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毅[1]2004年在《企业理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文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都在对传统的市场机制和谐论进行反思，这是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具有可比较性的基础；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在基本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层面上存在许多具体差异，这是对它们进行比较的必要性所在。本文从分析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对人的本质、人的行为特点的不同理解入手，分别介绍两种企业理论中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内部的权利安排结构等叁方面基本内容，并对两者的异同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企业作为人们经济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对其性质的解释应当从生产关系而不是从流通关系入手，企业的规模大小取决于技术、市场和资本叁个要素，企业内部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结构是适应企业核心技术要求的客观结果，它并不会因为某种理想化的理论构设而随意改变。论文中提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观点，如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共同决定的首先是部门内商品的价值总量，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企业是一种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并用技术——实现技术的要素载体——要素所有者关系这一基本结构，解释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劳动与资本之间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必然演变过程。文中还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主要困境之一是不得不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分割本是一体的剩余控制权。这种比较研究，对于我们当前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辩证地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意义。
武建奇[2]2007年在《马克思的产权思想》文中指出本文的任务是弄清楚马克思的产权思想“实际上是怎样的”。这就要求攻读原文原着,弄清原旨原义,做到原汁原味,以“复原”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产权思想。1.主要内容本文共分7章:第1章“阶级人假设”。“阶级人假设”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前提性假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中分析了经济人的提出所经历的叁个阶段,并提出应该分别从人的自利程度、理性程度和经济偏好程度叁个维度来完整理解经济人概念的观点。在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分析中,则完全按照马克思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逻辑,分别从“哲学层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到“经济层面: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再到“资本主义经济层面:阶级人”叁个层次进行了论述,为后面的具体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2章“阶级分析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阶级人假设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具产权特色的方法。可以把阶级关系看作是产权关系中的一种特例。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就是阶级权利之间的博弈。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行为的外部性十分明显,但却无法“内部化”,科斯定理无能为力。阶级人经济行为,最具特色和最有意义的是阶级人对阶级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在阶级利益博弈中工人阶级从生产性质上来根本解决分配问题的努力。阶级人所追求的目标中的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第3章“产权一般”。西方产权理论源自于对“外部性”的关注,马克思的产权思想则是起源于对所有制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产权思想的标志性概念是所有制或所有权及其“权能结构”,西方产权理论的标志性概念是产权或权利及其“权利束”。区别和比较权能结构与权利束有助于对产权的准确把握。本章对两者本质含义进行了多方面比较,对产权的本质进行了分析。马克思的产权起源和演进理论是唯物史观在产权问题上的具体化。本章还分析了马克思的产权演进模型和他的“经济力界定产权论”。认为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交易需要花费资源,制度需要支出成本,并从多方面分析过今天看来属于交易费用的种种耗费。第4章“资本产权”。资本产权的实质始终是资本权利对劳动权利的侵蚀,而不是这一资本对另一资本的权利。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阶段为线索,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载体,对资本产权侵蚀劳动产权的过程作了分析,对“资本初始产权的形成”(原始积累)和“资本产权的自行强化”(正常积累)机制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不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和剥削根源于契约的不完全,而认为在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协作力“表现”为资本的内在生产力,成了资本对企业行使控制权的根据,而剩余索取权本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要求权,平均利润的形成则进一步表明了资本产权的阶级总体性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都在按同一个利润率水平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第5章“劳动产权”。劳动力买卖导致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以一次性价格购买了劳动力的长期权利;又以一个价格购买了附着于劳动力上的一组权利,掌握了对劳动力的“剩余控制权”。工作日的划分硬化为一种模式,在规定了M是资本家产权的同时也规定了V是工人产权的上限。这就决定了工人不可能得到什么真正的“剩余”。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产权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也由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实际上的隶属。“二律背反”是个重要命题:工人具有正常工作日的产权,资本家拥有延长工作日的产权,权利同权利相对抗,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着名的“马克思定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第6章“土地产权”。土地产权本质上是土地生产关系的反映和表现。文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土地产权权能的统一和分离问题。地租是土地产权的基本实现形式,地价是以地租为基础而产生和被决定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的经济形式”,地租被资本化了。土地国有化是马克思土地产权思想的重要组成,他认为“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的而且有害的。”本章还对马克思土地产权思想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土地产权思想作了比较。第7章“阶级、产权与社会和谐”。和谐是包含着差别的统一,和谐社会是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和而不同”、和平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与其成员构成相适应的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公平正义的财产权基础:一是对财产权利和财产自由的有效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二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财产权利的适当限制,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权利,维护好社会和谐的“安全阀”。2.主要观点对阶级人的人性判断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前提假设。在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现实人性”有诸多判断,但在产权学说的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的最直接人性判断就是阶级人假设。马克思对产权的理解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他的阶级人假设与劳动价值论假设的结合是其产权学说倾向于劳动阶级利益而批判剥削阶级行为的理论原因。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的主要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的方法论,以此为基础,他还有很多具体的研究和叙述方法,但阶级方法是马克思最具产权特色的研究方法。他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阶级界限、锐利的阶级眼光,假之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是他的阶级产权思想既有革命性又有科学性的方法论原因。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的体系是一种“内在的自洽”。逻辑体系完整性问题是马克思产权思想常常被质疑的焦点之一。马克思的阶级产权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但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一个刻意构造的明确表述过的结构形式;另一方面,这个体系总体上是服从于其广义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并没有产权理论的专门着作,其产权思想是分散在其他相关着作当中的。但马克思产权思想的“散置性”并不影响它的内容的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因剩余价值理论本身是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所以,散置其中的产权思想无须刻意构造逻辑体系也自然是“自洽”的,不过这个逻辑体系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过的,而是需要后人去体验、研究、提取和把握的。马克思产权思想和西方产权理论各有自己的经济产权和法律产权思想但侧重不同。马克思产权思想以其独特的所有制理论为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占有核心位置,所以,对产权实物载体的归属马克思十分关注。法律上的产权被看作是由基本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因而处于次要地位,对此,马克思虽有精辟论说,但并没有进行更多的研究。而西方产权思想产生于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即在既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对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故而更加关注附着于实物载体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行为关系。所有权“权能结构”与产权的“权利束”,是马克思产权思想与西方产权理论的两个“标志性概念”,内容不尽相同。马克思对不同产权命题的关注程度取决于这些命题与阶级产权关系的密切程度。马克思从其阶级方法的独特视角,在与剩余价值有关的范围内观察研究了现代产权理论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外部性、风险或不确定性、产权、激励、交易费用、剩余(剩余劳动的控制权和索取权)、产权界定、产权变迁、不完全契约、企业组织等,贯穿于其一系列产权思想之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者而不利于剥削者产权的结论。马克思没有兴趣研究劳动者的“偷懒”和“道德风险”(如破坏工具等)问题,也与他对这个问题看法的阶级视角有关。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产权结构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微观基础,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的结合使用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懂得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的人,当然也最懂得怎样的社会才最稳定、和谐,马克思的关于维护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基本利益和“社会安全阀”的思想,对今天我们缓和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3.创新点(1)提出马克思产权思想的阶级人假设。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前提。我国经济学中也有关于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历史人、道德人等的说法。本文在反复研究和鉴别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产权思想中的阶级人假设。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性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从方法论意义上把“阶级人”看作马克思产权思想中的一种人格假设,却是本文的一个新尝试。本文还提出应从自私程度、理性程度和经济偏好程度叁个维度理解经济人,而社会上流行的把经济人等同于理性人、认为利他和为公“不理性”的解释似欠妥当。本文对马克思阶级人假设的论述中采用了从哲学层面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到经济层面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再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是一种阶级人的方法,从一般到特殊、抽象到具体,是对马克思人性假设的一个新的探索,从方法上也符合马克思的分析逻辑。(2)给出马克思产权思想的逻辑框架。对马克思产权思想有没有逻辑体系,有什么样的逻辑体系,各说不一。本文以马克思阶级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把马克思的各种产权思想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这就是本文概括并称之为“以阶级人假设为前提、以劳动者产权为核心的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就是从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产权一般”→“阶级产权特殊”(资本产权、劳动产权和土地产权)→产权制度总体归宿。全文以阶级性为红线,一以贯之,这是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析到综合方法的实际运用。(3)对马克思和新制度的不同产权思想的明确把握。在新制度和马克思的两种产权学说里,同样的术语的所指常常大相径庭,对此,文中多有涉及,有的则进行了较为深入、详尽的比较。如同为“剩余”,前者指的是“契约剩余”、“合作剩余”等,后者则指“劳动剩余”;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归属上,前者认为是归有利于解决“资产虐待”和消除“偷闲”激励的一方,后者则指出由于“协作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剩余必然归生产资料所有者;关于价值决定,前者奉行的是“产权价值论”,认为价值大小决定于附着于物品上的产权束的大小及其强度,后者则主张劳动价值论;在产权界定上,前者提出由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行使权利界定职能,后者则坚持“经济力界定产权论”;“科斯定理”主张通过“内化外部性”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而在劳资对抗中阶级利益的对立无法“内化”,“马克思定理”主张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西方产权概念的标志性内容是“权利束”,马克思所有权概念的标志性内容是“权能结构”,权利束这个“复数”概念不同于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这种“纵向分离和统一”的“权能结构”。如此等等。(4)把阶级分析落脚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阶级方法与社会和谐并不矛盾。和谐是“和而不同”,和谐是“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和谐是包含着差异、矛盾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谐不是没有差别,更不是抹煞矛盾,回避分歧。本文认为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与“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思想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同时指出了阶级分析还是阶级合作、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凝聚力量的思想方法基础,并从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和谐的传统文化基础(“和而不同”),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中初期经济暴风骤雨般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激化问题的提示等,多方面地阐述了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刘凤义[3]2006年在《论企业理论中关于人的行为分析的叁种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文中研究表明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不同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分水岭首先在于对人的经济行为的认识不同。基于此,企业理论研究范式可归结为叁种:以“新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制度人”为出发点的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叁种范式的企业理论有相通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区别。
索红[4]2009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则区别和相通之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这一主体的本质假定出发,分析两种理论在人性本质问题上的差异,这为比较企业理论的异同提供了切入点和分析基础。其次,探讨了企业作为一类重要的经济主体的来源问题,分析了两种企业理论的基本立论前提。再次,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领域,而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领域对企业本质的不同认识,并分析了两种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不同看法。最后,对比了两种企业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本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揭露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和庸俗性,并力图找出其可资借鉴之处,以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之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王丹[5]2009年在《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评《企业理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文中研究说明自从20世纪60年代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以来,企业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获得长足的发展。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对企业本质、企业边界、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权利结构等方面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当前
刘凤义[6]2006年在《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法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新制度经济学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使其企业理论的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新制度学派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把企业问题置于交换领域中研究,使企业理论仅仅限于市场运行层面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既能认识企业的市场运行特征,又能认识企业深层的本质关系。
何艳桃, 李高峰[7]2011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比较分析》文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探讨个人与社会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某种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以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边界、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等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本文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用于指导我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
顾钰民[8]2000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文中研究指明本书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在分析制度起源问题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在经济活动与制度因素的关系中,提出了价值运动的两个制度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问题上,重点分析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生产总过程运行制度;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财产公有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新观点。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揭示制度因素与经济活动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
刘凤义, 沈文玮[9]2004年在《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理论方法论的比较》文中指出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企业理论方法论方面有本质的区别。集中体现在 :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 ,而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 ;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制度人”为研究的出发点 ,而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研究的出发点 ;制度经济学采用进化论方法 ,把企业问题置于文化领域中研究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运用系统的发展的观点 ,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不能混为一谈。
郭冠清[10]2002年在《企业制度演进大纲》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企业制度,包括企业制度演变的理论基础、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和趋势、相关背景和政策建议。要全面完成这个工作,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及的,于是就有了本文的名称“企业制度演进大纲”。作者在大量的调研之后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才能够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客观规律,于是就有了本文的副标题——“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本论文除第一章导论自成一章以外,其余篇幅分为上、下两篇,共五章。第一章导论,对社会科学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探讨,对范式和研究纲领作了介绍,对本文有关的问题作了说明。上篇包括第二、叁两章,是理论部分。在上篇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重新解读,和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回顾,构建了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下篇包括第四、五两章,是应用部分。在下篇中,通过对企业制度起源、演变的历史考察和现代考察,试图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规律,同时对上篇企业制度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检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范式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研究纲领”的结论。一在第一章中,首先讨论了对待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在通过四个典型事例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观点,并且将科学的态度作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贯穿于本文的始终。接下来探讨了本文的两个重要概念:范式和研究纲领,除对概念本身介绍外,还对本文涉及较多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四种范进行了介绍和定义,它构成了本文的前提。在本章的最后,对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创新之处和体系结构作了介绍。二在第二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进行了分析。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对以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标志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基础上,对其意义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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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的产权思想[D]. 武建奇.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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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D]. 索红. 吉林大学. 2009
[5]. 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评《企业理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J]. 王丹. 经济研究参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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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比较分析[J]. 何艳桃, 李高峰. 商业时代. 2011
[8].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D]. 顾钰民. 上海财经大学. 2000
[9]. 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企业理论方法论的比较[J]. 刘凤义, 沈文玮. 当代经济研究. 2004
[10]. 企业制度演进大纲[D]. 郭冠清. 中国人民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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