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素珍[1]2013年在《A+H交叉上市股票收益率与波动率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跨境上市以及同一家企业在不同地域同时上市交易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个普遍现象。在国际资本市场分割的前提下,同一家公司在多个市场交叉上市的证券往往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不同的收益和价格。国内外的学者已就交叉上市公司存在的“同股不同价”现象进行大量研究。对于交叉上市出现的“同股不同价”现象,我们除了关注价格的绝对差异之外,还要考虑到价格的相对差异——收益率差异及波动率的联动与差异。本文是借助VAR-Asymmetric (BV) GARCH模型对A+H交叉上市股票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恒生AH指数作为参考和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是通过VAR-Asymmetric (BV) GARCH模型研究交叉上市股票间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变化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恒生AH股的A指数和H指数两个市场间存在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为不对称。收益溢出方面,股改前期收益率从H股市场向A股市场溢出单向溢出,股改后期、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叁个时段收益率在A股市场与H股市场双向溢出。波动溢出方面,股改前期、股改后期、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双向波动溢出效应逐渐增强,统计上H股市场波动溢出效应更加显着。总体说来,两地指数存在显着的相关性,意味着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的联系逐渐增强,信息双向传导速度加快,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分割有所减弱。
赵亚新[2]2016年在《沪港通背景下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溢出效应是指一个金融市场资产收益的变化和波动不单受自身前期收益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其他金融市场收益变化和波动的影响;其包括均值(收益)溢出和波动(风险)溢出,反映了收益和风险信息在市场间传递的机制。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内地和香港在经贸、金融投资和政策等方面的合作频繁,两地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使得资本信息在两地之间的传递更加便捷;且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制度正式实施,这一重大政策事件势必对两市间的溢出效应产生影响。本文运用文献梳理法、规范分析法、实证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研究现状的不足,然后利用以前学者成熟实证方法,选取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为样本,来研究沪港通背景下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的溢出效应。在规范分析阶段,本文阐述了金融市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沪港通以及内地和香港股市的联系因素进行了分析,为两市间的溢出效应研究打下现实基础。在实证分析阶段,本文以沪港通事件为界点把样本分为两个阶段,利用相关性分析和收益变动的分析研究了这一事件对两地股市的冲击的大小,然后分别建立VAR模型和BEKK-GARCH(1,1)模型考察沪港通启动前后两市间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结论分别针对投资者、监管与政策制定者给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研究结论为:(1)沪港通启动后内地和香港股市的相关性得到提高。(2)沪港通对内地股市的冲击比对香港股市的冲击要大。(3)在收益溢出方面,沪港通启动前的阶段,两市间的不存在显着的收益溢出效应,启动后阶段,存在显着的从香港股市到内地股市正的单向收益溢出且具有滞后效应。说明沪港通启动后香港股市的收益率对内地股市收益率具有正的引导作用。(4)在波动溢出方面,沪港通启动前的阶段,存在较小的香港股市到内地股市的波动溢出,启动后的阶段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是对称的,即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且波动溢出的强度变大。说明沪港通启动后两市间风险信息实现双向传递且传递能力进一步增强。(5)沪港通启动之后,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关联程度进一步提高,且具有信息优势的香港市场占有主导地位。
邱岚蓉[3]2010年在《中印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作为金融市场核心的股票市场也在不断发展。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融资渠道,股票市场的作用不言而喻,股票市场在国内主要承担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功能,也让广大的普通投资者能够有效的获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股票市场也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本在不同国家的配置,也有效地优化的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股市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股市之间由于信息的冲击会出现很大程度的关联性。中国与印度领土相邻,而且又都是人口大国,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两国的经济增长也同样呈现的快速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管制逐渐减少,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不仅受到国内市场的影响,也要受到国际市场变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尤其受到与我国经济合作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影响。而印度与我国毗邻,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互补性较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在最近几年,双边贸易与投资总额节节攀升,我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印度也跃居为我国前十大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因而,研究中国股市和印度股市收益之间的相关性显得尤为重要。论文首先介绍中印股市收益之间收益波动关联性产生的经济背景,并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得出本论文的研究角度。其次,通过对中印股市关联性的理论层面的分析,探讨中印股市波动关联性的理论基础,然后根据已有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印股市收益波动相关性研究。通过运用印度孟买30指数和上证指数分别作为印度股市和中国股市的代表,实证比较研究中印股市收益之间在中国实施QFⅡ之后到次贷危机发生前与次贷危机发生后两个阶段收益和波动溢出相关性的差异。最后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Wald检验来分析收益溢出和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中印股市收益之间在中国实施QFⅡ之后到次贷危机发生前与次贷危机发生后两个阶段收益和波动溢出相关性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国实施QFⅡ之后到次贷危机发生前中印股市之间的收益相关性不显着,收益之间不存在领先滞后关系。而次贷危机发生以后,中印股市之间收益存在相互的领先滞后关系。说明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两国股票价格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通过对风险溢出效应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在中国实施QFII之后到次贷危机发生前,中印股市收益之间的风险不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印度股市收益变动不会对中国股市收益产生单向的波动溢出,而中国股市收益变动产生对印度股市收益变动产生单向波动溢出。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和印度股市收益变动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说明次贷危机爆发,使得中印股市之间的波动关联性增强。文章最后对如何在次贷危机影响下加强中国股市的监管和提高股市的运行效率提出政策建议。
秦倩雯[4]2014年在《我国股市、债市及黄金市场间的收益和波动联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我国市场在受到世界经济感染的同时,金融市场间的溢出影响也似乎不断加深。由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诸多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开放程度,还不能实现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进出,这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获得投资者和学术界的关注。股票和债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中,起到了配置资源与引导资本的核心作用,我国的黄金市场虽建立较晚,但其在经济金融系统中的角色必要性是不可置否的,因此,研究我国金融市场间的联动特征,无论对于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监管者的政策制定,还是金融传染理论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总结前人关于资产或市场间联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溢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为理论基础,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遵循收益联动和波动联动两条研究思路,采用VAR模型对市场指数与价格间跨期的收益联动性进行研究,以SVAR模型对同期收益联动特征进行补充,使用修正的EGARCH模型,对市场间的波动联动情况进行检验;进一步,本文采用参数变结构模型将总体样本划分为7个子阶段,来捕捉收益和波动联动的时变性特点,最后结合研究成果对跨市场投资及金融监管提出建议。收益的联动性研究表明,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前后,股票市场与黄金市场间的双向收益溢出效应明显,且呈同向的增强或削弱关系;股票市场对黄金市场的替代效应从无到有逐渐增强,而在金融危机时期,黄金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替代效应更强更显着;2008年后,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替代效应一直非常强,且强度有增大的趋势,体现了投资避风港作用;债券市场与黄金市场由于避风港效应的竞争性,表现出双向的收益替代和彼此削弱的收益溢出影响。在波动性方面,金融市场间普遍存在着联动关系,并且,股票市场对其他市场的波动溢出影响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周开国, 杨海生, 伍颖华[5]2018年在《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文中认为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亚太股市间的关系:同期的收益(波动)溢出效应和跨期的收益可预测性(领先—滞后关系).首先,通过构造溢出指数和滚动窗口分析,研究亚太地区股市的同期收益(波动)溢出效应,发现近二十年随着各国金融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亚太地区股市收益(波动)溢出效应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进一步研究中国香港对其他亚太地区股市的溢出效应,发现中国香港股市收益溢出指数显示出其区域的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波动溢出指数震荡幅度较大,金融危机时期呈现跳跃式变化.结合经济、政治等事件分析,发现中国香港股市的发展和国际区域合作会提高其溢出效应,而在危机中波动溢出效应大幅提升,社会和政治稳定性会降低中国香港的溢出效应.最后,通过全样
张良贵, 石柱鲜[6]2011年在《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构造溢出指数》文中研究表明已有的文献多是通过脉冲响应来刻画溢出效应,该方法得到的溢出效应不具有连续性,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缺陷。而本文则是通过构建溢出指数的方法来衡量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的溢出效应,它能够从溢出指数走势特征中提取股市对信息的反应,可以辅助投资者预判市场走势,做好资产配置准备。研究发现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指数的突变特征明显,收益溢出指数的突变点多是局部高点,而波动溢出指数的突变点多是局部低点。
杨阳[7]2012年在《香港和内地股指期货市场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4月16日,经过多年的筹备酝酿,沪深300股指期货终于正式挂牌交易,掀开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篇章。作为我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意味着A股市场从此告别单边市而踏入双边市格局。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由于缺少做空机制,系统性风险较高,股指期货作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弥补了股票市场运行机制的重大缺陷,丰富了资本市场产品,有利于增强资本市场的弹性和功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多元化发展。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使得我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不同金融市场之间收益和风险等因素相互交织,国际市场金融风险的溢出对内地新兴市场的冲击也越来越显着。作为紧邻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尤为紧密,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经贸往来频繁,香港金融市场对于内地市场而言,是一座面向国际、沟通世界的战略性桥梁。本文采用非对称双变量EGARCH模型,研究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和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市场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并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分析两地股指期货市场的相关性。由于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时间短,发展不成熟,风险抵抗能力差,以香港成熟的恒生指数期货市场作为参考和研究对象,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规避市场在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外部风险,提高市场风险抵抗能力。实证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与恒生指数期货市场间存在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不对称。收益溢出方面,仅存在香港市场对内地市场的单向溢出；波动溢出方面,两市场存在双向波动溢出,但香港市场对内地市场的波动溢出值更大。总体来说,两地股指期货市场存在显着的相关性,且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在收益信息传递和波动传导上发挥着更强的先导作用,意味着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的联系逐渐增强,信息双向传导速度加快,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分割有所减弱。
李小波[8]2006年在《中国股票市场行业收益波动溢出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波动溢出效应是金融市场主要特征之一，国内外对此研究已开展多年。从文献上看，研究者大多关注区域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对一个市场内部行业间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际上，不同股票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特定波动传导机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受政策预期主导，决策与行为趋同，客观上强化了波动传导的动态作用机制。因此了解中国股票市场内部波动溢出效应传导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论文第一部分为序言，论述选题的意义、概念的定义和研究目的及其文章结构；第二部分详细叙述了研究问题的国内外文献；第叁部分叙述所应用的理论；第四部分在定性和静态的情形下，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理论和脉冲响应函数理论分析上海股票市场中的综合指数、公用指数、商业指数、工业指数和地产指数之间的波动传导关系，结果表明：五指数之间存在着波动联动性，但其自身波动的独立性也很强，尤其是地产行业。新息的影响一般可以持续到30天左右。第五部分在定量和动态的情形下，应用BEKK-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五指数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在模型的应用中，考虑到检验模型系数的非线性约束的困难性，本文采用对矩阵元素进行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而不是对元素的非线性组合进行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在这种假设检验下，模型可以很好的测量波动溢出效应的数量大小以及信息传递的方式。实证分析表明综合指数对其它四个指数具有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但是溢出的数量都很小。商业指数和公用指数、工业指数和商业指数、商业指数和地产指数、地产指数和工业指数之间具有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其中工业指数对地产指数的波动溢出效应最大。不具有协同持续性，波动溢出风险不能够通过构建持续向量来规避。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并应用行为金融学对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简单的解释。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日趋完善，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映会更迅速更准确，行业间的波动传导机制和波动溢出效应数量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本文的研究方法还是适用的。
赵博[9]2012年在《国内外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分别选取沪深300指数、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德国dax指数、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和日经225指数作为中国、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五国股票市场的代表指数,研究2005年4月8日到2012年1月10日间中国股市与其余四国股市间的联动性。在前言部分,文章对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所使用的方法,本文的结构及存在的不足进行说明。对国内外学者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综合叙述及简单评价,并介绍一些相关理论,如联动的内在机制、资产组合理论、经济金融的一体化等。之后文章对我国与国外股票市场间存在联动进行一般性分析,根据我国与其余四个国家在进出口贸易、国家直接投资、国际投资者等方面的联系及信息传递机制的改善进行说明,其中国家直接投资包括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国际投资者从QFⅡ和QDⅡ两方面介绍,而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则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阐述,最后给出一般性分析的结果。由于分析过程中运用了多种检验研究方法,文章对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进行简单的原理介绍,使实证过程更清晰易懂,包括相关系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在实证部分,文章对代表各国股市走势的指数进行简单的介绍,把文章的研究期间进一步细分为叁个阶段,对叁个阶段各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指数对数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相关系数分析,协整关系检验,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查指数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动态效应；建立收益序列的一阶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我国与其余各国之间股市收益率的溢出效应；并对平稳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检验,考察各国冲击对我国股市收益的影响及我国股市冲击对其余四国股市收益的影响,分析我国收益波动中其他国家贡献率的大小。根据上一章对我国股市与其余四国股市联动的实证分析,笔者给出了对相关各方的启示,如由于国家股市间收益溢出效应的存在,投资者在判断国内股市的收益时,可以参考国外股市的收益；我国与其他国家股市的整体联动性较小,国际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市场对分散投资组合风险依然有利,但是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联动性被放大,此时国际范围配置资金其风险仍然较大；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理性投资,提高投资者素质；政策的制定和发布应充分调研、并选择合适时机,保证政策效果的实现；要谨慎有序的开放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的突然作为造成股市的动荡；证券监管机构也要强化防范金融冲击的理念,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加强对国际投资的监管、抑制投机活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次贷危机爆发前,我国股市仅与美国股市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误差修正机制,我国股市收益与其余4个国家股市收益间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此时不存在收益的溢出效应；2007年8月到2009年9月间,我国与各国股市的联动性加强,与英国、德国、日本叁国股市存在协整关系,同时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收益率和德国dax指数收益率是沪深300收益率的格兰杰原因,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沪深300指数收益率是日经指数收益率的格兰杰原因,在之后更高阶数时,出现了我国是德国、英国股市收益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此时存在英国、德国对我国股市的收益溢出效应,我国对日本股市的收益溢出效应,我国也存在对英国、德国股市的收益溢出效应,但是并不明显。即在危机发生阶段,我国与各国股市联动性加强,欧洲国家对我国股市收益率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且我国对其他发达国家股市开始产生影响,尤其是同在亚洲地区的日本,但是与美国市场运行相对独立；在第叁个阶段,依然存在英国股市和德国股市对我国股市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是我国对它们的影响比较小,我国在亚洲地区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其余股市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有所增大,且在危机发生时间,影响更为显着；我国股市对其他四个国家股市也表现出相同态势,股市间的相互影响有所增强；但是我国股市与美国股市间并不存在收益溢出效应,运行相对独立。整体来说,在本文研究阶段内,我国与国外股票市场在危机时期联动性最强,存在市场传染效应,经济基础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联动性；国家间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联动性有加强的趋势；存在欧洲地区国家对我国的股市收益溢出效应,我国对日本股市影响力较大,与美国运行相对独立；危机之后我国股市对国外股市变动影响反应时间减短,股市效率有所提高,但是与国外股市相比,依然较低。本文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共选取4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研究我国股市与其之间存在的联动性,相比较之前的研究,本文以下可能的创新点：在比较样本选择上,本文选取了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来研究国内外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不再拘泥于仅研究中国和美国、香港股票市场的关联性,而之前的国外学者多是研究发达国家股票市场间的关联性,国内学者则是注重于中国和美国、香港股票市场的联动性和溢出效应。在样本股市地理位置分布上,本文所选的四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分别位于欧洲、美洲和亚洲,欧洲地区因为考虑到德国dax指数的样本股是蓝筹股,能够更好的反应德国股市的收益率指标,但是样本股票范围较窄,所以在欧洲市场下又选取了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两者相互补充。本文同时考虑了美国股票市场和中国股市的联动性,也考虑了欧洲国家和我国股市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引入日本股市,考察我国股市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大小。在时间选择上,本文根据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和美国经济停止下滑,显示出复苏迹象为时间点,将2005年4月8日到2012年1月10日的时间段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研究次贷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危机时,及经济复苏平稳叁个阶段内我国股市和外围股市的相互关系,通过叁阶段对比,研究国内外股票市场联动性的变化。在指数选取上,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作为代表我国A股市场的指标,而不是上证综指或其它指数指标,沪深300指数是选取上海证券市场和深圳证券市场300只规模大、流动性好的A股为样本而编制的,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国A股市场的整体走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分别采用相关系数、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来检验我国股市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股市间的联动关系,并通过纵向比较得到股市间关系的变化情况。在数据运用上,本文选用了最新的指数数据,截止时间到2012年1月份,能够反映联动性变化的最新情况,由于数据的及时更新,可以对投资者投资策略的运用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张培源[10]2013年在《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宏观经济则是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性因素。厘清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保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论文采用理论分析、经验总结、实证检验等多种方法，从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角度入手，以股票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变量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为计量研究对象，从宏观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政策、世界经济与国际股市等四个方面分析探讨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宏观经济周期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本影响因素。从理论角度分析，股票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基本逻辑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决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对股票价格有决定性影响，宏观经济周期因此成为对股票市场运行具有重要影响的风险因子。同时，股市周期并非被动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股市运行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能动反作用。股市周期不可能长期看脱离经济周期而独立运行，但股市运行有其自身规律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中短期并不能排除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的可能。从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直观经验角度分析，在1996年至2005年5月间，股指与宏观经济一致合成指数基本呈背离态势，在2005年5月至2012年5月期间，股指与宏观经济背离程度缩小。从实证角度计量分析股市与宏观经济周期，发现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系，代表两者周期性运行趋势变化的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着，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周期两者存在长期稳定正相关关系，代表两者周期性运行趋势变化的变量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增强。通过研究不同周期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关性，发现以股权分置改革为界点，改革以前无论协整检验或GRAGER因果关系检验都表明两者关系不稳定；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尽管两者之间协同性增强，但协整检验表明两者之间仍然不存在显着稳定关系，不存在足以支撑计量实证长期稳定关系所需的数量条件，但GRA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股市对宏观经济指标更加敏感，两者相互影响更大。经验分析与计量检验结果基本相符。宏观经济基本面是影响股票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宏观经济基本面由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体现。考察宏观经济基本面与股票市场关系可从均值层面或方差层面展开。从理论上讲，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股票市场作为国民经济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无论在均值或是方差层面都应该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存在相互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和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在考察的7个宏观经济变量中有4个变量对上证综指产生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2个变量与上证综指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之间的波动溢出基本可归结为单向且较弱的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收益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在二阶矩层面是非对称的单向波动溢出，同时存在相当程度背离，信息在股市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传递出现中断、失真或异化。宏观经济政策是股票市场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股票市场建立时间不长，“政策市”一度较为突出。文章实证部分通过构建VAR(VECM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重点分析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影响。从利率对股票价格指数影响角度分析，在经济上行阶段无论脉冲响应分析还是方差分解均表明股价指数对利率反应不敏感，但在经济下行阶段利率对股价指数具有更显着的影响。从M2对股票价格指数影响角度分析，在经济上行阶段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股价指数对M2冲击反应方向不稳定，表现为持续负向反应趋势并呈振荡态势；在经济下行阶段，股价指数对M2冲击呈微弱正向反应，较之上行阶段反应幅度非常小但更符合金融理论。方差分解表明M2在经济运行上行和下行阶段对股指解释能力存在明显不同。M2对股指解释占比在经济扩张期相对较大，在经济紧缩时期则占比非常小。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八次印花税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发现印花税在短期会显着影响股指收益率，印花税短期调控效应明显；从相对较长时间区间看，印花税不会改变市场运行基本趋势。印花税不可当作纯粹的短期调控工具，否则可能人为增加股市“噪音”，加大股市波动，无益于股市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国际股票市场和世界宏观经济是中国股票市场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股票市场是国内宏观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延伸。论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DCC-MGARCH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股票市场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从即期波动“传染”效应看，世界宏观经济变化和全球金融波动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大大增强；从中期看，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股票市场相关性有相当程度提高，但运行独立性仍然非常明显，在一定时期还会出现相互背离，出现联动性逆转，相关性显着下降，这是中国股市去泡沫化的结果；从长期趋势看中国股市不可能脱离于世界宏观经济总体态势而独立运行。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股市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资本项目逐步放开，中国股市与世界宏观经济、国际主要股市联动性应该逐步增强。论文在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政策、世界经济与国际股市之间相关性总结基础上重点从金融、股票市场建设和政策制定执行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参考文献：
[1]. A+H交叉上市股票收益率与波动率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研究[D]. 池素珍. 西南交通大学. 2013
[2]. 沪港通背景下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溢出效应研究[D]. 赵亚新. 新疆财经大学. 2016
[3]. 中印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D]. 邱岚蓉. 西南交通大学. 2010
[4]. 我国股市、债市及黄金市场间的收益和波动联动性研究[D]. 秦倩雯. 天津大学. 2014
[5]. 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J]. 周开国, 杨海生, 伍颖华. 管理科学学报. 2018
[6]. 我国股市行业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构造溢出指数[J]. 张良贵, 石柱鲜.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1
[7]. 香港和内地股指期货市场间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D]. 杨阳. 复旦大学. 2012
[8]. 中国股票市场行业收益波动溢出效应[D]. 李小波.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9]. 国内外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D]. 赵博.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10]. 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研究[D]. 张培源.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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