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燕[1]2004年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文中提出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美之间的正式交往关系开始形成,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内容也已成型,这些原则在整个20世纪,甚至是今天都指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现出对华关系上的友好和温和的一面,美国坚持认为自己的对华政策不同于英法等欧洲列强,另一方面美国却从不放弃通过最惠国待遇获取英法列强用武力攫取的在华特权。直到19世纪末,美国最后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才标志着美国最终放弃了“搭便车”的对华政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对华立场。 这一时期美国的在华商人、传教士、外交官都不满于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不满中国社会的落后和闭塞,他们怀着美国清教徒传统的使命感希望帮助满清政府实行改革,以使中国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当在华利益集团极力鼓励中国门户开放时,在美国的中国华工却遭到了美国国内排华分子的迫害,排华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这一时期的焦点,美国最终出台了一系列的排华法案,单方面的关闭了中美相互开放的大门。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各种特征的一把钥匙,它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是一边强调与华关系中的友好,一边把实现美国本国的利益摆在首位。
胡中波[2]2016年在《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力图从中美关系的历史出发,探讨自近代以来每个时期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同时,考察影响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演进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促进因素和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从而为排除干扰,推进当今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以服务于实现“中国梦”和推动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具体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以往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文章结构、研究方法,介绍了论文所要开展的新尝试。第一章主要论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文教活动与早期中美关系。本章从近代中美关系的发端开始谈起,历经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重大中美关系历史事件。论述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后,美国传教士随之来到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传教士在华开展文化、宗教、教育乃至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教育活动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着力论述中美关系最早如何开始?传教士在何种情况下来华?传教士如何将宗教和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活动?美国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教育对早期中美关系有何作用或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19世纪中叶至1881年的幼童留美与19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洋务运动注重向英、法等西方先进列强学习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向同属西方列强的美国学习。在容闳等人的积极促推下,在清政府出于国际关系大背景的考虑下,同时,在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下,中国官方举办幼童留美计划,开始了规模化的中美教育交流活动,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本章重点考察中美两国对推动幼童留美的考虑和动机,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与当时的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大背景有何关联?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是何态度?有何政策?存何动机?以及幼童留美计划后来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叁章主要论述1881年至1911年的庚款留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美关系。庚子赔款后,美国将其得到的一部分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并指定用于兴办教育。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支持下,中国国内兴起了留学美国运动,学习美国先进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庚款留美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联系人士。本章除考察中方的庚款留美考虑外,重点从美方角度考察美方为何愿意退还部分庚款并用来在中国支持办学和支持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美国的这项官方决定和行动决策动因何在?第四章主要论述1911年至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在教育交流上有一些重大活动。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双方对这些教育交流活动是如何考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本章通过考察这些内容,反映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主要论述1927年至1949年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初步统一。此后,围绕中国教育自主权的问题,中美在教育交流以及中美关系上都有所斗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在华教会教育不得不更加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抗战的爆发,对中美关系和中美教育交流都有影响,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中美最终出于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合作考虑结成国家同盟,并在美国基于战后全球安排的考虑下支持中国,形成中美特殊关系。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战争结束以后,中美教育交流出现高潮。本章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开展教育交流的各自考虑以及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第六章主要论述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在短暂观望后对新生中国采取长期敌对和封锁政策。同时,新中国在建国初也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等考虑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建国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两国关系完全封闭。教育交流方面,双方教育联系基本中断。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从两国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考虑,出于建构中美苏大叁角抗衡苏联的需要考虑,调整中美关系,中美教育交流得以发展。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和重启以及与中美关系变动的关系,论述了中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虑。第七章主要论述1979年至本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国内也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美教育交流出现大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较快,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它的发展也受到美国意识形态考虑的阻碍,遭遇过重大挫折。不过,在中方的积极努力下,中方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美教育交流,中美教育交流在20世纪末重回发展正轨。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形成新的战略定位,中美教育交流再次出现大发展。随着中美经济、政治等战略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中美人文(教育)交流的合作对话机制也相应建立。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中美教育交流日益向全面、双边、互动的方向迈进。本章重点考察了这时期在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发展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和动机。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及其启示。教育交流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教育交流关系的发展受到国家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交流关系反映着国家关系或紧密或封闭或平淡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教育交流也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合作,培育构建两国关系的长久基础,有利于国家关系的持久向好和不断紧密。通过制订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教育文化对外交流政策,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和推动新时期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力量。文章附录了中美关系历史发展变化和中美教育交流历史发展变化的互动大事记以及中美关系史上与中美教育交流有关的重要文献及中国幼童留美、庚款留美等人员名单,为把握、理解和审视近代以来长时段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提供概貌。
盖建平[3]2010年在《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文中提出以中美学界早期美华文学研究既存成果的梳理与当代命题的提出为导论,本文的四章正文分别对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的四部代表作品《金山篇》、《逐客篇》、《苦社会》、“木屋诗”展开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阐析与跨学科研究。本文打破美国华人史及排华史研究与中国侨乡文史研究之间原有的学科界线,在相关各类文史资料充分储备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文学文本对于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特定书写形态,同时阐发文学与既存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文学的场域中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间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经历予以重新观照。贯穿本文正文四章的基本命题,乃是对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文史互证,以及对早期美国华人形象的正面呈现。本文对美国排华主义言论中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的几个基本观点[“流民苦力”说(coolie)、“客民”说(sojourner)、“唯利是图”说(gold-digger)、“文盲”说(illiterate)等]予以引入中国学界侨乡文史研究成果的正面解构,由此实现文学研究之于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创造性书写,从而阐发以华语写成的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作为近代时期华人赴美跨国生存经验记录的文学价值。第一章从美华文学开篇之作《金山篇》的艺术风格分析入手,从中“发现”早期美华文学不同于既存美华历史叙事的对近代华人赴美动机的感性呈现,进而导向对中国唐宋以降的出洋传统的认知、对近代华人的美国观的重新认识,并最终解构既存历史叙事中“晚清赴美华人多为贫苦流民”的基本定调。这首长诗创作于美国排华初露端倪的时期,作者张维屏作为中国侨乡的先进知识分子,运用五行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黄金的诸多典故来推想华人在美国的未来。《金山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乐观、期待、向往美国的情绪,体现出“站在侨乡看美国”的特定视角,因而具有广泛而特殊的代表性。另一方面,《金山篇》未能指出当时华人在“金山”遭遇的歧视性赋税本质上源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然而,此诗折射出的当年出洋者近乎盲目又自圆其说的乐观态度,应当被视为19世纪中期以来华人不断赴美的一种精神动力。第二章研究美国《排华法案》1882年出台之后的及时之作《逐客篇》,结合作者黄遵宪领先的西学修养、干练外交才华,分析《逐客篇》对美国排华运动来龙去脉的特定表述。本文认为,《逐客篇》贯注着近代中国一位优秀外交官所特具的现实经验与务实眼光。在排华成为美国全民性政治社会运动的特定时代语境下,黄遵宪将早期华人在美国“安居乐业”的“当初”与眼前的现状相对照,其中加入了黄遵宪对《排华法案》的种族主义性质的系统认知。在对《逐客篇》所特具的时代性的解读中,本文植入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接受欧风美雨的文化变迁背景,主张:正是亲身介入美国排华现实的政治经验,促成了黄遵宪对当时中国进步士人热心西学时所怀的“大同”理想的正面反思。另外,在痛陈华人在美的可悲遭遇时,黄遵宪以美国黑奴作为对照,来突出华人强烈的耻辱之感,这又透露出诗人受到西方种族主义观念沾染的痕迹。由是,晚清近代中国文明转型期“新”“旧”观念驳杂的时代风貌亦得以随之呈现。第叁章从《苦社会》与国内同时期“谴责小说”的比较入手,呈示这部小说跨国书写的别异之处,进而平行参考国内学界对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发掘至20世纪初期为止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丰厚积累,最终得以辨识“美国华人”这一跨国文化身份的最初成形过程。在《苦社会》的文学叙事中,超脱于世俗物欲争斗的伦理诉求与反击排华的现实立场始终隐然并行,这一特定的观念状态与第一、二章所研究的《金山篇》、《逐客篇》对所处时代的观察评说一起,共同构成了早期美国华人跨国生存状态的多个面相。早期美华族群强烈的道德意识与亲情观念,亦在相关的移民观念变迁的框架下得以充分披露。第四章对当代美华学界蔚为显学的“木屋诗”即天使岛诗歌研究予以细化梳理,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内容及形式的文史整合,追溯20世纪前半叶被拘禁于美国旧金山海关候审所“木屋”中的华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从而展现富于感性与个性的早期美国华人形象。本文主张,在衣食不周的囚居困境中,木屋华人除了对自身遭受的不公待遇发出愤怒的抗辨,还依然秉有优美的情感、自尊的气质、开阔的心灵、彼此的关切。如上种种感性力量,皆为早期美华移民群体对抗生存绝境的精神资源。本文将这一特殊创作形态的文学传统追溯到中国唐代的梵志诗,对木屋诗作为古代民间诗歌跨国延伸的文学特质予以比较阐发。最后,参照中国历代《诗经》读法,本文论述了读解《木屋诗》以及对整个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予以深度研究的当代现实社会文化价值。经由正文四章对早期美华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本文将结论落于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主题发展脉络与当代价值的重新描绘。面向美国学界,本文正面讨论了为美国排华话语这一“语言的铁幕”遮蔽的“未名之物”,指出呈现早期美国华人正面感性形象的要点所在;面向中国学界,则是实践以早期美华文学研究为平台的跨学科文本细读,展现早期美华文学阐释与美华历史重写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而对文学研究、文本读解的既定范式予以突破,并最终呈现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作为当代中美两国可以共享的文化遗产的丰厚内蕴,以及促进两国文化界反思历史、沟通对话的“桥梁”特质。
江振鹏[4]2012年在《国际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霸权之基》文中研究说明“金元外交”是与塔夫脱总统和诺克斯国务卿这两位美国外交家紧密相连的外交政策,其核心理念在于适应现代商业发展的要求,以“金元”取代“子弹”,由国务院出面推动对“一切合法、有利可图的美国海外企业予以一切恰当的支持”。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味,一则是从政府政策功能出发,“外交应该为金元的扩张服务”;二则为从私人资本的视角着眼,“金元”可以参与政府对外开拓的重要事业,追逐国外的广阔市场与高额利润,公私紧密结合,从而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综合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缔造“金元下的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元外交”是对20世纪初美国开始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背景下,对美国向外扩张中华盛顿与华尔街进行公私互动关系的一种思考实践与凝练升华。“金元外交”实施的对象大都是处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由于自身的因素和欧洲资本输出的加强,亚非拉各国政府大都处于严重的财政困难和恶性的外债危机之中,这既酿成了外来殖民干预之威胁,也给美国的“金元”治理与干预提供了机遇。“金元外交”的政策宗旨在于通过“金元”促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稳定的财政能力进而达成政治秩序,其行动的逻辑在于由美国监管或接手当地税收重要来源,实施“科学合理”的监管,从而形成稳定的财政偿还能力,进而免除欧洲殖民势力干涉的直接借口,也塑造了美国在这些地区的财政和金融影响。因此,塔夫脱实施“金元外交”的背后,涉及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这样才能保证“金元”达到效果。从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和暂时效果来看,“金元外交”在亚非拉实施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在尼加拉瓜,塔夫脱政府利用1909年的债务危机和革命动乱,将尼加拉瓜打造成为拉美地区实施“金元外交”的样板,代表了“门罗主义”旗号下美国绝对控制其后院财政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类型。与此同时,在西非的利比里亚,美国利用两国间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和债务危机,组建了以美国银行团为核心的国际银行团,而后又建立了美国主导下的关税监管体制,掌控了财政大权,最终将利比里亚变成了“财政附庸国”,在欧洲殖民势力控制的非洲建立一个对美国保持门户开放的立足之地。在远东的中国,塔夫脱政府利用清末民初的财政困难和外债危机,借助银行团的金融力量积极介入中国的铁路建设、币制改革和善后大借款,欲更改远东地区的游戏规则,维持和发展“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但是日俄的强烈反对和英法德的消极态度使其步步后退,华尔街自身实力的局限也令美国主导中国财政大权的梦想落空,美国不得不撤出“金元外交”。“金元外交”的不同类型充分体现了塔夫脱和诺克斯对于“金元外交”核心原则的理解——“一切恰当的支持”,即在外交政策的全球布局中,当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当然,“金元外交”实施的过程都涉及到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务院、代表私人资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和代表“科学知识”的财政专家的组合。在这个组合秩序中,政府出台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华尔街的银行家提供资金支持,财政专家贡献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科学原则和专业知识,他们希望帮助欠发达地区国家有效管理银行家提供的贷款,助其自助,使当地形成财政稳定和政治有序,从而实现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与代表私人利益银行家之间通过财政专家这个桥梁搭建的平台进行密切合作,政府与私人机构之间的界线已经不再清晰。这种新的“组合主义”外交目的在于将有效率的、有责任感的华尔街银行与政府主导的公共目标和外交利益相结合,从而能够相互促进,达到双赢。因此,塔夫脱试图在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政府通过整合市场力量和相互合作的私人银行来共同在全球经济中扩张,并且通过财政专家的努力建立一个理性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由此“金元外交”成为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构建国际财政和金融霸权的早期尝试和重要基点。但无论是从实施过程还是政策结果来看,“金元外交”都并非欠发达债务国的“福音”,相反,美国总是不时通过牺牲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来换取或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此外,从历史的演进来看,“金元外交”植根于美国深厚的“商业”外交传统,同时适应了华尔街崛起后美国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在实践层面上承继并发展了“门户开放”和“门罗主义”及其推论,并将二者整合成为一项针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的对外政策,代表了20世纪初期美国对于“现代外交”的探索与总结,具有一定程度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一种战略眼光。因此,在塔夫脱政府之后的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发展历程中,各种类型、各个版本的“新金元外交”不绝如缕,至今仍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重要影响,这也是一个世纪之后研究“金元外交”的意义所在。
石志宏[5]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叁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叁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叁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叁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叁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叁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叁边互动态势,叁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房功利[6]2004年在《中国国防战略演变研究(1949-2002)》文中提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国防战略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军事学术界的视野。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防战略研究的一个方面,即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研究。世纪之交,不仅新军事变革浪潮使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更其突出,而且中国国家安全面对来自国内外传统、非传统威胁,使国防力的具体运用——以较好地实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利益不受侵犯的国防功能——的研究也具迫切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尽可能广泛而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采用传统史学和系统论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演变及其实践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学术性结论,以求达到“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的史学研究目的。本文由绪论、正文、结束语叁部分组成。绪论指出,世纪之交,中国国防仍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以及霸权主义的挑战,制定正确的国防战略以战胜挑战乃是当务之急。科学总结和汲取半个世纪中国国防战略实践之经验教训,以为今后国防实践之资鉴,是一项极富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初步探索:“边打边建,联苏抗美”(1949~1956)本文首次将建国初的七年作为中国国防战略的重要探索期加以考察。认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根据当时国内状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环境和敌情的判断,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战略基本上是沿着“边打边建,联苏抗美”的思路运筹和谋划的,它不仅体现了国家战略对国防的要求,也体现了远大目标与现实相结合的历史逻辑。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凸现了国防谋略的紧迫性,而且为中国在现代局部战争条件下的国防战略提供了重要经验,使中国领导人对构建现代国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章,战略出台:“积极防御,防敌突袭”(1956~1964)在前七年探索的基础上,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出台了第一个国防战略。本章对中国第一个国防战略出台的背景进行了考察,并认为,这一战略的提出大大推动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大跨度发展,从而使本章涉猎的时期成为中国国防建设重要的发展时期。本章还对中国第一个国防战略指导下的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进行了系统总结,特别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对两次台海危机中的斗争经验,对60年代初的中印边界自卫作战研究中的分歧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新的见解。第叁章和第四章,举国临战:“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1985)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新的判断,1964年中国国防战略作出了重要调整,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国防战略方针。这一新的国防战略在中国贯彻了长达20年。为了研究和叙述方便,笔者将这一过程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中心分作上、下
张建琴[7]2016年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降,美国迅速崛起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都超越了西方传统强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家,也成为塑造中国形象的主导国家。电影是美国建构中国形象最重要的阵地,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潜藏着美国的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本文在“异域文化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之上,借鉴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跨文化形象学、文化研究等理论资源,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通过对经典电影文本的多层次分析,找出美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形象中形成的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和程式,揭示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的出现、发展和变异都离不开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语境。历史上,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形构下,呈现出各色各样的面孔。总的来看,西方的中国形象可以分为美好的正面形象、愚蛮的负面形象与平实视看的形象叁种类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形象,都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文化“他者”形象,体现了西方对自我的认同与维护。美国电影对中国的塑造历史大致可分为默片电影时代、电影工业时代、冷战敌对时期以及开放交往时期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中国形象在结构、风格和内容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其背后始终存在着许多刻板的观念以及通过观念创造的类型化的故事和人物。美国电影以强势的资金、技术为后盾,已将全世界变为其超级市场,观众在对电影的观看和体验中,接受并巩固了形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傅满洲形象、陈查理形象以及《大地》中的中国形象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代表,叁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和对华态度。分析、梳理这叁个典型形象的特征及其产生、发展和消隐的轨迹,对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小说中的华人形象,系列小说一出版就传入美国并被好莱坞拍成十余部电影。傅满洲是“黄祸”的化身,是令人恐惧的东方恶魔。他所代表的撤旦式的中国人形象在美国银幕上时而隐匿,时而出现,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型化偏见;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小说中的华人形象。比格斯的陈查理系列小说只有6部,却先后被改编衍生为47部电影。陈查理这一“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中中国形象的好转。陈查理形象是一个文化寓言,反映了一战后美国人对中国的热情以及白人对少数族裔的同化与认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偏见与文化歧视的痕迹;电影《大地》根据赛珍珠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它将镜头对准中国本土,塑造了乡土田园式的中国形象。它改变了早期美国电影中丑化、模糊化、幻象化的中国形象,是好莱坞在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一次重要而认真的尝试。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文化差异、时代语境与媒介特性是影响中国形象的主要因素。中国是美国的“他者”,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构筑的“他者”话语。正确认识美国电影的中国形象,一是要认清形象的本质,洞悉其中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是要在“他者”的注视中完成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在冲突和竞争的张力中逐步走向融合。研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不仅要认识到中美之间界限和差异的存在,而且要认识到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强调跨文化空间和文化交往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偏见,减少误解和冲突,达到文化间融汇与沟通。
李永[8]2012年在《排拒与接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部美国史几乎就是一部移民史。在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在法律上他们曾经作为单一种族受到移民限制,其子女遭受隔离教育政策影响,起初他们被称为“黄祸”,而后又被誉为“模范族裔”,这个族群就是美国华人。1848年淘金热以来,华人几乎都是从旧金山登陆,因而旧金山也就被视为跨越新旧世界的大门,也是当时美国第一大华埠。从文化角度来说,旧金山聚居的华人在异域移植着本民族的文化,并与强势的美国文化相抗衡,华人社会中的中美二元文化矛盾非常突出,中美二元教育的文化影响也给华人子女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此外,1943年废除排华法以前,旧金山种族隔离教育的历史也最具代表性。有鉴于此,本文选择1848年华人淘金移民至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这一时段,通过对旧金山华人延续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中文学校以及施加美国化影响的公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考察,反映华人子女的文化心态,并以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研究为佐证,从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中美二元教育对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除引言和结语以外,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从华南到旧金山这一跨太平洋华人社会的历史描述。通过对华人移出地华南和移入地旧金山的社会历史考察,并借用米德“叁喻文化”理论,分析华南社会文化、美国社会文化与旧金山华人社会文化叁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是本文的一个先导性研究,意在从学理上揭示由于文化特性不同所造成的中美不同文化对华人教育活动的影响。第二章:对旧金山华人公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考察。排华期间,由于饱受隔离教育政策的危害,旧金山华人一直为争取平等教育权而斗争。在公立学校内外,华人子女还遭遇到了各种歧视。基于传教与教育的双重目的,针对华人的教会学校在旧金山得到了长足发展,许多华人子女在此接受了英文教育。作为美国的社会机构,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是对少数族裔施加同化影响的主要渠道,在这其中英语学习对华人子女的同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第叁章:对旧金山华人家庭教育与中文学校的考察。华人家庭是华人教育活动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随着旧金山华人社会从分裂家庭走向双亲家庭,华人子女的家庭教育才逐渐走向正常化。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期望直接影响了子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华人父母崇尚教育的传统与二战前的兴学活动,直接促进了旧金山华埠中文学校的发展。中文学校通过民族语言与文化的教育,也激发了华人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第二、叁章是实证性基础研究,是本文研究的基石,主要依靠丰富详实的中英文史料,展现土生华人子女的教育经历以及文化冲突下的心理状态,其中包括微观的教育活动描写和典型个案分析。第四章:教育对华人子女文化认同建构作用的分析。在华人子女成长过程中,中美二元教育作为二种文化传递活动,不仅影响了华人子女对待自身、对待华人群体和主流社会的态度,也对他们的文化认同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制于中美复杂的社会因素,教育对文化认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整体上受制于美国社会对华人社会从排拒到接纳的历史过程,其中来自主流社会的态度改变、种族歧视、隔离教育,不仅妨碍了华人教育的正常发展,还导致了华人子女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别,并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特征。结语:在对1848-1943年间旧金山华人教育史的考察中,笔者发现:排拒与接纳构成了华人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基调;教育对美国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转向起到了关键作用:经历中美二元教育的土生华人,通过理性的分析与认识,从中美文化中吸取养分,构建了“美国华人”的新认同;旧金山华人教育的研究启示在于华文教育应该更多关注华文教学的文化性,文化和合应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
马跃[9]2013年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的强国之道,是大国兴衰的晴雨表,更是大国角力的主战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的崛起、荷兰在17世纪的兴盛、英国在18世纪成为世界工厂、美国在19世纪后期赶超英国并在20世纪中期以来称霸世界,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崛起……在这些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对外贸易始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贸易摩擦作为这一过程的反作用力,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得越快,所遭遇的贸易摩擦就越强烈。今天,中国的崛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此步入现代社会。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超大型国家的崛起。根据先驱们的研究结论,大国的对外依存度一般较低,然而中国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的成长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崛起之后,已经进入了国际经贸摩擦的多发期。如何理解、认识这些摩擦和由它带来的麻烦,怎样应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坦率地讲,对此,我们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缺乏大国胸襟和大国战略思维,是亟待克服、解决的。本文认为,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贸易摩擦的产生与激化纵有多种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新兴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源于国际秩序的变化,这是不可回避的。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经历贸易摩擦从弱到强、然后再次转弱的过程。在今天,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坚持“融入现存体系”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对现存的国际贸易体系既要“接轨”,又要完善和提高;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合作的发展;并且对贸易摩擦的“叁大对象”采取有区别的、针对性强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历史发展是逻辑分析的基础,逻辑联系是历史描述的依据,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对于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不能单独地运用历史方法或者逻辑方法。因此,本文先从历史出发,考察大国崛起的例证,进而分析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贸易摩擦成因特殊性,并通过经验事实的解析去验证所论的科学性,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第二,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相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是分析对外贸易摩擦的依据,然而,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贸易摩擦不仅源于经济原因,还出于政治原因。因此,对大国崛起过程中对外贸易摩擦的探寻需要将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相结合,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使分析陷入片面。本文共分为7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是对大国兴衰历史的简要回顾。以公元1500年为起点,介绍了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崛起的轨迹,对大国崛起的道路和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和挫败的原因进行总结。第3章对大国崛起的理论和国际贸易摩擦理论分别进行了梳理,并对贸易摩擦理论进行拓展,用于分析新兴国家崛起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摩擦成因。第4章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形式、大国崛起背景下贸易摩擦的影响和生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了新兴大国与既存大国、与中小国家和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贸易摩擦背后的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第5章通过对大国崛起过程中贸易摩擦的经验事实考察,为大国崛起过程中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制定贸易政策提供有益借鉴。第6章分析了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第7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的国际贸易摩擦理论多是从单个视角对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予以解释,而对于大国崛起过程中所遭遇的贸易摩擦又限于新兴大国与既存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文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的全方位分析,不仅分析了新兴大国与既存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分析了新兴大国与中小国家、新兴大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观点的创新。将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新兴大国对既存大国贸易摩擦的模型分析之中,提出了新兴大国的低价竞争优势模型。对中国崛起的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并勾勒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贸易摩擦曲线。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实证分析的不足。由于笔者知识结构以及精力、能力所限,对于贸易摩擦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论文中的实证研究部分较为简单,对于技术、生产规模以及其他变量的动态发展等问题还没有过多涉猎;第二,在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贸易摩擦成因的分析中,缺乏理论分析,分析缺乏系统性。笔者决心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韩越[10]2014年在《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研究》文中认为独立至今,印度一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其保护的时间、保护的领域、保护的手段都具有特殊性。本文从分析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形成的根源入手,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出发点,分析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征及其影响,印度的社会多元结构对政治的影响,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从而得出印度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政治逻辑,揭示印度现行贸易政策和体制的本质,并对其未来的走势做出预判。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梳理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理论,归纳贸易保护主义的一般规律,构建分析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分析殖民地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建国初期印度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论证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形成的必然性;再次,从纵向的维度分析了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演变过程,将印度独立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分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两个大的阶段,细致地分析了每个阶段印度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及其效果,从而归纳得出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最后,从横向的维度,对印度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对以上内容展开研究,并通过分析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1.尽管印度从严格封闭的内向型经济逐步走向开放,但历届印度政府都坚持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目的就是通过贸易保护使本国企业得到充分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免受外国资本的冲击,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2.从本质上看,首先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是平衡国内多元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其次,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是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竞争的必然结果;最后,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3.从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规律来看,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性表现在:在建国初期选择进口替代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建立民族工业体系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特殊性表现在:通常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段时期以后,都会走向经济自由化和出口导向,虽然大国保护的时间较长,但印度并未在国内市场达到饱和时马上实行开放政策,而是仍然继续采取保护政策。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于印度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很难在政策中获益,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微薄、消费能力一直处在较低水平,社会总需求增长缓慢;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贸易保护,国内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产品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印度政府只能继续选择贸易保护政策,尽可能为这些赢得更多的时间提高技术水平或者退出该行业。4.印度贸易保护的特征体现在叁个方面:长期的、独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熟练地运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贸易管理制度成为有效的贸易保护方式。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在长期内存在,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程度,其保护的领域和保护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其内向型的经济特征很难发生根本改变,并且会一直影响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总之,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多元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结果,也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参考文献:
[1].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D]. 牟燕. 四川大学. 2004
[2]. 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D]. 胡中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3]. 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D]. 盖建平. 复旦大学. 2010
[4]. 国际债务危机与美国金融霸权之基[D]. 江振鹏. 南开大学. 2012
[5]. 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
[6]. 中国国防战略演变研究(1949-2002)[D]. 房功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7].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D]. 张建琴. 辽宁大学. 2016
[8]. 排拒与接纳[D]. 李永.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9].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D]. 马跃.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10].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研究[D]. 韩越. 云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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