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1]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周治富[2]2009年在《历史演进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文中指出作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供给一方的农村信用社,2003年国务院又启动了对其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对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和探索下一步农信社改革的战略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信用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极其类似的运行机制。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关于信用合作组织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完善的现代信用合作组织的体系结构。充分了解和借鉴信用合作组织的起源及在各主要国家的历史演进,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信用合作组织的基本属性,探索信用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把握我国农村信用社下一步改革的战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历史演化的视角,本文试图清晰的还原信用合作组织的起源及其在典型国家的发展路径,以便在特殊性出找出信用合作组织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本文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选取、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大概思路和框架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信用合作组织的起源。这一部分将时空转向发生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试图从历史的源头厘清信用合作组织产生的基本过程和历史动因,这有利于分析信用合作组织的本质属性和本来面目。第叁部分为信用合作组织在各主要国家的发展。主要介绍了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典型国家的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信用合作组织在全球的最新发展及地区差异。最后通过国别比较,得出信用合作组织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本部分主要采用描述性经济史的方法,并使用定量分析探索各国家信用合作组织发展的特点。这一部分是对信用合作组织发展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比较研究,重点不在关注各主要国家现在的信用合作组织体系是什么样子的,而特别关注信用合作组织的演进历程。第四部分为中国信用社的发展历程及改革绩效评价。承接第叁部分,将视角由世界转向国内,介绍信用合作组织在我国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并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分析我国的农信社改革,重点分析1996——2008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详细的分析改革所采用和方法和各种政策措施。同时借鉴世界银行专家Yaron所提出的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的农村金融机构业绩评估指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机构业绩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借助已经构建的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信社的改革绩效进行评价,检验其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评价主要分为叁个层次,首先评价农信社是否达到了增加收入和促进公平的目标,建立了农信社的农户(业)贷款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来评价；其次,是对农村信用社基本功能的评价,即覆盖面的评价,即它服务的广度(目标客户的覆盖面)和深度(金融产品的覆盖面)如何；最后是评价农村信用社本身的运营状况,特别关注补贴依赖指数(SDI)指标、贷款回收率及盈利性等,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最后,将信用社放在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提出了信用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土壤条件,并对我国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主要是在前文对于信用合作组织起源、发展以及国别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得出关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属性、体系结构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结论；并将这些结论作为参照系,利用前文的评价结果,对于我国农信社的改革提出在微观、中观、宏观叁个层面上的政策建议。通过纵向比较(一国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和横向比较(不同国家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两个维度,以及对中国农信社改革的评价,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信用合作组织本身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有助于厘清对于信用合作组织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主要有：①关于信用合作组织的基本概念,笔者以为信用合作组织是人们基于信心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而拿自己的信用(这种信用在现实世界中的典型代表即是货币及其货币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组建的一个具有强烈互助色彩的合作性金融机构。②“自愿、自享、自助”是信用合作组织最为本质的特征。③信用合作组织本质上是人的合作而非资金的合作。④同样作为存款类金融机构,信用合作组织与商业银行有质的差别。⑤信用合作组织并不是一种低级的金融机构形态,在现代金融市场上,信用合作组织依然具有强劲的竞争力。⑥信用合作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不表示其不能盈利或不具有盈利能力。事实上,经营良好的信用合作组织也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但这样的盈利水平并没有削弱其互助合作性。⑦信用合作组织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功能,是解决经济民主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⑧信用合作组织这种企业模式对于经济危机具有较强的抵抗力,是全球抵御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第二是关于信用合作组织体系结构的主要结论。考察国外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笔者以为由①基层信用合作组织、②区域性信用合作组织、③中央信用社、④行业自律协会组织、⑤存款保险基金、⑥贷款保险制度等机构或制度(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机构或制度)组成的有机整体就是现代信用合作组织的体系结构。第叁是关于信用合作组织发展规律的结论。主要有①保持基层信用合作组织自愿、自享、自助的本质是整个信用合作组织体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和根本保障。②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力量的扶持,但其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非强制性制度变迁。③信用合作组织具有天然的联合性。④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兼并重组。⑤信用合作组织发展到高级阶段必然会走向混业经营。⑥信用合作组织基于不断发展和防范风险的需求形成了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体系结构。本文的政策建议认为：恢复信用合作组织本来的微观形态是中国信用合作社发展的关键因素；构建现代信用合作组织的体系结构是中国信用社发展的战略方向；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和法律环境是中国信用社得以健康发展的外部条件。本文的可能的创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入研究了关于信用合作组织的起源；第二,相较于直接介绍一国信用合作组织的体系结构而言,本文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信用合作组织在典型国家的发展演变历程,并通过一国不同历史时期信用合作组织状况的比较揭示其发展特点；第叁,通过信用合作组织的起源和发展的国别研究,揭示了关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属性、体系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若干结论,提出“现代信用合作组织的体系结构”,并指出这一结构应该是我国进行农信社改革的战略取向；第四,通过历史演化的方法研究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也是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
金运[3]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文中指出农村金融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框架体系中的重点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历久常新的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维度看，农村金融改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时期，农村金融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具有相异性，农村金融改革的动机、目标、手段和方向等也具有差异性。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农村金融运动开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成长，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走过了漫长的90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就，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与以往的农村金融改革不同，当下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是如何理解修饰农村金融的定语“全面深化”，这事关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全局。从历史的视角剖析和解读农村金融改革，不仅有利于对农村金融改革进行解构，知悉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脉络，而且有利于更好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全面深化”的内涵和要义。这对于全面深化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更好的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和价值，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大繁荣、大发展等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整体把握农村金融改革的概貌，完整再现农村金融改革的全过程，科学分析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梳理农村金融改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演化和发展的视角出发，描绘和勾勒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巨幅画卷。本论文由七部分构成，具体思路如下：第1章为绪论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基础性内容，主要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外内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框架等内容。这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保障。第2章为农村金融改革思想溯源。思想和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指导下推进的，同时，又在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本章一方面系统的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和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源头；另一方面，全面的考察了党的五代领导集体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思想，包括毛泽东农村金融改革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金融改革思想两大主体性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了中国化的农村金融理论体系。第3章为农村金融改革历程变迁。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是个动态的过程。本文以时间为节点，把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金融（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金融改革、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金融改革、解放战争时期农村金融改革等叁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金融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及改革等内容）、改革开放时期农村金融改革（主要从农村正规金融改革、农村非正规金融改革两个维度梳理）和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包括存量金融与增量金融改革两个方面）四个阶段。在论证过程中采用了文本分析和结构—过程的分析方法，重点阐述了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方法与内容、原因与逻辑、问题与对策等，旨在系统还原农村金融改革的轨迹，整体勾勒农村金融改革的概貌。第4章为农村金融改革实践效果。经过九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金融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农村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农村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农村金融信用担保体系基本形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建立、农村金融供需格局向高水平均衡递进等六大方面。本章节规避了学术界千篇一律的实证分析方法，而是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形态和形成逻辑进行阐释和分析，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探寻农村金融改革的内在张力。第5章为农村金融改革特征、逻辑及经验。为了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经验，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的背后逻辑。本章节运用抽象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进行透视发现：就改革特征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具有以问题为导向倒逼改革、渐进式推进改革、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改革、存量与增量协同改革等特征；就改革逻辑而言，以满足农户信贷需求为价值目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核心动力、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为主要手段等是支撑农村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就经验而言，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试点先行的改革方法以及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是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经验。第6章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挑战。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又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尽管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随着农村金融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的变革，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信贷效率低下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金融外部环境亟待改善、农村金融改革动力式微以及农村金融改革合力效果不显着等问题，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前提。第7章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改善农村金融现状，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本文详细归纳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挑战，整体研判农村金融的未来走势，认为农村金融改革应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具体说来，包括在金融共生和联结中编织农村金融网、开放农村金融系统来提升农村金融增量、以农村金融生态来统筹农村金融发展、发挥市场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对策。
霍强[4]2016年在《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是货币政策从操作到生效的过程,也是货币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循环流动及创造信用的过程,对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流动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冲击。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交错变化背景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论文以国际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理论为指导,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有关观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论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和界定有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IS-LM-BP模型图形分析考虑多种情况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有效性,梳理金融结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的有关理论,扩展Karras(1999)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并采用数理方法求解经济开放度、金融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而运用货币资金循环流动及货币信用创造机理加以定性分析论证。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开展了基于金融结构视角的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问题的实证及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实证检验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例)和直接融资体系(以股票市场为例)传导问题。第叁章分别从商业银行整体和个体两个维度验证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存在性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运用整体银行体系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证实银行体系资产配置和负债选择两方面的风险承担行为都显着存在；运用微观银行个体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证实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都具有显着影响。第四章分两个阶段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一是实证检验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调控如何影响股票市场,二是实证检验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价格。结果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具有显着影响,但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果比较微小甚至不显着,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还较为模糊。其次,论文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五章一、二节测度并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演进和对外开放度变化的历程及现状。第叁节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度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并发现金融结构转型能够为经济开放度提高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解释。第四节定性剖析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原因,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元”实践的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空间被压缩,货币资金循环流动机理加剧了资本流动,而经济开放度提高会推动金融结构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快于银行体系,在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和股票市场传导不畅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可避免被削弱。最后,论文尝试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优化和相关金融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本文提出“叁元”选择的可行路径是“货币政策独立程度较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较为宽松的资本管制”；货币政策框架应调整为最终目标加入金融安全的“五目标函数、权重动态调整”体系,中介目标循序渐进向价格型转型,操作工具注重开发结构性工具,加快构建利率走廊形成政策利率体系；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审慎有序、协调配合,完成的时序和程度应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改革应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质,加快发展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构建稳健高效、灵活竞争、共享普惠的现代银行体系,推动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型转换。
宋学明[5]2014年在《我国信托业功能演进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托制度的发展历史悠久,在西方信托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构建广泛应用于民事、商事和金融领域,并伴随金融的不断创新得到广泛的运用。但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引进却遭遇坎坷,从改革开放恢复信托业发展以来,信托业不断遭受清理整顿,对我国信托业定位的探讨也经历了不断思索和扬弃的过程。如果说信托业的发展史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那么,伴随我国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化,信托业也是我国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市场化、由政府外生构建的体制架构走向市场内生演化的推进者和见证者。本文立足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大背景环境,深入探讨研究了信托业的前世今生以及在我国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探讨金融抑制环境中我国信托业的演进历史,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导向论证了金融市场化过程中金融发展与信托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混业经营趋势显现、大资管大信托时代特征下信托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思索,并在理论层和实务层上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八个章节对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章,导论。提出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和本文的立意,并对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文章的创新点和文章架构进行了阐述,是全文的概览。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分别对金融发展和信托业功能演进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综述,并对信托相关概念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从而理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本文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为后文的分析做好理论铺垫。在综述的基础上,本章节提出了本文金融发展与信托业功能演进的研究框架,使后文的分析逻辑更清晰,引据更充分,架构更紧密。第叁章,国外信托业功能演进情况。对信托业发展特色突出、代表性强且具有历史标志性的英、美、日叁国信托业功能演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对各国信托业的历史演变、发展特点、功能演进推动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各国信托业发展演进的共同推进因素、差异及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信托业的功能演进提供良好的对照标准和有益的启示第四章,我国金融发展进程分析——基于改革探索和金融发展指数构建的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是本文分析研究信托业功能演进的大背景和脉络主干。通过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历程回顾,对我国金融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通过对我国货币化发展趋势以及货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金融机构市场化情况的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进行了量化的考察；通过对金融发展指数的构造,对我国金融发展进程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认为2005年之前我国金融发展基本处于高度抑制状态,而2006年以来金融发展向着市场化轨道不断迈进,信托业的发展与此脉络基本吻合且具有一定的先行性,在此分析划分基础上第五章、第六章分别就金融抑制、金融市场化进程中信托业的发展进行了论述。第五章,金融抑制下我国信托业功能演进——基于政府外生构建的制度变迁分析。运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国内学者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结论,将我国信托业的演进历史置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框架中,讨论了金融抑制下信托业功能发挥存在的问题,并对政府主导下我国信托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变迁效率、路径依赖进行了评价,认为我国信托制度变迁历经整顿却难以摆脱功能错位、治乱怪圈的原因在于金融抑制下基于政府外生构建的信托制度承担了部分改革先锋的职能,信托制度的变迁存在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2001年后信托“一法两规”的施行对打破路径依赖进行信托制度的重构有重大作用,在金融市场化发展趋势下,诱致性制度变迁力量的影响力会愈加彰显。第六章,金融市场化进程中我国信托业的功能演进——基于市场内生演化的现状分析。从我国金融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商品市场化、仍未完全解决二元体制或双轨制问题、存在“制度逆行”问题叁个角度提出了我国金融市场化的特点,从而更好的理解我国信托功能演进的特点和问题存在的深层次根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货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与信托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并深入论述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金融混业趋势下、财富管理纵深发展的金融环境下信托业的发展问题。第七章,我国信托业发展功能定位探讨——未来布局与政策建议。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这一部分主要对信托业发展定位及功能演进中政府、市场发挥作用的界限、范围、力度提供建议,对我国信托业未来发展路径及行业布局进行了初步的假设和构想,并对信托业未来的发展及可创新的模式进行了思考。第八章,结束语。回顾文章写作的初衷并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齐明[6]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国的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系统也有较大发展，农村存贷款绝对数额增长很多，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很高，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叁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对我国农村金融系统进行改革，解决当前农村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民的增收致富、农村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也就成为解决“叁农”问题的一把钥匙。本文在对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和分析我国历次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外国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我国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现状及问题分析。只有了解、掌握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总结，才能切实地找出科学合理的改革道路。这一章主要是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结构及我国农村现有的正规金融组织及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并对现存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二章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历程及评价。本章回顾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历史，介绍历次改革的政策出发点、出台的各项政策及其实际达成的效果，分析总结历次改革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原因以及可为当前及今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借鉴的经验教训。从总体上来讲，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是由于改革方式和路径不正确造成的，我国一直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进行严格的管制，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外生的，是政府一手制造的，缺乏农村经济主体的主动参与，因而与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相适应。最后得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必须要跳出原有的改革思路，即要由基于重视由上到下的改革，转变为重视由下到上的改革上来；由重视农村金融供给转变到重视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和农村金融需求上来，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进行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科学合理地改革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第叁章是国外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借鉴分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村经济和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本章分别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并指出值得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吸收借鉴之处。第四章是在结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对我国历次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国外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的成功经验，提出对我国当前及未来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政策建议。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应充分调动农村及城镇相关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提高正规金融组织的运营效率，规范和科学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使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更加适应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赵永军[7]2007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中国也不例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强烈地认识到银行不良资产的危害,意识到银行的稳健运行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紧密的联系。实践证明,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99年4月到10月期间相继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于2000年完成了对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首批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工作,开始进入不良资产管理与处置的实质性运作阶段。随着中国AMC资产处置工作的深入开展,不良资产规模逐渐减少,不良资产处置结束后,AMC是解散关闭,还是转型?中国AMC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成为理论界和业界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上报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明确了AMC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确定了AMC向商业化转型的发展方向。2006年3月,中共十六届叁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为AMC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底,中国AMC虽然已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然而中国AMC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处置手段、监管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未来AMC的发展运行与道路的选择对我国不良资产的市场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笔者正是因为看到了AMC运行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所以就结合自己在AMC多年的工作经验,试图通过对我国AMC在七年间的运行绩效评价,并在分析影响AMC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AMC的运行与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金融创新理论,首先从中国AMC成立的背景出发,对中国AMC发展的历程和运作实践进行分析,总结中国AMC运行发展的实践及成就,并运用DEA法对其运行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对中国AMC运行发展中所面临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转轨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运行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方向和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本论文研究的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分析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提出论文研究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理论本章首先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的必然性,阐述并研究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及管理的原则和方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与欠款企业间的博弈关系,并从资产管理公司介入前后的演变模型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转轨经济中资产管理公司的存在必要性。结合金融创新理论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开拓出适合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发展道路。第叁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及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本章立足国外资产管理公司(AMC)发展实践,区分在不同经济环境下AMC的运行和发展模式,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等经济转轨型国家AMC成立的背景、运作的模式、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和成效,并对其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概括。通过比较分析,本章对国外AMC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认为:AMC的设立与成功运行需要特别的政策与法律支持;AMC的发展需要明确的经营目标、合理的激励机制、健全的治理结构;AMC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符合本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对策。此外,AMC退出或转型与机构的定位、资产特征、市场需要等因素紧密相关。第四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历程及运行评价本章重点对专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的背景、特点及功能定位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AMC的产生及业务发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中国AMC业务发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中国AMC发展中已取得的成就。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中国AMC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进行了度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良资产总体处置效率不是很高;从不良资产处置速度来看,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速度最快;从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来看,信达的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最高。在综合分析各家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和收回率后,认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最高,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较低。这固然反映了各AMC处置资产的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所收购不良资产质量的巨大差别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一些变化。研究结论是中国AMC处置效率主要是受不良资产贷款但保方式、贷款本金、AMC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处置环境因素及债务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第五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中问题及制约因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把握不良资产管理处置中的困难和矛盾,对于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以及确定中国AMC的适时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重点分析了中国AMC运行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在发展中面临资本市场、社会保障机制及法律环境不完善的外部因素制约;在其经营和发展的内部因素方面也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业务发展受限、专业人才缺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障碍。第六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趋势本章在对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方向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中国AMC自身两个层面,对中国AMC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应当存续并转型。并提出了中国AMC应当在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上进行深化,以适应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趋势。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路径分析中,针对理论界所提出的六种思路,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未来将现有AMC转型为现代投资银行在中国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第七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发展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前一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本章的研究,提出中国AMC商业化转型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建立具有投资银行功能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股份制、综合性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中国AMC要继续坚持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依托长期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在条件成熟时,有选择地开展证券、金融租赁、信托、担保、财务顾问、基金等业务,在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发挥中介作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加快中国AMC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集团公司的股份制改革。论文指出现阶段,与母体银行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是AMC转轨的最佳路径选择。第八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的保障措施本章在前面章节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AMC的内部机制及外部条件两个视角,研究探讨如何结合内外部的各种因素,促进和推动AMC在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并提出保障措施是:加快AMC内部机制改革,构建并完善AMC管理体制,确立AMC功能与目标,确定AMC合理的核心业务并扩大经营范围,促进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全面化,建立有效的人员聘用和激励机制;完善AMC外部环境建设,加强对公司转型、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的立法,加快培育不良资产交易和处置的市场体系,积极利用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邓明辉[8]2013年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对于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系意义重大。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英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些改革措施可能会成为世界金融监管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将对中国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经过建国后6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行叁会”及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共同监管的金融监管格局，同时还有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国资委等国家不同部门也参与到金融监管的各个方面。随着中国金融业的不断创新，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滞后于经济、金融的发展现状，同时也存在着阻碍金融发展的问题，因此要对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为政策制定相关当局提供合理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建立与金融体系稳定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本文拟通过对世界上主要监管体制的几种模式比较研究，针对中国国情，构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和思路。本文以金融监管体制理论为出发点，对主要金融体制模式进行论述，再通过英、美、澳叁国有代表性的金融监管体制变迁和现状分析，指导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实践。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有关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和内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第二章探讨了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体制的相关含义和内容，对金融监管理论及其发展进行了阐述分析，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研究前期成果进行总结，为后面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叁章详述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介绍中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并对其进行评价；第四章分别对统一型、分业型、双峰型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深入分析与对比，并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第五章据前文得出的结论，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进行规划，从改革思路、制度保障、系统构建进行详细阐述，完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安排。
冯艳妮[9]2017年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及改革对策》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形势和环境在逐渐变化,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体制也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这种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为明显,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以更好地防范风险和保障金融的平稳发展。我国的金融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但是近年来金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大,金融占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如何保证金融机构的平稳发展、如何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国真正的金融监管体制开始形成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最初“大一统”央行,逐步形成了“一行叁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在最初形成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国际社会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我国金融环境也已经开始改变,“一行叁会”的分业监管开始不能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监管体制不仅不能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反而成为了桎梏的锁链。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更是加重了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越来越明显。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许多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已经开始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其中包含被普遍认可的观点:例如加强监管、强化央行职能、审慎监管被重视、开始建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机制等。这些对我国的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借鉴典型国家的监管体系改革经验,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监管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最重要的观点是改变现有金融监管框架,由分业监管逐步转变为综合监管或者双峰监管模式。如果采取综合监管,有两种选择:一是赋予央行在金融监管的绝对主导地位,在央行内部下设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两大部门。二是重新成立一个新的超级监管部门,可对央行进行指导和建议。如果采取双峰型监管,央行可以合并叁会全权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和对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另设一个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监管金融市场行为,并保护金融消费者。其中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管部门。但是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逐步的调整和改善来实现。才能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平稳推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牛广轩[10]2016年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研究》文中指出金融监管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化调配金融资源的大一统金融监管体制,虽有效助推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高度垄断的缺陷。传统集权型金融监管,强调中央统一集中行使监管权,制度设计上地方没有金融监管权,亦无金融自主发展权；金融法规也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地方金融立法空白,市场监管多依靠政策指引,金融法治化步伐缓慢；监管多为政府行政的强行干预,监管对象的内控制度功能弱化,社会多元化监督积极作用没有显现。我国分业的集中监管体制,已造成金融在中央的高度垄断和地方的高度压抑,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制约和阻碍金融创新,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障碍和桎梏。论文选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研究”,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创新、金融民生化发展和金融风险化解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因逻辑和起点,并站在金融监管权收控伸展的视角,遵循和坚持金融监管的分权主线,展开监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分权、上层和下层金融立法分权以及横向的政府由内向外的政社分权等叁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的思路和设计。论文运用时空观分析法,以金融监管体制纵向历史之线追溯为研究发端,理性剖析汲取历史实践之鉴,并吸纳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之经验和成果,同时探寻金融监管理论以此指导监管体制创新。论文以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动因为统领,秉持金融监管必须围绕服务经济、适应市场的主旨理念,探索我国金融监管新体制的改革重塑。主要围绕金融监管权的收缩和扩张,创新提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权架框：一是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行政分权顶层设计,探索中央层面的控权向地方的扩权；二是法治金融治理需求下立法体制革新的对称,探索国家立法权的压缩和向地方立法授权的拓展；叁是多元化金融监管的公私合力聚力迭加,探索约束公权拓展私权的政社分权。主要的路径选择：坚持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行政分权重构,重新配置权力,中央土动简政放权,收缩金融监管权,推动权力向地方的下放、下沉、下移,强化地方监管；坚持多层金融立法体制构建,完善国家立法,扩大地方立法,拓展地方金融自主发展权,推动中央与地方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治理框架；坚持多元化社会合力监管,有效约束政府有形之手的过度行政干预,推动政社分权,科学适度放权社会,加强监管受体内控制度建设,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多元监督作用,有效构建政、社、企多主体参与的金融监管体制,形成全社会多元化金融监管合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2]. 历史演进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D]. 周治富.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3].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D]. 金运. 吉林大学. 2015
[4]. 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D]. 霍强. 云南大学. 2016
[5]. 我国信托业功能演进和发展研究[D]. 宋学明. 山东大学. 2014
[6].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问题研究[D]. 齐明.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7].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与发展研究[D]. 赵永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8].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邓明辉. 吉林大学. 2013
[9].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及改革对策[D]. 冯艳妮. 吉林大学. 2017
[10].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研究[D]. 牛广轩. 云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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