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宏[1]2012年在《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彰显的大背景下，外宣材料的翻译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它对展现中国的良好形象、传播中国的立场和政治主张、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家软实力、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维系世界和平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外宣材料的翻译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特点。材料本身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政治色彩，且讲究实效性。在翻译过程中，源语社会和目的语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都从宏观或微观等方面影响外宣翻译的质量和水平。作为语言和文化的载体，外宣材料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因此，本文重点从外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入手，以跨文化语用学为理论框架，探讨如何消解外宣翻译中的文化障碍以实现有效、成功的外宣翻译。本论文共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论文的总体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进行了总体评述及就跨文化语用学理论及与外宣翻译相关的理论如：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概述；同时回顾了跨文化语用学国内外主要研究进展。第叁章：跨文化背景下外宣翻译的原则本章重点阐述了外宣翻译中的六条原则，即内外有别原则、外外有别原则、含而不露原则、语篇为中心原则、增进理解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等。第四章：跨文化外宣翻译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对策外宣翻译中的问题主要由语言内错误和语言外错误两个方面所导致。针对上述问题的改进对策包括厘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改进措施等，以处理好翻译过程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及社会差异。第五章：跨文化语用学与外宣翻译的关联性研究本章重点阐述了叁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阐释；二是跨文化语用语言层面与外宣翻译的关系；叁是跨文化社交语用层面与外宣翻译的关系。第六章：跨文化语用学框架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在跨文化语用学理论的框架下，以案例的形式具体论述了在报纸、杂志、广告及新闻发布会等方面外宣翻译的特点及翻译策略。重点指出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及在外宣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第七章：结论就本研究的发现、研究的局限性及本研究的发展方向分别做了阐述。
温年芳[2]2012年在《系统中的戏剧翻译》文中研究指明翻译研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整体的翻译研究已经跨越了以往规约性的研究后，国内的戏剧翻译研究仍主要局限于规约性的研究视角。因此，本研究拟将1977-2010年的英美戏剧汉译视作翻译文学的一个子系统，以多元系统论和文学操控论为主要理论框架，引入系统中的戏剧翻译这一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的英美戏剧汉译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又受到哪些操控和改写以确保其译介的合法性，它对译入语文化又产生何种建构作用，并考察该阶段英美戏剧汉译剧库的变化、剧库地位的异同、并尝试解释其异同。全文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交待论文的选题定位、选题理据、理论基础、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回顾了已有的戏剧翻译研究成果和局限：研究者以语言学、语用学、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解构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围绕“可表演性”（“performability”）、“上口性”（“speakability”）、“动作文本或潜台词”（“subtext”）和“戏剧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这反映出国内目前戏剧翻译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已有的研究以规约性戏剧翻译研究为主，二是1977-2010年英美戏剧汉译史研究的缺失。第二章介绍了1949-2010年的英美戏剧汉译概况，以初步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英美戏剧汉译全貌。第叁章着眼于1977-1989年的英美戏剧汉译，分析它们如何被操控和改写以适应译入语社会、剧作家剧库地位的不同及原因、以及它们对本土戏剧的建构作用。第四章对1990-1997年的英美戏剧汉译数量陡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其赞助体系的变化、其原因、其表现及其对英美戏剧汉译子系统的影响。第五章对1998-2010年的英美戏剧汉译子系统所受的操控及翻译选材的经典化和多元化进行分析。结语总结了本研究的发现及已有戏剧翻译研究的不足，指出系统视角对戏剧翻译研究的必要性，戏剧翻译史也是一部操控史和改写史，英美戏剧汉译所受的操控和改写，比规约性的研究更能影响英美戏剧汉译子系统的全貌。
李征[3]2016年在《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借鉴伦理学的学科架构和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本文定义了翻译伦理的重要概念,并对翻译实践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诉求作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典籍英译为具体案例,验证了这个研究框架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典籍英译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第一章为绪论,将论述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论文框架和研究方法与创新。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回顾伦理学的起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伦理学叁大分支——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此外,引入“全球底线伦理”这一概念,指出其“尊重他人”的本质特点。随后,本章从伦理学视角对现有翻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与批评。我们发现现有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属性。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目的论的倾向；而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则呈现出鲜明的规范伦理义务论属性。当然,有些翻译伦理理论也或多或少体现了一定的美德伦理主张,如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和韦努蒂将“异化”定位于译者品德态度的观点。最后,本章回顾了典籍英译研究历史,指出典籍英译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各研究往往只能解释某种现象,鲜有学者从翻译伦理角度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翻译伦理角度解释典籍英译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今后的典籍英译提供理论指导。第叁章借鉴伦理学学科分类法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认为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分为：元翻译伦理(纯理论)和应用翻译伦理(应用性理论)两个分支,其中应用翻译伦理又包含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元翻译伦理包括对翻译伦理重要术语的定义和分析,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和译者伦理。根据逻辑判断方法的不同,规范翻译伦理又可以分为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美德翻译伦理的研究对象是译者道德,它包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本章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诉求这一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实现某个或某些翻译伦理诉求的过程；翻译伦理诉求是翻译伦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主要来自叁方面,即：翻译价值、翻译语境和译者道德。第四章以典籍英译为案例研究,验证所构建的翻译伦理整体框架的合理性。首先,从元翻译伦理视角,厘清了典籍英译中主要术语及特点,如“典籍”、典籍英译的“价值”和各种伦理关系。在规范翻译伦理视阈下,分别从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出发,分析《孙子兵法》4个英译本所体现的翻译伦理诉求。美德翻译伦理从译者美德(品德)层面对译者提出要求,认为“尊重他人”是典籍译者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是我国典籍译者的最高追求。随后,本章从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叁大因素出发,探讨了典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形成原因。典籍文本类型、读者期待和赞助人共同制约典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同样影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总结了本文所构建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及其理据。最后,本章归纳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对翻译伦理和典籍英译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朱健平[4]2003年在《翻译的跨文化解释》文中研究指明诠释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再由普遍诠释学上升到了哲学诠释学，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领域再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接受美学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在文学理论中的进一步延伸，与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成果可为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则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探讨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标准和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目的语文本)与解释的对象(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我们将努力证明，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正是由于翻译解释的有限性，翻译才需要一定的标准。翻译的标准体现为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对理想解释度的期待。决定理想解释度的不是原作者，也不只是源语文本，而是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与源语文本之间的视域差，正是这种视域差决定了翻译中理想解释度的大小。但在实际的翻译中，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以及与源语文本之间视域差的存在，加上译者的能力和性格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解释度常常会偏离理想的解释度。正因为作为翻译的解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有限性，所以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才呈现出一种既同且异、交叉互补的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阐述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简要介绍诠释学派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将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二章分别从两个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我们从翻译研究流派的划分入手，分别从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和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考察了翻译研究各个流派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研究层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从研究对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源语文本和重目的语文本两大类;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规定和重描写两大类;从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来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对等派和非对等派，其中对等派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绝对对等派和相对对等派，而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其实都是介于主张绝对对等和主张根本不对等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的相对对等派，而相对对等派又往往会在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哪个层次、哪些方面对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由于这种划分的结果常常会使翻译研究各流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且纠正了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指出，并一‘·是所有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重源语文本，而所有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是重目的语文本的:‘样，重规定的研究方法并不只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专利，当代翻译理论中有很多流派其实沁祥也在使用。 接着，我们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之的过程入手，指出翻泽研究走向独立主要经历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零散的语文学研究脱式走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再从狭隘、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中独立出来;另一条川是摆脱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独立出来。翻译研究分别从这两个模人中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几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然后，我们集中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认为哲学学派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命名，但它实际上已经存在那儿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哲学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第一，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致使许多当代着名的哲学大师都十分关注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第二，这些哲 学家的翻译思想己经渗透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 响下，翻译理论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从哲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论着，这些译论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又突出，但它既不属于语文学派，又不属于语言学派， 也不属于文化学派，因此，我们建议称之为哲学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 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本身似乎还不是十分的成熟。 第二章是基本原理的评述部分。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哲学淦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想从整体上对诊释学和接受美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但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哲学诊释学作为一门诊释学哲学与传?
佟颖[5]2010年在《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符号学,自提出以来,就作为方法论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现代学科。随着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大,符号学逐渐与其他学科结合,出现了很多跨学科的现代学科,社会符号学就是其中之一。社会符号学是融符号学、社会学与语言学于一身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运用中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到目前为止,社会符号学已经作为方法论应用在语篇分析、儿童语言研究、教育、翻译和建筑等领域,且初见成效。我们认为,社会符号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潜力还有待挖掘。鉴于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我们想通过介绍社会符号学建立的必要性、可能性、建立过程、学科性质以及该学科的功用性尽量对社会符号学作细致阐述,建构这一学科的简单的理论框架的同时,阐述该学科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通过介绍语言学翻译理论和其他符号学翻译理论,并通过分析现存符号学翻译理论的不足来阐述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优势,从而得出结论:从理论角度看,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是目前较为有效的研究翻译的途径。由于社会符号学的新兴性和边缘性,我们只能从社会符号学的几个主要概念与翻译基本问题的对应关系入手,对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模式作一尝试性的研究。具体说来,我们将社会结构与翻译动机相结合,探讨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间进行翻译活动时,通常译者选择归化策略。但现在的翻译研究理论对归化或异化手段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探讨单纯的翻译技巧的问题,而是拓展到翻译外部,涉及到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如果对弱势文化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段,则有助于弱势文化的传播,让世界听到更多的文化声音;将社会结构/社会人与译者角色相结合,来探讨译者的产生、作用,以及与翻译中其他参与人的关系,进而说明译文的语言特点应该如何;将语篇与翻译单位相结合,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确定符号关系为翻译单位,并分出涉及句法层面的转换单位和涉及语义层面的分析单位,从而理清了长久以来译界对翻译单位的纷争;将语义系统与翻译等值相结合,根据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中翻译等值的多层次性,我们要对意义进行取舍,而文本类型对此影响颇大;将语域与翻译标准相结合,通过对与语域相关的语境叁要素的多层级复杂性分析,我们认为,翻译标准应多元化,并以“忠实”为准则;将语码/语域与翻译过程相结合,探讨翻译这一时刻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非“中”性的符号活动过程。在这些对应关系中,有些是显性的,能通过翻译手段表现出来,而有些则是隐性的,不能通过翻译手段表现出来。在论文中我们只对显性关系作实例分析。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而以理论建构和方法展示为导向、面向社会符号学的主要概念与基本翻译问题的研究只是第一步,具有探索的性质,其中很多认识还很不成熟,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李琴[6]2003年在《不同的对等——当代美国主要翻译理论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美国五位在翻译领域有建树的学者：庞德，奈达，雅各布森，勒菲弗尔以及韦努蒂的主要翻译理论，目的是为了充实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为国内翻译理论界添砖加瓦。 庞德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翻译学者。他将翻译视为一种创作，他在全然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借助他人的英文笔记翻译了中国的唐诗以及《论语》。庞德这种将翻译视为创作的思想被后来的“美国翻译培训班”奉为金科玉律。 奈达的理论体系很庞大，本文主要阐述了奈达“功能对等”的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翻译的可译性，指出译者应当注重译文和原文的功能对等，即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应当与源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相同，而不仅是形式对应。 雅各布森主要是位语言学家，他对翻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问题》一文中。雅各布森首次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叁种，开创了符号翻译理论的先河。如奈达一样，雅各布森也注重读者的同等反应。 勒菲弗尔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指出翻译会受到思想意识、诗学和赞助人这叁要素的影响。勒菲弗尔也认为翻译应当主要面向译入语读者群。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可谓反传统而行之。他认为只注重译文读者反应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是英语国家民族中心意识的体现，这样等于用英语文化侵吞了外国的文化。韦努蒂主张翻译应保留外国文化，甚至产生“不通顺”的翻译。
陈行舟[7]2017年在《受众意识下的动态顺应》文中研究说明学术无国界,交流促发展。随着中西交流愈加深入,各类国外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有的学术话语。但一些学术文献的翻译质量尚有提高的空间,良莠不齐的译本限制甚至损害了学术的发展。笔者在分析学术文献翻译的过程中发现虽然目前各种翻译理论林林总总,由于学术文本与翻译自身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种译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学术文献翻译中的难点问题。综合对比之下,动态顺应从宏观视域审视了各种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揭示出各种具体翻译方法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实施主动或被动顺应的表现,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包容性和解释力。学术文献旨在传播和交流学术信息,要实现文本信息的有效传播,译者必须准确、恰当地向受众作出传递。鉴于此,本文通过动态顺应理论的模式梳理,以受众意识为视角,探讨学术文献的汉译策略。豪斯在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Past and present(《翻译质量评估:过去和现在》)中分析了原有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发展,并提出了目前唯一一个以研究为基础,以理论为根据,以跨学科为构想并能全面解决问题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本文以该书第一、二章为语料展开英汉翻译实践,以受众意识为视角拓展了动态顺应理论在学术文本翻译中的应用,探索提高学术文本翻译有效性的新途径。通过学术文本的翻译实践并结合译例分析,笔者尝试从逻辑推理、学术术语和正式语域的句法结构这叁个学术文献的特色层面探讨汉译策略。在逻辑推理层面主要通过理清句群间逻辑关联,采用逆序、顺译等手段,顺应中文受众的意合需求,关注逻辑事理顺序,适当加词解意以达到有效交际的效果;学术术语层面要利用平行文本的互文性参读建立相关知识框架,借助各种辅助工具顺应语境和专业特点选取符合受众认知的学术表达,必要时加注释说明;正式语域的句法结构层面则以归化翻译策略为指导,本着有效交际原则,尽量使处理后的译文顺应目标语受众的普遍认知水平。因此,笔者选择在受众意识下根据实际翻译案例动态地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顺应,注重在最大程度上为受众传达源语言文本的信息,也从功能意义上强调了动态顺应实施的最终目的以及效果,为相关学术文献的翻译工作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强调受众意识下的动态顺应凸显了学术文本翻译的学术视角,拓展了翻译实践的策略手段,增强译者对于译文针对目标受众拟产生效果、翻译方略是否以适合受众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传递源语言文本信息的重视。动态顺应中强调受众意识,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更成为评估译文质量的一个新标准,相信对这一视域的深入分析将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最大可能地获得学术信息传播共享的意义。
骆贤凤[8]2012年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伦理研究》文中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后,出现了文化学派、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这些翻译理论对于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往往矫枉过正,脱离了翻译本质的要求。文化学派认为翻译就是改写与操纵,译者的主体性被无限扩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传统翻译理论是一种性别歧视,是父权政治下的产物,因而致力于性别解放；后殖民翻译理论把民族身份与地位问题作为翻译的核心问题,把翻译视作“征服”与“反抗”的竞技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否认意义的确定性,将翻译研究引向混乱与虚无。形形色色的翻译伦理悖论,翻译活动本身的伦理属性,以及哲学界“文化伦理转向”思潮的影响,共同导致了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翻译中的伦理问题从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身份是“仆人”、“带着镣铐的舞者”以及“隐形人”等,译者的职责就是绝对地忠实于原文、原作者,不得有丝毫的创造性。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彰显,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成为译者不可避免的选择,恰当的“创造性叛逆”会使译文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也不能随意而为,它受到译者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原则的制约。那么,译者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伦理原则?这些伦理原则又怎么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保障和实施呢?这就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译者应该遵循诚信、责任、规范和正义等主要伦理原则,这些伦理原则要求译者正确处理翻译活动中的人际关系、文化间的关系以及恰当协调各个利益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伦理原则并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力,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没有翻译制度伦理以及译者底线伦理的保障,这些伦理原则就无法真正起到规范译者行为的作用。翻译制度伦理则不同,它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把翻译活动中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原则体现出来,使这些伦理规范与原则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同时,翻译的法律法规也要求体现翻译的伦理追求和价值判断。翻译制度伦理具有法律效应的规范约束力,可以起到保障译者伦理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翻译制度伦理建设,严格管理翻译行业的资质认证,规范翻译市场的准入制度,完善翻译行业的诚信机制,促进翻译立法。但是,仅有翻译制度伦理的他律作用,还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译者的各项伦理原则在翻译过程中的实施。只有把翻译制度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内化为译者的内心信念,并外化为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的正义行为,形成译者的底线伦理观念,促成译者的自律意识,养成尊重原文及原作者、尊重读者以及尊重他者文化的良好风气,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翻译行业中的种种失范现象。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译者的底线伦理观念和意识,提高译者的伦理素养,实现译者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从而推动翻译行业健康、良性、有序地发展。
刘雅峰[9]2009年在《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步伐日益加快,中国经济日益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随之要翻译成外文的各种资源也与日俱增,这就为外宣翻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的外宣翻译工作者赋予了日益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国家的对外宣传中,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出色地将中文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发表和传播中国的观点。(黄友义,2004:27)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本文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框架下,详细阐述了译者该“适应”的外宣翻译的生态环境、如何来“适应”、“适应”的结果、“不适应”的结果、以及适应了外宣翻译生态环境的译者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选择”、如何“选择”等问题。本文的研究力图在叁个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第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外宣翻译的实质是“译有所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许均,2007:234)其翻译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文化全球化等翻译生悉环境与优化“选择”翻译方法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译品的过程。第二、胡庚申认为“适应”和“选择”或多或少其实一直都是译者的潜意识行为,是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一种本能。(胡庚申,2007:34)但是,文化全球化迫切要求外宣译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识观,才能多维度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品。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多元文化意识、翻译的功能目的意识、正确的读者意识、技能意识以及素养意识,才能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真正实现外宣翻译的“译有所为”。第叁、本文运用广义的“对外宣传”(包括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传播途径)概念来探讨外宣翻译过程或外宣翻译活动。在个案研究中,本文坚持“突出重点”的做法,有意识地舍弃一些形式,而将视线和精力集中投放在对外宣传中数量大、影响大、效果好的几个形态上——专题报道、大型特别报道、消息类报道等,内容主要涉及政治色彩浓厚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俗语以及新语新词等新闻信息的外宣翻译。在分析语料的过程中,文中采取了逐字逐句进行考察的方法,尽量做到用事实说话。在对语料以及外宣翻译本身的特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总结归纳出外宣翻译的特点:适应性;选择性;社会性;文化性;创造性;历史性;严谨与简洁性;一贯性;意图性;互动性。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1)外宣翻译是个新兴研究领域,对其研究本身,尤其是对其翻译过程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2)本研究以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对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研究,提出其本质是“译有所为”。3)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和文献,还没有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对外宣翻译进行研究,本研究充分强调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4)将译者适应与选择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心理因素,即意识程度问题纳入翻译过程的研究。5)尝试性地总结出外宣翻译的特点,为外宣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笔者对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理论框架、主要问题及目的、创新之处、特点及方法、意义和构成进行了概述。第二章: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述评本章首先对外宣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为明确外宣翻译内涵、性质、研究对象及其与文学翻译和其它类型文本的差异等异质特征奠定基础。继而详细论述了外宣翻译的目的、效果评估、传播途径以及对外宣翻译研究的相对滞后现状等问题,以此来突显对外宣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第叁章:外宣翻译与文化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全球化研究日渐成为新的“显学”。文化全球化研究是一种重要的全球化理论研究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从文化或文明角度研究全球化,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文化全球化研究。其中,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son)、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等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成为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在国内,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1999-2006年的统计,输入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即可检索百篇以上相关论文。但就目前而言,对“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概念的界定和认识还存在歧义,出现了“反文化全球化”也不足为怪。因此,本章首先对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和实质进行了清楚的界定。明确提出文化全球化外宣翻译的本质是“译有所为”。外宣翻译的原则是“内外有别”,甚至是“外外有别”。真正实现外宣翻译的“译有所为”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主导作用的适应与选择的过程。第四章:外宣翻译的过程:译者适应与选择本章是研究的核心。首先对古今中外译界对“适应”与“选择”的论述以及与本研究相关的语言学理论、语用学理论、关联翻译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等进行了梳理和简评,阐释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外宣翻译的解释及指导作用,确立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翻译适应选择论。其次,笔者运用详实的语料对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适应什么?如何适应?选择什么?如何选择?译者适应与选择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论证研究,并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视角对外宣翻译误译进行评析,更加突显外宣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以及译者适应与选择的重要性。最后,本章主要讨论译者适应与选择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心理因素,即意识程度问题。“意识的机能或目的是使人能够进行选择而较好地适应环境”。(舒尔茨,1988:147)意识作为人所特有的反映控制机能,其实质就在于认识客观世界、控制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韩民青,1988:121)但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简单的、肤浅的反映,而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它能够深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孙奎贞等,1987:53)胡庚申(2007:34)认为从翻译实践角度来看,可以说,“适应”和“选择”或多或少其实一直都是译者的潜意识行为,是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一种本能。但是,本研究认为文化全球化迫切要求外宣译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识观,才能多维度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品。并通过实例探讨了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意识程度对其适应与选择的影响。第五章:外宣翻译的特点通过前几章节的理论演绎、语料分析和外宣翻译本身的学科性质,本章尝试性地归纳出外宣翻译的十大特点:适应性;选择性;社会性;文化性;创造性;历史性;严谨与简洁性;一贯性;意图性;互动性。第六章:结论在本章,笔者对本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论及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对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展望。
胡显耀[10]2006年在《当代汉语翻译小说规范的语料库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工具和方法来描写、分析和解释当代汉语翻译小说中的翻译规范。本文所谓的“翻译规范”是指：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人们对什么是翻译和应当如何翻译等问题达成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体现为社会成员通过翻译政策对翻译文本、语种和译者的选择与对翻译总体性质的期待；带有一定的规约性和奖惩性；译者作为译语社会文化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翻译规范；它的存在使翻译文本的总体呈现出特定的语言特征。 翻译规范是翻译行为社会性的体现，它与翻译行为的本质具有必然的联系。本文用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新阐释了翻译行为的性质：翻译行为的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即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翻译行为涉及叁个不同的世界：一是原文所构成和呈现的客观世界；二是译文赖以生存的译语社会世界；叁是译者自身的主观(主体)世界。作为行为主体的译者必须协调与这叁个世界的关系，使翻译行为满足交往合理性的叁原则：一、表述的真实性，指翻译行为应准确反映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即与原文的关系，包括原文的结构和原文所呈现的事件和事实。二、表述的规范性，指译者应当遵循有效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正确处理主体与社会世界(读者、出版商、政治经济结构、诗学、意识形态等等)的关系。叁、主体表达的真诚性。意义的生成不是纯客观的，理解和再现都必然伴随着主体性。译者必须让读者相信他／她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交往合理性默认语言的可理解性。对翻译而言，语言的可理解性，即译语的可理解性。交往行为及其合理性理论为翻译规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真实性、规范性和真诚性都是翻译作为一种交往行为的本质属性。片面强调某一属性，忽略其它属性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理论不能完整地实现翻译的功能和解释翻译的本质。 本文认为，翻译规范只是翻译本质属性的一方面，即翻译的社会性。规范的社会性与再现原文的客观世界和发挥译者的创造性并不矛盾，因为叁种属性分别面向不同的世界：规范的作用是协调译者与其它主体构成的社会世界的关系，而其它两者分别应对客观世界和主体世界。规范的存在并不意味否定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享有遵循或违背规范的自由。但是，一旦翻译的目的是进入社会世界，它就必须遵循与其它主体交往的社会规范。研究翻译规范的意义在于揭示翻译社会性的真实规律。作为翻译性质的一个方面，它也将推动对翻译的真实性和创造性的认识。 翻译规范的存在使特定时期的翻译文本总体呈现某些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语
参考文献：
[1]. 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王守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2]. 系统中的戏剧翻译[D]. 温年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3]. 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D]. 李征.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 朱健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5]. 社会符号学与翻译基本问题研究[D]. 佟颖. 黑龙江大学. 2010
[6]. 不同的对等——当代美国主要翻译理论述评[D]. 李琴. 外交学院. 2003
[7]. 受众意识下的动态顺应[D]. 陈行舟.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8].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伦理研究[D]. 骆贤凤.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9].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D]. 刘雅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10]. 当代汉语翻译小说规范的语料库研究[D]. 胡显耀.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符号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跨文化论文; 功能对等理论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外宣工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