轨转入政权形态日渐明朗化的巩固阶段，特点是政治规范与政治秩序开始实现制度化。立法机构开始以议会党团为运作方式。立法机构职能的明确，促进了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的完善。1996年总统大选后，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修宪问题上。 第五章论述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完善阶段。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完善阶段。俄罗斯出现了更富稳定性的普京现象。俄罗斯为了完善宪政制度采取了重要的政治措施，包括国家权力纵向分权的规范、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行政机构自身建设、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关系的改善、政党制度规范化等。 在结束语中，笔者尝试着对政治转轨的基本规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文化等若干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孔令秋[7]2015年在《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与转型秩序重建》文中提出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及俄罗斯转型秩序重建过程中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回应机制,揭示了俄罗斯法治秩序自主化探索与实践的深层动因以及“民间治理”的特殊路径与走向,并以此为鉴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与策略。本文采取了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一、全球“社团革命”与治理秩序的兴起在西方国家,无论是主张市场自由主义,还是倡导国家干预理论,其背后都蕴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界域的深层次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政府和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市场在不同的阶段都曾经成为社会控制的主导性力量,西方国家也在实践中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与秩序危机。“市场失灵”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为解决市场失灵而推行的“凯恩斯主义”则又使西方国家陷入“政府失灵”的境地,所以,“政府失灵”又意味着国家权力“全能”的幻灭。在当今时代,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单纯依靠社会或单纯依靠国家都无法实现对秩序的重新构建,这说明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与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以共同解决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实现权力与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利的互动平衡发展。全球“社团革命”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型塑的深层动因与时代症候。全球“社团革命”中兴起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分享国家权力,进行“民间治理”的重要主体,弥补了市场与政府的不能担当,塑造了新型的权力与权利格局并成为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基于应对复杂的社会危机、民主危机以及信任危机等等,开始寻求“第叁条道路”,治理思潮随之兴起,并对治理实践做出理论回应。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权力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的双向流变。从“统治”走向“治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从“统治”走向“治理”缓解了国家与社会的张力,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处;其次,从“统治”走向“治理”实现了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而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则是应对当代复杂和多风险社会的最有效途径;再次,从“统治”走向“治理”意味着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定位,推动了新的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形成。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处在从“统治”走向“治理”的深刻变革当中,尽管具体路径与策略不同,但都实现着从国家一元的强制性秩序向多元协商的自主性秩序的转变,这种变革蕴含着浓厚的民主化、法治化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转型国家对治理秩序的探索更具有艰巨性与复杂性。转型国家的治理变革包括政治体制由集权向民主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思想意识上由迷信国家到权威的多中心化的转变,所以,转型国家的治理变革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从烈度上看,都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俄罗斯的治理变革是以西方为样本,由国家启动并以激进的方式进行的,历经转型后的一系列失败、挫折与阵痛后,终于走上了一条自主化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俄罗斯道路”体现了西方经验的“普适性”与俄罗斯的“地方性”的契合,使俄罗斯走出了转型秩序困境。“俄罗斯道路”不仅为俄罗斯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出路和契机,而且,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新型范本。二、叶利钦时期的非政府组织崛起与治理失衡十月革命后,在色彩浓厚的国家主义的指引下,苏联开始了“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党政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公有制使苏联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格局,社会完全板结于国家之中,权力与资源均由国家自上而下单向度配置。1936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并以宪法的形式对集权政治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予以保护,这意味着苏联“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统治模式的定型。高度集权的议行合一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强国。基于对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艳羡,民族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开始纷纷仿效苏联建立了“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统治模式,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也将苏联模式作为学习的模本,“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统治模式不断传播、扩大。然而,由于高度的集权体制导致社会活力的缺失,在“治理”缺位的情况下,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为了走出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的困境,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民主政治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向,但由于改革策略失当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共同作用下,苏联最终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苏联模式予以全盘否定。为了重建俄罗斯,叶利钦总统采取了“全盘西化”的变革策略,试图仿效西方国家,在短期内构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此,叶利钦进行了理想的制度设计,在政治方面,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并且确立了权力相互制约的叁权分立制度;在经济方面,实行私有化,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在社会方面,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目标,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在理想的设计之后,叶利钦便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转型,对传统的体制予以彻底颠覆,但叶利钦“全盘西化”的变革战略明显暴露出对法治基本内核的理解和关注的缺失。叶利钦仿照西方的架构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为了建立有限政府和强大的公民社会,叶利钦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同时,由于国家权力从社会抽离后,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使社会产生了自治的需求与压力,在此背景下,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瞬间崛起。这些非政府组织基于公益和维护相关群体利益的需要,开始在“民间治理”中崭露头角,俄罗斯的多元治理格局初步形成。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崛起是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在国家架构中的定位是分解国家权力,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和公众有效沟通的桥梁。而非政府组织在“民间治理”中的使命是代表利益群体,进行政治参与;承接国家权能,实现社会自治;促进社会整合,增强社会凝聚力。1993年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中确定了结社自由原则,而后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俄罗斯联邦非营利组织法》和《俄罗斯联邦慈善法》,这些法律的制定使非政府组织在制度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确认。但是,由于改革的仓促性与不成熟性,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都陷入困顿当中。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使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需要承担更多的使命,包括集权的困境及权力分解的使命,权力真空的困境与社会自治的使命以及恶性竞争的困境与实现公平的使命。叶利钦的改革虽然使俄罗斯出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多元治理格局,但由于西方化的制度形式与本土国情之间的深层张力,使俄罗斯模仿西方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畸形发展。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所建立的有限政府因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丧失而演变成“弱政府”,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严重乏力。俄罗斯转型中所出现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被寡头精英或西方政治势力所控制,在“民间治理”中表现出明显的治理能力不足。畸形的国家治理和低效的“民间治理”使俄罗斯出现了转轨中民主政治的乱象、市场经济中的丛林法则以及社会的分裂与混乱,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秩序危机当中。叁、普京时期的“民间治理”能力塑造与秩序重建叶利钦时期“破旧有方,建新乏术”的激进变革使俄罗斯陷入深重的秩序危机,普京担任总统后,开始进行治理理念的调整与治理体系的重组,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弱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格局,转向“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治理结构指向。普京以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的“俄罗斯思想”作为强国家与强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以寻求为俄罗斯所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构建。首先,普京通过树立宪法权威,整顿宪法秩序,加强了以“可控性”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强有力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推动“有效的经济”等方式实现强国家的建设;其次,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可控性民主”为基础,打造理性的“社会回应”,并通过资金支持,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此来加强强社会的构建。在非政府组织发展策略上,普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放任发展的态度,通过立法对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外国代理人予以法律规制,以创建新的非政府组织和唤醒国家与民族意识等方式与功能异化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抗衡,以此来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在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治理理念下,普京致力于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建构。首先,2001年,在国家的推动下,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与总统和政府高层共同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公民论坛”,标志着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互动交流平台的正式产生。其次,2006年,俄罗斯成立了社会院,各社会团体代表可以通过社会院的协商机制商讨国家的重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另外,俄罗斯还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协商民主体制,使其成为重要的立法参与主体,在立法过程中,邀请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通过以上机制和平台,俄罗斯实现了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博弈。通过治理理念的调整和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建立,普京时期的“民间治理”在俄罗斯的转型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非政府组织承载的多元民主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治理秩序生成创造了条件。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俄罗斯公民权利诉求的不断增长,使社会产生了利益表达机制的内在需求,具有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则承载了多元的民主诉求,通过普京时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搭建,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国家的公共决策当中,从而使公共政策具有了民意基础而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其次,“民间治理”实现了对纵向权力的分解与对横向权利的平衡。原苏联时期的“全能型国家”使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社会制约的国家权力反而对社会构成了严重的侵蚀,而以非政府组织为重要主体的“民间治理”则对国家权力进行了纵向的分解,既分享了原苏联时期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同时,以自治空间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运行界域,构筑了防止权力侵犯权利的堤坝。而且,非政府组织通过自治规则与非正式规范,培养成员之间的互惠、合作以及信任等公民精神,并通过理性博弈实现横向权利之间的平衡。再次,“民间治理”实现了公民精神塑造并推动了公民的理性民主参与。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与国家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臣民或人民身份导致了俄罗斯公民精神的缺失,使俄罗斯历史上“为权利而斗争”的非理性行动比比皆是。而非政府组织则能够通过价值观的整合与利益的平衡,培养公民的理性宽容与妥协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并以谈判、协商等方式,理性的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俄罗斯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决策以及参与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就是公民理性民主参与的重要体现。最后,“民间治理”推动了价值共识、制度认同与自律秩序的生成。普京时期,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能力明显增强。一方面,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公民精神的塑造和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而形成价值共识,推动共同遵守的非正式规范的形成;另一方面,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非政府组织在立法的过程中,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理性协商促进共识的形成,进而产生体现多元利益的正式法律制度。因此,无论是非正式规范还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均因为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而增强了公民对制度的认同感,进而推动了自律秩序的生成。四、“民间治理”的俄罗斯之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格局以及“民间治理”的秩序生发机制是在西方的语境下产生的,俄罗斯仿效西方所进行的秩序变革和对法治之路的探求不可避免的充斥着西方的经验逻辑与俄罗斯“地方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张力。西方的“民间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长期博弈的背景下产生的,“民间治理”在形成之初就具有自发性;而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则是为了实现西方的民主法治而由国家推动形成的,具有人为构建性并体现出了对国家较强的依赖性,“民间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导向。转型之初,基于对西方经验的浪漫寄托,叶利钦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改革策略。俄罗斯采取了“全盘西化”的变革路径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叶利钦认为西方经验是俄罗斯重拾大国梦想的必由之路,强国主义情结坚定了俄罗斯将“全盘西化”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二律背反”的民族性格是俄罗斯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主观因素,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具有一定的极端主义倾向,当苏联模式被否定后,转而寻求完全相反的路径。叁是西方国家承诺予以资助以帮助俄罗斯度过难关是俄罗斯走西化路线的外在动力。叶利钦在构建了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后,便对非政府组织采取了放任发展的态度。但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缺乏自治传统的国度里,对社会的完全放任根本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公民社会,而且,基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仿效西方所建立的叁权分立制度以及有限政府也陷入了权力争夺的误区,有限政府演化为弱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转型困境使俄罗斯陷入治理实践的迷茫之中。经济的停滞、政治的混乱以及“民间治理”的孱弱宣告了俄罗斯“全盘西化”的“乌托邦”精神的终结。叶利钦时期以西方为样本所进行的社会结构转型为俄罗斯走自主化道路确定了基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但由于缺乏对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本土国情的关注而陷入治理误区。普京时期则在叶利钦改革框架的基础上,将更多的俄罗斯元素注入到治理变革当中,寻求西方经验与俄罗斯“地方性”的结合点,进行自主化道路的探索与尝试。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特殊的路径与走向。首先,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强均衡”来推动治理秩序的形成是俄罗斯治理之路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决定了俄罗斯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强国家”在俄罗斯治理秩序生成中必须承担主导性角色,而“强社会”则能为俄罗斯治理秩序的生成提供社会根基;其次,俄罗斯初步形成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的耦合秩序。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框架的确立以及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回应共同推动了俄罗斯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再次,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明显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依赖。在俄罗斯的“民间治理”中,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是影响俄罗斯“民间治理”不可忽视的传统因素,并使俄罗斯的“民间治理”具有浓厚的“东方专制主义”特质;最后,根据俄罗斯的传统与现实国情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俄罗斯与西方的秩序观会由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在治理的过程中,俄罗斯仍然会坚持强国家取向,同时,“民间治理”的功能会不断提高,“民间治理”的空间也会不断拓展,并在俄罗斯的秩序重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五、俄罗斯与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反思与借鉴中国与俄罗斯都是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浓重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结构中,礼治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建立的“全能型国家”与“总体性社会”使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集权体制使社会自治空间被严重挤压,并导致了严重的秩序危机。迫于发展的压力,中国以国家为驱动力,开启了社会结构转型。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没有采取激进的变革方式,而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的进行,并提出了“依法治国”,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治秩序。但由于采取了“国家主义”的法治建设路径,忽视了社会对法治秩序生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中国的法治建设陷入深层的困境当中,出现了法律规则的形式化与低效化,权力扩张的法律化与“正当化”以及司法理念的政治化与工具化等等。导致权力难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社会活力不足,公共政策合法性受到质疑。俄罗斯的转型秩序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策略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反思与借鉴意义。中国与俄罗斯具有类似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及秩序建构逻辑,并且原来都同属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基因的同质性和转型起点的相同性决定了当代中国借鉴俄罗斯治理秩序的路径与策略的可能性。当然,俄罗斯的国情与当代中国的国情具有很多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中国对俄罗斯治理与法治推进方式借鉴的限度,即不能简单的照抄照搬。俄罗斯秩序重构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双向的经验与教训,包括治理路径与法治建设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问题、激进主义与渐近主义的变革方式问题、国家与社会界分及其关系的塑造问题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及“民间治理”在法治秩序建构中的主体地位问题等等。在道路选择上,纵观俄罗斯的治理变革与法治秩序构建历程及俄罗斯“民间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当代中国必须走“自主化”发展的“法治中国”之路,一是要借鉴西方经验,坚持法治的底线原则。通过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互动合作,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权利的合理保护,促进公平正义的法治秩序的实现;二是正视传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俄罗斯改革初期对传统的忽视是俄罗斯陷入转型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重视历史传统,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注入到当代中国的法律精神与法律体系中;叁是关注现实,重视法治的中国特性。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治理秩序必须建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民意表达机制,同时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在治理模式上,当代中国必须确立“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坚持国家在治理与法治建设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调动社会在治理中的参与潜力与使命感,提高“民间治理”能力,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回应。在具体策略上,建立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双重秩序生发机制。法治秩序的构建是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利的互动平衡中实现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中实现建构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的耦合。首先,通过树立宪法权威、实现依法执政以及进行顶层设计等举措以增强国家在治理中的权威性;其次,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使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立法、实现社会自治以及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次,实现国家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同步推进与互塑回应,一方面,需要以“民间治理”促动国家治理权威性的提升,另一方面,需要以国家治理推进“民间治理”有效性的增强,最终通过双重秩序生发机制来实现当代中国的法治秩序。
冯玉军[8]2001年在《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是以担负对外政策职能的国家政治机构为核心、在政治系统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下，按照相应组织结构运作从而将来自外部环境的要求与支持转化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组织体系。俄罗斯独立十年来，在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总统高度集权和对参与对外政策过程的执行权力机构的直接领导为根本特征、各对外政策职能部门之间的水平联系相对较弱、立法机构只拥有有限制衡权、各种社会性因素以不同方式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单向垂直结构。然而与建立法制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解体后十年国内政局动荡的宏观背景相吻合，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动态运作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矛盾性与不稳定性，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运作规则、决策程序等也都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与完善。 本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批判性地吸收西方与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从分析转轨时期俄罗斯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总体特点、剖析当代俄罗斯有关外交与安全问题的法律法规入手，研究了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权力机构、利益集团、对外政策智囊库、大众传媒等因素在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中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机制的静态结构，分析了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动态运作的特点和规律，归纳出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的叁种模式，并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
齐琪[9]2015年在《转轨深化中创新驱动的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下,试图以激进的改革方式彻底转变传统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全身而退,让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和加剧分离的公民社会自发管理国家,导致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频频下降,俄罗斯转型也面临着国家整体制度结构崩溃的危机。普京上台后,以渐进的制度改革来缓解国家治理危机,对政府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公民社会进行了创新改革,创新一方面体现在普京对叶利钦时期遗留下的种种制度弊端进行修正,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体制的转轨,在此过程中通过提升行政效率、打击政治腐败、转变政府职能,以及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适度干预来推动国家发展。除此之外,在经济方面,构建创新驱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意识到了高度依赖能源资源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为了摆脱“资源优势陷阱”,俄罗斯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并不断调节经济结构。在公民社会方面,进一步加强社会稳定性,整合公民社会的秩序,改善社会畸形结构,缩小贫富收入差距。如今,俄罗斯让创新贯彻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不仅促使国家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叁要素相互耦合,也推进创新驱动与国家治理能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从而实现和谐发展,使俄罗斯逐步向创新驱动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目标前进。
范思凯[10]2016年在《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在传统的计划模式下,国家完全掌控社会资源,把市场和社会纳入到国家统治之内。社会运行僵化、呆滞,正式的统一的市场形同虚设,黑市盛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被重塑,国家要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留出自主决策的权能和空间。因此,市场化民主化的转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重构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国家行动体从控制向治理策略的转化。这些变化和发展也可以归结为人类行为与社会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的历史过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是由原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本质上就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纵观俄罗斯转轨进程,会发现从国家主义取向、自由市场取向再到社会权利取向,俄罗斯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不断调整与重构,出现阶段性的结构性失衡,始终未能实现叁者关系的有机协调,市场化与民主化相互并行而又充满冲突与矛盾,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合作与博弈关系的反映。国家、市场和社会是维系治理秩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叁大治理机制,各自具有优势和不足,只有综合利用这叁种机制,使之优势互补、动态协调,才能促进秩序稳定和持久繁荣。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轨过程的梳理,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作用,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详细分析了俄罗斯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国家权力、市场资本以及社会力量的格局、特征与相互作用的内容机理及产生效果。论文共分为8章,第1章为绪论,第2到7章为论文主体部分,第8章为论文的前景展望及结论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及评价、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及不足。第2章以国家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为基础,从国家、市场、社会叁者关系的角度阐述并界定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本质内涵。第3章基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给予一般性的理论解释,为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道路的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梳理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的阶段性历程。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占绝对优的政府统制经济,有国家、无市场、无社会,国家“脱嵌”于社会,叁种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严重失衡。转型之初,遵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弱化国家职能,市场“脱嵌”于社会,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进入新的结构性失衡。叶利钦中后期,国家与资本形成合流,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利益；而普京时代则通过国家打压市场寡头资本,政策利益向社会倾斜。第5章分析俄罗斯市场化转型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从转型初期市场至上主义下国家的弱化虚无,到叶利钦中后期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再到普京任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发展模式。论述分析不同阶段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变化与相互作用及其转型效果。最后提出了构建保护市场秩序的国家定位。第6章分析俄罗斯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俄罗斯转型前社会结构变迁引致民主化转型,民主化转型致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从转型不同阶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叶利钦时代“亲市场”的策略选择造成社会阶层结构深刻调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普京实施社会取向的国家主义政策,社会相对稳定,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深化民主化转型,对市场效率改善有所制约和影响。最后提出了构建保障社会公正的国家定位。第7章分析俄罗斯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回答关于下一步转型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构化协调的观点和相关条件。俄罗斯转型的困境表现为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实际上是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内在矛盾所形成的转型怪圈,找到俄罗斯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动态平衡”的模式至关重要。从理论上基于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路径分析俄罗斯下一阶段的转型有叁种可能性,指出最有可能走向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国家与市场、社会动态平衡状态。从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协调演进的视角,提出了结构化协调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包括宏观的制度协调、中观的组织协调、微观的策略协调。宏观制度协调是一种静态、稳态的协调,即使微观策略有所失误,也不会影响稳态协调,但如果宏观体制不协调,则策略协调也不具有长远稳定性。而中观的社会组织与个体协调,则是制度协调的基础,它决定了策略和制度协调能否发挥作用以及作用效果程度。第8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整个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民主化实践进行反思。指出了转型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面临着国内与国际“双重民主化”的现实矛盾。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论述。随着资本的全球化配置,市场的控制力量开始影响国家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市场化民主化转型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对中国转型和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论述与前景展望。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转轨[D]. 霍淑红. 山西大学. 2003
[2]. 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研究[D]. 陶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3]. 普京政治改革及其影响研究[D]. 徐臻.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4]. 俄罗斯转型期意识形态研究[D]. 张钦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5]. 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态势研究[D]. 张国良. 山东大学. 2013
[6]. 俄罗斯政治转轨分析[D]. 庞大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7].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治理”与转型秩序重建[D]. 孔令秋. 华东政法大学. 2015
[8]. 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研究[D]. 冯玉军. 外交学院. 2001
[9]. 转轨深化中创新驱动的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研究[D]. 齐琪. 黑龙江大学. 2015
[10]. 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转型中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研究[D]. 范思凯. 辽宁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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