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干扰生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生境适宜度,最大熵模型,ROC曲线,土地利用
干扰生境论文文献综述
刘慧明,高吉喜,宋创业,于胜祥[1]（2019）在《紫花含笑适宜生境的保护空缺与人类干扰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以紫花含笑地理分布点数据为基础,结合地形和气候数据,使用最大熵(MaxEnt)模型,对紫花含笑的生境适宜度进行了评估,并基于阈值法,将紫花含笑生境分为适宜区和最适宜区,分析了紫花含笑生境适宜区和最适宜区在我国的地理分布、保护现状以及人类干扰状况,结果表明:年均降雨量对紫花含笑的分布影响最为重要,地形因子和温度因子对紫花含笑的分布影响相对较小;紫花含笑的生境最适宜区面积为13.7万km~2,适宜区为27.0万km~2,分布在22°～30°N, 107°～120°E之间.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和湖南等5个省是紫花含笑生境最适宜分布区面积最广的地区;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生境最适宜区和适宜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9%,大部分适宜生境未得到有效保护;紫花含笑生境适宜区和最适宜区内,林地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但是各项人类活动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本文来源于《中国环境科学》期刊2019年09期）
罗庆华,童芳,陶水秀,曹威,付磊[2]（2019）在《旅游干扰对张家界大鲵生境及水质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探明旅游干扰对中国大鲵生境及水质的影响,本研究实地调查了湖南省张家界市2014—2016年间不同旅游强度下的干扰情况,测定了大鲵栖息生境特点、水体理化及微生物指标.结果表明:重度旅游干扰(每年>50万人次)显着增加了噪音、减少了大鲵洞穴数,降低了水中溶解氧含量,增加了总氮、总磷含量及微生物数量,尤其是大肠杆菌数量,导致大鲵栖息生境质量下降.但重度干扰区的水质仍然能够达到大鲵生长要求.根据国家地表Ⅱ类水大肠杆菌标准最高值(2000个·L~(-1)),计算得出游客数量理论临界值为每年2604.71万人次.通过控制游客数量与旅游设施面积,可降低旅游干扰强度,保护大鲵栖息生境,促进旅游开发与大鲵保护的协调发展.(本文来源于《应用生态学报》期刊2019年06期）
李海云,姚拓,张建贵,高亚敏,杨晓玫[3]（2018）在《东祁连山不同干扰生境草地土壤养分时空变化特征》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探究东祁连山不同干扰高寒草地土壤养分及其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时空变化特征规律。研究了2017年8月在东祁连山不同干扰高寒草地土壤养分含量及其生态计量学特征,以及与2003年和2011年在相同地点、相同研究方法对该地区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在同一干扰生境不同土层下,土壤pH、电导率、含水量、土壤全量和速效养分均随着土层深度增加而逐渐减小,变化各异;在同一土层不同干扰生境下土壤养分间变化差异各不相同。(2)不同干扰生境土壤C/N为7.64~18.21,与我国陆地土壤平均值(10~12)基本接近,土壤C/P和N/P分别为109.16~144.79和7.52~15.65,远高于中国陆地土壤的C/P平均值52.7和N/P平均值3.9。(3)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理化性质(pH、电导率、含水量、全磷、全钾、速效磷、有机质、有机碳和速效氮)和土壤生态化学计量比(C/N、C/P和N/P)可以敏感的反映出不同干扰对草地土壤质量影响状况。土壤质量综合评价可知,不同干扰生境下草地土壤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多年生草地土壤质量较高,围栏外草地质量最差,在0-20,20-40cm土层中,均表现为多年生>围栏内>一年生>围栏外。(4)与2003年和2011年相比较,4种不同干扰生境高寒草地土壤pH和含水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土壤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含量则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综上,放牧干扰、人为种植对东祁连山4种干扰生境草地土壤养分含量有很大影响,为此应对该地区草地的利用和保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草地。(本文来源于《水土保持学报》期刊2018年03期）
徐超[4]（2018）在《部分植食性昆虫对孟寨小流域石漠化生境植被及人为干扰的响应》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工业的快速发展,人口与土地矛盾日益严重。石漠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阻碍了人民生话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如何控制土地石漠化的发展,减少石漠化地区的面积,重视石漠化生境的变化情况,监测石漠化地区生境的质量,成为了国内外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为此,本研究小组于2015年-2016年4-9月对贵州省黔西南孟寨小流域不同石漠化生境:农耕地、人工牧草地、自然草地、荒坡灌丛、原生林、次生林、水土保持林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七种不同生境中植食性昆虫的结构、种类、数量,植物物种结构和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1.各生境的植食性昆虫物种组成:经调查共获得植食性昆虫标本14443只,隶属32科59属,总计64种。其中原生林生境中植食性昆虫物种数最多(54种),农耕地地物种数最低(23种)。自然草地生境中植食性昆虫个体数量最多(2933只),人工保持林最低(1310只)。计算各昆虫种类在各生境的相对多度得到各生境的优势种。农耕地生境中优势种有小稻蝗(Oxya hyla intricate)、短额负蝗(Atractomorpha sinensis)、稻赤斑沫蝉(Callitettix versicolor)。在人工牧草地中优势种是小稻蝗与短额负蝗。荒坡灌丛中优势种小稻蝗。自然草地与人工牧草地优势种是小稻蝗与短额负蝗。原生林的优势种是短脚外斑腿蝗(Xenocatantops brachycerus)与稻赤斑沫蝉。次生林中的优势种是稻赤斑沫蝉。人工保持林中的优势种是短脚外斑腿蝗、日本蚱(Tetrix japonica)、稻赤斑沫蝉。同时还调查了七个生境的植物种类,七个生境共有植物77种:其中人工牧草地植物物种数最少(9种),原生林生境植物物种数最多(31)种。从物种水平上来看,这些数据表明在不同石漠化生境中昆虫的物种丰富度会因植被组成和受干扰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2.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物种的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进行植食性昆虫的α多样性测度。研究表明七类生境中原生林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3.331),表明在该生境中,昆虫物种最为复杂。该生境植物类型多样,草本、灌木、乔木都有,空间结构复杂生境异质性高,人为干扰强度低。农耕地优势度指数最高(0.125),表明该生境的植食性昆虫中优势种地位最为突出。农耕地生境植被单一,且优势植物的地位明显。原生林均匀度指数最高(0.915),表明在该生境中各类植食性昆虫布较为均匀。在该生境中存在大量的稀有种和常见种,没有明显的优势种群。通过分析表明,多样性指数的变化会因生境中植物的组成和干扰程度的改变而改变3.基于植食性昆虫群落相似性及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次生林与水土保持林这两类生境较为接近,可聚为一类,从物种组成,和稀有种的权重角度来看,两类生境的昆虫种类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且两类生境都属人为干扰稀少的生境,表明植食性昆虫群落的相似从一定角度能够反映出生境的相似。农耕地和人工牧草地也可聚为一类。两者同属于存在季节性收割和人为干扰严重的生境。且生境类植物结构单一,优势植物的更替都完全取决于人为干扰(季节性收割),昆虫群落组成随着优势植物种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说明昆虫群落组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快速响应生境所受的人为干扰。t检验可以检验两个生境间的差异:差异性分析显示为农耕地-人工牧草地Sig(双侧)值0.246最大,说明农耕地与人工牧草地生境间植食性昆虫的群落结构差异最小。这两类生境具有共同特征:人为干扰强、植被单一、以禾本科植物为主要植被。人工牧草地与原生林Sig(双侧)值0.232最小,说明在人工牧草地和原生林这两类生境中,植食性昆虫群落结构差异明显。人工牧草地以宽叶雀稗和皇竹草为主要植物,单一种群的优势明显。而原生林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种群,物种丰富,结构上也更为复杂,基本无人为干扰。表明昆虫群落组成能够响应不同生境中植被组成和人为干扰程度的变化。4.此次研究还分析了植食性昆虫群落与生境干扰强度的关系,尤其是植食性昆虫群落对生境中植物群落和人为干扰的响应。在分析了人为干扰活动的基础上,依照生境中人为活动的频率和强度,对七类生境的人为干扰程度分别赋值为0(原生林,次生林,自然草地)、0.01(荒坡灌丛)、0.5(水土保持林)、0.75(农耕地、人工牧草地)。通过对α多样性测度的四个指数与人为干扰和植物丰富度的相关性分析表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与植物丰富度呈极显着相关(p<0.01)。等级多样性指数p值为-0.02,表明等级多样性指数和人为干扰呈负相关,即人为干扰越大,等级多样性越低。Shannon-Wiener指数p值为-0.007,表明Shannon-Wiener指数与人为干扰呈负相关,即人为干扰越高该指数越低。表明植食性昆虫群落结构与生境中植物群落和人为干扰有紧密联系,因此认为Shannon-Wiener指数以及等级多样性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境中植被丰富度,以及生境中人为干扰的差别,可以作为生境变化的监测指标,用来监测生境中植被的变化情况和人为干扰对生境的影响。5.采用指示值得法进行生境指示种和监测种分析。农耕地生境的指示生物曲条跳甲Phyllotreta striolata(指示值80.30%)、白背飞虱Sogatella furcifera(指示值89.22%)在其他生境中都低于5%,表明,这两种植食性昆虫对该生境中单一的禾本科农作物群落具有明显的选挥倾向性,可作为这类生境的特征指示类群。人工牧草地生境中的指示种为泥红槽缝叩甲Agrypnus argillaceus(指示值98.14%)和方胸截额叩甲Silesis absimilis(指示值97.87%)。这两种植食性昆虫在除农耕地外其他生境的指示值为0,表现出对该类生境有强烈的专好性,可作为此类生境的特征指示类群。荒坡灌丛生境中指示种有黄足黑守瓜Diaphania indica(指示值指示值73.32%)和水稻负泥虫(Oulema oryzae)(指示值100%)。表明在该生境中水稻负泥虫是生境的特有种,表现出对该类生境有强烈的专一性,显示出对此生境有明显的偏好。中华剑角蝗Acrida cinerea(指示值87.31%)、红胫小车蝗(指示值83.54%)是自然草地生境的指示物种,对这一类植被以草本植物为主且人为干扰较少的生境,表现出明显的优先选择倾向性。在原生林、次生林和水土保持林中并没有明显的指示类群。七类生境均存在丰富的监测类群。(本文来源于《贵州师范大学》期刊2018-05-15）
杨素文,袁帅,付和平,包达尔罕,满都呼[5]（2017）在《不同干扰荒漠生境中子午沙鼠的繁殖及种群动态特征》一文中研究指出子午沙鼠(Merionesmeridianus)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部地区,是荒漠啮齿动物群落的优势鼠种。种群繁殖特征是动物生活史参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种群数量补充的重要来源,而干扰是影响繁殖特征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于2012~2014年,在位于蒙古阿拉善左旗南部典型荒漠的野外实验区,设置禁牧、开垦、过牧、轮牧4种不同干扰样地,使用铗日法对实验样地子午沙鼠相对数量及繁殖特征进行调查。4种不同干扰生境中的子午沙鼠种群数量具有显着差异,禁牧<过牧<轮牧<开垦;雌雄性比在轮牧生境中最高,开垦生境次之,禁牧生境最低;4种干扰生境中,轮牧样地子午沙鼠雌鼠怀孕率显着高于禁牧、过牧和开垦样地;雄鼠的睾丸下降率在过牧干扰样地显着高于其他3种干扰方式样地,轮牧样地雄鼠睾丸下降率最低;雌鼠平均胎仔数在4种干扰生境间无显着性差异;轮牧干扰样地繁殖指数显着高于其他3种干扰方式样地;繁殖指数、怀孕率及睾丸下降率对密度的反馈作用最为明显,但在不同的干扰生境中其反馈特征有差异。综上,子午沙鼠在轮牧生境中各繁殖特征指数最高,繁殖能力最强,种群密度相对较高,更适合其生存,其密度制约效应表现最为明显。(本文来源于《动物学杂志》期刊2017年05期）
宗浩,向大兵,吴思思,李江,任熙[6]（2017）在《四川短尾鼩的生境选择及对人为干扰的响应》一文中研究指出2014年4-9月,通过铗夜法对12种不同生境内的四川短尾鼩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依据捕获率的大小及生境的干扰程度分析四川短尾鼩的生境选择倾向。利用人工捕捉模拟种群干扰,分别在干扰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之后,监测荒草地、废弃梨树林、灌丛和绿化林4种代表性生境内四川短尾鼩的种群数量、年龄结构、性比的变化,进而分析四川短尾鼩对人为干扰的生态响应。结果显示:(1)四川短尾鼩在12种典型生境中,按捕获率的大小依次分为4个等级:绿化林>废弃梨树林、景观林、荒草地、桉树林、蔬菜地、灌丛>人居村落、废弃葡萄园>竹林、葡萄园、油菜地;(2)四川短尾鼩的生境选择倾向为:异质性适中、适度干扰、竞争较低的生境>异质性较低、干扰较高的生境(宜觅食、竞争弱)或异质性较高、干扰较低的生境(宜栖息、竞争弱)>高竞争的生境>异质性低或强烈干扰或二者兼有的生境;(3)干扰之初,所有生境中四川短尾鼩种群密度明显降低,干扰2个月之后其种群数量均可恢复到正常状态;干扰后性比平均值增加3.52%,怀孕率变化不显着;全部生境中,成体组比例平均降低1.71%,老年组减少7.53%;幼年组的比例平均增长2.33%,亚成年组增加6.91%。幼体和亚成体比例的增加,使种群数量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增长。(本文来源于《兽类学报》期刊2017年03期）
李杰,胡金明,罗怀秀,贾海锋[7]（2017）在《人类活动对纳帕海湿地黑颈鹤越冬生境的干扰强度与格局》一文中研究指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湿地造成空前的压力,在短期内以人类活动干扰为主要特征;强度各异、来源多样的干扰对以城市湿地为载体的候鸟生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影响着候鸟的越冬生境质量,进而影响了候鸟的种群变化。其中,量化人类活动干扰的强度与其对候鸟生境格局的影响是生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帕海湿地(Ramsar湿地)是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中部种群的主要越冬地,然而日趋严重的人类活动干扰已经影响了黑颈鹤种群的越冬生境质量,因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在研究区内,根据黑颈鹤的可利用景观,识别黑颈鹤的潜在生境,结合2010~2015年期间对人类活动干扰源的多次实地调查资料,将影响黑颈鹤生境的主要干扰源进行分类,确定其强度和干扰范围,从而确定2010~2015年期间黑颈鹤实际生境格局及复合干扰位置、强度和范围。研究结果表明,黑颈鹤越冬种群稳定期和迁离期实际生境分别仅占两时期潜在生境的48.9%和38.3%,人类活动干扰是造成黑颈鹤实际生境和潜在生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低复合强度干扰的影响面积在稳定期和迁离期都接近总干扰面积的90%,所以,低复合强度干扰是黑颈鹤生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控制低复合强度干扰,可以快速、有效地起到保护和恢复黑颈鹤生境的目的。(本文来源于《湿地科学》期刊2017年03期）
杨国虎[8]（2017）在《旅游干扰对纳帕海黑颈鹤生境利用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高寒湿地是众多濒临灭绝珍稀水禽的主要繁殖区和越冬区,同时也是生态响应的敏感区,其景观具有高度的空间异质性。但是近年来由于人为活动以及自然因素的影响,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候鸟生境面临严重的威胁。本文以纳帕海湿地为研究区,在ENVI和ArcGIS技术的支撑下,通过解译纳帕海湿地迁入期、稳定期和迁离期的遥感影像,研究叁个时期的景观格局状况,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分析叁个时期黑颈鹤对不同生境的利用程度,并通过监测和人为干扰抵近实验获取不同时段的干扰强度、时段、格局,分析叁个时期的干扰情况,以期为纳帕海湿地区黑颈鹤潜在生境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黑颈鹤潜在生境类型可划分为泥沼、典型沼泽、洼地、滩涂、浅明水、农田和草甸,且整个越冬期中泥沼生境都占据主导地位,黑颈鹤在迁离期对农田的利用程度显着上升。迁入期潜在生境面积为2196.8 hm2,稳定期潜在生境面积为2607.3 hm2,迁离期潜在生境面积为2989.6 hm2。随着水文波动的变化,黑颈鹤的空间利用模式也作出相应的调整。总体来看,黑颈鹤的利用区在前期有从南向北转移的趋势。这与该时期深水区逐渐向北退却有关,随着深水区水的退却,大面积的泥沼、洼地开始露出,在利用完这类斑块之后,黑颈鹤则把觅食地转向新露出的斑块,从而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南到北的转移。(2)本研究中以各景点旅游人数作为干扰强度,以各时期固定旅游线路作为干扰格局,分时段对各个旅游点干扰情况进行监测,得到迁入期干扰最强时段为08:00～10:00,该时段的干扰强度为450人;其次是14:00～16:00,该时段的干扰强度为330人;稳定期干扰最强的时段为14:00～16:00,该时段干扰强度为150人;迁离期干扰最强的时段也在14:00～16:00,干扰强度为70人,叁个时期中,研究区北部的干扰主要集中在春宗和达拉,而研究区南部的干扰集中在从古和布伦。随着水文波动变化,湿地区内的干扰格局均有所扩大,尤其是研究区北部的干扰格局扩大最为显着。(3)本研究的研究区面积为3677.3hm2,去除黑颈鹤不能利用的深明水区域、旅游活动干扰区域、村落区域,得到迁入期黑颈鹤的实际生境面积为1342.2 hm2,占总研究区面积的36.5%;稳定期实际生境面积为1447.7hm2,占总研究区面积的39.4%;迁离期实际生境面积为1745.6hm2,占总研究区面积的47.5%。结合叁个时期的潜在生境格局以及干扰格局来看,黑颈鹤生境利用程度较高的区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这些受干扰的生境中包含泥沼、洼地、滩涂以及典型沼泽。(4)通过对黑颈鹤受人为干扰时的行为表现进行研究,发现黑颈鹤受到人为干扰时的行为表现为警戒和惊飞,并且对干扰单元具有一定的耐受性。通过对黑颈鹤的人为干扰抵近实验发现:黑颈鹤的平均警戒距离为183±50 m,该警戒距离可以为管理部门提供依据,以此来建立黑颈鹤保护范围。(5)根据不同时期黑颈鹤觅食集中区域,当地管理部门应加强对靠近觅食集中区游客的管控,如:迁入期的在黑颈鹤觅食区集中在研究区南部,应该在黑颈鹤觅食高峰期限制进入湿地区的游客数量,并缩小旅游范围;稳定期和迁离期时研究区北部的干扰较大,而此时黑颈鹤的觅食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干扰较大的区域,因此管理者可以将某一时段较为集中的游客转移到研究区南部或者游客较少的景点,以此来分散干扰。(本文来源于《云南大学》期刊2017-05-01）
董冰楠[9]（2017）在《邛崃山系大熊猫生境选择及栖息地干扰时空变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做为我国特有的珍惜濒危野生动物,其生存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林业局先后四次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全国大熊猫调查,以摸清大熊猫种群状况,中国政府对大熊猫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相继出台多项生态保护工程,这些保护工程的覆盖范围包含了大熊猫在全国的分布范围,由此带来的生态效应也使大熊猫收益颇多。1999年,国家林业局组织了第叁次大熊猫调查,在这次大熊猫调查之后,四川省的大熊猫又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汶川大地震,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受到了极大挑战。2011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掌握了最新形势下大熊猫种群的真实情况。本文通过对四川省邛崃山系两次大熊猫调查的数据进行对比并结合相关地区遥感(ES)数据,对邛崃山系大熊猫种群生境选择变化、栖息地干扰变化及地震破坏区对大熊猫分布活动影响等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邛崃山系大熊猫对微生境的选择在两次调查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选择性相同的包括对坡度较小的均匀坡的选择、对原始林的选择、对生长良好的上层乔木灌木的选择以及对竹林盖度等的选择;选择不同的有对坡形、坡向以及竹林高度的选择。随机森林法分析在生境选择中贡献较大的变量,结果显示:对大熊猫微生境选择贡献大的变量在两次调查中有相同也有差异,其中对竹林盖度、海拔高度、乔木胸径等变量的选择表现出了相同的重要性,而坡度在第四次调查中表现出的重要性要高于前一次调查,灌木层生长状况、乔木郁闭度等在两次调查中都表现出较低的重要性。对比两次调查的大熊猫生境样方,发现大熊猫多数变量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显着性差异,表现为第四次调查发现大熊猫活动海拔升高,平均海拔较之前调查上升了167.47m;大熊猫对原始林的需求降低;对竹林高度的选择降低;选择具有更大乔木胸径的微生境等。邛崃山系大熊猫栖息地内一般干扰数量在10年的时间内大幅度减少,干扰类型也发生重大变化,第叁次调查分布最多的采伐干扰在第四次调查时几近消失,栖息地内的放牧干扰成为遇见率最高的干扰类型。整体来看,全山系人类活动干扰的密度大幅度下降,但范围略有扩大,宝兴、芦山是大熊猫活动密度高的区域,各类人为干扰活动数量也相对较多。两次调查中,大熊猫对采伐、放牧、公路、狩猎等干扰的回避效应表现出了显着性差异。邛崃山系各大熊猫局域小种群的大熊猫活动密度发生变化。叁合局域种群总体干扰密度显着下降,大熊猫活动密度较上次调查有所提升。使用遥感影像提取汶川县卧龙、草坡自然保护区地震破坏区域并对比两次调查中大熊猫活动痕迹点,结果显示:地震破坏区与大熊猫活动痕迹点重合区域仅有小面积的重合;主要地震破坏区域分布海拔(3500~4100m)高于大熊猫分布的主要海拔(1700~3100m);在卧龙保护区大熊猫活动较多的303省道东侧中段并无较大的地震破坏区域;在草坡保护区内,地震破坏区多发在保护区东北角及与卧龙保护区边界区域,而两次调查中均未在上述区域发现大范围的发熊猫活动痕迹。整体来看大熊猫活动范围并未出现衰退,因此,地震对大熊猫活动的影响保持在有限范围内。(本文来源于《西华师范大学》期刊2017-04-01）
朱晓媛,杨斌,和兆荣,王崇云,张滋第[10]（2016）在《不同干扰生境下河口莲座蕨遗传多样性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该研究利用ISSR分子标记,对不同生境下的6个河口莲座蕨种群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从44条ISSR引物中筛选出8条能够扩增出清晰、稳定条带的引物,对6个河口莲座蕨种群进行基因组DNA扩增,共扩增出144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119个,多态性条带比率为93.7%,Nei’s遗传多样性指数(H)为0.296,Shannon多样性指数(I)为0.457,遗传分化指数(Gst)为0.152 0,种群遗传一致度和遗传距离分别为0.913 8~0.954 8和0.058 4~0.090 1;UPGMA聚类分析表明,种群间遗传距离与空间距离和生境类型有关。河口莲座蕨在不同干扰程度的生境中,种群具有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一定强度或频率的干扰生境中,种群遗传多样性较高,与海拔、坡度和坡向无相关性。(本文来源于《广西植物》期刊2016年07期）
干扰生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为探明旅游干扰对中国大鲵生境及水质的影响,本研究实地调查了湖南省张家界市2014—2016年间不同旅游强度下的干扰情况,测定了大鲵栖息生境特点、水体理化及微生物指标.结果表明:重度旅游干扰(每年>50万人次)显着增加了噪音、减少了大鲵洞穴数,降低了水中溶解氧含量,增加了总氮、总磷含量及微生物数量,尤其是大肠杆菌数量,导致大鲵栖息生境质量下降.但重度干扰区的水质仍然能够达到大鲵生长要求.根据国家地表Ⅱ类水大肠杆菌标准最高值(2000个·L~(-1)),计算得出游客数量理论临界值为每年2604.71万人次.通过控制游客数量与旅游设施面积,可降低旅游干扰强度,保护大鲵栖息生境,促进旅游开发与大鲵保护的协调发展.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干扰生境论文参考文献
[1].刘慧明,高吉喜,宋创业,于胜祥.紫花含笑适宜生境的保护空缺与人类干扰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19
[2].罗庆华,童芳,陶水秀,曹威,付磊.旅游干扰对张家界大鲵生境及水质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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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超.部分植食性昆虫对孟寨小流域石漠化生境植被及人为干扰的响应[D].贵州师范大学.2018
[5].杨素文,袁帅,付和平,包达尔罕,满都呼.不同干扰荒漠生境中子午沙鼠的繁殖及种群动态特征[J].动物学杂志.2017
[6].宗浩,向大兵,吴思思,李江,任熙.四川短尾鼩的生境选择及对人为干扰的响应[J].兽类学报.2017
[7].李杰,胡金明,罗怀秀,贾海锋.人类活动对纳帕海湿地黑颈鹤越冬生境的干扰强度与格局[J].湿地科学.2017
[8].杨国虎.旅游干扰对纳帕海黑颈鹤生境利用的影响[D].云南大学.2017
[9].董冰楠.邛崃山系大熊猫生境选择及栖息地干扰时空变化研究[D].西华师范大学.2017
[10].朱晓媛,杨斌,和兆荣,王崇云,张滋第.不同干扰生境下河口莲座蕨遗传多样性分析[J].广西植物.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