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宏[1]2004年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既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具有灵活性和规模性的经济形式,又是一种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产业发展模式。由于它对区域发展、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国内外引起了经济地理学、管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兴趣。鉴于本研究课题包含叁个前沿领域——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和集群治理,故本文以管理学、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社会学、区域经济学、创新学和产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了这叁大理论领域的内涵和发展,深入研究了创新理论的发展演化,并在研究吸取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产业集群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大胆探索了“集群技术提升”和“集群治理”等新兴的前沿领域,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光谷”建设实践的结合。全文的主要内容是:(1)本文从时空两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理论、技术创新系统研究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产业集群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产业的空间组织形式,而技术创新系统理论仅仅关注了企业尺度的技术创新问题,因而研究集群的技术创新问题还需要借鉴创新系统的空间尺度的理论。(2)从知识创新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指出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是以市场需求为动力,以政策调控为导向,以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为保障,以创新性技术供给为核心,以实现特定产业创新为目标的网络体系。同时还分析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主要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六个方面组成及其各要素的作用和功能。此外,本章还分析了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的因素。(3)本文认为产业集群的竞争来源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与企业知识和学习有重要的关联性。产业集群的知识积累过程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互动过程,基于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和产业集群的地方生产网络是企业内部知识源泉。因而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与产业集群能力的关系,尤其是分析了资源、能力、知识与价值创造的内在联系、企业知识和集群知识的关系,提出了基于知识观的集群技术能力。并在最后研究了作为集群技术能力提高的途径——组织学习。(4)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具有灵活性和规模性的中间组织,弥 I
龚双红[2]2009年在《中国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世界范围内许多产业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从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更加灵活、个性化、小批量的生产方式转变,从而使专业化中小企业不断涌现。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部门中的大量专业化企业和相关机构,通过彼此间紧密的生产合作或市场交易网络形成产业集群,这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不少地区正是依靠产业集群的集聚效益取得了经济上的极大优势,如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以及“块状经济”等。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就业水平,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提升了我国国家竞争力。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仍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产品技术含量低,模仿多于创新,产品雷同,在价值链中大都定位于价值量很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只能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存在“逐底”和“锁定”现象。这一方面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短期内容易陷入价格的恶性竞争,在国际贸易中频繁地遭受制裁;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又会面临来自那些更具价格优势区域企业的竞争和威胁,极易被它们所取代。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产业集群发展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及时进行升级的产业集群才能保持和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由此,本文将我国产业集群升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导论部分介绍了论文写作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并对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作了简要回顾和梳理。第一章主要对产业集群进行理论考察。介绍了产业集群的有关基础理论,包括产业集群的涵义和性质、特征和类型,形成机理和竞争优势等。第二章对产业集群升级进行一般性分析,明确整个论文的核心概念。首先界定产业集群升级的涵义,指明产业集群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产业集群升级应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升级、内部组织结构升级、主导产业升级及外向关联升级等四个方面,然后对产业集群升级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初步设计了产业集群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进一步量化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框架基础。第叁章分析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状况。首先简要介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情况,概括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重要作用,然后以制造业为例,对我国产业集群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制造业中各行业的数据再次证实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有关特点。接着指出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强竞争优势与低附加值并存的矛盾,并对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未来出路在于及时升级,从而说明了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第四章至第七章具体分析如何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第四章分析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动力:集群创新。在介绍创新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集群创新的主要特点,论证了集群创新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关系,即集群创新是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动力,随后针对我国产业集群创新不足的现状,提出了增强我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主要包括构建区域创新系统、推动集群创新;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合理定位,提高创新绩效;加强产业集群技术学习,促进创新成果扩散等。第五章和第六章依次分析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和外部途径。第五章主要从产业集群内部治理的角度分析如何促使我国产业集群升级。分析了产业集群治理的动因和必要性,介绍了产业集群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并探究了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分工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及交易网络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为实现我国产业集群升级所须采取的集群治理措施。第六章从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分析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外部途径。首先介绍了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和治理模式,随后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与地理集聚性的内在关系,接着说明产业集群的空间等级特征,并认为这一特征是造成我国许多经济发展不合理现象的原因所在,指出我国产业集群未来的发展之路就是不断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朝着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在本章最后一节,提出了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四大战略:产业转移战略、产品差异化战略、集群品牌带动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第七章主要是分析政府如何实施产业集群政策来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首先介绍产业集群政策的涵义,指出它与传统产业政策的联系与区别,说明产业集群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以及产业集群政策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关系,然后介绍产业集群政策在欧盟与日本等国家的实践状况,随后对我国所实施的产业集群政策进行回顾分析,并与国际经验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我国当前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一些政策选择: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集群升级;整顿市场秩序,为产业集群升级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推进产业集群向生态化、循环经济型发展;推动产业集群跨区域融合;与国际经济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推动我国产业集群升级。
颜永才[3]2013年在《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最大瓶颈,如何围绕完善创新链来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提高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本文旨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揭示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进化机制,并探索其地方网络治理机制,以期为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参考。首先,本文阐述了研究目的和意义,介绍了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明了本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对产业集群理论、创新系统理论、生态学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并介绍了博弈论、协同理论、种群竞争理论等分析方法,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和方法支撑。然后,在与自然生态进行类比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钻石”空间结构框架模型,提出其创新种群按照功能可以分为原始创新种群、技术创新种群、创新服务种群、创新投入种群和制度创新种群。同时,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进化机制以及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组织成员间的竞争协同进化机制、共生协同进化机制和捕食协同进化机制,并给出了平衡条件。进而,构建了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结构模型,指出各治理主体的功能定位,并分别从从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整合机制叁方面来研究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地方网络治理机制。此外,在分析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健康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种群结构、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可持续性等四个方面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FAHP)对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进行综合评价,并以十堰商用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以十堰商用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分析,分析了其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种群结构的优化策略以及治理机制。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和主要创新点,并对此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论文综合运用生态学理论、协同理论、博弈论等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了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进化机制和治理机制,研究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集群创新网络系统,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提高地方政府的集群治理能力；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创新管理理论,为制定科技管理政策提供参考。
王传宝[4]2009年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这是产业集群规避“路径锁定”、应对集群风险和外部压力，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高价值环节攀升的需要。本文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的研究，可以丰富产业集群升级理论，为推进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新思路，从我国(尤其是浙江)产业集群的实际出发，提出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建议。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引入全球价值链理论这一比较实用的分析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的新工具。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使用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产业集群升级案例，研究产业集群升级路径，但没有将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引入到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理论的系统研究。本文通过有机融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群升级理论，全面吸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构建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模型”，对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视角较独特。在全面吸收、综合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借鉴波特“钻石模型”的架构，构建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模型”，提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并进行了系统研究，拓展了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拓宽了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领域。模型中有四组基本要素和两组辅助要素，其中，基本要素包括集群学习、集群式创新、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社会资本等；辅助要素则包括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和产业集群中的主导企业。产业集群的升级体现为模型体系的整体优化，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依存与强化更是升级的动力来源。各个要素在模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并发挥不同的作用，各个要素之间密切配合，且两两之间(基本要素两两之间、辅助要素与基本要素两两之间)具有双向作用，通过运行机理，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以四种方式实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的运行路线为：在集群治理的作用下，模型中各要素之间(基本要素两两之间、辅助要素与基本要素两两之间)双向相互作用、紧密配合→借助于升级实现方式的运行机制→四种升级实现方式→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实现。集群学习运行机制、集群式创新运行机制、集群社会资本运行机制和集群外向关联运行机制等四个分运行机制组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实现方式的运行机制。四个分运行机制分别对应四种升级实现方式，四个分运行机制既单独发挥作用，又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集群升级概念的内涵是集群能力和自主性不断提升，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价值获取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产业集群升级概念的外延分别表现在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升级、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升级、产业集群外向关联升级、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升级等方面。本文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视为产业集群技术能力升级、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升级、产业集群外向关联升级和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升级等四种升级实现方式相统一的复杂系统，把产业集群升级看作系统优化，共同促进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价值获取能力的增强。无论是原生型产业集群还是嵌入型产业集群，都可以用这个“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模型”来揭示其升级机理。必须指出的是，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是相同的，但不同构成要素及其不同组合对不同类型、特定产业集群产生作用，会进而反映在不同的产业集群之间其升级路径外在表现和升级实现方式存在差异上。这种差异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各种类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产业集群之间的个性差异和内在本质。本文不但提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还将具体案例引入到对升级机理的实证研究中，以进一步完善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本文结合产业集群升级机理，重点研究了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本文提出，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的顺利运行提供了现实制度保证，可以促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模型各要素的培育和促进升级机理发挥作用。本文界定了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的概念，对其制定、实施与协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研究结论，从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本文紧密结合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结合浙江产业集群升级实践，分别从政府公共政策、产业集群和集群内企业等叁个层面，尝试性地提出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为推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思路。
孙小强[5]2016年在《基于生态链的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造板产业集群是国家重点扶持的特色产业集群,但从目前来看,各地集群发展相对缓慢,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集群发展的最大瓶颈,而集群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也正在由低成本和政策等要素驱动转向集群内各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驱动。因此,完善集群创新网络,建立网络化创新机制是提高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本文从生态链视角出发,分析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及其网络化创新机制,并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期为提高该地区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高及其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借鉴参考。本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目的和意义,通过近年来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研究现状的梳理,运用生态链思想构建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基本理论框架。第二章通过对生态学理论与产业集群创新等相关理论的回顾,对产业集群创新及创新网络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梳理,并对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叁章揭示了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特点与运行机制的相似与切合,以此为逻辑起点,将生态链思想嵌入人造板集群创新网络中,揭示了集群创新网络的内涵与生态学特征,构建了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并对基于生态链的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系统种群内、种群之间以及群落与环境的系统关系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以创新网络为载体,对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创新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网络主体、网络结构、网络环境等网络系统要素层面对集群网络化创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经典的Logistic生态学模型,对集群网络化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还从网络主体关系协同、网络目标要素协同以及网络主体与环境协同维度对协同机制进行探讨。第五章从集群网络结构、网络主体行为、网络环境方面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现状与问题展开了分析。第六章将传统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加以改进,按照网络结构—网络主体行为—网络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复合DEA模型,以山东临沂、山东菏泽为评价对象和以浙江嘉善、江苏邳州、河北文安为比较对象,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与比较研究。第七章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路径与对策。包括以主生态链的完善和链合的优化来搭建网络化创新路径和从辅链推进、纵横联结、建立外部联合等方面提出网络化创新对策。第八章总结概括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研究展望。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生态链思想,结合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以集群网络化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通过生态链网的构建及其网络化创新能力的研究,发挥集群网络化创新效应,实现人造板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其研究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集群创新网络系统,提高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丰富集群创新理论,规范集群网络主体行为,为地方政府制定人造板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张晶[6]2018年在《开放治理对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制造业集群创新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同时,封闭式集群的弊端也逐渐呈现,我国制造业集群发展急需走出一条全新的协同化、开放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此足够重视,并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集群开放治理为研究主题,从原始的概念提炼到量化的现状分析再到动态的系统仿真,对开放治理的内涵、开放治理的创新驱动机理、开放治理的现状特征和开放治理的创新驱动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先,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既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集群开放治理的概念及其创新驱动机理。集群开放治理由以地方政府或大企业集团为导向的各相关利益体共同治理的内部开放治理和为实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而作为重要节点与全球创新系统保持互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外部开放式治理构成。集群开放治理创新驱动的本质是创新主体交互性和客体流通性充分发挥作用,打破集群内部主体间壁障和集群内外客体间壁障实现集群治理开放化的过程。其次,根据集群开放治理的概念构建了制造业集群开放治理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6年省级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改进TOPSIS法将我国制造业集群开放治理程度量化,在对我国制造业集群开放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同时借助数据地图法探寻了我国制造业集群开放治理程度的区位分布特征。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集群开放治理程度差距较大,区位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治理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开放治理程度呈现出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带状阶梯化分布。再次,以前文研究为基础构建出开放治理驱动下的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群数据进行了仿真研究,并对仿真结果及内、外部开放治理的参数灵敏度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说明。开放治理对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系统具有正向的驱动效应,提升开放治理程度可以提高集群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果转化。现阶段,外部开放治理对制造业集群创新的直接驱动效用要高于内部开放治理,但是内部开放治理对自主创新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且随着创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内部开放治理的创新驱动效用将逐渐提升并最终超过外部开放治理。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均衡区域集群开放治理水平、提升集群内部开放治理力度和完善集群开放治理基础这叁个层面出发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李红[7]2008年在《基于集群治理的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保护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空间组织形态,在当前各国经济中表现出非凡的活力,引起理论界、实践界和政府部门的热切关注。从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的现状来看,却存在着知识过度溢出,技术创新保护乏力(尤其是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保护方式失效)的现象,导致了创新型企业得不到应有的创新回报,极大地影响了其创新积极性,而非创新型企业“搭便车”现象严重,产生“创新惰性”,影响了集群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严重制约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着眼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保护机制缺失这一严峻现实,本文从集群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保护模式,深入分析各保护模式的作用机理,以期为我国传统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保护提供理论指导。首先,本文在对集群治理与技术创新保护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利用行业集中度和联合行为两个维度将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保护模式分为叁种类型——龙头企业治理主导型,行业协会治理主导型和中介机构治理主导型。其次,在模式划分的基础上,从集群治理的视角,探讨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如何发挥其治理作用以保护群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集群整体的技术创新,对各保护模式内部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解构,并通过叁个典型案例进行论证。再次,针对不同的技术创新保护模式,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通过结构化的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基础与技术创新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统计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假设,进而对已有的模型进行补充与完善。最后,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从集群层面对优化技术创新保护模式促进集群技术创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并总结了本研究的结论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张宓之[8]2014年在《区域要素集聚、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发展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组过程中。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有效地提升了区域中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日益迫近,许多地区的企业集群出现了明显地衰退抑或有规模地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集群如何利用资源优势、地理空间特征等条件来促进自身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过往的研究之中,许多学者已经对企业集群的治理模式、组织形式等内部特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众多跨学科领域的理论也被相继引入用来解释企业集群的发展,如组织生态理论、复杂适应性理论等,最近更多的研究将焦点聚集在集群内部网络属性以及集群与外界的交互过程中,尤其是一些研究对企业集群受到跨产业、跨地域性主体带来的影响给与了高度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将集群研究边界向外进行拓展,探索由要素集聚、技术、知识外溢等因素构成的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紧密围绕“要素集聚、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有浅至深、由表及里的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要素集聚对企业集群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第二,要素集聚、技术空间外溢及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状况所形成的空间效应如何影响当地企业集群的发展?第叁,空间溢出效应情景如何调节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要素集聚的变迁诱因如何对企业集群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首先,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和逻辑演绎提出了研究的假设命题,并在这些假设命题的基础上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其次,本文以浙江省各地企业集群的发展情况作为数据样本,通过空间数据探索分析(ESDA)、空间计量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一系列经济管理学中的前沿及经典研究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要素集聚是影响企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素。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越高,企业集群的发展能力越强。其次,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结构的变化对企业集群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创新驱动型的要素集聚结构对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大,随后依次为技术引领型和资源主导型。最后,地区企业集群的要素集聚程度受到周边地区企业集群要素集聚程度的正向空间影响,并且在多重空间效应的较量下,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往往会向“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二元分布态势进行演进,从而影响各地企业集群的发展能力。第二,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具有明显的空间趋同性,即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发展能力将会正向影响当地企业集群的发展。其次,由技术、知识、信息空间外溢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将有效地促进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能力,但在这一过程之中,地区企业集群对技术、知识、信息的吸收能力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叁,空间溢出效应对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要的情境因素。企业集群在强空间溢出效应的笼罩下时,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会被放大。相反,企业集群在弱空间溢出效应的环绕下时,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被削弱。第四,要素集聚变迁诱因通过改变企业集群要素集聚情况影响企业集群的发展。要素集聚变迁诱因,核心企业群、技术变革、经济环境、开放度、政策因素以及要素集聚的空间关联性对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对要素集聚结构转换产生了引导作用,从而在长期上决定了企业集群的发展轨迹。纵观全文,研究结论加深了我们对“要素集聚、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机制”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同时,本文对理论发展和进一步研究具有一些微薄的贡献。一方面,本研究从空间视角出发研究企业集群的成长,进一步拓展了集群发展的研究边界,为镶嵌了地理性色彩的“集群”研究增添了浓郁的一笔。研究中不仅对要素集聚产生的空间效应、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发展及其所衍生出的技术、知识、信息外溢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同时又进一步分析了空间溢出效应对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的调节效应,从多方面的视角系统地研究了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对丰富集群发展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研究方法上尝试了统计分析和空间数据探索分析的交叉运用,将空间效应有效地进行了量化和可视化,而不再是众多研究学者所认为的那么无法碰触和无影无形。这将为未来进一步展开空间效应系列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易明[9]2010年在《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结构、行动与绩效》文中指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和发展掀起了生产组织革命的高潮。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产业集群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但集群也并非没有风险,产业集群的市场失灵、创新系统失灵以及各种外部冲击需要集群成员采取积极的、协调成员利益冲突的集体行动。而作为具有多重联结的网络组织,其协同效应的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集群治理。此外,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包括中介组织在内,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动态均衡,多元化治理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演进中,集群治理结构尚不合理、治理机制尚不健全。这些都需要展开对集群治理的系统研究,探讨实现集群良好治理的途径,以实现对集群风险的规避和化解,促进产业集群保持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产业集群治理是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机制和制度,旨在协调集群行为主体之间关系,建立和维护集群竞争优势并采取集体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基于集群剩余的关系、互动与协同创新构成集群治理的逻辑,特别是,互动形成以后又受到整体互动模式和规则的支配和约束,也即集群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往往发生在一定的规则框架之内,这个规则框架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规则,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治理机制。集群成员之间的互动能否产生协同创新效应,能否带来集群剩余的增加,能否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关键在于,其治理机制能否保证各方同步互动高效协作。因此,治理机制是产业集群治理的依据,从而将集群治理落脚到治理逻辑之上,也决定了治理机制是集群治理的核心内容。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是基于权力及权力配置的集群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是集群治理主体在参与、互动、协调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集群网络权力的产生基础是集群网络的存在,其配置状况既决定集群剩余的规模也决定集群剩余的分配。集群网络权力体现出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交叉式的权力结构,具有相对分散性、上下互动性、相互依赖性、中心性、结构性以及动态性的特点。集群网络权力关系和治理模式的演进往往与治理主体资源、能力的演进及其所处环境和规则的变化联结在一起。基于网络权力基础的集群剩余分配机制有可能由于缺乏公平性而导致集群效率的损失。如果集群治理不能实现集群剩余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就可能导致集群的解体。因此,必须重视集群剩余的合理分配。产业集群治理行动是旨在建立和维护集群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集群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所有的有利于增加集群剩余,提升集群整体竞争力的集体行动都可以看作是集群治理行动。影响产业集群集体行动的因素包括领导型企业、社会资本、集群代理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地方政府行为、团体讨论和个体声音等。集体行动的实现条件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基于异质性偏好的假设,建立了一个涵盖声誉机制要素的领导-追随者模型,指出,声誉机制的存在提高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不论是对组织集体行动还是参与集体行动,良好的声誉机制都会对集体行动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产业集群治理绩效是指集群治理行为主体投入各自资源而实现的集群总体产出。产业集群治理绩效涵盖了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影响集群治理绩效的因素主要包括：投入要素、机制要素、结构要素、环境要素等,不同的因素有不同的影响力,每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对集群治理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竞争力和治理力的差异,导致集群治理绩效呈现不同的水平。产业集群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失灵问题,包括治理机制的不确定、治理结构的不均衡、集体行动的困境、共同治理的低效率等,产业集群治理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了集群治理绩效的提高。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高,集群企业治理层面要提高互动合作意识、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行业协会治理层面要依照章程开展活动、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完善行业协会职能、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地方政府治理层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扶持集群代理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发展、健全产业集群治理机制、建立跨行政区域协调机制、建立集群治理绩效考评制度、制定“基于事实”的集群政策等。
吴丹[10]2016年在《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日益增多。国内传统产业集群大多数尚未摆脱"高消耗、高产出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这种集群内资源集中消耗和污染集中排放,往往是产业集群所在地区所难以承受的,更是未来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桎梏。由于生态产业集群是我国产业集群下一步发展的趋势,产业生态化是我国执政党在国家发展宏伟蓝图中重点勾勒的一笔,做好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研究,势在必行。对产业集群的服务创新研究在我国尚未形成规模,而且对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大多集中在服务行业,对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创新、生态企业的服务创新、对非营利性管理部门参与的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还很少。因此,本文拟在工业生态学、循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基于生态保护的视角探讨一种符合现代产业集群创新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服务创新机制,包含政府服务、智力机构服务、中介服务、企业内部上下游之间的服务等,为生态产业集群通过对该模式的有效运用来提升自身竞争力,进而为促进我国、江西省生态产业发展,推动我国、江西省生态产业集群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本研究从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理论研究开始,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生态产业集群对服务创新的需求,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利用鱼骨图和层次分析法对影响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合服务创新理论得到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且把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影响因素划分为外部网络因素和内部网络因素。利用系统动力学对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外部因素进行模拟分析;利用博弈论对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内部因素进行演化分析。并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丰城低碳示范园的发展情况进行剖析,形成对以上分析框架的支撑,最终得到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相关机制和对策建议。通过这些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结论与成果:(1)本研究认为,服务创新指的是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目的,开展一系列创新活动,有利于提升服务对象的效益、质量和满意度。随着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服务体系也随之有了大的变革,职能和架构有了逐步的升级和拓展,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服务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引擎,关系到生态产业集群是否能够顺利的良性的发展。通过服务创新,传统产业集群能够迅速地发展成生态产业集群,优化生态产业集群结构,形成良好的发展业态,有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指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工艺提升、结构转型,迅速有效地整合生态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资源,最终形成产业发展升级的环境,支撑生态产业集群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利用鱼骨图和层次分析法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进行研究和分析后,本文认为: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二是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力支持部门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叁是金融、信息等中介机构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四是生态产业集群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服务。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创新因素具体有以下几个: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创新因素包括资源投入、政府主导调控、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督、政府规划等影响因素;高校、科研院所对生态产业集群提供的服务包括知识服务、知识转移、知识创新、人才供应等影响因素;金融、信息等中介机构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等影响因素。生态产业集群企业的服务包括共生模式、循环理念、环境维持和资源输出等影响因素。(3)对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动力学分析,在当前约束条件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随着资源的消耗,会逐渐进入停滞增长阶段,根据模型的分析,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路径有两种选择:通过提高政府投资来确保区域经济水平总量的增长或者通过提高区域生态产业集聚程度和区域科教投资水平来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其影响路径如下:提高政府投资率可以显着提高区域经济水平总量,同时区域产业集聚度和区域资源水平量影响不大,但两者的收敛路径均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政府投资率越高,区域产业集聚的速度越快,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当前区域资源水平越高)。另外,提高区域教育投资占比,并不能直接提高区域经济水平总量,但可以提高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速度,即不考虑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区域教育投资占比越高,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但区域资源转化为区域经济总量的水平是不变的。同时,区域教育投资占比越高,区域产业集聚度越高。区域资源水平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的集群度,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现阶段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行业集中于农林牧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但各行业中产出增幅较大的行业主要有:废品废料、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总量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原有的高消耗型产业仍占据着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但是相关产业结构对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4)对生态产业集群内部上下游企业间服务进行博弈分析。对生态企业集群上下游企业服务的博弈分析表明,生态产业集群要获得持续发,企业间的互信是关键,企业间是否能够形成良好的信任机制,能否较好的履行契约,是生态产业集群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上游企业能否在生产过程中主动提升工艺,为下游企业提供更好、更廉价的原材料,或者在下游企业对原材料提出新的需求的时候,能够主动作为,提升工艺;下游企业能否在有更廉价原材料的同时,为了维护共生的需要,继续选择上游企业提供的原材料都是产业共生链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下游企业在另有选择的同时,能否提前告知上游企业,尽量减少上游企业的损失,尽量减少上游企业的搜寻成本和提高工艺成本。这些企业间的互信、相互谅解、互相支持,构成了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凝聚力和基础动力。上游企业将废弃物进行加工,进行服务创新,为下游企业提供原材料,下游企业接受上游企业的原材料,双方实现的合作共赢符合供应链理论中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内容,双方共同减少搜寻成本、获取成本、资源减量化、资源能够重复利用产生增值效益,双方共同获取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共生产业链,形成循环经济体,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另外,在政府监督参与到生态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的博弈中来后,本文分析发现,政府的监督在形成共生产业链和形成生态产业集群方面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正是由于政府采取的激励和处罚政策,推动了生态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互利共生,主动参与污染治理活动,主动配对形成共生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介入,弥补了企业自发配对,由于追逐利润所造成的毁约和相互不信任、不提供有效信息等行为为。政府的监督参与,推动了生态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及其治理研究[D]. 梁宏.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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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D]. 王传宝.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5]. 基于生态链的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研究[D]. 孙小强.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6]. 开放治理对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效应研究[D]. 张晶. 江苏大学. 2018
[7]. 基于集群治理的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保护模式研究[D]. 李红. 浙江大学. 2008
[8]. 区域要素集聚、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研究[D]. 张宓之. 浙江工业大学. 2014
[9]. 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结构、行动与绩效[D]. 易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10]. 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影响因素研究[D]. 吴丹.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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