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军[1]2016年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重要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纲领,是我们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理论武器,是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理论箴言,也是我们开展德育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视域。论文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研究德育问题的目的在于,让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直接参与德育的基本建构,从而解决德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德育研究始终关注叁大问题：一是时代突出的德育问题,二是德育的理论构建问题,叁是德育的培养目标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另外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即德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因此,论文将上述四个问题作为德育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向德育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视域。在此视域中,德育研究的问题在于：德育的历史方位不清晰,德育的“中国问题”捕捉不力,德育理论的构建缺乏方向、德育的阶段培养目标缺席。因此,文章从这四个方面阐述,如何透过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解决德育的重要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与德育研究视域的融合。第一,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历史方位。确定德育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德育研究的“阿基米德点”。文章依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描述,以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中国德育置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之中、置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置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之中、置于中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比较之中,确定德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章进一步将之表述为：“人的依赖”阶段与“物的依赖”阶段并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中；中国特定的压缩式发展进行时；非马克思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第二,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中国问题”。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当下德育研究缺乏历史感,这造成德育研究者无法准确捕捉德育的“中国问题”。故而,文章深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研究德育的“中国问题”的产生、本质、突出表现等,并进一步指出,德育的“中国问题”是由德育的中国道路这一总问题统领的问题域,包括克服官本位、等级本位等“人的依赖”阶段的思想弊端,超越资本逻辑自发产生的道德冷漠、价值虚无等意识形态,重构价值体系等问题。文章最后指出捕捉德育“中国问题”的四种途径。第叁,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理论构建。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看,中国德育部分从属于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中国德育理论构建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德育理论新形态,即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德育理论。文章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高度审视当下主流德育理论,指出当下德育理论构建既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又不能面向德育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构建中具体表现为：在继承传统德育资源上态度不明、在借鉴西方德育理论上拿来主义、在构筑德育话语体系上陷入危机。文章指出,德育理论构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向指引,坚持面向德育的“中国问题”原则。在具体构建中,要以解决德育的“中国问题”作为取舍传统德育资源、借鉴国外德育资源和德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标准。第四,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培养目标。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研究视域看,当下德育培养目标的问题在于：实现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遭遇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培养“接班人”的目标缺乏世界历史和人类主体的向度,人的道德发展受到资本的羁绊。因此,德育需要重新确定培养目标。文章以马克思的人的发展叁形态理论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为理论基础,确定当下的德育培养目标,即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是已经克服“人的依赖”阶段弊端,对“物的依赖”阶段弊端也具有自觉意识的人。文章最后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培养方案。
程平[2]2004年在《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发展》文中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独特的视角借鉴了与其整体相似的思想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含在以下理论中：英国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国际贸易论；德国李斯特的关税保护论；英法叁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当然，马克思是用唯物史观来统摄这些思想要素的，他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伟大变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世界历史的含义与特性、起源与趋势、动力与向度、价值尺度以及发展道路等基本内容，为我们今天分析现实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当代的全球化虽然在经济、政治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但在本质上，它依然没有超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当代中国发展同样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一样也面临着现代化与西方化的二难选择。这种历史性选择的启示是我们既要向西方学习，又要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并对二者的结合做与时俱进的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以当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切入点，先对中国传统的“小康”与“大同”思想进行一番解读，然后以相互参照的方式来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传统的借鉴与创新，最后探寻这种借鉴与创新的时代依据，从而通过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再度张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
胡俊飞[3]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是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持的民族的立场、标准和观念,构成了它区别于经典、俄苏和西方等其他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质。梳理、总结与反思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涵,在全球化新历史条件下拓展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是本文致力实现的研究目标。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及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场合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特质、历史、立场、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作过论述。“民族”是一种现代的历史现象,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历史传统和相对明晰的活动疆域是现代民族质的规定性,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是辩证统一的,阶级视野下的批判性肯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总的立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强调民族的历史性质和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对经典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研究、批评与决定”。救亡图存和民族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形成时的现实境遇与思想动力,民族性成为后者肯定性的价值诉求。第二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参照下,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演变及具体内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持讳莫如深、颇有微辞乃至尖锐批评的立场相异,从“民族主义文学”批判到“民族形式”论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化革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民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立场、诉求和尺度。随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民族内涵的探求依次在“民族与阶级”、“民族与世界”、“民族和现代”叁组命题中展开。首先,在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上,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民族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并不是“只有”和“全然”是阶级性。肯定文艺的民族性,并不否定它同时具有阶级性,反之亦然。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有统一的一面,不同阶级有共同的民族性,民族与阶级相互转换为对方的话语表达。其次,在民族和世界的关系上,民族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一方面,不存在脱离了民族性的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中,并通过民族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民族性需要以世界性为坐标、视野和目的,特殊性不能割弃普遍性而存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反思各种文化特殊性论,也要反对虚妄的普遍主义文化立场,坚持以特殊性为基础并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民族性。第叁,在民族与现代的关系上,民族是现代性的悖反,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文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目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是矛盾统一的,具体体现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民族与个人的兼顾、批判地弘扬传统等方面。民族性与现代性既彼此包含,又相互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应蹈袭西方现代性,而应立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中国经验,提出、探讨和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命题。第叁章论析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民族立场的可能性与积极意义,并批判地吸纳后殖民理论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念。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物理空间的简单扩张,更是逻辑肌理的深刻渗透,去差异化-夷平和解域化-不可脱钩是全球化的主要文化逻辑。全球化猛烈冲击民族国家,但不会带来一个“后民族”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文学的民族差异性可以减缓甚至改变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进程。批判地检讨后殖民理论和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是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重要途径。后殖民理论肯定民族主义是摧毁殖民体系和重振文化的利器,认识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建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构性,解构和置换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思维,强调民族的建构性、混杂性和非物质性,并为民族指明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然而也流露出浓烈的乌托邦气息,掩盖了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物质压迫关系。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民族问题上既肯定民族在反抗殖民统治、抵抗全球文化标准化的作用,又对它潜藏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因子,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种狭隘扭曲、异化的组织形式等表达了不满。鉴此,他们分别重释了民族的内涵,主要包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伊格尔顿和阿罕默德“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詹姆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概念”等论,这些新的民族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启迪。第四章从个体观、传统及其弘扬观和主体性观叁方面,建构全球化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在民族与个体的关系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是“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和主要活动场所,在人类步入自由王国的历史前,民族国家为个人的合理权利、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民族需要在个体的坚持而非绕过中被超越和扬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现实的个人”通向自由王国的途径手段,民族国家要尊重和保障“现实的个人”的合理权利、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但这种尊重和保障不是抽象、形式的,而应是具体、差异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民族与个体的平衡统一,不能是此而废彼,但这种平衡统一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在动态偏置中达成。民族以每一个体的实现为自身的实现,同时每一个体又在为民族的实现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共享的传统是民族的基本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开放的民族立场,需要科学地理解“传统”本身和规划“继承和弘扬”它的方式。传统是活着的过去、进展中的过程和在未来,是联结和贯穿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转换性创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弘扬传统所主张的路径,传统只有经过转换,面对和解决新的民族文化经验才能得到真正地继承和弘扬。“转换性创造”不是以既定的西方现代价值为圭臬,其目的是“别立新宗”。甄别传统,稽查可转换的传统的原初和演变含义,批判和克服旧的传统,在应对民族现实问题中赋予旧传统以新的内涵,是“转换性创造”传统的具体步骤。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民族主体性的确立系于他者,且是历史具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树立和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能固守启蒙现代性的主客二分、先验、纯粹、内在、绝对、超历史的本质主体性论,而要标举一种向他者与历史开放的民族主体性论。民族文化的主体应在民族自我和他者的融合,从而创造新质的过程中确立。民族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区分的依据,它是历史、具体、由人的实践所塑造、处于不停息地转化生成中的东西。由于民族的主体性是处于与他者结构关系和具体历史中的,因此它既不拒绝外来文化,也不固守某种固有不变的文化,而是推崇文化融合和超越创新,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凸显与他者的差异,在融合他者中推动自己的历史发展,从而使民族主体的关系结构和历史维度有机结合起来。
蔡后奇[4]2017年在《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自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出了 "文化自觉"思想,而且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我们研究"文化自觉"思想奠定了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张力关系中,对"文化自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打破"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格局,在更为宏大的视域中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互鉴"与"和合共生"。由于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作为一种"号召性的词汇",其诗性叙事所生成的朦胧语境需要理性的澄明,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蕴也需展开,尤其是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其新的理论内涵也亟待深度挖掘。本文以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为基础,从哲学的视域追问"文化自觉" "是什么"、"何以可能"、"何以发生"、"何以实现",赋予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规定,从而希冀实现"文化自觉"思想的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从唯物史观分析"文化自觉"的内在逻辑,是为了追问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什么"。"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一种实践自觉,文化自觉是在文化传承和跨文化对话中,出于"文化生命"和"实践理性"的"自知"而形成的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文化实践观。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实践方式,决定了不同形式的"文化自觉"。和以往社会形态的精英层的"文化自觉"不同,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一种人民大众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自觉","马魂、中体、西用"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何以可能"。首先,"各美其美"倡导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时间距离"却横隔在当代和传统之间,施莱尔马赫的"时间距离"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回归",而非"各美其美"。伽达默尔认为"时间距离"是文化糟粕的"过滤器"和传统文化精华的"生长域",使"各美其美"得以可能。在马克思的时间观中,时间即为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使"各美其美"得以实现。其次,"美人之美"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学习和借鉴,"文化距离"横隔在不同文化之间,在跨文化诠释学的视域中,"文化距离"是"他者"文化精华的"生长域"和文化糟粕的"过滤器","美人之美"因此得以可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凸显出的人的本质力量,使得"美人之美"得以实现。再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达的是文化和谐的愿景,"马魂、中体、西用"作为"美美与共"的中国文化表达,在"看、听、说"的视域融合作用之下,使中国文化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文化"叁螺旋"的和谐结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文化自觉"的"坐标轴",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 "何以发生"。首先,"文化自觉"的"时间轴"表征出文化主体性的维度,在实践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主体性的觉醒、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文化启蒙得以完成和"文化自觉"对于主体的反作用力,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自觉"的历史源起。"文化自觉"的现世图景表现为资本逻辑压抑了大众的"文化自觉",所以在未来的维度中,"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超越性和价值引导性亟需内化为文化主体的精神引擎。其次,"文化自觉"的"空间轴"表征出文化的主体间性维度,在考察中西文化空间中的主体间性之后,分析出二者对话的新形态,并以此做为哲学根据,在开放性的语境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分析"文化自觉",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 "何以实现"。"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其内在的张力结构需要阐明,目的是建构一种精神实体化的"文化自觉"。文化因"自觉"而"自信",自实践诠释学的视域来看,从"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在从文化的"效果历史意识"到"世界历史"视野形成开放性的文化新视野、从"读者视域"到"作者视域"形成创造性的新视域、从"诠释循环"的主体内化到主体外化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实现的。在从"文化自信"到文化强国的实践空间中,形成了五种文化力。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的"马魂、中体、西用"彰显出的文化向心力,全民素质的能动力是在道德教化、道德物化和道德内化叁维度中实现的,文化对发展方式转型的带动力表现为"经济的文化化",文化产业的创新力表现为"文化的经济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国家文化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以及和实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五种文化力相互作用,形成"五力互动"的文化实践景观。
曲艺[5]2017年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理论学派,是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新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类型,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被誉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旨趣在于,它展开了对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现状和历史的总体性研究,反映了要求化解南北矛盾、超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世界和谐的人类理想和社会发展愿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沃勒斯坦奠定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理解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其中之一,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上此理论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修正,并且用折衷的形式对马克思与卢森堡关于资本累积理论、列宁与卢森堡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行了继承。此外,阿瑞吉和弗兰克等西方其他学者在探讨世界体系问题上也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独特的学术贡献。阿瑞吉在探究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展动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以及对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认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关于马克思学说有效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性动力问题上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具体言之,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本论文阐述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涵义及其理论渊源问题。论文梳理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迈入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脱离了西方殖民主义掌握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努力探索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们把主要精神放在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社会变化迁移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不断的开展了讨论。关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所提出来的,实际上,卢森堡的依附理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资本积累的理论等都是较早地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卢森堡看来,世界体系其实就是世界的整体,其生存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并非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着非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原材料、市场及资本的积累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虽然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但却是沃勒斯坦赋予了这一概念比较明确的含义,沃勒斯坦提倡一定要由体系的整个部分或者总体准则上面开展察看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渊源问题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汲取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的角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分析方法来阐述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迁移;其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与20世纪的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汲取了20世纪史学的新成果;再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耗散结构论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普里高津的社会物理学;最后,步入发展理论的新时期,世界体系理论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依附理论与对现代化理论的驳斥。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四种思想渊源基础上而构建自己的理论基本框架的。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的理论,论文梳理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沃勒斯坦通过游历加纳、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西非海岸等国家,实地考察了解到了非洲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之现状,通过研究非洲殖民主义这样的现实切入点沃勒斯坦从马克思原着之中获取了灵感,达到了对世界体系的理论解析。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的主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便是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当代的世界体系其实属于世界经济的体系,始于16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逐渐扩展到了当代全球所有的地区与角落;沃勒斯坦认为变化中的世界体系会呈现出周期性结构,体系当中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需要采用历史性之态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社会的体制变化;在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问题上,沃勒斯坦发展了叁个地带划分理论。关于叁个地带划分理论,沃勒斯坦深受法国年鉴派和拉美独立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对世界进行了划分,即核心—半边缘—边缘叁个地带的划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方面,沃勒斯坦预言世界体系最终将会解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未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人们所得利润都将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方面就是衰败的政治因素,可以说国家的作用愈来愈弱,社会当中人口数量激增,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茫;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以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呼应和反映很强烈。在世界体系的研究学者之中,最着名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弗兰克,弗兰克原本是属于依附理论之代表性的学者,而在沃勒斯坦创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他便转变为对世界体系进行研究。第叁,论文深入研究了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论文对阿瑞吉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理论渊源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内容进行了探究和阐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的内部动力,霸权基本上源于这种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没有资本的扩张,霸权也就没有产生的可能;阿瑞吉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就是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自由的贸易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之载体。若想对世界不平等的状况进行消除,首先必须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对反体系运动的认识上,阿瑞吉提出,反体系的运动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不相同。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它不但在现代的世界体系当中存在,并且成为日趋复杂的一种力量,反体系的运动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世界新秩序、新的世界体系;在当今的世界体系的演进中,处于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崛起影响世界体系巨变的新生变量。阿瑞吉研究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的关系。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是其世界体系理论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阿瑞吉研究了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尝试揭示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做出了现代的世界体系极有可能会朝着中国崛起的道路前行的判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有效性问题,阿瑞吉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着眼于马克思学说对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的解释效力,却忽视了对“隐蔽的生产场所”及阶级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阿瑞吉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考实质上是最早的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在资本主义问题上,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所作的理论描述在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仍然有一定的效力;阿瑞吉的世界主义视域是他研究世界体系结构的独特分析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纳贡体系的价值定位问题上,在他看来,东亚的纳贡体系存在远远要比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早,带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阿瑞吉在受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启示之后,运用“长时段分析法”和“中心—边缘”结构模式来阐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源;阿瑞吉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进行了理论论证,阿瑞吉根据斯密市场经济理论原理对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作出系统性考察,试图揭示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规律性。与沃勒斯坦相比较,阿瑞吉赋予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维度上,这也是阿瑞吉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质所在,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的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但也是一个历史体系和社会体系。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探索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欣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世界体系论具有明显的新左派理论性质。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激进成分相对多些,革命色彩浓厚一些,反抗精神强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算得上一位新左派人物,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属于新左派思想的代表。阿瑞吉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所采用的研究的方法具有多重性质,包含了周期性的分析法、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矛盾和差异研究法、东西方对比的研究方法等。第四,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论文分析了弗兰克世界体系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本是依附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对依附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弗兰克的思想成长大概可以划为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依附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四个时期,在不同的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多的作品诞生。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概念分析框架、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弗兰克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世界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所专有,而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着;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新视域与新的分析方法。弗兰克认为,把人类作为中心而不是把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可以给新的全球实践供应新的基础性知识,他摒弃了实体论者所秉持的文明与民族的想法,还运用结构主义方式解析不停变化的经济政治的情形。论文是在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来确认弗兰克在构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新贡献的。在对世界体系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不同界定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全球体系应该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帝国两部分,二者都是把1500年作为其分水岭;而弗兰克世界体系仅是一个,1500年的前后并无质的差别,并且为连续的。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方面二人也存在差异性认识。由于对世界体系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与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在其结构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沃勒斯坦主张不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弗兰克认为不同地带依附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的不同看法,周期节奏与长期趋势反映出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动态的性质,其中的周期包含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特长周期。与沃勒斯坦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对世界体系周期更为关注,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五百年的周期交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动力问题上,按照弗兰克的观点,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便是资本霸权与资本积累,而这并非资本主义扩张体系所独有的动力源。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金融的扩张不存在,是不可能产生霸权的。第五,论文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总体评价。论文分析了其理论价值和理论局限性。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在于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评。沃勒斯坦曾认为:“就我或者就任何人而言,这样的寻求不仅为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我一直认为这样寻求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同时存在的,不会是单独存在的。”阿瑞吉主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基本针对的是物质的扩张,理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表面看来,此种理论在当代的经济危机前似乎已经没有解释力了,但是从实际的情况去看,马克思危机的理论主要建立于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基础上,这就使马克思危机理论不但要对物质的扩张进行探讨,并且还需要对金融的扩张进行探讨;弗兰克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竭尽全力的神化与美化西方的道路与价值观念,且明显的把世界范围的依附性的积累说与两极分化认为是理所当然,把不公平的交易与资本主义的霸权行径看成是保护世界民主与和平秩序,这是十分荒谬的。第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修正和创新性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突破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里面的欧洲中心主义分析视域。沃勒斯坦解析了1945年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不同境遇的时候谈过,社会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还是以欧洲作为中心;修改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探究方式里面的普遍主义。西方的社会科学探究崇向的是普遍主义,确信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一般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放之四海都可以的方法。正如沃勒斯坦所解析的那样,不管是有规则的社会科学家的不是历史的时间逆转的方式里面还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性阶段方式里面,西方欧洲社会科学完全坚决的建议普遍主义;修改了关于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文明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这样的文明理论里面存在的优越感不是单独而存的,它早已渗入了西方社会科学创建的用来解析问题的含义里面,并且表现在那些用来权衡那些含义标准之中;修改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理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20世纪原来的老左派所提的阶段理论大部分是针对西方进步理论展开的一种驳斥,此类说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主张,原因是马克思在最初时就严肃的批评了欧洲的中心主义的进步理论;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整合了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年鉴学派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后,论文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鲜明的理论局限,虽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理论的困境与分裂的因素。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叁个方面:第一,没有最终突破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虽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与借鉴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对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现状与制度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研究欧洲问题提出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框架。但是由于其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解产生偏差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片面化认识,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等同,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性进行等同,最终使现代的世界体系生成与发展依然是依照中心国家当中的资产阶级愿望去塑造。所以,他并没有跳出欧洲的中心主义之窠臼,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被蒙蔽的欧洲中心主义,依旧处在欧洲中心主义笼罩的阴影下,且最后在历史体系之构建方面陷入到欧洲中心主义困境当中却不能自拔。第二,历史观中的虚无主义与消极悲观主义,因其忽略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创建基础的了解,最后导致了关于将来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规划上面很大程度上不遵守真实,抽象虚无好似海市蜃楼,并且再次陷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窘况;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模糊的乌托邦理论特质,过分地强调了世界体系的链条相同性,忽略了此链条当中薄弱的环节,进而在某种程度中忽视了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思想,这极有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重新抛入到新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从总体上来看,以沃勒斯坦为代表所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其独特之视角,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了深刻的论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沃勒斯坦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宏伟的框架、博大精深的理论,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弗兰克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均吸引了很多理论学家的重视。
王培洲[6]2017年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因党而来,由党而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有着鲜明的意志和方向,始终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既坚守“主义”,又面向“问题”,既有理论形态,又具实践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难题。当我们把中国社会转型视为一个“经济事实”时,必须看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中,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也作为一个“价值世界”而存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理想与现实在转型社会中不断冲撞,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考验。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背景和论域,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原因和动力。本文的主线是“建设”。一个好的价值观建设方案应该使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既能“说出来”、又能“做出来”;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崇高信念和纪律要求的政党,在社会转型期进行价值观建设不能言所欲言、为所欲为。于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建设成为本文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本文按照“建设的逻辑”进行理论的展开,沿着“建设的理论基础”、“为何要建设”、“建设的挑战”和“如何建设”将全文分为一个导论和四个章节:导论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准备。作为理论上的“预热”,导论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做出了说明,以此证明此选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在这一部分,还通过论述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以发现目前此论题存在的问题,进而判断本文在研究中可拓展的空间。此外,为了强调问题导向,导论还给出了拟解决的“问题域”以及可能创新点。第一章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建设之前”的理论基础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必要的一步。原因是,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应当有着明确的边界,价值观既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也有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虽然目前学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时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当成一种“默认”,但问题是,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基底时,展现出了哪些内涵和特性?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才能理所应当地依据价值观的实践性、历史性、超越性、批判性等特点来解释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在深入到价值观建设之前,本章试图通过描述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普遍性(即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政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的结构和基本功能)来突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概念,因“中国”的独特语境而被赋予独特的意义,必须通过普遍性把握住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质。第二章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建设”,本章给出的答案有二: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是结构性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等“量”的方面必然内含精神、价值观等“质”的发展与变化;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变革中始终释放着特殊的功效:价值牵引、价值分辨和价值回应。社会转型的未完成状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需要,二者都需要进行价值观的建设。而社会转型既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论题的问题意识,又构成价值观建设的论域。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在论述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作用之前,特别交代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社会转型因为有党的领导而成为一种有主体性的自觉的转型,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逻辑”更加完整与合理。另外,本章最后一部分从历史的视角概括了转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转变。第叁章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到底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了哪些挑战。在本章的写作中试图分别从社会转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中各挑选一个对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挑战。因此,本章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资本逻辑、腐败问题、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叁论”以及社会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分化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的挑战。第四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本章试图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给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方案。从宏观上来讲,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需要有基本的价值遵循,即共产主义价值路向、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为人民服务价值立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中观层面上试图回应第叁章的四个挑战,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理论、实践、国外、国内四个视角的路径建设方式。在微观层面上主要依据价值观的传播机制即“价值主体建设——价值传播——价值认同——价值理解”四个环节,各取一个关键点。具体说来就是在价值主体建设上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价值传播过程中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在价值认同上扣好青少年的“第一颗扣子”,在价值理解中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基因”。
毕红梅[7]2006年在《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人之生活的一种创造方式，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及其时代特征，并进而理解人和社会、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采取相应对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使命。思想政治教育要自觉地担负起面向全球和植根本土的双重抗争，进而在这种抗争中谱写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话语。因此，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指向是通过与全球化的关系得以彰显的。本文从全球化视域出发，对全球化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走向进行了话说。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和现实的两个视角，以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对策为主线来进行追问和诉求的。本文以全球化概念为切入点，通过阐述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多义理解，凸现了西方和我国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对全球化涵义、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再认识，拓宽拓深了全球化的研究，通过这些角度的把握对于全球化整体的研究的可以达到管窥的效果。本文依循历史轨迹追溯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解读全球化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观照现实，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多维透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指归。本文从全球化与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关系质态出发，论述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是多维度的，重点阐释全球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价值观念冲突、国家主权削弱、文化安全受到威胁等方面的严重挑战。本文认为极端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很有可能以“一”淹没“多”，甚至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霸权模式和垄断模式，这本身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同时也违背了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多元化诉求；后者则有可能以回归传统的方式消弭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性”的追求，乃至退缩在一隅之中拒斥或背离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和特殊的规律。这些鲜明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国际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些特殊规律包括：动态平衡规律、和而不同规律、开源引流规律、整合超越规律。本文论述了全球化背后又的确隐藏着西方文化霸权和殖民扩张，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种种危机。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球的同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国家独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因此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全球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目前人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时空架构中，交往作为全球化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贯穿于全球化和人的发展过程的始终。鉴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实质性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并且呼唤新的理论反思，作为全球化时代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直接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当代视野。因而，只有把交往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相结合，找出二者的内在关系，并探究交往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将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整合，从而把握当代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因此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交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转换：植根于生活世界；主体间进行对话、理解、共享，相互自我建构。
李保国[8]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主义是影响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在近代历史上,无论是清末的救国道路探索,还是“五四”的救亡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它都被诸多仁人志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法宝；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它又逐渐由“幕后”走向“前台”,从知识界中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回应,及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再兴,到民众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8年保卫奥运圣火行动和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的民族情绪表达,再到官方在政府有关报告及讲话中“民族复兴”的反复叙述,都可以若见民族主义的身影。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论范式对这种重要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形成如下的见解：一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并因此而展现出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完整、追求民族国家富强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基本诉求,以及应激——反应性、国家中心、“空洞化”内容和“抗争型”相交织等复杂特征。二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与话语。从功能论视角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分为主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非主流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反主流的民族分离(裂)主义,其中因反主流的民族分离(裂)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目标相抵牾,故它不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范畴。从主体差异视角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存在叁种话语形式,即以“民族复兴”为主题语的官方话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术话语和以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为主体的大众话语。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引领民族主义的可操作性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必须承担引领民族主义的重任。在具体的引领路径上,要坚持尊重与包容的引领原则；善于借助与吸纳民族主义积极因素来充实引领动力；重点做好青年群体的价值观教育工作；注意在思想、理论与实践叁重路向上协同引领。四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未来存在“两可”发展趋向。从存在时度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具有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现实基础,但其在终极意义上必将消亡；从存在量度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常态中会保持合适“当量”,但在非常态中将会迅速膨胀；从存在质度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宏观层面总体良好,但在微观层面具有“恶向”可能。
肖红艳[9]2012年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文中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其转变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交往的不断扩大,揭示了导致这种转变的根源、动力和本质,并且预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结果是共产主义。今天,世界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涌现出许多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观点,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争议,这些争论的存在,已经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立场、方法中寻求灵感,得到启发。马克思注重对世界历史实质的研究,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坚持历史进步观,考察世界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全面认识各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总体结构中的发展、变化、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对我们科学地认识今天的全球化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和价值。全球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却又是一个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因此,我们不但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会与风险同在,而且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今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把握好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权,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应对策略。
朱宗友[10]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它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必将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很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的解读。据考证,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是福音抑或灾难,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巨大的历史同步性与契合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近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30年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60-70年代以来,在这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某些改组和分化,形成了在美苏两极对立条件下的叁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终结,形成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极化趋势。然而无论在哪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化进程都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步伐,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新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道路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还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展现了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重要问题研究[D]. 刘亚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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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D]. 胡俊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自觉”思想研究[D]. 蔡后奇.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5].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曲艺. 吉林大学. 2017
[6].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D]. 王培洲.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7]. 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毕红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8].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D]. 李保国. 西南交通大学. 2012
[9].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D]. 肖红艳. 广西大学. 2012
[10].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D]. 朱宗友. 河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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