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利[1]2014年在《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主要研究不同源的、或虽同源但已分化的语言相互接触而引发的语言变化规律。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词汇的借用。从词汇角度说，整个英语史就是一部词汇借用史。英语在其1500多年的变迁过程中，共计吸纳了120多种语言的词汇。它从几个日耳曼部族的语言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成为“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英语借词的来源，非常广泛，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汉语。由于是小宗词源，英语中的汉语借词，虽然早在19世纪晚期语言学家就开始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起色和改观，代表性研究有Chan&Kwok（1985）的香港词汇研究、美国学者Garland Cannon（1987；1988）的汉语词汇研究，以及大陆学者汪榕培（1986；2001；2002）先生的“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在接下来的二叁十年里，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但繁华的背后，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量”的问题：英语里到底有多少汉语借词？二是“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借词？有怎样的规律？本论文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以已有语料和自建语料为基础，整合已有的借词理论，采用理论研究和语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借词的整个“动态”过程为“纲”，以借词的分类为“目”，以语言、社会、文化等因素为切入“点”，以借词语料为支撑“面”，做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语言接触研究，既讲接触，也讲影响，换言之，就是过程、结果两者都要兼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借词“动态过程论”的构想，将借词研究的外延扩大，保留传统的“词典借词”研究，增加“前借词”和“后造词”的研究。这样，借词研究，就分成了叁个阶段，从而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形成系统的、分层的认识。前借词，是指“临时借用”的翻译词汇；后造词，是指英语、汉语或英汉语混合而“新造”的词汇，两者都是“新词”，通常情况下，不能视同“借词”，但随着接触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它们却有可能转化为“借词”。从借词角度看，前借词阶段的音译和仿译方法，有利于“新词”向“借词”转化；后造词阶段的“新造词”，特别是英语新造词，由于舍弃了汉语的形式，看不到汉语的“源模”，因而，相比之下，难成借词，一般词典不予收录，收录了也不注明词源，总体说来，数量有限，难以统计。语言的发展和演变，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一些非语言因素，如政治因素、科技因素等，借助现代快捷的传媒，可穿越时空，让“新词”一举成为“借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词典借词，顾名思义，就是被一般英语词典收录了的汉语借词，处于借用过程的“借入”阶段。根据其语素和构式的存无，可细分为音译借词、混合借词和义借词叁种。音译借词的数量，大致有叁、四百个，从时间上看，16世纪之前的很少，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总体呈增长趋势；从语义上看，多为饮食、艺术、动植物、政治等词汇；从拼法上看，普通话拼音词汇最多，以后依次是威妥玛拼音、粤语拼音、威妥玛之前的拉丁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洋泾浜英语的借用方式，和普通的借词方式不同，其特点是“结构借用”比较突出；借词有直接借词和间接借词两种。间接借词中，以“日媒词”贡献最大，有200多个。由于词源考证复杂，尚待深入研究。混合借词有派生和复合两种方式，通过派生方式产生的汉语借词大约有100个；通过复合方式产生的大约800个，其中音译义注词有几十个，描写词有700多个。音译义注词通常为单个英语词汇，说明其前面音译词的语义类别。描写词是一种最便捷、最经济、最易懂的借词的方式，因此，在整个借词中所占的比例也最大。义借词有引申和仿译两种类型。词义发生引申，有时是因为语音相似，有时是因为语义相似，这类汉语借词数量有限，加之表现形式为“旧词添新义”，因而其“借词”身份常遭质疑。仿译由于英汉词形同构、语素对应，易于“依瓢画葫芦”，所以，这类借词越来越多，英语里大致有100多个，并且呈强劲增长趋势。译借词的构成方式，以两个或叁个词为主，一个或四个词为辅。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反映现代中国风貌。接触语言学认为，借用成分、借用数量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借词数量和接触强度成正比。偶然的接触，一般只借用实义词——通常是名词，也有一些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但没有结构上的借用。高强度的接触，既有词汇借用，也有结构借用。对照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经受住了检验。汉语和英语接触，18世纪之前，总体程度不高，因而借词也不多；到了19、20两个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接触越发频繁，借词也随之增多，但增长方式不同，音译借词是“递增”式发展，而仿译借词是“倍增”式发展，且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不像音译借词多为中国“土产”、“古董”等。地域方面，广东、香港、福建、上海等地，语言接触时间较早、较长、较强，因而，借词中，出现了粤语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整体上看，英语对汉语的借用，主要是以词汇为主，音译借词多为“命名”之需；结构上的借用较少，主要体现在仿译词和洋泾浜英语的短句上。英汉语间的接触强度，介于“偶然接触”和“强度不高的接触”之间。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它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如汉语英译、词汇教学、词典编纂、二语习得、语言规划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借词角度看，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音译和仿译的翻译方法，会给汉语词汇提供更多“接触”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汉语词汇走入英语。这些汉语词汇，特别是文化词汇，一旦成为借词，也便成了文化符号和文化“使者”。它们架构起中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桥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王欣[2]2012年在《英汉借词范畴化认知研究》文中提出借词的研究始终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借词的研究,许多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语言接触的理论框架下,对于英汉借词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和深入,中西方学者均有较多论述；对于借词接触产生阶段和吸收同化阶段的研究关注度较高,从文化、社会和语言学角度均有力作出现；对于英语中借词的研究多为历时的研究,集中于借词借入的时间和因素、音位等语音要素；对于汉语借词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考察借词的借用和翻译方式者居多；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英汉借词进行对比的研究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多,论述也较为深入。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中仍有一些薄弱环节，关于这一课题还有许多具有争议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英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基本上都只局限于对其结构、来源和意义进行描述,大多数是以文化语言学分析和社会语言学分析为主。单纯地罗列出借用词汇的途径、列举借词的米源,而不去揭示产生借词和借词意义变化的实质原因,并不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解释原则。英汉语借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儿方面：1)对借词语义及其演变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对于借词进入目标语后语义的形成及语义的发展,关注度明显不够。2)多共时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关注不够。借词作为“异质成分”,在取得目标语词汇的资格后,需要在音、义、形等各方面进行重新“匹配”、改造同化,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对借词进行动态观测和考量；3)对比研究不足,尤其是认知框架下的英汉借词的对比研究,尽管已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但都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且大多数是针对英语或汉语的单语性研究。借词在英汉两个目标语中各个阶段的认知模式所产生的借词变化对比研究未见。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20世纪后半期英语和汉语中出现且具有相当生命力的借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研究为主的跨学科综合实证研究方法,立足英汉语言事实,选取真实语料,研究借词和人的认知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英汉借词词义现象做出比较合理和全面解释,阐释了借词意义形成的内在机制并对比英汉借词词义在产生、同化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中,认知机制、民族认知心理和认知模式对词义制约作用的共性与差异,深化对语言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的认识。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发现：第一,本研究的理论发现体现于：1)借词是人类多次认知加工的产物,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下,人们根据认知体验,结合认知模式与百科知识,对借词语义进行多次认知加工。同时,借词意义具有认知凸显性和理据性,其意义构建凸显了文化与认知理据。新的借词范畴最初总是产生于个体的认知活动,之后便是民族和社会成员整体对外来概念进行范畴化的过程,这需要一个社会的整体成员利用共性认识所形成特定的概念系统,作为人们已有的经验,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大脑中。认知活动,通常以其所在社会规约性的经验认识作为坐标和参照,利用已有的认知经验,与新获得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新概念和概念结构。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认知选择如感知选择、心理频率的选择、心理图式的选择以及对外来词汇中义项的选择,起到关键性作用。2)借词是一个范畴连续体,词义的变化实际上是词义范畴的嬗变,包括原型范畴的嬗变、特设范畴的建构以及新旧范畴之间的互动。词义范畴嬗变的机制是非范畴化。借词构筑过程是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有着共同的认知机制,都体现了人的隐喻、转喻和类推思维。这些认知机制是潜意识的普遍的认知活动,是在常规化或凝固化的概念结构上进行的多轮的认知操作。借词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符合“语言经济原理”。借词的范畴嬗变就是启动认知行为,激活人们头脑中的百科知识和社会文化模式,借助上下文填充相关信息,并决定着最终的语义通道。第二,英汉语借词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过程具有显着的认知共性。研究结果符合认知语言学提出的“人的心智不是分离的、自治的,而是与人的身体的其他机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是大致相同的,都会促成和限定潜在的经验。抽象概念和想象世界归根到底是根植于现实世界的身体经验,所以人的心智的产品,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称的、相通的”理论。第叁、在具有显着认知共性的同时,英语和汉语借词范畴的动态变迁过程中也分别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英语语言和文化对汉语语言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要远远大于汉语语言和文化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英汉民族对于外来借词的范畴化过程也体现了不同的惯性化思维与凸显优化思维,两个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及民族认知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第四、借词范畴化的普遍认知机制和认识论启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英汉借词的普遍认知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首次提出,借词是复杂的语言现象,并非由单一的心理机制所能够解释,在范畴化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的认知机制起主导作用。借词的认知机制作用揭示了联想与激活的相似性的体验本质(embodied nature),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感知与概念、经验与知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本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以下儿点创新：(1)首次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英语和汉语借词语料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并自建语料库；(2)首次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对英汉借词进行对比研究,对于探求借词认知模式的共性与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3)同时对借词现象进行综合多维度对比阐释和探索。本研究从英汉语借词的角度对人类认知方式的共性和个性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以及不同文化对语言和认知的具体影响,对丰富和发展英汉语词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研究对于翻译、词汇教学和词典编纂也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杨彬[3]2015年在《英语中汉语借词研究新探》文中研究说明英语词汇中存在大量源自其他语言的借词,其中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汉语词。对英语外来语词典的考察及问卷调查发现,一部分汉语借词具有较高的认知度,而有一些词则不为英语母语者所熟悉。虽然对于"中国英语"是否可以看作是英语的一种变体还有争议,但在世界英语的语境下,汉语借词正在为英语词汇的扩展做出新的贡献。
赵咪咪[4]2018年在《文化传播与认同视角的境内外词典同收中华文化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发展最根本、最持久的内在动力,树立文化自信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实现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摸查中华文化在境外传播与认同实态,然后才能提出中华文化传播的政策与措施。中华文化词作为中华文化的名片,是传播中华文化的纽带、桥梁。本文主要通过对比词典中文化词的释义,创新性提出从对比词典中文化词释义的角度摸查中华文化在境外的传播与认同,以期为今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建议。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具体如下:首先是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语料来源、研究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研究可操作的前提,包括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其中,理论基础包括词典、语言、文化叁者的关系,中华文化词及在文化传播、认同中的作用,义位的结构理论,语言接触与文化接触,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论文研究主要以对比词典学为指导,从对比词汇释义的角度进行。第二章是两岸文化词释义对比与中华文化在两岸的认同研究。我们从文化词释义对比的角度出发,先对两岸词典中文化词义项数量差异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借助语义桥理论、义位演变类型对两岸词典中义项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分析,重点在义位微观结构指导下,我们详细对比分析了两岸中华文化词在释义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得出文化词释义差异主要有基义基本相同、基义基本相同且陪义相同、基义基本相同但陪义不同、基义基本相同但义域不同、基义基本相同但陪义、义域都不同、基义不同和基义不同且陪义不同7种情况。根据两岸文化词释义对比结果总结了两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差异。两岸文化认同表现在同一文化范畴包含相同的文化要素、对同一文化要素认识相同、对同一文化要素有相同的认识发展;两岸文化认同差异表现为文化保留认识差异、文化内涵认识差异和文化内涵发展差异等。并分析出政治、经济因素、科技发展因素、文化心理因素等都是影响两岸文化认同的关键。第叁章是中英词典中文化词释义对比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认识研究。首先从物质文化、制度规范文化、心理观念文化叁方面对英语词典收录的中华文化词做了分类,总结了英语词典中中华文化词的释义特征;然后重点对比分析了英语词典中中华文化词的释义,得出中英词典中中华文化词释义主要包括基义基本相同、基义基本相同且英语词典释义较充分、基义基本相同但中英词典关注点不同、基义基本相同但英语词典释义较笼统和基义有偏差等5种情况,并得出英语词典中中华文化词的释义具有统一性、客观性和概括性的特点。通过比较词典中中华文化词释义的相同与差异情况,从文化认识客观和文化认识存在差异两大方面分析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认识,主要有文化认识客观、文化认识偏误、文化认识定势及文化认识片面等4种。最后是结语部分。首先是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然后论述了编纂一部中华文化词词典的必要性,其次指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最后谈了本文研究未来的可拓展空间。
马睿颖[5]2008年在《英语中汉语借词研究概览》文中认为本文拟就语言学界对英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状况做一初步梳理,围绕借词的定义、英语中汉语借词研究的规则、方法、范围以及英语中汉语借词的类型做一简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参考资源。
张政[6]2015年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汉源借词语音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的音位系统与汉语的也不相同。当汉语词汇被借入到英语时,为适应英语的语音系统,会发生语音和音系上的改造。因此研究英语中汉源借词的音系可以深入地了解两种语言语音系统的差别,促进两种语言的学习与教学。探讨一种语言被借入到另一种语言时,可能受到的条件制约以及语言本身需要做出的调整和修补,可以进一步地为英汉词典编纂提供帮助。《牛津英语词典》是目前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英语词典,收录了大部分进入到英语的外来词汇,并列出其来源和流变。本文以陈胜利《<牛津英语词典>中汉语借词数量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其中的音译词辅音、元音、零声母进行分析,探讨了所有汉语音译借词的语音特点、音系规则及拼写规律。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目前汉源借词及音系学的概念及研究成果；第二章对比汉语的借词和英语的语音和拼写形式指出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元音和辅音在语音上的异同；第叁章分析《牛津英语词典》中汉源借词的辅音系统及其拼写对应方式；第四章分析《牛津英语词典》中汉源借词元音音系及其拼写对应方式；第五章总结了汉源借词在借用过程中的音系学修补策略；第六章得出结论并指出文章中的不足之处。
金锡永[7]2011年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词汇是最快、最直接地反映社会变化的语言成分,其中外来词,作为语言接触的结果,反映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外来词的产生以社会或文化的接触为前提,因地区不同而会有不同的收容方式,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也会有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引起的不同态度或使用倾向。本文通过语料库分析、配对变法(matched guise technique)实验、问卷调查等方法,考察外来词类型的地域差异、对外来词的语言态度、同义异形外来词的使用情况等问题。20世纪50年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开始以来,外来词范围的界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词汇是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构成,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将符号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都有借用成分的词语看做外来词,还将汉语的借词系统分为显性借词和隐性借词的两个次范畴。全音译词和半音译词属于显性借词,即外来词,仿译词和域外汉字词属于隐性借词。为了考察借词的地域差异和时代变化,本研究以16本词典和专着为材料,建立了“汉语借词词库”和“华语各地借词词库”。通过语料库分析发现,借词类型的分布比率因地而异。“汉语借词词库”中的音译词比率超过60%,不过在两个常用词表中的借词类型中,音译词比率很低,域外汉字词的比率很高,意味着,音译是外来词收容方式中最常用的方式,但音译词在汉语中的生命力很低,被其他译名代替的可能性很高。本研究通过配对变法实验,考察北京、上海、香港、四川(成都除外)四个地区960个居民对外来词的语言态度。结果发现,人们对男性说话者使用音译词的说话方式、女性说话者使用意译词的说话方式给予高评价,还发现,男受试者对意译词的评价高,女受试者对音译词的评价高,对外来词的语言态度在30岁以上的年龄段较显着,20-29岁最模糊,呈现出一个年龄级差的变化。职业方面,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意译词的评价高,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对音译词的评价高。这些结果都说明,外来词(音译词)在汉语使用者的意识中,代表开放性、时尚性等价值的象征。汉语借词中有不少同义异形词,有些由不同译法所产生,也有一些由不同引进途径所产生。本文通过网上问卷调查,考察了人们对同义异形外来词的认识率和使用率,对字母形式和汉字形式、港台形式和大陆形式的认识率,也呈年龄级差的变化。此外,各地区使用率高的词语,在报刊上的出现率也高,说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香港人的字母形式使用率明显地高,其他叁地居民的汉字形式使用率高于字母形式,其差异最大的是四川,上海则没有显着差异。性别方面,女性对字母词的相对使用率高于男性,年龄方面,20～29岁人群对字母词的相对使用率高于其他年龄段。
方欣欣[8]2004年在《语言接触问题叁段两合论》文中提出本论文利用“两个叁角”的研究思路，提出语言接触和词语借用领域的“叁段两合”论：语言接触带来的词语变异或借用现象都遵循着“叁段两合”的演变轨迹，并在“叁段两合”模式的作用下进行交接与交融。“叁段”论主要运用“普-方-古”(普-外-古)大叁角的思路和方法对接触、接纳、接续叁个阶段进行研究；“两合”论主要运用“表-里-值”小叁角的思路和方法对交接和交融过程进行研究。通篇围绕“叁段两合”论进行，在“叁段两合”论的基础上发掘语言接触问题，对借词显现以及汉化现象进行动态的、分时分段的、对举式的审视。 导论部分提出“叁段两合”论的理论基础和事实基础，并对“叁段两合”论进行介绍。 第一章将国外研究语言接触与变异的研究进行梳理，特别是有关借词研究的理论探索。花人力气放在述评和考证上。对于一些论述不准确或者不全面的地方进行了再消化和吸收。 二、叁、四章为主要章节。CS1接触阶段，将观察重点放在社会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上面，分为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接触带来的词汇借用问题，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的接触带来的词汇借用问题。对汉语外出词的分析和考察，为我们研究CS1接触阶段提供了一条辅助线索。 CS2接纳阶段，重点从语言内部机制进行分析，打破借用类型在共时单一层面上的传统划分角度，结合接纳方式的显性和潜性特征、共时层面和历时进程以及理据关联等，重新将借用和接纳类型划分为五大对共十小类。 CS3接续阶段，从语用角度看外来词对话语的影响，在“叁段两合”动态对举式的原则指导下，我们找到并重点探讨了词语模的连锁反应能力和话语传承的灵活多变性。 受到医学领域中“咀嚼与消化的关系”以及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这两个普遍存在的规律的启发，我们对外来词交接和交融过程的认识有如下几点：外来词交接速度与交融速度成反比；本国语言每次只对借来的语素做极小的调整，以使它适应本国语言；本国语言机制可以随着外来语言要素的不断借入而发生一些变化；世界上几乎没有“纯种”的事物存在，语言也不例外。借用现象时刻发生，并遵照“借用优先(杂交优势)”的规律进行。 第一次交合——ADP交接中，将词语交接过程分为显性交接和潜性交接两大类14小类，进行历时分析和动态描写。显性交接又分引入类和替换类。 第二次交合——ASP交融中，由表察里观察，得到词语交合充要条件。由里究表确定词语交融评判视角，我们分别从语音文字交融的类转化与最小倾向性、词法词义交融的不对称与特殊赋格、语序语类交融的渗透性与凸显特征叁个方面进行探索。最后，语值验察借词的定根性，通过考察独用语的速效应用性对词语借用速度与效度进行研析。 叁个附录是前期考察调研成果，多为量化分析。
钟吉娅[9]2003年在《汉语外源词》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汉语研究中，词汇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与语音、语法研究相比，汉语词汇的研究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至今未理出头绪，研究方法陈旧落后，语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也十分欠缺。而外源词，作为词汇研究中的一个子集，其涉及面虽然广至历史、地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翻译等诸多方面，但门庭却一直显得冷清。已有的研究角度狭窄，有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即使是在较为热门的审度外源词的资格和考察外源词的构成上，几十年来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外源词的定义、界定和分类、日语汉字词的归属问题等等仍未得到解决。因此，较为全面地对这个依然冷清、看似窄小实则宏大的领域进行研究，以期在成果的梳理和语料的描写、分析基础上进行一些解释性研究，并有所补白和创新，就显得意义重大了，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研究的论题、目标和方法，本研究的结构和所采用的素材以及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第二章对汉语翻译和外源词产生的历史进行历时的爬梳，对它们进行分期；第叁章对我国外源词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对迄今为止仍然悬而未决的核心理论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源词”进行重新审视，提出自己的一套术语和界定分类标准；第四章对作文本文语料库的四本词典的全部词条进行从来源、内容、分布和音节构造等多方位的量化统计，旨在通过客观翔实的语料数据对外源词引进的历时面貌获得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认识，为在稍后的章节中验证我们的叁个假设作好铺垫；第五章进行的工作是探究转写词，即语音转写词和意义转写词的转写方法，我们还把来自英语的原词与对应转写词的音节进行对比，分析其内部结构，还在语料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转写词在语音、构词、语序和文字四个方面的汉化情况做重点考察，分析汉化的原因；第六章对日语借形词和字母词的类型、内部构成和汉化情况进行考察，用对比的方法，对日语汉字词的汉化方式从语音、构词、文字的角度进行汉日对照分析，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汉语词汇中“看不到”日语汉字词，从而怀疑其外源词资格的原因；第七章对汉语外词源的引进方式、转写方式、词义等方面的演变进行探讨，就外源词对汉语构词法产生的影响作出分析；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总结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具有的价值，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和缺陷。
赵宏[10]2011年在《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理据是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形成的理由和根据,也是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各种内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对语言理据的看法反映了语言社团的语言观,是语言研究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同时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从英汉词汇系统理据现象、理据研究传统、理据类型、理据程度的异同入手,着力论证：(1)英语共时词汇系统的根本属性是任意性,汉语词汇则是一个理据性居主导地位的系统；(2)英汉语有诸多共同的理据机制,但理据类型和程度的不同也是导致英汉词汇系统诸多差异的根源之一；(3)理据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理据”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是语言符号结构上的可分析性,也是语言符号生成发展的机制和动因；既是语言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种种关系,也是语言系统和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之间的互动。所以研究理据现象,不能仅将语言作为单一的、静态的、封闭的符号系统,还要将语言看作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符号系统：不能仅将语言作为客体的、均质的、理想的对象进行研究,还要将语言作为主体的、复杂的、现实的对象进行研究；不能仅关注语言当前的状态,还要注意语言的历史、传统和发展：不能仅从西方理论的视角观察语言,还要从汉语事实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出发观照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这就是说,语言理据的研究,必须跨越语言系统内外,兼顾共时历时视角,包容中学西学传统,融会科学人文方法。西方语言思想和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对语言理据问题的看法历来大有不同。西方主流语言思想延续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语言是心灵的符号”这一观点,经由卢梭、黑格尔,至二十世纪初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发展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学说”。该理论体系在语言研究领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将语言研究最终推入“科学”的轨道,为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任意性学说还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思想源泉之一,并进一步发展为“语言是存在的最后家园”①这一观点。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传统始终将语言理据问题作为主旋律。汉语研究发展了自成体系的“因声求义,以形求义”的方法,积累了《说文解字》、《释名》等一大批理据研究的卓越成果,创立了“右文说”“声转”等系统的语言理论。汉语传统语言研究就是一部理据研究史。中西语言思想对语言理据问题不同观点的实质是：西方的“任意论”是“语言是心灵的符号”或“语言源自心灵”观点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至索绪尔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一个抽象的“心理实体”,排除“语言系统”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显示出比较强烈的唯心论倾向；而中国传统的“理据观”始终坚持发掘语言和自然实在的各种关系,探讨音义、形义间的联系,承认语言有现实和物质基础。我们认为,语言理据是语言的形式及演变和各种内外部因素的联系。语言理据从共时角度可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从历时角度可分为原生理据和次生理据。内部理据关注语言系统各级符号意义和形式的关系；外部理据讨论语言系统所处的各种环境因素和语言形式的关系；原生理据反映人类先民认知现实世界,并将现实世界转化为语言世界的方式；而次生理据反映了语言社团利用原生符号创造更高级别语言符号的规律。本研究对英汉词汇理据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对词汇系统内部理据因素和理据关系的探讨,其中包括对(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和外来语的理据性进行英汉对比研究；以及(2)对词汇系统和外部理据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主要针对经济理据和转隐喻理据这两种对英汉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为显着的理据因素进行英汉语间的对比研究。英汉词汇系统大致可分为(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词、合成词和外来语叁个部分。英语单纯符号主要是(来源于古英语的)单音节词,汉语主要是独体字；英语合成符号主要是复合词和派生词,汉语主要是合体字和双音词；英语外来语主要是借词,汉语主要是写音外来语。“单纯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但几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往往为人忽视,它们是：(1)排除了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的干扰；(2)将语言学的对象确立为音义结合的抽象心理实体；(3)忽略拟声词和感叹词。任意性理论是科学语言理论的完美典范,充满了理想化的魅力,是西方语言研究及思想传统两千多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我们以根植于西方思想传统和语言事实的任意性理论观照汉语汉字和中国语言思想传统,就不得不承认两者格格不入的事实。汉字在汉语系统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不是“符号的符号”,故而不能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语言符号①显然是人类历史和经验的积累,存在现实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心灵；科学研究中被忽略的小量甚至是痕量,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研究表明,汉字在汉语系统和汉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文字应被视作语言符号的要素之一。英汉单纯语言符号都具有叁元符号结构(语音、语形和语义),这一符号结构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语言符号结构理论。符号内部有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同时发挥作用,形成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语音理据易随时空变迁磨损丧失；而文字理据具有“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稳定性。英汉语单纯符号均有残存的语音理据,而在文字理据方面则体现出很大的差别：英语单纯符号基本没有文字理据,汉语单纯符号有很高程度的文字理据。理据观和任意论是中西截然不同的语言观念,源自中西不同的语言事实和思想传统,二者的会通和整合必然能为语言研究带来更多启示。“特性+实体”的合成符号向心结构式,是英汉合成符号共同的构成模式,同时也可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合成符号结构模式,反映了人类将简单语言符号组织成复杂语言符号的共同机制。这一模式使得合成符号语义较为透明,体现出较高水平的理据程度。外来语是典型的低理据性词汇。一种语言对外来语的吸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引进和同化。英语以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借词,汉语以语音为契合点引进写音外来语。英汉语对外来语同化的实质,是语言核心机制对外来语这一异质成分进行筛选和改造的过程。英语对外来语的同化主要调整音义关系,使其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则；汉语对外来语的同化主要使写音外来语向形义结合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使写音外来语理据化的过程。从英汉词汇的共时系统看,英语单纯符号理据性极低,汉语单纯符号则具有很高程度的理据性；英汉语合成符号具有共同的理据模式和相似的理据水平；而理据水平很低的外来语在英语中数量庞大,在汉语中则数量有限；故而英语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性较低,汉语词汇系统的理据程度很高。经济理据和词汇系统的关系尤为密切,是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和调节语言“开放性”的重要机制。经济原则对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语言社团要使用较为简约的方式表达概念,称为表达简约；(2)语言社团试图将词库规模控制在便于记忆和使用的范围,称为记忆简约；两者共同作用,相互平衡。英语理据性低,词化程度高；汉语理据性高,词化程度低。语言的开放性是经济机制作用的结果。英语任意性占绝对优势,对借词排斥很少,是“开放型”的语言；汉语理据性高,要求新词符合理据模式,对写音外来语排斥强烈,是“封闭型”语言。各种语言为满足其真正的需要而吸收外来语的能力则是同等的。转喻和隐喻思维是词义衍生的认知基础和驱动力量,有助于提高词的使用效率和表现力。英汉语中广泛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和转隐喻名名复合词是受转隐喻思维驱动的理据现象。核心概念词在意义衍生的初始阶段有较多共性,说明转隐喻思维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共同特征。同时,转隐喻思维具有文化一致性,运作受到语言特点和文化环境的限制,故而英汉词汇的转隐喻理据也呈现出较大差异。理据性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语言符号的理据类型、理据程度和词汇系统的特征有直接联系,影响或决定了词汇系统的构成和规模、词汇发展的道路、构词法的类型、外来语吸收的方式和数量、词化程度、词库规模、转隐喻思维的运作等。理据性可以作为划分语言类型的标准之一,区别高理据性语言和低理据性语言。汉语是高理据性语言的典型代表,英语是低理据性语言,两者的词汇系统既有共性,也有因理据类型和程度不同造成的巨大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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