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气象局长会议隆重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王希群[1](2018)在《凌道扬年谱——纪念凌道扬先生诞辰130周年》文中研究表明凌道扬先生是中国着名的林学家、教育家。作为一名林学家,他在中国林业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为中国林业事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中国林业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他1888年12月18日出生于广州府新安县布吉村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从1912年于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林科开始,他的林业事迹贯穿于中华民国(1912—1949年)的始终。凌道扬先生1914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即从事涉林工作,同年参与制定中国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首倡中国植树节,1916年任金陵大学林科主任,1917年发起并成立中华森林会,1922年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林务局局长,1940年提出"水土保持"专用术语等。凌先生曾担任金陵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大学、中央大学教授,集林学家、教育家和行政官员于一身,在林学宣传、林业教育、林业管理和林业实践等多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中国林业事业的集大成者。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还是香港教育的重要践行者,从1949年开始,他致力于香港教育,先后任香港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院长,1957年获麻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筹备会主席,教书育人,恩泽千秋,受到世人赞颂。1980年他移居美国,1993年8月2日病逝,享年105岁。在中国林业发展史上,像凌道扬先生这样开宗立派的人物,还是很少见的,但不研读《圣经》,也是很难理解他的。
梁德学[2](2017)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文中认为在近现代东北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也因之成为近现代东北报人的主体。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影响基本形塑了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大体形态。中国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由于日本侵占该地区长达四十年(1905-1945),此间日人报刊一家独大且数量可观,租借地内的公共舆论完全为日人报纸独占,这里也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从未真正出现过近代国人报刊的商业繁盛地区。在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45年,历37年,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报章言论和新闻叙事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精神,在传播和建构殖民文化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国人的精神抵抗也一直保持着、继续着。他们利用有限度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以《泰东日报》为阵地,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解构”。本文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并将星散于各类既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存在错讹的史料加以甄别,从细微处发现线索,从最基础的人物发掘、名姓考辨、生平梳理入手,力求能够严谨、准确地摹画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基本“样貌”。以此为前提,深入探究《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传播传统文化、建构或解构殖民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殖民处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本文开篇为绪论,介绍了本次研究缘起、界定了相关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对历史分期和所用史料做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证了近代关东州报业概况与《泰东日报》概况(包括报人群体概况),藉此为后续章节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文核心章节,进入有关《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具体研究:第三章研究金子雪斋主持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涉及中国报人如何形塑《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私谊网络与公共网络、对爱国运动的声援、此时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等;第四章主要关注转折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的活动情况;第五章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转型、话语风格的“突变”、新闻业务能力的呈现等;第六章主要考察战时新闻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公共言论表达、文人心态及表现、战争时期的家国认同等;第七章为全文末章,考察日本战败初期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由于相关史料匮乏,本文仅能依据史料实际保存情况结构第三至第七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前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与结构合理性。此一点,是本次研究的缺陷之一,也是一种无奈。研究发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报章文字中蕴含着极为隐晦、复杂的民族情感——他们承受着殖民压抑,却始终无法割断民族性。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远比后人想象的情形远为复杂。首先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业务水准和职业认知;其次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为关东州华人同胞声张权益所作的努力;三是几代《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关东州租借地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状况,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其精神世界异常复杂。概而言之,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无法摆脱某种“原罪”。然而,当尽量避开政治与道德评判所带来的干扰,从其写作或编辑的浩繁文字中去捕捉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时,我们发现,他们竟如此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阴暗的历史时空。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日人共事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
万心[3](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提出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高金业[4](2016)在《北方之鹰——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子人类自有私欲以来,便有了战争,或同宗或异族,刀枪相向,杀戮成山。于是富饶的迦太基在罗马大军洗劫下满目疮痍,滑铁卢小镇上6万多具尸体永远留在了大雨后的沼泽里,莫斯科城飘舞的雪花见证了上百万人的惨死。正义与邪恶,顽强与懦弱,尽在刀光剑影下显现。唯有历史老人用他那睿智且一丝不苟的头脑,记下了许多的坚贞、许多的英勇、许多的同情、许多的丑陋与不平。以及,那一件件或许不为许多人所知的往事
殷允岭[5](2014)在《“雪龙号”纪实(二)》文中提出六、百年之梦在圣贤云集的东方——泱泱大中国,早就出现过"飞天"的梦想,牛郎织女,早做了先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先生,更是一个筋斗打到了南天之柱,以小解做了记号。虽然那事件之诠释矮化了悟空,将天柱讲为佛之一指,那也不过是作家弘扬佛教,尊崇佛法无边、法眼通天、天下之大,莫非佛土之哲学阐解。龙磐虎踞,傲视四方,大唐东土,难免有悟
裔兆宏[6](2013)在《美丽中国样本》文中研究表明引子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这是屈原在《天问》中几句关系治水的诘问。我始终相信苍天有眼。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任何对大自然的犯罪行为,都将会受到惩罚,只有顺应自然,利用规律,才能趋利避害。
于静[7](2013)在《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园是近代城市文明的产物之一,也是城市近代化的象征之一,本文通过考察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的诞生与发展,探析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园与市政建设、市政管理、市民生活的相互关系。近代南京城市公园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端方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便建立了名为“公园”的绿筠花圃,南洋劝业会会场本身亦可被视为大型公园,但清朝覆亡使该“公园”成为昙花一现。北洋政府时期,齐燮元兴建了秀山公园与鼓楼公园,秀山公园在建筑风格、园景布置以及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突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南京的城市公园建设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截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已经兴建起的公园包括第一公园、总理陵园、玄武湖公园、莫愁湖公园、白鹭洲公园、秦淮小公园、中央政治区公园、鼓楼公园等。南京近代城市公园的开辟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改造人文古迹,二是改造风景名胜区,三是拨地新建,其中第二种占绝对主要地位,所以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的建设实际上是风景名胜公园化的过程,主要特征为依凭自然山水,加以人工点缀,将传统风景名胜纳入近代市政体系,改造为城市公园,其中以对玄武湖的改造最为突出。南京为传统的政治城市,政治权力主导城市建设,更主导公园建设。这种主导性体现在公园接收、规划、改造、新建、管理、维护的全过程,公园建设被纳入近代市政建设体系,最终初步形成了简单的城市公园系统和以公园管理处为主,工务局、财政局、军警机关等分工合作的管理模式。官方主导性还意味着官方在提倡将公园打造成“高尚娱乐”的同时,也试图将公园塑造成社会政治教化的平台,但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园娱乐的平民化,使公园成为综合性的城市娱乐休闲场所,并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民众是公园的享受者、欣赏者,也是公园的监督者、批判者,并间接成为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尤其重要的是,民众对公园的认知并不完全受政府主导,这意味着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公园意识一直在持续发展。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公园意识”成为近代以来城市公园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的结构框架为:第一章为“南京城市公园的发轫”介绍南京早期的三个公园:绿筠花圃、秀山公园、第一公园。第二章为“国民政府接收、规划与新辟公园”介绍南京国民政府对旧有公园的接收,以及市政建设过程中对公园的规划、开辟。第三章为“公园管理机构”介绍以公园管理处为主的公园管理机构及其管理模式。第四章为“公园建设与管理——以玄武湖为例”,以官方重点发展的玄武湖公园为例,阐释官方如何将风景名胜改造为城市公园。第五章为“教化空间的构建”,阐述官方利用公园灌输政治意识形态、改造民众思想的企图与努力。第六章为“公园与市民生活”阐述市民对公园的接受与利用。
忽培元[8](2012)在《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序曲踏遍青山,两位开国老部长国庆观礼重逢,天安门上欣然回望旭日初升……1995年10月1日,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六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首都北京华灯齐放,人们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八点多钟,江泽民、李鹏等中国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各届代表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观赏节日焰火。在这举国同庆,万众同乐,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新中国
何华[9](2012)在《石化魂——兰州石化人对中国工业的贡献》文中提出看中国地图时,你会发现祖国大陆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有一条黄色的河流穿城而过,那就是甘肃的省会城市,人称"黄河之都"的兰州。兰州,孙中山先生曾誉其为中国的"陆都",是西北军事重镇、丝绸之路要塞、唐蕃古道枢
郭辉[10](2012)在《民国国家仪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在晚清中国即已流传,国人对此认识渐多,且在中国古代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交织下,产生出“清末”国家仪式。辛亥革命后各阶层重新寻找自身位置,经过短暂波动后社会很快趋于“平静”,各方政治势力最终被暂时性地归于“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举行的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仪式,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为新“国家”寻求“正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大庆典上特往拜谒南京明太祖孝陵。如此背景下作为新政制的总统就任仪式得以继续。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因其实力和权威,受到各方支持和拥护,民众对新国家充满希望。“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的合法性资源。国民党人对“革命”传统的提倡体现于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仪式,实为强调自身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地位和功绩,阐释统治合法性。而“共和”精神集中体现于民元双十节纪念,“共和”与国庆被建构起密切联系,民元国庆纪念可称“共和”胜利的庆祝,通过各种方式,“共和”意象得以广泛传播。民国虽成立,但新国家的盛世景象实为短暂。因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非易事,各种力量随着社会稍微稳定反开始复苏。社会人心日益不安,国家统治面临危机。于是袁世凯开始援引“旧传统”,试图“拯救”国家,恢复祭天和国家祀孔。当时社会确有不少怀念传统者,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恢复传统,同情乃至支持祭天和国家祀孔。但祭天、祀孔与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最终受到社会的怀疑与批评。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不仅对旧传统已不能接受,对新政制也难以完全适应。总统就任仪式作为民初典型的现代性国家仪式,随着政局变化,社会对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的态度已发生改变,社会并非关注表面形式,而是看重形式背后操演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北京政府统治后期,社会对“共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体现于国庆纪念言论。国家仪式的操演面临重重困境,此缘于社会难以忍受的现实政治局势,“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只剩下一块有名无实的空招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行辕铁狮子胡同,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办葬礼,期间的妥协与斗争可见南北方势力之微妙。舆论界掀起对孙中山“盖棺论定”的热潮,各种言说铺天盖地,有赞誉者,有贬斥者。国民党人参与完葬礼即匆匆南下,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直到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1929年6月1日才对孙中山实行“奉安大典”,规模宏大可谓空前,深刻表达出党国政治权威,此时孙中山形象已堪称“伟大”。国民党作为打破传统的“革命”政党,建立政权之初急需构建统治合法性以稳定社会,周期性国家仪式的广泛运用即为明证,制定的“革命纪念日”体系,纪念日数量达28个之多,目的无非在于塑造和加强自身统治权威和地位,国家仪式“党国化”。国民党建立起“党国体制”后,很快即遭遇统治新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国难之际对国家仪式作出相应调适,吸纳某些传统元素,将之制作成“现代”国家仪式,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民族扫墓节以现代方式呈现和表达传统。日本侵华的标志性事件也被制作成纪念日,更直接、深刻的表示抵抗外敌,以进行民族动员。这些成为国家仪式调适中的重要内容,体现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色。原本私人性的蒋介石寿辰被利用开展“捐款购机”活动,以进行全国性抗战动员,同时也是蒋介石个人权力和权威的展现和操演。“蒋介石崇拜”作为民族主义兴盛的孪生兄弟,在抗战期间逐步形成。从更广义角度理解,此时兴起的“蒋介石崇拜”存有其合理性,国家需要强大政府,也需要强人领导民众抗击外侮,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军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以胜利结束,人们为此狂欢。国共两党却从抗战时期的合作逐步走向对抗,内战爆发。国家仪式成为宣传“戡乱剿匪”与蒋介石崇拜的工具。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将抗战胜利的庆贺与纪念制作成“抗战纪念日”,借以宣传“戡乱剿匪”。庆祝胜利还都的国家仪式也被用来宣扬蒋介石个人崇拜,实际上成为庆祝蒋介石“个人胜利”。为完成建国重任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看似合理,但因社会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之后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个人崇拜犹存,但已不具规模和影响。抗战取得胜利后,国家仪式理应为更具价值的国家社会的建设服务,宣扬“民主共和国”政治理念。就此而言,国家仪式步入歧途,因过分强调现实政治而异化并产生悖论,似为国民党大陆统治终结宿命的表现。不管国家仪式如何运作,都难以挽救本身出现问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操演”落幕。
二、全国气象局长会议隆重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气象局长会议隆重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凌道扬年谱——纪念凌道扬先生诞辰13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888年 (清光绪十四年) |
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
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 |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
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
1909年 (清宣统元年) |
1910年 (清宣统二年) |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
1912年 (民国元年) |
1913年 (民国二年) |
1914年 (民国三年) |
1915年 (民国四年) |
1916年 (民国五年) |
1917年 (民国六年) |
1918年 (民国七年) |
1919年 (民国八年) |
1920年 (民国九年) |
1921年 (民国十年) |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
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
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 |
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 |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 |
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 |
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 |
1940年 (民国二十九年) |
1941年 (民国三十年) |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
1943年 (民国三十二年) |
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
1949年 (民国三十八年) |
1950年 |
1951年 |
1955年 |
1956年 |
1957年 |
1958年 |
1959年 |
1960年 |
1963年 |
1965年 |
1970年 |
1980年 |
1981年 |
1986年 |
1987年 |
1993年 |
1997年 |
1998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4年 |
2017年 |
(2)《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报人 |
二、日人报纸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一、《泰东日报》报史与报人研究 |
二、近现代东北国人“国家认同”研究 |
第四节 分期与史料 |
一、历史分期 |
二、所用史料 |
第一章 关东州:日人在华办报的区域样本 |
第一节 日文报纸出现及相互竞争 |
第二节 英文报纸创办与经济类报纸兴起 |
第三节 日人对关东州中文报业的垄断 |
第四节 日本战败与日人报业退场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及其报人群体概述 |
第一节 《泰东日报》概述 |
第二节 《泰东日报》报人群体概述 |
一、日本报人群体 |
二、中国报人群体 |
第三章 1908-1925:金子雪斋时代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 |
第一节 初代社长金子雪斋对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奠定 |
一、金子雪斋其人 |
二、经营《泰东日报》的风格与特征 |
三、予以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思想根源 |
第二节 创刊初期《泰东日报》中国人员考述 |
第三节 傅立鱼入社与《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的形成 |
一、关于主持笔政时间的考证与辩误 |
二、报章言论与中日“亲善”观 |
三、主持笔政期间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
四、在报纸“华人风骨”形成中的作用 |
第四节 私谊网络与公共交往:中国报人的聚合及组织化 |
一、私谊网络 |
二、公共交往 |
第五节 中国即“吾国”:中国报人与《泰东日报》国家认同 |
一、“中国认同”之表征 |
二、“中国认同”之成因 |
第六节 对爱国运动的同情与声援:以五卅报道为例 |
一、呈现沪案的论调、样态与策略 |
二、无法回避的“正凶”——日本 |
三、对东北爱国群众运动的声援 |
第四章 1925-1931:转折期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活动 |
第一节 金子雪斋离世后中国报人生存境况 |
第二节 关东州本土第一代职业报人退场:以毕乾一为中心 |
一、毕乾一报人生涯概述 |
二、入社初期的“游戏文字” |
三、报章言论与文学作品中的“省籍”意识 |
第三节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前后地下党报人的活动与影响 |
一、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建立前非采编人员的党团活动 |
二、创建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的核心力量 |
三、编辑局长陈涛及其所网罗的中共报人 |
四、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呈现 |
五、“普罗文学”的有益尝试 |
第四节 国民党报人在《泰东日报》的活动 |
第五章 1931-1937:中国报人对日立场“转变”与新闻业务领域拓展 |
第一节 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历史转型 |
第二节 殖民话语转向:以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 |
一、“他者叙事”与“殖民话语” |
二、他者叙事的权力逻辑 |
三、呈现“他者”的方式选择 |
四、难以调和的叙述冲突 |
五、失真的“他者”形象 |
第三节 到“宗主国”去:中国报人的日本之行及游记 |
一、中国报人访日活动概述 |
二、吕仪文、李永蕃及毕殿元的访日之行 |
三、访日行记中的多重隐喻 |
第四节 以社会新闻为特色的本埠新闻采编活动 |
一、中国报人本埠社会新闻采编活动概述 |
二、“大连摩登”:中国报人记录下的殖民都会图景 |
三、从社会新闻采编管窥中国报人职业素养 |
第五节 在副刊繁盛期:毕殿元与他主编的五种副刊 |
一、从《儿童》入社 |
二、彰显“健康美”的《体育双周》 |
三、《文艺》及其衍生的《文艺周刊》与《群星》 |
第六章 1937-1945: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灰暗时代 |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生存境遇 |
第二节 置身于殖民统治下的公共言论表达 |
一、为“宗主国”殖民侵略制造“正义”舆论 |
二、战争动员与实用主义“节义观”生产 |
三、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体验与传播 |
四、质疑殖民当局施政并为华人利益发声 |
第三节 殖民霸权与战争阴影下的文人心态 |
一、对殖民“宗主国”的畏羡与顺应 |
二、“东亚共荣”的欲念与幻想 |
三、“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矛盾背后的自我贬抑 |
四、傀儡、边缘人与旁观者 |
第四节 日治末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 |
第五节 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以赵恂九小说创作为中心 |
一、作为报人的赵恂九 |
二、报人工作之余的小说创作活动 |
三、文学书写中的报人印痕与被殖民者精神印记 |
第七章 日本战败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 |
第一节 重归祖国:“8·15”至停刊期间中国报人活动情况 |
一、按苏军指示接管《泰东日报》 |
二、参与维持大连地方秩序 |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抉择 |
第二节 《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彷徨与隐迹 |
一、参与创办大连市政府与市委机关报 |
二、1946 年后部分报人的“逃离”与隐迹 |
结论 |
附录:《泰东日报》中国社员统计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3)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五、资料来源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四、流行史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一、政府“缺位” |
二、医疗界无奈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一、调查摸底 |
二、制定规划 |
三、全面防治 |
四、巩固成果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三、吃苦耐劳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1 |
附录2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雪龙号”纪实(二)(论文提纲范文)
六、百年之梦 |
七、首闯南天 |
(一) 通过最深的海沟 |
(二) 科技讲座 |
八、“天门”之役 |
九、长城站盛典 |
十、春华秋实 |
(一) 接收大气哨声 |
(二) 观测地震 |
(三) 地质考察 |
(四) 地貌考察 |
(五) 生物考察 |
1.动物考察 |
2.植物考察 |
十一、二十九队 |
(7)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南京城市史研究的再思考 |
二、国内史学界“公园”研究概论 |
(一) 代表性成果与公园整体研究 |
(二) 特色研究之中山公园 |
(三) 差异研究之各城公园 |
三、“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现状 |
四、史料来源 |
五、研究理论与方法 |
六、相关界定 |
七、创新之处 |
八、研究难度与不足 |
第一章 南京城市公园的发轫 |
第一节 中国公园的诞生 |
一、西方近代公园的诞生 |
二、南京古典园林的近代转型 |
三、中国近代公园的普遍形式 |
第二节 南洋劝业会与南京最早的公园——绿筠花圃 |
一、公园建设 |
二、公园意义与影响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南京公园 |
一、秀山公园 |
二、鼓楼公园 |
第四节 南京近代城市公园发轫的原因 |
第二章 国民政府接收、规划与新辟公园 |
第一节 已有公园“公立化” |
一、接收秀山公园 |
二、接收鼓楼公园 |
三、接收绿筠花圃 |
第二节 公园规划 |
一、历次规划中的公园 |
二、《首都计划》中的公园 |
三、公园系统的设想 |
第三节 公园辟建 |
一、由玄武湖到玄武湖公园 |
二、秦淮小公园 |
三、莫愁湖公园与白鹭洲公园 |
四、中央政治区公园 |
五、愚园与随园 |
六、清凉山公园 |
七、下关地区公园 |
八、其他公园 |
第三章 公园管理机构 |
第一节 教育局 |
第二节 公园管理处 |
一、公园管理处的诞生与发展 |
二、公园管理处职权扩展 |
三、公园管理处历任主任 |
第三节 相关职能部门 |
一、工务局 |
二、财政局 |
三、军警机关 |
第四章 公园建设与管理——以玄武湖为例 |
第一节 理想中的公园建设 |
第二节 玄武湖公园破旧立新 |
一、旧有建筑 |
二、五洲规划 |
三、改建实效 |
第三节 改善公园交通 |
一、玄武路与环湖马路 |
二、整理园内道路 |
三、公共交通 |
第四节 湖产、湖民、湖地 |
一、管理湖产 |
二、管理湖民 |
三、征收湖地 |
第五节 疏浚玄武湖 |
第五章 教化空间的构建 |
第一节 第一公园的教育性 |
第二节 玄武湖中的革命纪念 |
第三节 莫愁湖畔的粤军烈士墓 |
第四节 动物园和儿童乐园 |
第五节 教化活动的推行 |
一、文体活动与各式展览 |
二、园林新运 |
第六章 公园与市民生活 |
第一节 游览胜地 |
第二节 休闲盛会 |
一、樱桃市 |
二、赏花 |
第三节 饮食憩息 |
一、招商与管理 |
二、游园与茶社 |
第四节 游船上的新旧之别 |
一、游园女与《玄武湖之秋》 |
二、“湖匪”与《湖匪》 |
三、游船与船娘 |
第五节 “公园意识”的民间体现 |
一、“台城”城墙的存废 |
二、玄武湖改名 |
三、公车与公园 |
四、其他体现 |
总结 |
一、“建设艺术化的新南京” |
二、“中外观瞻所系” |
三、“高尚娱乐”与玄武湖 |
四、“公园意识” |
征引文献 |
致谢 |
(10)民国国家仪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写作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三、理论方法、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
(一) 理论方法 |
(二) 概念界定 |
(三) 研究内容 |
四、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 |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
一、新国家的建立 |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
二、新意象的表达 |
(一)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
(二)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
一、旧传统的援用 |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
二、新政制的演绎 |
(一)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
(二)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 |
一、从“在野”到“执政” |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
二、从“一党”到“国家”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调适 |
一、传统文化的“发明” |
(一) 时代意义的赋予:孔子诞辰纪念日 |
(二) 民族精神的建构:民族扫墓节 |
二、现实事件的纪念 |
(一) 御侮救国:“九一八”纪念 |
(二) 崇拜渐成:蒋介石五十寿辰 |
(三) “抗战建国”:“七七”纪念日 |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歧途 |
一、抗战胜利庆祝的异化 |
(一) “戡乱剿匪”:抗战胜利纪念日 |
(二) 个人胜利:还都庆典 |
二、蒋介石崇拜的悖论 |
(一) 崇拜的“淡化”趋向:蒋介石六十寿辰 |
(二) 崇拜的“谢幕”演出: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 |
结语:民国国家仪式与合法性的建构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全国气象局长会议隆重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凌道扬年谱——纪念凌道扬先生诞辰130周年[J]. 王希群.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 [2]《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D]. 梁德学. 吉林大学, 2017(07)
- [3]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4]北方之鹰——记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J]. 高金业. 时代文学, 2016(02)
- [5]“雪龙号”纪实(二)[J]. 殷允岭.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4(11)
- [6]美丽中国样本[J]. 裔兆宏. 中国作家, 2013(20)
- [7]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D]. 于静. 南京大学, 2013(05)
- [8]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J]. 忽培元. 中国作家, 2012(16)
- [9]石化魂——兰州石化人对中国工业的贡献[J]. 何华. 中国作家, 2012(10)
- [10]民国国家仪式研究[D]. 郭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