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长睿[1]2017年在《清末民初知识界对“少年中国”理想追求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近代中国面对自身衰弱与列强侵压的双重困境。自“康乾盛世”之后,封建社会的各种痼疾开始发作,中国走向衰弱的阶段。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势力的入侵更使中国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也使得近代中国的困境更加复杂。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民形象逐渐负面化。同时,中国国民性中的麻木、保守和奴性也受到批判。中国的危机日益加重,尤其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强烈刺激,中国知识界猛醒过来,开始纷纷探索重塑国家形象的道路。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塑造了一个“少年中国”的理想。梁启超这一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渊源,一是“少年意大利”的启发和日本“少年”思潮的影响,二是龚自珍“少年”情怀的感染。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呼唤用“少年”精神进行国民性改造,塑造了“少年中国”这一崭新的国家形象。此外,革命派继续沿着“少年中国”理想的足迹并为此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因此,《泰晤士报》把他们称为中国的“少年中国”派,他们自己也以“少年中国”派自居。自此,“少年中国”也成为革命派的符号。五四时期,“少年中国”理想在中国知识界迎来高峰。“少年”群体,包括“少年”社团、期刊杂志,纷纷出现并积极追求各自的“少年中国”理想。其中,五四时期人数最多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进行了许多追求“少年中国”理想的实践活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少年中国”理想的追求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组织化、实践化、青年化的特征,同时伴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从清末到五四,“少年中国”理想在中国形成一股风潮,具有复杂面相和丰富内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理想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开启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情怀。同时,知识界在追求“少年中国”理想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此外,“少年中国”理想催生了中国知识界的观念转型,引领了“重少崇新”的时代风貌,促成了“老少易位”的权势转移,昭示了“中西易势”的思想革命。
李永春[2]2003年在《《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文中研究指明《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分化最为剧烈的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也简称“少中”)的机关刊物，自1919年7月创刊到1924年5月停刊，先后延续了近六个年头。而这一时期正是近代中国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想林林总总蜂拥而入，与中国社会变革相顺应，交错迭起，争持消涨，迅起迅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或留学欧美研究西方社会思潮，或在国内研究、实施(验)各种主义，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少年中国》月刊成为他们研究学理、传播主义的机关。因此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以《少年中国》月刊为底本来观照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进而探析五四时期传媒(报刊)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本文的第一章对近七八十年来《少年中国》的研究概况进行艰难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拓展《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研究的方法与思路。第二章对《少年中国》月刊的缘起、宗旨、编辑发行、稿源、作者群与读者群、栏目设置及其变化，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其中运用了比较史学、计量分析、实证研究、考证等史学研究方法，力争深入剖析月刊的基本状况，为下一步对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由此折射少年中国学会与《少年中国》月刊的互动关系，以及《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的相互关系。 本文的重点在考察少年中国学会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关系。鉴于少年中国学会在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等方面的努力趋向及其影响，《少年中国》月刊不仅是国家主义思潮、妇女解放思潮、社会主义思潮、非基督教思潮及工读互助主义思潮等的真实写照，而且也对以上各思潮的兴起或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限于时间、精力及篇幅，本文选择最能代表学会特点的工读互助主义、国家主义及非基督教思潮作较重点的剖析。 第叁章之所以择取国家主义教育作考察，一是因为学会活动与事业注重于实业与教育，因而会员特别注重教育救国，或表同情于或极力鼓吹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二是作为由学会孳生出来的国家主义派，在“少中”内部尤其在《少年中国》月刊重点讨论的是国家主义的教育，而不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叁是学会内部从筹备发起到1923年底都有一种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倾向，但在国家主义教育方面，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会员多持同情态度。本章首先爬梳了近代以来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介情况，以及五四后国家主义思潮化的状况，重点阐析了国家主义的两个来源，以及国家主义教育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变迁。 第四章少年中国学会与非基督教思潮的滥荡，重点疏解了少年中国学会从发起宗教问题讨论到反基督教到反教会教育的转变过程，从而肯定了“少中”在二十年代反宗教运动中“发起者”地位与充当的过渡角色，此外对“少中”运用的反宗教理论工具尤其是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分别进行剖析，以明各种理论在“少中”反宗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对“少中”反宗教思想进行个案分析，以明会员反宗教态度变化及各自特点。 第五章在简单梳理工读互助主义和工读互助运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王光祈及学会倡议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来考察工读互助主义由主义讨论到实践的转变及其意义。最后从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学会内外的反思，来分析工读互助团实验对学会活动趋向乃至学会分化的影响。 第六章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寻了“少年中国”理想的由来及对“少中”的影响，而后解读少年中国学会创造“少年中国”理想的内容、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少年中国”共同理想之下会员理想的歧异及由此而导致的内部争论，故择取宗旨之争、主义之争及政治活动之争叁个角度分别考察其对学会分化的影响程度，最后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会员与“少年中国”理想的离合来看各自在“少中”时期思想的复杂转型，以及对“少中”分化的影响。 结语部分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简要剖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与分化问题，以及如何评价的问题。
毕青松[3]2017年在《竞争与互助：清末民初进化论思想内涵的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与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结合,成为清末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戊戌到五四时期,进化论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其内涵经历了由争存观向互助观的嬗变。这是中国人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表明国人对西方进化论思想有所取舍。最先传入中国的进化论思想是达尔文生存竞争观,争存观是戊戌时期进化论思想的主要内容。甲午战败后的民族危机激起戊戌精英的自强意识,他们以争存进化思想激励国人救亡图存。但此时的争存观和西方进化论思想有所区别,其一,争存观更注重合群竞争,戊戌学会之群起就是合群竞争的重要表现;其二,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争存观中体现了平等精神,包括君民平等和男女平等。20世纪初,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观传入中国,受到部分革命派推崇,使进化论思想呈现出竞争与互助二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争存观激发国人自强仍是时代所需;另一方面,互助观是抵抗强权的利器。此时的争存观和互助观都具有革命色彩。五四时期,互助观的影响力超过争存观。除报刊和知识分子积极宣传互助外,还有诸多社团对互助观的践行,如互助社、工读互助团、进化社等。互助观被推崇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欺凌使国人对争存观产生质疑;二是随着对西方认识的深化,国人欲同西方取得平等地位的观念增强。此时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宣传互助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把互助主义同改造社会的理想深度融合。进化论思想内涵由竞争向互助嬗变之原因,在于竞争和互助具有内在一致性,其旨皆是追求社会进步和民族强盛。互助观是国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时代环境下对争存观的反思,是对进化论思想的重要补充。这种转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
张少鹏[4]2005年在《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团体中,国家主义派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是叁个主要新兴政治势力。它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生,并在波谲变幻的政治场中展开竞争和较量,以图问鼎政权。本文即以此叁大政治势力在观念与行为方面的互动为视角,考察国家主义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而揭示国家主义派在此政治实态中生存和发展的本来面相。 少年中国学会是国家主义派的渊源之一。1918年6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时,意在成为一个注重修养的团体,企图从社会之外渐渐地改造社会。工读互助团试行失败之后,很多会员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只有到社会之内才有可能。既然到社会之内活动,会员对主义的诉求则成为必然。随着内忧外患的时局日紧,大多数会员感到社会活动于事无补,纷纷趋向于认同政治活动,以求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样,政党无疑是他们进行政治运动在组织形式上的最佳选择。 曾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目的在以此为依托建立政党。少年中国学会一经发起,内部即发生分歧。不得已,曾琦只好于1919年秋留学法国,寻求新的发展。此时,因形势的发展,留法学界日趋激化。其中,旅欧共产党影响较着。为了与共产党争夺留法学界的领导权,曾琦藉1923年5月国内发生“临城劫案”引起旅法各界反对国际“共管”中国之际,于7月发起“旅法各团体联合会”,进而在12月组织中国青年党,从而与共产党衍成冲突之局。1924年7月,曾琦归国发展。以个人的关系,他成立“醒狮社”,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且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各地国家主义团体也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国家主义派为整合组织,在1925年10月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12月发起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于1926年秋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的组织系统和发展方针。于是,国家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次第展开,局面颇为喜人。 国家主义派所宣传的国家主义前承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后继欧洲国家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顺应五四新文化的趋向而渐成系统。具体而言,国家主义不仅与“五四”以后的各种趋新思潮有所区别,而且自有其学理基础。国家主义派宣传国家主义旨在以其确定国人的共同信仰。同时,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目标,“全民革命”为手段,并企图通过实行“全民政治”和“社会政策”,以建立全民福利的国家。 国家主义派不仅在国家主义思想上继承梁启超,而且曾琦在“五四”前后与梁启超及研究系诸人相当接近,希望他们能出而办学,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失望之余,曾琦即把眼光由梁启超一辈转向青年一代。留法归国之后,曾琦本不很认同已“旧”梁启超一派。然而国共合作的逼人态势,迫使曾琦和梁启超都感有相互合作的必要。在此情形之下,曾琦积极奔走,但梁启超身心俱疲,政治的事业只得“俟诸后生”。 国家主义派与中国共产党同渊源于少年中国学会和留法学生。双方由于观念歧异,自始至
朱文通[5]2013年在《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团》文中研究表明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是闻名于世的着名教授和学者。从1916年5月留学回来，到1927年4月英勇就义，短短12年的时间，李大钊是如何实现从一介书生到北京大学着名教授、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的呢？又是如何走上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的呢?本文认为，李大钊主要是通过社团活动走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并为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现代化转型当中，这种转型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从中国传统的结社到近代新式社团的转型。李大钊在社团的近代转型中，一方面通过大量的社团活动逐渐走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李大钊又为中国社团的近代转型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以近代社会转型为背景，在传统社团向近代社团的转型中，研究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并考察其历史影响，即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对传统社团向近代社团转型及其对国家重建和转型的作用和影响。李大钊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类型和特点，以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笔者将前期命名为求学和北京办报（刊）时期，后期命名为北京大学时期。前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团发展迎来了一个新高潮，李大钊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些社团活动，主要是以学生身份参加一些学生社团的活动，经历了从一般会员到社团骨干，再到自己发起成立社团的转变，初步积累了一些社团活动的经验。李大钊曾经短暂地介入当时社团的主流——政党团体的活动，一度加入中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社会党天津支部。在社团活动中，受到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传播高潮的影响，为后来他接受马克主义埋下了伏笔。北京大学时期，李大钊先后担任图书馆主任、教授、校长办公室秘书等职务，业余参加了大量的社团活动。一方面，他参加发起成立了一批社团，另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帮助大批青年学生开展社团活动，促使学生社团活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社团活动的主流，并掀起了五四时期社团活动的又一个高潮。此外，他还从思想信仰整合、文化重建入手，跳出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束缚，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世界第叁文明的理想。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代表着未来第叁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他在中国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大批进步青年共同理想和信仰，并致力于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通过各种社团组织整合各种社会重建力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协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在中国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总之，李大钊走上政治舞台主要是通过社团活动，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与各种社团活动的互动；另一方面，他的社团活动不仅在中国近代社团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使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曾科[6]2014年在《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文中研究指明国家主义的学理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国家目的论，而其更为广阔的历史根据则内在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方的国家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国家主义适应了近代中国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需要，因而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本文以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揭示出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中、西国家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本文所使用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指1918—1930年；“文化、政治思潮”主要是指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叁民主义。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梳理国家主义的西学渊源及其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国家主义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是与自由主义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其学理主要包括国家目的论和国家主权论。国家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因为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正是国家主义的基本诉求之一。从词源上看，汉语文献中“国家主义”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深化的时期。然而，当国家主义传入中国时，它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突变。清末时期传入中国的国家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最初发轫于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运动；1923—1925年间中国少年自强会、大江会以及醒狮社等国家主义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1925年5月五卅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国家主义思潮由兴起走向高涨；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爆发，既使一度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顿时低落，也使国家主义呈现出某些新的面貌。第二章考察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社会载体——国家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对《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进行个案分析，揭示其身份特征、聚集途径以及分化、解体的情况。《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叁章从现代性的视野来考察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系。从中西文化观上看，国家主义者强调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融汇，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一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以及新文化派所提倡的“西化”论，是刺激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直接原因。在国家主义者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国家主义者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国家主义者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国家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且迎且拒的复杂态度。这种复杂态度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第四章探讨国家主义者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并揭示此中透露出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某种关系。民族自决原则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兴盛，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国家主义者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现实设计了民族自决的方案。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民族自决的唯一出路是各族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是允许蒙、藏独立建国。其理论困境则是在军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存在深度紧张。透过国家主义者的民族自决论述，可以发现其鼓吹的“国家主义”接近于“公民民族主义”。第五章从20世纪2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来解读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沟通的一面。“一战”后世界主义虽盛极一时，但国际社会仍然是“强权战胜公理”，自由知识分子与国家主义者都主张调和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上颇多契合之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普遍关注，自由知识分子提倡西化论，主张按照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来建设新文化，国家主义者则趋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对于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双方难以沟通。1920年代国内相继出现北洋军阀专制政权和国民党专制政权，自由知识分子奉行一贯的改良路线，国家主义者则坚守革命立场，双方虽有互动、对话，然始终难以携手合作。只有多层次地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才能够理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沟通并存的复杂关系。第六章考察中共建党至北伐战争爆发前（1921—1926）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中共建党初期就制定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策，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争取。由于受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洗礼，国家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中共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接受了中共的“联战”。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共所宣传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为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的国家主义者所不能认同，后者断然拒绝了中共的“联战”。与此同时，中共也愈发强调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国家主义者的“联战”价值有所下降，但仍在争取之列。直至北伐战争爆发，中共才彻底放弃对于国家主义者的“联战”，将其径直列为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双方关系彻底决裂。第七章研究孙中山逝世后（1925—1930年）国家主义者对叁民主义的认识及其演变。以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为界，1925—1930年间国家主义者对叁民主义的认识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联国反共”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着重澄清了叁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从理论上实现了国家主义与叁民主义的对接与融合，对叁民主义基本上持继承与肯定的态度。在后一阶段，由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参与到叁民主义“本体”问题的讨论中来，对叁民主义基本上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与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国家主义者围绕叁民主义展开的种种论说，是以其政治利益、政治主张的实现为核心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应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主张有所不同，其对叁民主义的认识随之而变。文章最后为“结论”部分。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将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理念概括成“国家至上”，同时揭示了中、西国家主义的几点区别：首先，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西学来源并不限于西方的国家主义，它还把国家主义之外的西学成分纳入其中。其次，中国近代国家主义采取了“托古”的论述策略。第叁，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具有“国家—个人”、“国家—世界”、“国家——民族”叁个参照系，西方国家主义则只具有前两个参照系。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终极价值诉求是和平主义与世界大同，西方国家主义则逐渐发展成为鼓吹对外扩张与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化特质，这一特质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立。这与鼓吹对外侵略的西方国家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造成这一本质区别的历史、文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传统的大同思想、“仁爱和平”的人文理念，制约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不至滑向黩武的军国主义。其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现实环境，决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所面临的时代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
白秀英, 姚远[7]2012年在《《少年中国》与其自然科学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科技期刊传播视角,采用原始期刊文献分析考证法对1919年创刊的《少年中国》编辑出版、办刊宗旨及自然科学传播作了历史考察与研究,梳理五四后期综合性期刊在中国传播自然科学的历史脉络。研究认为:《少年中国》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本科学精神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翻译、引进与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等,影响并推动了五四运动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自然科学传播和大众科学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永春[8]2013年在《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国际背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潮流对中国社会改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世界改造潮流不仅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积极改造中国乃至世界的信心和责任,而且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重新作出中国社会改造路向的选择。战后各国改造的经验教训,也助益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造问题的深入思考,进而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也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迎受世界改造潮流的结果。
李敏[9]2017年在《“双城记”：《晨报》副刊与《觉悟》妇女解放运动呈现的比较研究（1919—1920）》文中研究说明1915年,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冲决历史之网罗,向封建思想发起了猛烈攻击,棋布星罗般的解放思潮激荡在神州上空。五四以降,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西方女性学说和女权理论逐渐引入国内,引发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催生了五四女性解放思潮;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怀着开风气敢为先的态度,掀起妇女解放的狂潮,呈现出与以往妇女解放运动不同的图景。从《新青年》杂志的"躬先表率"到报纸副刊的"共同起舞",推动五四妇女解放思潮走向更广泛的群体。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 ①作为传播新文化思潮的主阵地,其中的《晨报》副刊和《民国日报·觉悟》(以下称为《觉悟》)成为副刊中的佼佼者,对女性问题给予极大关注。《觉悟》身处上海,而《晨报》副刊却在北京,一南一北在中国大地上共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城市文化与报刊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版面和报道中却折射出城市性格影响下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本研究试图窥探两份副刊对妇女解放的呈现表现出何种不同?这些不同与各自撰稿者和所处城市文化之间又存在哪些不解之缘?本文以1919到1920年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觉悟》为研究文本,以五四妇女解放为切入点,比较《晨报》副刊和《觉悟》妇女解放的媒介呈现。在此基础上,探索两个问题:两份副刊各自的撰稿者是怎样聚合而起的?作为皇城古都的北京和东方巴黎的上海,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是怎样影响两份副刊对妇女解放的媒介呈现。第一章属于概括性的介绍。首先,将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做一个宏观上的了解,重点阐述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是如何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演进的;其次,概述了《晨报》副刊和《觉悟》副刊的历史状况,从报刊的主编以及发展时期等方面对两份报刊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第二章将切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作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1919年到1920年间均开设了 '妇女问题'专栏,对女性问题给予极大关注。本章基于两份报刊的文本资料,在报道数量、文章撰稿者以及报道主题和报道风格四个方面比较五四妇女解放在两份副刊上的差异。第叁章想要进一步思考为何两份副刊会在相同主题中奏响不同的旋律?正因两份报刊身处不同城市,在地缘与学缘等因素的作用下,两份副刊聚合了各自的专栏作者。众所周知,不同报刊的主编及其作者群很大程度影响到报刊定位和内容呈现,进而形成相异的报刊风格。因此,本章重点探究《晨报》副刊与《觉悟》是怎样作为关系的纽带,将这些撰稿者聚集在一起?除了同是两份报刊的撰稿者之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互动关系和交往网络又是怎样的?两份报纸分属于中国一南一北的上海和北京,基于第二章的分析,发现两报所呈现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报道主题和报道风格上都存在显着差异。第四章将探寻北京和上海各自拥有怎样的城市文化,姿态各异的城市文化与报刊呈现风格之间有何关系?《晨报》副刊对妇女解放的呈现带有浓厚的学术和文学气息,而《觉悟》对妇女解放的报道却展现出通俗性和互动性的色彩,这也恰如20世纪初的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文化面貌和品性。
林朝霞[10]2007年在《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文学思潮被看作“创作方法”的产物。而这种创作方法论仅仅肯定了现实主义(以及附属于它的浪漫主义)的合法性,而排除了启蒙主义等其他文学思潮的存在。同时,国内外文学史也大都没有把启蒙主义作为独立的文学思潮,而仅仅当作一种社会思潮,造成了文学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缺失。这两种原因,导致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被抹杀,并被错误地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名称。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创作方法的产物;同时,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是与其他文学思潮并列的独立的文学运动。因此,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界定各种文学思潮,包括启蒙主义,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前提。本文正是从现代性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本文共分叁编。上编以“现代性”为理论支撑,纠正创作方法论的长期误导,透析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内在关系,梳理西方从古典主义至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并着重分析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背景、思想倾向、具体特征、主要类型、流变过程等,作为研究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参照系。中编以五四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辩驳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论,从现代性角度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提出五四文学开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追溯它的历史背景,描摹它的发展脉络,对比它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差异,并评判它的历史意义。下编将新时期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从历史任务、思想倾向、内容主题等方面研究它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渊源关系,并详细考察它的演变过程、风格特征,从而确认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属于中国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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