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成向东[1]（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尹玲[2]（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研究表明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杨伟宾[3]（2019）在《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及其国际认同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但同时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影响;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同时面临着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情况;全球治理越来越需要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同时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挑战。面对这些情况,人类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有与之对应的新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迈进了强起来的伟大征程,需要不断创新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以适应新时代新征程,这亟待新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于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在理论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三方面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理论来源,决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理想,这是涵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土壤,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智慧中国立场;三是西方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学说,这是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因素,表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在实现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三方面基础,一是二战后联合国的有效运行,联合国现已有效运行了70多年,虽然一直存在各种问题,但已形成一系列得到国际社会基本认可的原则和机制,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是相互统一的,没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也将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传播与认同;三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提出、发展、认同的现实条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的条件,不能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从一般意义上谈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价值主体、划定了时代边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价值导向;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性确证,为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提供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特征和功能上。从内容上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其主要内容,它反映了中国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三个层次互为条件,相互融合。需要指出的是,六个内容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深具全新的理论内涵,即便是字面一致,也非西方概念的翻版、再版。全人类共同价值富有兼容性、开放性、时代性、共建性等特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当前全球治理具有价值凝聚功能,对于各国的行为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为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化解全球治理难题、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南。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重理论意蕴。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本质等;蕴含了深厚的政治学理论意蕴,可以从国家的起源和形式、国家利益等角度进行解读;蕴含了深厚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现了国家安全、世界格局、全球治理等多重意蕴;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蕴,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矛盾、教育内容、思想与行为等基本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中国特色与探寻世界意义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全人类共同价值探寻其世界意义,二者相辅相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人性论基础不同,理论特质不同,实践结果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提升其国际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做好三个方面的分析,即主体分析、影响因素分析、提升路径分析。在主体方面,我国要平等对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各个主体,合理划分主体类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在影响因素方面,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旧观念都影响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我国应该在积极推动国际传播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认同、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理性认同、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性认同。
钟晓雅[4]（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陈本铿[5]（2018）在《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演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海权的属性从传统的单一的权力属性过渡到权力强化和权利维护双重属性。中国现代海权属性系由维护海洋主权、海洋权力与海洋权益有机统一,其中海洋主权与海洋权力属于海权的权力属性范畴,而实现权力属性的方式是要推行海洋强国战略,而海洋权益属于海权的权利属性。因此,中国现代海权实现之路是由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权权利维护的统一。台湾在维护海权的权利属性方面发挥作用相对有限,在南海争端上不断增强海军实力,与大陆合作才能强化海权的维护,实现南海利益最大化。分析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演变过程,也要对新世纪前台湾当局南海政策追根溯源。主要体现在建碑巡护阶段（1949—1955年）、反共优先、维权次之阶段（1956—1970年）、重“外交”轻“主权”阶段（1971—1988年）、南海政策态度相对积极主动（1988—1993年）、南海政策采取推脱回避（1993—1995年）、南海“主权”意识淡化（1995—2000年）。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上台执政8年来,“台独”势力在岛内急剧膨胀,受到“台独”思维定式,为凸显台湾主体性,南海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突出“海洋立国”,鼓吹“主权”意识;立足“有限主权”,排斥两岸合作;强化“生态环保”,拓宽多元思路,呈现出是忽软忽硬,缺乏同步性,但产生越努力却越被忽视“反噬效应”。在南海问题上,马英九较陈水扁时期更加积极,秉承“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原则,更是强调以“中华民国”对于南海固有主权与领土主张,其亮点主要体现在两岸能够在能源安全实现合作。两岸在南海实现合作,不仅是台湾方面明智选择,更是大势所趋,应用SWOT分析马英九时期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2016年5月,民进党二度执政以来,蔡英文南海政策主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权”仅限于太平岛及其周边海域。二是突出国际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三是“双反对”,即反对与中国大陆合作和反对双边框架解决南海争端。四是配合美国等域外大国强化南海航行自由。蔡英文南海政策不利影响预估如下:一是凸显台湾“独立”地位,“主权”范围仅限于太平岛及其周边海域,忽视南海历史性权利。二是两岸共同维护南海“祖权”立论被推翻,共同维权的难度将加大。三是迎合美日等域外大国南海政策,强化台湾作为声索平等一方参与南海协商。四是强调南海争端依据国际法,继承台湾南海政策的消极面和模糊性,南海维权进一步边缘化。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进行归纳总结,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南海问题共性在于:南海战略主张都比较“亲美”;两党均不认同与中国大陆在南海维权上实现合作,尤其是民进党更是极力反对两岸南海合作;都主张争端各方要依据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让南海争议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两党都认为台湾有权作为南海声索一方,参与南海争端解决机制;两党都认为解决南海争端问题需多方共同努力,反对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南海问题上呈现某些相同点,但两党在南海问题上确实存在一定差异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总体而言国民党能够较为清晰表达台湾敢于维护南海权益立场,而民进党只是象征性表示反对其他南海声索国侵犯南海权益,主张“确保主权、和平稳定、多边合作、永续发展”。二是两党对于“十一段线”主张存在差异。三是两党对于两岸南海合作议题上,虽然在两岸南海合作议题上,两党均不认同合作,但仍有区别,国民党态度相对温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采取默许态度,但民进党明确反对两岸在南海事务上实现合作。四是两党对于台湾参与南海协商主体不一致。五是两党对于美日及南海声索国挑衅并侵犯南海权益态度不一致。当前,岛内“蓝绿”恶斗削弱维权力量、两岸政治分歧使台湾维权陷入边缘化、域外国家制约台湾维权和抵制两岸共同维权、南海问题呈现多重复合博弈结构模式等因素,使得台湾南海政策面临困境。而台湾需要培育全民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务实落实推动两岸在南海的合作、积极研究并坚持“U型线”的立场不能动摇、提升对太平岛的实际控制能力等手段维护南海权益。民进党是当前台湾政坛最大政党。国民党只从2016年大选败选以来,一直萎靡不振,而民进党则有可能长期执政。台湾南海政策未来走向体现在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其南海政策的重心将转移至太平岛。由于南海形势已经是国际化趋势,台湾南海政策将呈现国际化与多边化,未来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的南海政策呈现趋同性,两大政党分歧将相对窄化。“新南向政策”与南海政策角色将进行互换,“新南向政策”不再是台湾南海政策工具之一,反而是南海政策将成为“新南向政策”工具之一。面对台湾南海政策呈现种种趋势,中国大陆必须沉着冷静、顺势而为、立足实际,有理有利有节进行应对,争取实现南海利益最大化。首先是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迫使美国南海政策回归“中立化”。其次是有理有利有节,发挥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积极性和建设性作用。再次是对台湾策略主要有:加强两岸民间海上执法和能源开发合作,建立两岸南海“第二轨”协商机制;“一中原则”协商参与南海议题的功能性组织;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应对“新南向政策”;加强两岸集体身份认同,构建南海命运共同体。
丑则静[6]（2018）在《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消长、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机制博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等现象,使得当今世界正朝着阿米塔·阿查亚笔下所描述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带有明确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非“大战胜利之后”,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背衬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之中,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创立与维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复杂,在这种情势下,地理范围较小、域内历史沿革、文化观念较一致的地区,就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的稳定、发展等核心战略利益置于地区背景中,地区秩序开始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而是更多反映着本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关切。显然,若以权力资源作为衡量标尺,美国无疑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国家,但这种权力并未有效转化为对现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有效领导,表现为:美国需要寻求参与并领导国际制度合作,并愿意在相应制度框架下约束、调整其行为;围绕某些具体的国际地区议题,美国也积极求助于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协助,且在与有关涉事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抵制与反对。国际秩序与地区领域存在的上述现象均表明,以权力为核心遵循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化时代,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同样深刻,国际秩序研究呼唤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秩序议题日渐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绝对权力差距显着,且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地区,东亚已然成为中美权力竞争的前沿阵地,地区秩序二元化趋势明显。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旨在揭示:东亚秩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而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是围绕权力进行强制与制衡,还是围绕影响力更多地注重制度构建与观念互动,必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勾勒了目前国际与地区秩序转型的时代面貌;其次,具体分析虽然东亚秩序问题在过去并未作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核心议题,但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所展开深度的竞争与合作;再次,引入影响力概念,使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变革不再仅围绕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多地注重制度性构建与观念性互动,并搭建“权力+影响力”综合分析模式,提升对当前秩序领域诸多问题的解释力;最后,将“权力+影响力”的分析模式引入地区秩序研究领域,并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秩序形成与变革中的实践活动为例,意图证明在地区范围内主要大国在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事项上态度与投入的变化,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秩序的构建。在东亚秩序领域既保留大国权力争夺传统基因,又同样孕育着大国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东亚秩序问题作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既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相争的试验场,也有希望充当两国扩大共识合作的利益汇合点。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倡导地区命运共同体、新型地区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在地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领域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鉴于上述地区合作事项均是以权力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必将为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上提供广阔的良性互动空间,使中美关系有望从权力争夺走向影响力共建。
刘雨辰[7]（2017）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提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吴宇[8]（2013）在《联盟与遏制—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政策研究（1949-1955）》文中提出从1949-1955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整体发展过程看,双层博弈对问题的推进一方面表现为有关条约谈判本身所展现的外交层面斗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缔约国在国内层面围绕条约的立法审批而展开有关纷争,它们在程序和实质层面对问题的发展、谈判的走向产生切实的影响。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英法等北约主要国家紧紧把握双重遏制战略也有深刻影响。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德国决策者在以西方化为预期的基础上,也为尽可能争取国家主权利益而斗争。基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美英法德四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国家政治体系与既定国际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在维护联盟利益的同时,也各自制定了不同的国家战略,故其应对策略、政策态度不尽一致。为此,我们辩证地剖析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宪政体制对外交的影响,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更好地认识美国及北约盟国的联盟合作。本文主要立足于传统史学,综合运用国际关系学、外交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从宏观上确定一种双层博弈分析框架,具体分析美英法德四国因应双重遏制战略,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战略反应、政策态度及制度影响,总结它们在北约框架下进行联盟合作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本文第一章主要回顾美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前的政策历史,第二章叙述美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历史背景及初步发展。与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相适应,本文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划分为国际外交谈判（条约谈判）阶段和国内立法审批（条约审批）两个阶段,分别构成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五章先叙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最终实现,然后从联盟体制与国内体制两个层面分析有关国家的决策特征。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整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总结。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1）北约联盟伙伴的国内政治体系对它们的联盟合作行不仅有程序性影响,而且还有根本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法德四国都坚持或建立以竞争性政党制度、分权制衡原则、代议制民主及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这种体制使得它们在参与外交议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在联盟层面上展开持续性的正式谈判,而且还需要在国内层面接受制度性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有机的互构。这种互构系直接导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变得曲折漫长。（2）国内政治的宪政民主特征与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特征,在以美英法德为主要行为体的大西洋共同体内部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它们之间的联盟合作行为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各种讨价还价行为,而各方又都坚持且尊重这些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政体制的分权制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现代国家进行联盟外交的“自动纠错机制”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实现由于程序或技术问题变得漫长,但它却能够使联盟伙伴正视相互的利益冲突,从而使双方的关系避免滑向敌对,确保联盟关系的稳定。（3）如何有效平衡防务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成为贯穿美英法德四国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围绕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展开斗争的一条内在主线。艾森豪威尔本人更关注防务与经济的平衡关系,这成为1953年后的美国政府更在意加快实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基本要素。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也一直是英国政府政策制定欧洲防务政策的重要考虑。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与防务开支的不足,成为法国推进西欧防务建设时顾忌联邦德国的潜在影响因素。（4）既定联盟体系下的国家制定适切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战略,辅以灵活的联盟政策,在坚定立场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做出必要的妥协,才能既切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又能有效地开展联盟合作,从而使国家利益与联盟利益得到良好的协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美国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适切地平衡了安抚策略与压力策略。
张华[9]（2013）在《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美安全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7年6月,加拿大进步保守党领袖约翰·G·迪芬贝克（John G. Diefenbaker）举起加强与英帝国的传统联系、削弱与美国的关系的旗帜取得大选胜利,终结了自由党22年的连续执政。可是,执政后的迪芬贝克政府却沿续圣劳伦特政府的安全政策,在执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批准了北美空防（以下简称诺德,英文简称NORAD）军事协定。该协定规定由美国人担任诺德司令,统一指挥加美两国的空防军事系统,该协定使自1940年8月加美结成军事同盟以来的两国安全关系进入了更全面、更高层次的合作时代。诺德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更加完整。诺德和北约组织、美日安保同盟一起成为了美国遏制苏联、称霸全球的重要工具。可是,这一安全决策招致了在野党和加拿大民众的强烈批评,严重损害了迪芬贝克政府的执政基础。诺德建立后,迪芬贝克政府面对的又一难题是1954年启动的重大军事项目—“箭式”歼击机工程（Arrow Project）,该项目到了1957年尽管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加拿大财政困难,继续研制生产将面临严重的经济亏损。迪芬贝克认为,既然诺德足以保护加拿大的安全利益,何必要这样一个耗费巨资,却得不偿失的军工项目,而且苏联在1957年成功开发出洲际导弹使箭式项目失去了防御苏联远程轰炸机的军事功能。因此主张引进更加便宜的美国的波马克（Bomarc）地对空导弹以加强加拿大的空防体系。可是,这样又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使加拿大从此失去了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的军工能力,二是由于放弃建设自己的国防体系就必须加强引进美国的先进武器系统,这样造成了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的局面。其结果就是迪芬贝克政府在诺德建立后必须更加努力地推进加美安全关系。然而,迪芬贝克政府决定终止承载了加拿大民族独立与自尊的箭式项目在加拿大国内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加拿大民众因此批判迪芬贝克政府,造成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进一步损害了它的执政基础。二是迪芬贝克政府为了弥补终止弥补箭式项目带来的军工产业的损失,努力加强与美国的军工生产合作,希望分享美国军工生产的经济蛋糕,这就是生产共享计划。可是,其结果又造成了加拿大军工体系成为了美国庞大的军工产业的附庸,而且使加拿大更深地投入了美国的安全怀抱。更大的危机还在于,由于在终止箭式项目后,加拿大引进了大量的美国先进武器,而这些武器只有在配备核弹头或核武器之后才能发挥正常的武器效能,而且,美国的核威慑战略需要加拿大军队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北美使用这些核武器。然而,受到民众强烈批评的迪芬贝克政府在做出上述两个引起巨大争议的决策之后,为了显示自己并未放弃对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追求,先后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天鹰军演、古巴导弹危机上表现出不愿意追随美国安全政策的倾向,这招致了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肯尼迪政府的不满,加美安全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肯尼迪政府对迪芬贝克的安全政策的独立倾向非常警惕,认为迪芬贝克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是在破坏美国的冷战战略。迪芬贝克政府在引进美国核武器上一方面希望谨慎一点,避免出现诺德和终止箭式项目那样的失误,另一方面,自5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反核运动的发展在加拿大形成了更大的政治势力,严重影响着此一时期的加拿大政治。加拿大国内政党在核武器的立场出现了竞争,再加上执政党在核武器政策上有出现了严重分裂,使迪芬贝克的核武立场不断摇摆,决策一再延宕。核武问题成为了迪芬贝克政府后期也成了1963年大选的的加拿大的主要政治议题。然而,迪芬贝克政府的拖延决策终于使肯尼迪政府失去了对迪芬贝克本人和迪芬贝克政府的信心和耐心。而且加拿大在核武器决策上的延宕严重威胁到美国的核武器的全球部署和冷战战略,对于美国的霸权也是严重挑战。在欧洲出现法国戴高乐政府挑战美国霸权的情况下,在北美又出现加拿大的反叛,使肯尼迪政府面临西方安全阵线完全破裂的危险。肯尼迪对戴高乐的挑战采取了宽容和忍让的政策,但是对迪芬贝克的反叛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手段,他利用1963年大选以支持反对党自由党的方式搞垮了不听话的迪芬贝克政府。1963年大选上台执政的皮尔逊政府很快就接受了美国的核武器,以此为标志,加美安全关系重新回到接受美国控制的正常轨道。美国也安全渡过了它冷战最困难的时期。对这段加美安全关系最复杂最动荡的时期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加美安全关系的发展进程,而且有益于探讨冷战高峰时期的国际格局的演变,拓展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围,从而深化国际冷战史的研究。
张燕军[10]（2011）在《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文中指出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问题是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有着密切联系,事关中东人民的福祉。尽管如此,但客观而言,军备竞赛的危害和军备控制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二战后开始的军备竞赛至今仍在继续进行,其间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军备控制并未能很好地发挥遏制中东军备竞赛的作用,今后其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以冷战为界,中东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均可分为两个时期,冷战时期,中东军备竞赛在美苏两个大国的插手干预下愈演愈烈,多次以战争的方式结束而又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的军备控制受到美苏争夺影响,显得软弱无力；冷战后,美国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给予中东军控以更多关注,但主要集中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对常规武器控制兴趣索然（对反美国家除外,如叙利亚、伊朗等国）,致使中东军备竞赛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间对抗日趋激烈。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一,关键地区,如列万特、海湾和马格里布地区军备竞赛的发展演变,武器转让、军事工业发展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中东军备竞赛的作用。第二,军备竞赛的根源,它对世界、本地区及相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消极作用,例如军备竞赛经常性地打断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使之出现反复；它所造成的国家间信任缺乏,使得经济整合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军备竞赛占用的宝贵人力物力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众应享有的福利；另外,军备竞赛导致的集权倾向可能会对人权造成严重侵害。第三、中东军备控制的发展演变、特点及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仍以列万特、海湾和马格里布为例,并专门论述了常规、非常规武器控制及各个行为体的立场。第四,关于中东军备控制工作的缺陷,造成它的原因,它与中东和平进程及安全的关系。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东军备竞赛是本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也不是问题根源,中东的不安定根植于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等,不解决它们,军备竞赛将无法根除,只有和平进程取得突破,军备竞赛才能止息。第二,军备控制虽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军备竞赛,但它能增强国家间信任及合作,为消除中东军备竞赛及其他矛盾奠定基础,因而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必须建立专门针对中东地区或次区域的军控机制,并辅之以可靠的核查和执行手段,在地区性军控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先从次区域着手不失为一种过渡方式。第四,大国（特别是美国）必须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切实承担责任,域外大国是中东军备竞赛的重要参与者,因而对中东军备竞赛的发生发展应当肩负更多义务,严格控制对中东的武器转让,减少对地区事务的干预。第五,中东国家需要转变观念,学会尊重他国利益和正当关切,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安全观念和以武力谋求安全、军事优势的做法,尝试与邻国合作共存、实现共同安全。纵观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可以发现,相对于长时期激烈的军备竞赛,中东军备控制工作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实践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这既与军控本身的缺陷有关,也同中东地区矛盾的复杂性密不可分。但是,军控仍是维护中东和平的重要工具,今后必须给予其更多关注与支持,方能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
二、“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 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对日驻军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亚太战略初步设想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
|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提出与亚太战略的初步设想 |
| 二、 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助推器 |
| 三、 驻日美军的存在与美国对日媾和设想的提出 |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 |
| 一、 美日同盟的构筑与驻日美军的合法化 |
| 二、 对驻日美军权利的界定 |
| 三、 50年代的驻日美军与基地建设 |
| 四、 驻日美军的活动与日本对其的反应 |
| 第三节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调整与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一、 “新面貌”战略与驻日美军政策的调整 |
| 二、 日本军事力量的初步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冰点”转向“蜜月”：6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美日关系“新时代”：60年代初期美日关系的开启 |
| 一、 条约的修订与美日关系的转变 |
| 二、 《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与两国“新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与驻日美军的军力调整 |
| 一、 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
| 二、 肯尼迪政府对美日防务关系的评估 |
| 三、 美国政府对驻日美军军力的调整 |
| 四、 关于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与返还问题的转圜 |
| 五、 关于驻日美军基地储备核武器的处置问题 |
| 第三节 “东亚错位”：约翰逊时期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越南战争及其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影响 |
| 二、 美国对日本的国防承诺与要求 |
| 三、 关于冲绳问题的协商与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
| 四、 美日两国对《新美日安保条约》存续问题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期待与不安：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缓和时代的到来：70年代的美国与东亚 |
| 一、 亚太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
| 二、 分水岭：70年代的美日两国关系 |
| 三、 “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解冻 |
| 第二节 责任分担与军力部署：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日安保政策 |
| 一、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分担问题的争论 |
| 二、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分担问题的认知变化 |
| 三、 美国与日本关于冲绳返还问题的交涉 |
| （一） 尼克松与佐藤的会谈 |
| （二）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冲绳主权问题的交涉 |
| （三）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核密约问题的协商 |
| （四） 美日两国关于冲绳返还过程中财政问题的商讨 |
| 第三节 从“太平洋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
| 一、 继承与发展：“太平洋主义”的提出 |
| 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卡特政府对日政策的平稳过渡 |
| 三、 美日防务关系新阶段：《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
| 四、 美国与日本关于防务责任与费用分担的再交涉 |
| 五、 卡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 |
| 第一节 联盟战略的提出：80年代的美国与日本 |
| 一、 80年代亚太局势对美日两国的影响 |
| 二、 “拥抱日本”：“里根—中曾根康弘”时代的开启 |
| 第二节 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合作 |
| 二、 80年代美日两国的防务摩擦 |
| 第三节 经贸摩擦与联盟转型：美日经贸摩擦对军事防务的影响 |
| 一、 80年代美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总体表征 |
| 二、 美日经贸摩擦对两国军事防务政策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及其国际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世情国情的变化需要新的价值观念的引领 |
| 1.1.2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亟待打造新的对外价值话语体系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创新 |
| 1.5 基本概念 |
| 1.5.1 价值 |
| 1.5.2 价值观 |
| 第2章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 |
| 2.1 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 |
| 2.1.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理想 |
| 2.1.3 西方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学说 |
| 2.2 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现实基础 |
| 2.2.1 二战后联合国的有效运行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 |
| 2.2.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为其提供了现实支撑 |
| 2.2.3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为其提供了现实条件 |
| 第3章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定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的条件 |
| 3.1.1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主体 |
| 3.1.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划定了时代边界 |
| 3.2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
| 3.2.1 以以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模式导致当前世界出现四大赤字 |
| 3.2.2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新的价值观基础 |
| 3.3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力 |
| 3.3.1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性确证 |
| 3.3.2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提供助力 |
| 第4章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特征与功能 |
| 4.1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 |
| 4.1.1 “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 |
| 4.1.2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 |
| 4.1.3 “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 |
| 4.1.4 三个层面内容互为条件相互融合 |
| 4.2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特征 |
| 4.2.1 兼容性 |
| 4.2.2 开放性 |
| 4.2.3 时代性 |
| 4.2.4 共建性 |
| 4.3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功能 |
| 4.3.1 价值评判功能 |
| 4.3.2 行为引导功能 |
| 4.3.3 体系维护功能 |
| 第5章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维解读 |
| 5.1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意蕴 |
| 5.1.1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 |
| 5.1.2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政治学理论意蕴 |
| 5.1.3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关系学意蕴 |
| 5.1.4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蕴 |
| 5.2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5.2.1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统一关系 |
| 5.2.2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本质区别 |
| 第6章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 |
| 6.1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主体分析 |
| 6.1.1 确立主体间的平等关系 |
| 6.1.2 合理划分主体类型 |
| 6.2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影响 |
| 6.2.2 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影响 |
| 6.2.3 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陈旧观念的影响 |
| 6.3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提升路径分析 |
| 6.3.1 在积极推动国际传播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认同 |
| 6.3.2 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理性认同 |
| 6.3.3 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性认同 |
| 结语培育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4）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提出与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四、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一章 海权理论解析及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海权理论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海权与制海权 |
| 二、海洋战略 |
| 三、海军战略 |
| 第二节 传统海权和现代海权的理论解读 |
| 一、海权理论的演进、丰富和发展 |
| 二、传统海权的单一属性：海洋的权力 |
| 三、现代海权双重属性：权力强化和权利维护 |
| 第三节 两岸遵循的海权属性与海权维护 |
| 一、中国大陆现代海权：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权利维护统一 |
| 二、台湾海权权力强化：海军战略的实施 |
| 小结 |
| 第二章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历史演进(1949—2000年) |
| 第一节 “两蒋”时期台湾当局南海维权综述(1949—1988年) |
| 一、“主权”建碑巡护阶段(1949—1956年) |
| 二、反共优先,消极维护(1957—1970年) |
| 三、重“外交”轻“主权”阶段(1971—1988年) |
| 第二节 李登辉时期台湾当局南海政策诠述(1988—2000年) |
| 一、维护南海主权作为Ⅰ：政策宣示和海洋立法 |
| 二、维护南海主权作为Ⅱ：安全维护与开发建设 |
| 三、维护南海主权作为Ⅲ：“第二轨道”机制 |
| 第三节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历史评析 |
| 一、“两蒋”时期：“反共复国”历史错位下立足南海根基 |
| 二、李登辉时期：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
| 小结 |
| 第三章 陈水扁时期南海政策(2000—2008年) |
| 第一节 陈水扁时期台湾两岸关系与东盟关系 |
| 一、基调：“亲美仇中”,提出“一边一国”论 |
| 二、“烽火外交”视角下台湾与东盟关系 |
| 三、“新南向政策”提出与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陈水扁任内南海政策概述 |
| 一、突出“海洋立国”,鼓吹“主权”意识 |
| 二、立足“有限主权”,排斥两岸合作 |
| 三、强化“生态环保”,拓宽多元思路 |
| 第三节 陈水扁时期南海政策评价 |
| 一、特点：忽软忽硬,缺乏同步性 |
| 二、目的：凸显台湾主体性,拓展国际空间 |
| 三、效能：越努力却越被忽视“反噬效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英九任内南海政策(2008—2016年) |
| 第一节 “活路外交”视角下台湾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 |
| 一、“活路外交”提出和现实意义 |
| 二、“活路外交”前提下台湾“亲美”与“和陆” |
| 三、“活路外交”视角下台湾与东盟政经关系 |
| 第二节 马英九任内南海作为与角色评价 |
| 一、基调：蓝色海洋战略 |
| 二、政策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 |
| 三、目的与途径：和平互惠、共同开发 |
| 四、角色：低调的声索方 |
| 第三节 马英九任内两岸南海有限合作 |
| 一、两岸南海合作相关议题 |
| 二、两岸南海合作的亮点：能源安全 |
| 三、南海合作SWOT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蔡英文上台以来南海政策(2016年—至今) |
| 第一节 蔡英文执政时期的“隐性台独”与“新南向政策” |
| 一、两岸关系：从维持现状到“新四不一没有” |
| 二、美台关系：从亲美到倚美 |
| 三、“新南向政策”提出背景、动机与目的 |
| 四、“新南向政策”面临困境与前景分析 |
| 第二节 蔡英文南海政策主张及成因 |
| 一、凸显台湾“主体性”使然 |
| 二、立于打赢选举政治考量 |
| 三、基于亲美倚美考虑 |
| 第三节 蔡英文南海政策不利影响预估 |
| 一、凸显台湾“独立”地位,忽视南海历史性权利 |
| 二、两岸共同维护南海“祖权”立论被推翻,共同维权难度加大 |
| 三、迎合美日,继承消极性,南海进一步边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台湾各时期南海政策比较及其维权困境 |
| 第一节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领导人政治割据逻辑 |
| 一、两岸关系视角下台湾领导人对台湾利益的认知 |
| 二、台湾领导人公开对于南海政策阐述立场 |
| 三、台湾领导人对南海建设及作为的重视程度 |
| 第二节 国民党、民进党南海政策争论和特点 |
| 一、国民党、民进党南海政策争论 |
| 二、民进党南海政策的特点 |
| 三、国民党南海政策的特点 |
| 第三节 台湾南海维权面临困境 |
| 一、岛内“蓝绿”恶斗削弱维权力量 |
| 二、两岸政治分歧使台湾维权陷入边缘化 |
| 三、域外因素制约台湾维权和抵制两岸共同维权 |
| 四、南海问题呈现多重复合博弈结构模式 |
| 小结 |
| 第七章 台湾南海维权案例分析与对策展望 |
| 第一节 台湾南海维权案例分析：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
| 一、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起始与结果 |
| 二、中菲仲裁案后南海问题对于台湾的挑战与机遇 |
| 三、南海仲裁案后两岸南海合作可能性预估 |
| 第二节 当前台湾维护南海权益战略性选择 |
| 一、威胁平衡理论提出与演进 |
| 二、威胁平衡理论透析南海争端：抗衡？追随？避险？ |
| 三、威胁平衡理论框架下台湾南海战略选择 |
| 第三节 台湾南海维权功能性策略 |
| 一、培育全民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 |
| 二、务实落实推动两岸在南海合作 |
| 三、积极研究并坚持“U型线”的立场不能动摇 |
| 四、提升对太平岛的实际控制能力 |
| 小结 |
| 第八章 台湾南海政策未来走向及中国大陆的对策探究 |
| 第一节 台湾南海政策未来走向 |
| 一、台湾南海政策的重心将转移至太平岛 |
| 二、台湾南海政策将面向国际化与多边化 |
| 三、蓝绿政党南海政策差异将呈现窄化 |
| 四、“新南向政策”与南海政策角色将互换 |
| 第二节 多层谋划：中国大陆应对策略思考 |
| 一、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迫使美国南海政策回归“中立化” |
| 二、有理有利有节,发挥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积极性和建设性作用 |
| 三、对台湾策略Ⅰ：坚持“一中原则”,建立“第二轨”协商机制 |
| 四、对台湾策略Ⅱ：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应对“新南向政策” |
| 五、对台湾策略Ⅲ：加强两岸集体身份认同,构建南海命运共同体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际秩序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与观点：概念、转型、变革 |
| 二、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分析视角与核心观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四节 结构安排与主要论点 第二章 转型与变革：国际与地区秩序的时代特征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全球秩序 |
| 二、地区、地区一体化、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 |
| 第二节 国际秩序转型走向“深水区” |
| 一、东方与西方：权力结构深入调整 |
| 二、全球与地区：制度博弈日趋激烈 |
| 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难以弥合 |
| 第三节 东亚秩序的历史沿革与当代转型 |
| 一、东亚与地区秩序 |
| 二、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沿革 |
| 三、发展变化中的东亚地区新秩序 |
|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东亚秩序”问题：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 |
| 第一节 美国东亚政策与中国的历史相关性 |
| 一、中国朝贡制度的终结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最初尝试 |
| 二、新中国的成立与“遏制型”的美国东亚政策 |
| 三、中国改革开放与“复合型”的美国东亚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地区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
| 一、冷战时期的中国地区政策：思想与实践 |
| 二、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地区政策：双边与多边 |
| 三、新时期的中国地区战略：系统性与针对性 |
| 第三节 东亚秩序问题与中美关系 |
| 一、阶段性核心议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
| 二、东亚秩序与中美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权力与影响力：理解国际秩序的钥匙 |
| 第一节 权力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
| 一、权力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 |
| 二、权力与国际关系现实的拓展 |
| 三、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权力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力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
| 一、权力与影响力 |
| 二、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力因素 |
| 第三节 ：权力+影响力：国际秩序问题的分析新机理 |
|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权力+影响力”分析模式下的地区秩序建构：—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秩序实践为例 |
| 第一节 “权力+影响力”分析模式与地区秩序的构建 |
| 一、主导地区议程设置 |
| 二、领导地区制度构建 |
| 三、塑造地区观念认同 |
| 第二节 美国与东亚地区秩序：从影响力到权力 |
| 一、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投射 |
| 二、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与美国权力政治回归 |
|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中美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
（7）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基本内容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边界限定 |
| 一、海权 |
| 二、东亚海权战略 |
| 第二节 战略行为归因: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理论构建 |
| 一、行为发生的一般机理 |
| 二、国家战略行为:理论解释的多元视角 |
| 三、国家战略行为:一个新的归因框架 |
| 第三节 权力、身份与不确定性:国家战略行为变量的研究假设 |
| 一、自变量的选择 |
| 二、主要变量的相互关系 |
| 三、战略调整的基本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权成长轨迹: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冷战前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创建大陆海军:美国海权的源起 |
| 二、角逐西太平洋:美国东亚海权的建立 |
| 三、打赢太平洋战争:美国东亚海权的发展 |
| 第二节 冷战期间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海洋遏制: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指南 |
| 二、海洋威慑: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路标 |
| 三、海洋干涉: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导向 |
| 四、海洋缓和: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构想 |
| 五、重振海洋: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思维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海洋防务收缩: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调整 |
| 二、海洋新型战争: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转型 |
| 三、海洋反恐倡议: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发展 |
| 四、亚太再平衡: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布局 |
| 第四节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特征与逻辑 |
| 一、全方位转型: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主要特征 |
| 二、制衡新兴大国: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基本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结构变动: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力 |
| 第一节 权力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权力的内涵 |
| 二、权力的来源 |
| 三、霸权国战略调适的权力逻辑 |
| 第二节 全球权力中心迁移: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
| 一、新场域:全球权力转移的时空条件 |
| 二、多维度:全球权力转移的表现 |
| 第三节 东亚权力结构变动:从单中心转向双中心 |
| 一、中美国际权力的重构 |
| 二、东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双中心结构的形成 |
| 第四节 东亚海权生态变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 |
| 一、海军现代化:东北亚海权发展的新态势 |
| 二、海军新战略:东南亚海权发展的新蓝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需求扩张: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内驱力 |
| 第一节 身份需求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身份需求的内涵 |
| 二、身份需求的逻辑 |
| 三、身份需求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洋主导国的身份构建:美国东亚海权的生成基础 |
| 一、禀赋与机遇:海洋主导国建立的双翼 |
| 二、海权论: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理论指南 |
| 三、经济支持: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物质基础 |
| 四、海军实力: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硬道理 |
| 第三节身份需求: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原动力 |
| 一、角色身份:美国利益的东亚路标 |
| 二、战略价值:美国身份的东亚认知 |
| 三、霸权身份需求:美国的东亚海洋利益分布 |
| 第四节 身份依赖: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霸权逻辑 |
| 一、身份利益: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的指南针 |
| 二、战略意图: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的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确定性搅动: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干扰力 |
| 第一节 不确定性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不确定性的内涵 |
| 二、不确定性的来源 |
| 三、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调适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权结构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安全困境 |
| 一、海洋军备竞赛:东亚海洋安全的基本趋势 |
| 二、防务开支增长:东亚国家的海洋安全政策 |
| 第三节 海洋政治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争端 |
| 一、海洋领土争端:东亚国家战略互信的障碍 |
| 二、渔业资源争端:东亚国家海洋冲突的诱因 |
| 三、海洋能源开发争端:东亚国家海洋合作的难题 |
| 四、地区冲突热点:东亚国家海洋纷争的现实隐患 |
| 第四节 海洋环境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非传统威胁 |
| 一、海洋恐怖主义:东亚海洋安全的新挑战 |
| 二、海上有组织犯罪:东亚海洋安全的新热点 |
| 三、海盗问题:东亚海洋安全的新难题 |
| 四、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东亚海洋安全的新博弈 |
| 五、海洋环境恶化:东亚海洋安全的新议程 |
| 第五节 海洋秩序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的海洋战略 |
| 一、海洋秩序挑战:新兴大国的海洋崛起 |
| 二、海洋安全挑战:非民主国家的海洋威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能力与策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支持路径 |
| 第一节 海权资源重配:权力竞争压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技术资源:保持海洋军事技术领先 |
| 二、人力资源:加强海军人才开发与利用 |
| 三、经济资源:加快海洋产业经济发展 |
| 四、财政资源:加大海军财政经费投入 |
| 五、制度资源:完善海军体制机制建设 |
| 第二节 海权能力提升:身份需求动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能力目标:未来海权的方向 |
| 二、海上打击能力:全域机动作战 |
| 三、海上防御能力:打造海上盾牌 |
| 四、海上保障能力:提升海洋后勤供给 |
| 五、网络安全能力:扩大海上虚拟作战空间 |
| 第三节 海洋外交优化:不确定性张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合作策略 |
| 二、制衡策略 |
| 三、孤立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限度 |
| 三、后续研究 |
| 四、未来发展趋势 |
| 五、中国海权发展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缩略词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联盟与遏制—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政策研究（1949-195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考察 |
| 一、国外研究状况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惩治政策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盟国对德国的惩治政策 |
| 一、盟国对德惩治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盟国对德惩治政策的潜在缺陷 |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的惩治政策 |
| 一、摩根索计划的惩治政策 |
| 二、JCS 1067系列文件考察 |
| 三、惩治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
| 第三节 美国对德惩治政策的转变 |
| 一、对德惩治政策转变的思路 |
| 二、对德惩治政策转变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决定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 |
| 第一节 朝鲜战争前美国对联邦德国的重建 |
| 一、马歇尔计划下的德国重建 |
| 二、“双重遏制”战略的确定 |
| 第二节 朝鲜战争前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 |
| 一、战前对德工业拆解政策的重大调整 |
| 二、《彼得斯贝格协议》的签署及意义 |
| 第三节 朝鲜战争对美国对德政策的影响 |
| 一、朝鲜战争前美国对苏联核力量发展的侦测 |
| 二、战前美英法德对加强西德安全力量的争论 |
| 三、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进行重新的审视 |
| 第四节 美国政府决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 |
| 一、NSC 82文件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 |
| 二、在北约理事会框架下的首轮联盟博弈 |
| 小结 |
| 第三章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外交层面博弈 |
| 第一节 美国对英国的期望与合作 |
| 一、英国的战略地位 |
| 二、英国的政策考虑 |
| 三、美英之间的纷争与合作 |
| 第二节 美国对法国的迁就与施压 |
| 一、法国的国家战略 |
| 二、法国的政策反应 |
| 三、美法之间的胁迫与妥协 |
| 第三节 美国对西德的妥协与要求 |
| 一、西德的战略地位 |
| 二、西德的政策选择 |
| 三、美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国内层面博弈 |
| 第一节 美国的国内层面博弈 |
| 一、立法机构的政治影响 |
| 二、行政部门的内部博弈 |
| 三、防务经济的艰难平衡 |
| 第二节 美国对英国国内博弈的影响 |
| 一、英国政府基本决策体制 |
| 二、工党政府面临的纷争 |
| 三、保守党政府面临的歧见 |
| 四、军事财政问题的困扰 |
| 第三节 美国对法国国内博弈的影响 |
| 一、法国政府基本决策体制 |
| 二、恶性政党竞争的影响 |
| 三、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 |
| 第四节 美国对西德国内博弈的影响 |
| 一、西德政府基本决策体制 |
| 二、政府内部的歧见与合作 |
| 三、政党之间的纷争与合作 |
| 四、社会公众的态度及转变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实现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重新武装政策的转折及其实现 |
| 一、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 |
| 二、大西洋联盟体系的扩展 |
| 三、北约战略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二节 重新武装问题与双层博弈模式 |
| 一、北约决策体制及其特点 |
| 二、美欧政治体制及其特点 |
| 三、双层博弈框架及其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美安全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特点和使用的原始材料 |
| 四、本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从结盟到巩固同盟 |
| 第一节 二战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1940-1945) |
| 一、二战初期欧洲战场形势和加、美的反应 |
| 二、1940年7月加美参谋会谈 |
| 三、奥格登斯堡首脑会晤 |
| 四、二战时期加美安全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加美安全关系(1945-1956) |
| 一、调整两国安全关系的尝试 |
| 二、加拿大对外战略的转型和修订《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之二》 |
| 三、从《关于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到北美空防合作 |
| 小结 |
| 第二章 迪芬贝克政府执政与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建立 |
| 第一节 1957年大选和约翰·G·迪芬贝克上台 |
| 一、管道辩论 |
| 二、苏伊士运河危机 |
| 三、1957年大选 |
| 第二节 “诺德”的建立 |
| 一、北美大陆的新的地缘战略形势 |
| 二、诺德的建立过程 |
| 三、诺德从军事协定到政治协定 |
| 小结 |
| 第三章 加美在军工领域的矛盾与合作 |
| 第一节 终止“箭式”飞机项目 |
| 一、“箭式”飞机项目遇到麻烦 |
| 二、向美国推销“箭式”飞机 |
| 三、1958年9月23日的声明 |
| 四、最后一次推销努力 |
| 五、1959年2月的内阁会议 |
| 六、终止“箭式”飞机项目的影响 |
| 第二节 引进美国武器 |
| 一、以“巫毒”替代“箭式”飞机 |
| 二、以“波马克”地对空导弹加强北美空防能力 |
| 三、以“星”式战机加强加拿大驻欧洲空军 |
| 第三节 军工生产共享计划 |
| 一、前迪芬贝克政府时期两国军工生产合作状况 |
| 二、生产共享计划的缘起与争论 |
| 三、1958年12月15日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 |
| 四、生产共享计划的实施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次国际危机中的加美安全关系 |
| 第一节 加美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不同反应 |
| 一、苏联的和平攻势与加拿大对美、苏认知的变化 |
| 二、第二次柏林危机演变过程中加美立场出现的分歧 |
| 第二节 加美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不同反应 |
| 一、加美对古巴革命的不同反应 |
| 二、加美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不同反应 |
| 小结 |
| 第五章 天鹰事件和核武争端 |
| 第一节 天鹰事件 |
| 一、天鹰行动的酝酿与制定 |
| 二、加、美两国政府关于天鹰行动的外交斗争 |
| 三、天鹰行动失败的原因探析 |
| 四、天鹰事件对两国安全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核武争端 |
| 一、战后初期加拿大的核武政策 |
| 二、美国核战略与加美关于纽芬兰军事基地的谈判 |
| 三、迪芬贝克政府的困境 |
| 四、争论中不断延宕的核武决策 |
| 小结 |
| 第六章 走入政治的绝境 |
| 第一节 加拿大国内两党竞争下的核武政策 |
| 一、即将来临的1963年大选 |
| 二、自由党的核武政策 |
| 三、1961-1962年间加、美关于加拿大核武政策的攻防战 |
| 第二节 加美关系恶化 |
| 一、拿骚会晤 |
| 二、诺斯塔德事件 |
| 三、皮尔逊改变核武政策 |
| 四、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
| 五、迪芬贝克大选失败 |
| 小结 |
| 第七章 回归“正常状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指导思想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动态 |
| 四、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之处与研究困难 |
| 六、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一部分 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 |
| 第一章 中东地区军备竞赛分析 |
| 第一节 中东军备竞赛概述 |
| 一、军备竞赛的概念和类型 |
| 二、中东军备竞赛:标准与依据 |
| 第二节 中东军备竞赛的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列万特地区的军备竞赛 |
| 一、列万特地区军备竞赛的演变 |
| 二、列万特地区军备竞赛的评估与展望 |
| 第四节 马格里布地区的军备竞赛 |
| 一、冷战时期的马格里布地区军备竞赛 |
| 二、冷战后的马格里布地区军备竞赛 |
| 三、马格里布地区军备竞赛评估 |
| 第五节 海湾地区的军备竞赛 |
| 一、伊朗与GCC成员国的军备竞赛 |
| 二、伊朗与伊拉克的军备竞赛 |
| 三、冷战后海湾军备竞赛的特点与未来评估 |
| 第六节 中东军备竞赛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武器转让、军事工业发展与中东军备竞赛 |
| 第一节 武器转让与中东军备竞赛概述 |
|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对中东的武器转让 |
| 一、美苏对中东的武器转让 |
| 二、其他大国对中东的武器转让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东的武器转让 |
| 第三节 武器转让对中东军备竞赛的影响 |
| 第四节 军事工业发展与中东军备竞赛 |
| 一、中东国家发展军事工业的动力 |
| 二、中东国家军事工业发展的成就 |
| 三、军事工业发展与中东军备竞赛的关系 |
| 第三章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中东军备竞赛 |
| 第一节 中东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历史与现状 |
| 一、列万特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 二、海湾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 三、北非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 第二节 中东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力 |
| 第三节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中东军备竞赛的关系 |
| 第四章 中东军备竞赛的原因、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中东地区军备竞赛原因的结构与层次分析 |
| 一、中东地区军备竞赛原因的结构与层次分析 |
| 二、层次间的互动与中东军备竞赛 |
| 第二节 中东军备竞赛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东军备竞赛的影响 |
| 一、军备竞赛与中东经济发展 |
| 二、军备竞赛与中东政治发展 |
| 三、军备竞赛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
| 四、军备竞赛与地区安全:安全困境与恐怖主义 |
| 第四节 中东军备竞赛与战争:以六·五战争和海湾战争为例 |
| 一、六五战争与地区军备竞赛 |
| 二、海湾战争对中东军备竞赛的影响 |
| 三、军备竞赛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
| 第二部分 中东地区的军备控制 |
| 第一章 中东地区军备控制概述 |
| 第一节 中东军备控制概述 |
| 一、军备控制相关问题概述 |
| 二、中东军备控制的动力 |
| 三、中东军备控制的意义 |
| 第二节 列万特地区的军备控制 |
| 一、联合国阶段(1948-1956) |
| 二、美苏争霸阶段(1956-1991) |
| 三、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反扩散阶段(1991-至今) |
| 第三节 海湾地区的军备控制 |
| 一、冷战时期的海湾军备控制 |
| 二、冷战后的海湾军备控制 |
| 第四节 马格里布地区的军备控制 |
| 第五节 中东地区军备控制的特点 |
| 第二章 中东军备控制的制度化进程和各方的参与 |
| 第一节 中东军备控制的制度化建设 |
| 一、多边制度下的中东军备控制 |
| 二、从伊朗核问题看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 |
| 第二节 相关各方与中东军备控制 |
| 一、美国与中东军备控制 |
| 二、联合国、欧盟与中东军备控制 |
| 三、中东地区国家与军备控制 |
| 第三章 军备竞赛、军备控制与中东和平的未来 |
| 第一节 军备竞赛与中东安全:理论视角 |
| 一、军备与安全:概念分析 |
| 二、军备竞赛与中东安全:理论视角 |
| 三、军备控制与中东安全: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中东军备控制的成就与问题 |
| 一、中东军备控制取得的成就与问题 |
| 二、军备控制与中东和平进程 |
| 第三节 中东和平的未来 |
| 一、政治军事(安全)文化与中东和平的未来 |
| 二、地区主义与中东和平 |
| 三、国际秩序与中东和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四、“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2]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3]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及其国际认同研究[D]. 杨伟宾.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4]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演变研究[D]. 陈本铿.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D]. 丑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08)
- [8]联盟与遏制—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政策研究（1949-1955）[D]. 吴宇. 南开大学, 2013(07)
- [9]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美安全关系的研究[D]. 张华. 首都师范大学, 2013(12)
- [10]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D]. 张燕军. 西北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