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延斌[1]2004年在《北宋隐逸诗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北宋隐逸诗人为研究对象，对隐逸诗人这一特殊的文学群体和文化现象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对北宋时期隐逸诗人的群体风貌做出客观全面的描述，客观再现北宋时期隐逸诗人的生活状态，对于隐逸诗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本文由四章构成。 第一章“北宋隐逸诗人的群体风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切入，对北宋隐逸诗人的群体风貌作出描述。第一节“北宋隐逸诗人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从时间角度出发，考察在北宋王朝的特定时期内，特定时代气氛，特定文化政策以及特定政治事件影响下的隐逸诗人这一特殊群体。本文认为在北宋王朝初期和末期，隐逸诗人相对较多，这和王朝建立之时与倾覆之前的社会非常态有密切关系；北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以及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态度，都对隐逸诗人有一定影响；北宋时期的政治风波，如庆历党争、元佑党争、崇宁党争与宣和党争等，对隐逸诗人也有深层次的影响。第二节“北宋隐逸诗人的地域背景及其影响”，从隐逸诗人的地域分布加以考察，揭示其在地域分布上所呈现出的特点，并且探讨了形成这种分布状态的原因。本文认为北宋隐逸诗人在地域分布上呈现为南多北少，甚至南有北无的状态，而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南北文化政策的差异则是形成这一状态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亲缘关系和师缘关系与隐逸诗人的地域分布也有一定关系。 第二章“北宋隐逸诗人的生活状态”，对研究对象的生活状态作了客观地考察。本文认为隐逸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或者具有特殊身份的社会群体，在生活状态上显然与社会大众不同，在精神状态上也不能够与主流文化相合谋，因此，才会构成所谓“隐逸文化”或者“隐士文化”。第一节“北宋隐逸诗人的扬州大学硕士论文生活来源”，探寻北宋隐逸诗人的生活依靠和经济来源。文章认为北宋隐逸诗人的生活来源多源自于官方赠赐、亲朋资助、聚徒讲学、亲耕田里和生平积蓄等。第二节“北宋隐逸诗人的交往情况”，认为多数的隐逸诗人都有非常广泛的交往范围。文章考察了隐士与隐士的交往，隐士与官员的交往，隐士与僧道的交往等，并且分析了这种交往建立的基础和原因。 第叁章“北宋隐逸诗人的诗歌创作”，结合个案总结出北宋隐逸诗人诗歌创作的历史地位，内容主题和审美品格，并从作家与作品，主体与文本的互动中揭示出隐逸诗人群体中的矛盾。第一节“林泉高致与实际选择”，指出了隐居作为志趣和作为实际生活方式的不同，并且以林通的诗歌创作为例，分析了隐逸诗人与山水林泉的重要关系。第二节“放浪形迹与清苦模式”，分析了隐逸诗人的生活方式与创作的态度，以潘间、魏野为代表，指出了部分隐逸诗人的不同面目及其诗歌创作特征。第叁节“尘外之趣与价值追问”，指出并非所有的北宋隐逸诗人都是遗世独立的，他们在追求脱俗志趣的同时，也有非常强烈的现世体验。第四节“理学理趣与道济天下”，以隐逸诗人的角度对邵雍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他的诗歌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分析了这一较为特殊的隐逸诗人的诗歌创作。 第四章“北宋隐逸诗人的其他创作”。在主要分析了北宋隐逸诗人的诗歌创作之后，本文涉及了他们作为词人和散文家的创作。北宋隐逸诗人的散文创作成果传世并不多，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在文学史、思想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北宋隐逸诗人的词创作也不算繁荣，今天可以见到的词作品也不多，后世词话、词论亦较少提及，但其中也不乏部分较为精彩的作品。第一节“北宋隐逸诗人的散文创作”，以两位创作成果相对丰富的作家孙复和李靓为例，考察了他们的散文创作。第二节“北宋隐逸诗人的词创作”，以谢逸的词创作为重点，分析了隐逸诗人在诗与词中所表现的不同主题和情趣。
张立荣[2]2006年在《北宋前期七言律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北宋前期的七言律诗创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后西昆体、诗文革新派七律五大部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先考订每一部分的主要代表诗人，简要介绍他们的生平及诗学主张，分析他们的七律诗作，并兼顾周围的中小作家，力求全面把握北宋前期七律的创作情况，探讨七言律诗这一诗体在宋代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演变线索。在具体方法上，采取考据与论述相结合的方式，将个体诗人放在群体中，仔细考察每位诗人的七律创作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上的变化，及他们在七律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探讨在七律创作上唐风如何渐渐向宋调过渡。 第一章，探讨白体七律在宋初流行的原因，考订白体作家群，将白体诗人大致分为叁类，指出白体诗人的七律题材以寄赠交游之作为主，多表达闲适之感，注重言志写意，语言浅切流畅，有“以文为诗”倾向。第二章，辨析“晚唐体”的含义，将晚唐体诗人分为曾出仕诗人与隐逸诗人两部分，探讨两类诗人在题材选择、诗歌风格、创作技巧等方面的异同。指出晚唐体隐逸诗人更能代表时代诗风取向，在创作手法、诗歌风格等方面肇示了北宋七律的发展方向。第叁章、第四章，辨析“西昆体”的含义，将《西昆酬唱集》中的咏史七律、咏物七律、爱情七律与李商隐的同类诗作进行比较，认为若以李商隐七律为“骚体”七律，西昆体七律则为“赋体”七律，它奠定了北宋七律“以赋为律”，“以才学为诗”的倾向。第五章，界定后西昆体诗人群体，将后昆体诗人分为四组，分析其七律诗作，指出他们在受前期昆体诗人影响的同时，又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第六章，探讨北宋仁宗朝的诗文革新运动对西昆体的冲击，分析其主要诗人的七律诗作，指出他们的七律创作皆标举“气格”，并从不同角度改变了前期西昆体七律的典丽华赡，又与同期后昆体诗人的七律创作有交汇，有突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为元祜诗坛七律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基础。
周丹麒[3]2011年在《北宋五子着述中的隐逸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北宋五子、隐逸文学一向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往往集中在对北宋五子哲学思想的研讨,而极少以隐逸文学的角度,将北宋五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本文以北宋五子的着作为研究的基础,将其中涉及到隐逸的部分加以梳理,择出与文学创作有关的成分予以考察,以求揭示出五子的理学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了叁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考察五子基本文献中与隐逸相关的内容;二是探讨五子隐逸文学作品中的理学特色,重点考察了五子的义理经说类和诗歌散文类着述中的隐逸内涵;叁是考察五子隐逸文学作品对后世隐逸文学创作的影响,由五子重点阐发的“孔颜之乐”的意象,于平常日用中寻理悟道的倾向,对两宋以及后世的文人与理学家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中简要追溯了隐逸及隐逸文学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论述了五子生活的时代氛围对他们隐逸思想及隐逸创作产生的影响,评价了五子的理学理念对文学创作所起的作用,最后提出五子的文学创作对后世的导向性影响,并不小于他们作为理学家的影响。
刘小琴[4]2014年在《宋代隐士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宋代隐士实则是特指那些具备一定文化修养,有条件或有机会入仕,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生或人生某一段时间内主动选择不仕或暂时不仕,或曾经入仕而因故主动去官不仕的人,属于古代士人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史书、笔记小说、诗词文集等文献资料,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统计学、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宋代隐士做进一步考察探讨。在对整个宋代隐士做考证后,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了宋代的招隐士;朝廷对隐士的赏赐、嘉奖及礼遇;宋人对隐士的态度;宋代社会与隐逸的关系;并对有代表性的两位隐士作了个案研究。
宋亮献[5]2016年在《北宋隐逸词研究》文中认为隐逸词是唐代词文体出现后逐渐兴起的一种文学类型,最早的文人隐逸词可追溯到中唐张志和的五首《渔歌子》,与民间《敦煌曲子词》中的五首隐逸词共同确立了隐逸词的源头。北宋是隐逸词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文章首先将界定隐逸词的概念与范围,从而追溯隐逸词的起源,并以北宋隐逸词文本为基础,统计北宋隐逸词的创作情况,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北宋隐逸词的继承性和新特点。北宋隐逸词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诗经》和《庄子》的影响,《诗经》是中国隐逸文学的开端,在隐逸主体、题材内容和隐逸意象上都呈现出较为成熟的面貌；《庄子》最先系统地阐述了隐逸思想,而它追求的逍遥、无为境界与北宋隐逸文人淡泊自适的心理十分契合,北宋隐逸词在内容、形式和隐逸心境上都体现出对这两部作品的继承性。根据词作的内容大致可将北宋隐逸词分为表现闲适之乐,抒发失意之悲和直陈隐志之坚叁类。闲适之乐既有通过对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和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表现的,也有通过隐括前人诗文来表现的；失意之悲既包括词人在羁旅过程中由于政治理想受挫而产生的厌倦心理和思乡、思归之情,也包括由于时光飞逝、离合匆匆带来的失落、虚无感；直陈隐志之坚的词作主要表达了词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这种坚定的隐志主要来自领会名利虚无、时光飞逝后的彻悟与通达。在北宋隐逸词中还有少量以劝诫和游仙为主题的词作,词人在词中将现实世界升华为隐逸世界,想象着脱离世俗困扰的自在生活,目的是劝人归隐。北宋隐逸词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被北宋特殊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赋予了新内涵的“桃源”、“武陵”意象；其次是在北宋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和思想合流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佛禅玄道式的语言；此外北宋隐逸词还有着放旷超逸的整体风格和含蓄空漠的情感表达。北宋隐逸词是隐逸词从发端到成熟历程中的转折点,不仅开隐逸词(?)括之风,且在内容、形式和艺术上都有全面进步,为隐逸词在南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宋隐逸词基本继承了北宋隐逸词的创作模式,在具体的词人词作和整体的文学风格上也受到了影响。
徐拥军[6]2010年在《唐宋隐逸词史论》文中研究表明隐逸与文学的结缘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便有几首写到隐逸的作品,此后,隐逸成为历代文人抒写的重要题材。隐逸与词的结合在早期的敦煌词中就已出现,中唐时在文人词体制确立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形成了隐逸词这一大词的门类。本文将对唐宋隐逸词史进行勾勒叙述,展现不同阶段隐逸词的风貌。第一章主要论述唐五代北宋前期隐逸词。第一节对唐五代的隐逸词进行梳理,并分析唐五代隐逸词的创作特点。第二节论述北宋前期隐逸词的创作概况,重点论述柳永的隐逸词。羁旅行役和贬谪是隐逸词创作的诱导因素,失意的词人脱离了歌宴酒席的环境,使他们完成了温柔乡向水云乡的转变,柳永的创作是这种转变的标本。第二章论述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北宋中后期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为缓解社会矛盾,有志之士开始进行社会变革,但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却陷入了士大夫之间的意气之争,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党争。畏祸及身的心理使他们开始主动寻求解脱,隐逸或对隐逸的向往是对仕途厌倦的愿望表达。在这种背景之下,隐逸词的创作开始兴盛起来。另外,此时的宋词在创作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轼拿起以诗为词的武器,引导了词的新一轮改革,这也是北宋中后期隐逸词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苏轼和晁补之的隐逸词是这个时期创作的代表,清旷是苏轼隐逸词的主要特色,晁补之一方面发展了苏轼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将内心的愤激之情掺入其中,成为苏辛之间的桥梁。另外黄庭坚等人也创作了不少隐逸词。第叁章论述南渡时期的隐逸词。金人的入侵将歌舞升平的士大夫们推向了流离失所的灾难生活当中,有志之士们纷纷投入战斗以求取得抗敌救国的胜利,但是随着形势稍有好转,统治者们便抱定坐稳半壁江山的决心,以求和换取苟且的安定。抗战的斗士们被主和派纷纷排挤出朝,或贬或害；还有一部分干脆做起隐士来,过着眼不见心不烦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于是隐逸便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这时期的隐逸词人有朱敦儒,叶梦得、中兴四大词人,张孝祥等人。朱敦儒以其创作使隐逸词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潇洒闲适,语言浅近的希真体是朱敦儒的隐逸词的主导风格。另外一部分词人继续着苏轼的风格。第四章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隐逸词创作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东坡风与希真风的流衍,文中归纳了这两种现象,并探析了个中的原因。另外,这一个时期和战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陆游和辛弃疾两位隐逸词创作的大家,便是这种斗争下的悲剧性的人物。陆游的隐逸词有沉郁逋峭和闲适淡然两种风格,这与他徘徊在儒道之间的思想个性有关；辛弃疾的隐逸词则表现为悲慨苍凉下的超旷放达,这与他的英雄心态与谪居心态有关。第五章继续论述南宋中后期的隐逸词。这一时期的隐逸词有些是对前一阶段隐逸词的延续,吴潜、刘克庄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基本上继承的是辛词的风格,却又表现出诸多不同。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寒士词人的隐逸词,他们表现出不同于仕宦词的隐逸心态和审美风貌。当然最有特色的词家是姜夔,他的隐逸性格与词风生成关系密切,直接导致了他清空淡远的词境和高洁的词品。第六章论述南宋遗民词人的隐逸词。这个时期的隐逸词颇代表了遗民的心态,在抒写隐逸之时难以忘却的是对故国的深情,以及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无奈、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的消解的重新选择,他们希望构建一个清雅的隐居环境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张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的隐逸词体现了他的清空的审美思想,“伤痕与追忆：超越的沉重”、“还乡与重构：精神的栖居”是他隐逸词的两个重要主题。张炎的《词源》可看作宋词的理论终结,其中的“清空”说与隐逸文化密不可分,文中通过考察解释清空的“古雅峭拔”一词的含义,发现张炎此语不仅通于论词也通于论乐和论画,因而找到了“清空”说与文人画“逸”格的内在关联,从而使张炎对唐宋诸词家的评价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杨金玲[7]2017年在《黄庭坚诗歌中的牛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诗经》开始描写牛,经由历代诗人的吟咏丰富,在宋代黄庭坚笔下的牛意象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姿态与生命力。黄庭坚写了数量众多的与牛相关的诗作,这些诗作中的牛意象寄托了黄庭坚深厚的情感内蕴,具备多层审美阐发意蕴。根据黄庭坚投注在诗作中的情感,其笔下的牛意象可以大致分为:体现重农爱民思想的耕牛意象,体现其田园隐逸思想的牛意象,还有阐述其自身佛禅修心思想的牛意象,以及被吟咏雅化的牛意象四类。耕牛在宋代农事生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当时的土牛劝耕习俗反映出人们对于耕牛及耕作的重视。黄庭坚重视耕牛状况,彰显爱民情怀;深化爱民思想,写牛追贤思己,塑造出重农爱民之牛意象。富含脱俗隐逸意蕴的牛意象是在宋代隐逸思想的盛行下与诗人高洁不凡的品格影响下产生的,诗人对宋前田园隐逸之牛意象的继承主要来源于《诗经》田园风光之牛意象和唐诗脱俗隐逸之牛意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开拓。黄庭坚诗作中的佛禅修心牛意象有“牧牛”“白牛”等,首先对典故进行溯源探析,找寻佛学经典中的原始记载,其次探寻典故在宋代“以牛说法”公案中的流行,再则对宋代禅师牧牛组诗创作盛况进行分析,进而解读黄庭坚的佛禅修心思想与对佛禅“以牛说法”的化用。对画中牛进行题咏或在诗作中运用与牛相关的典故,使得其诗作中的牛意象具备书斋雅化的特征,这是宋代士大夫书斋雅化生活的生动反映,也是黄庭坚对富含典故意蕴的牛意象的挖掘与再创造。
马腾飞[8]2016年在《清代淮海诗人研究》文中指出在清代,“淮海”泛指扬州府八属与通州四邑,阮元编纂的《淮海英灵集》以及王豫、阮亨的《淮海英灵续集》是最为直观的证明。近年历史地理学者提出了“淮海文化圈”的概念,为这片文化地域的划属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版图,淮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同为水乡泽国,淮海地区苍茫平远,异于江南,当地以“通壤”为主要文化特色,却又能自成一独立疆域。从董仲舒的“正谊明道”四字心诀流播此地时起,再到清代扬州学人大倡实学,千百年来,淮海熔铸着忠介亢直、雄奇俊伟的士风。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扬州府城人文底蕴深厚、经济交通优势鲜明,淮海以扬州府城为中心,以泰州、通州等其他大邑为辅翼,在清代形成了持久稳定的文学圈。其中诗人、诗学是最为活跃的部分。在时间维度上,有清一代,淮海诗家辈出,代有闻人。明清鼎革之际,民族危机当头,不少仁人志士坚民族气节,甘心守志。由于地理位置的显要特殊,淮海境内各邑遗民诗人奔走呐喊尤为瞩目,如吴嘉纪与东淘诸子、范荃与北湖诗群,李氏与昭阳诗群,乃至陶季等游历诗人在清初遗民诗坛上留下了瑰玮卓绝的篇章。随着满清政权的逐步稳定,在周亮工、王士禛、孔尚任等风雅大吏的主盟下,不少淮海诗人与之交游甚密,进而有部分诗人逐渐步入仕途,最典型的是“江都二汪”、“维扬二妙”、以及名列“江左十五子”的缪沅、宫鸿历等新朝诗人。清代中叶,扬州经济复苏,随着盐业的繁富昌盛,盐商诗人群体逐渐引领淮海风骚。在盐商诗人的文酒风流影响之下,扬州本土的娱乐文化与文学相得益彰,清季扬州府城之文化由此达到顶峰,许多盐商亦是淮海诗人中的重要成员。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大放异彩,淮海各邑之学人富于文学创作,造诣不凡,如贾田祖、汪中、任大椿等经学硕儒,有论者认为,他们的创作昭示了由辞章向学问的重心转移,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对文学的坚守,成就最高的当属黄承吉的《梦陔堂诗》。除此之外,清代淮海地区有着相当数量的诗学家族,若皋邑冒氏、宝应乔氏、通州范氏等皆其中佼佼者。文学家族中往往还涌现有大量出色的女性诗人,她们是亟待考察、归纳的重要对象。《淮海英灵集》以及《续集》作为“存一地之诗”的地域性诗歌总集,在乡邦风土的诗性记忆、淮海一地的文学传承等各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嘉庆间仕扬文人汪之选所辑的《淮海同声集》的内容涉及到大批宦游淮海的名士在当地的游历、咏景、怀古的创作现场,也可以从地名学上为“淮海”的划属提供进一步佐证。这几部以“淮海”命名的诗集有着鲜明的地方性景观与人文书写,值得我们重视。整体而言,清代的淮海地区凭借襟江带海的地域优势,在通壤文化与当地崇古右文的人文传统、晚明泰州心斋之学的沾溉之下,形成了博雅、朴实并行的人文氛围以及诗学特色。从整体文学成就上看,淮海地区比之江南稍有不及,但足以紧随其后,成为清代地域文学自成疆域的一大重镇。
朱少山[9]2011年在《北宋皖南诗歌研究》文中指出北宋是我国封建时代地域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皖南即是其时长江中下游较为典型的地域文化系统之一。宣州、歙州、池州、太平州和广德军所辖范围与现代意义上的“皖南”大体一致。从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和经济面貌来看,北宋时期的皖南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文化地理区域。随着地域格局的逐步奠定、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自然生态价值的渐次挖掘,皖南的文化也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涌现出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本土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本文试图在北宋大文化背景下去探讨皖南诗坛的总体状况,冥搜钩沉,掇摭裒辑,并就本地区的某些诗学现象和每一时期的代表诗人及其作品展开个案分析,以期努力呈现北宋皖南本土诗歌的发展史纲。并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挖掘北宋皖南籍诗人在创作路数上的相通之处,着力追寻皖南文人笔下的皖南山水风貌和人文景观,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主题趋向,从而初步建构诗学传承中的皖南诗坛,把握北宋皖南诗人的创作成就和历史贡献。
仝芳川[10]2015年在《苏过诗歌的地域文化特色》文中认为苏过青年时期侍父南迁,留居岭南七年之久,中年时期才北归中原,此后大部分时间闲居颍昌。苏过诗歌叁百余首,有大量内容描写了岭南地区、中原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而这两个地区的地域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过的思想心态及其诗歌创作。苏过诗歌对岭南地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书写,包括蛮烟瘴雨的气候环境,清远秀绝的山水景观,杂居异食的风俗文化。苏过继承了前人对岭南的经典书写,但在题材内容上有所扩展,表现出一定的地域价值。在对岭南环境的适应过程中,苏过用庄子哲学思想来劝慰自己,以旷达的态度来面对偏居岭南的现实,保持了一种比较可贵的平等的地域观。岭南的地域文化影响了苏过的思想心态和诗歌创作。岭南蛮烟瘴雨的气候环境,促使苏过产生养生思想并创作药草类诗歌。岭南相对封闭的环境状况,远离中原、交通不便的地理位置,使苏过产生了囚拘心态,诗歌创作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唱和来往为主,诗歌情感表现出凄清伤感的特点。岭南的气候与山水环境,使苏过产生修道避世的隐逸思想,表现为对世俗功名的舍弃,对修道养生的推崇,对神仙世界的追求等。回到中原地区之后,苏过诗歌内容、情感、意象内涵都发生了转变。苏过创作大量雪诗,描写北方风雪苦寒的气候环境,并将风、雨、雪等气候意象与农耕联系在一起。还描写了中原嵩山与许昌西湖等山水景观。嵩山游览及西湖唱和活动,激发了苏过的文思、提升了苏过的诗艺。苏过山水诗的情感色彩由平淡、伤感转为豪迈、放旷。苏过还写下许多园林诗歌,描写园林文化的隐逸色彩,反映了北宋末期中原地区造园兴盛、崇尚隐逸的社会风气。南北迥异的风俗文化,使苏过诗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中原地区旱涝频发的自然状况、崇尚农耕的社会风俗,使苏过创作了许多喜雪讼风的诗歌,农事劳作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民生关怀意识。中原地区的山水游赏活动、崇尚隐逸的社会风气,官场的交游唱和活动,使苏过写作大量的酬唱诗、赠答诗,使苏过的仕宦观念发生了改变,也促使苏过的隐逸思想表现出世俗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北宋隐逸诗人研究[D]. 郝延斌. 扬州大学. 2004
[2]. 北宋前期七言律诗研究[D]. 张立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3]. 北宋五子着述中的隐逸文学研究[D]. 周丹麒. 淮北师范大学. 2011
[4]. 宋代隐士研究[D]. 刘小琴. 南京大学. 2014
[5]. 北宋隐逸词研究[D]. 宋亮献. 湖南大学. 2016
[6]. 唐宋隐逸词史论[D]. 徐拥军. 苏州大学. 2010
[7]. 黄庭坚诗歌中的牛意象研究[D]. 杨金玲. 暨南大学. 2017
[8]. 清代淮海诗人研究[D]. 马腾飞. 苏州大学. 2016
[9]. 北宋皖南诗歌研究[D]. 朱少山. 安徽师范大学. 2011
[10]. 苏过诗歌的地域文化特色[D]. 仝芳川. 西南交通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