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袁野[1](2021)在《2020年大选中的特朗普选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刁大明[2](2020)在《2020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美国大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一场"非开放式"选举,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因素成为关键议题。谋求连任的唐纳德·特朗普在防控疫情上的失败致使其在关键州的关键选民群体中失去了关键性支持,直接导致其连任失败。作为"任务型候选人"的约瑟夫·拜登有效地迎合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较为成功地管控了自身短板,最终当选。即便受疫情影响,拜登与特朗普也分别得到了创纪录的普选票,且拜登优势不如预期,这凸显了当前美国政治态势的深度极化。当选后的拜登将要面对极化撕裂的民意与舆论、无法彻底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以及党内派系分歧等压力,其防控疫情、复苏经济、调整对外政策等竞选承诺或难以快速兑现。由于疫情等因素,2020年大选并未验证2016年大选所开启的政治周期。选后两党将继续围绕理念与议程展开调整,强调白人与少数族裔差异的身份政治与党争"部落化"趋势并未彻底改变。
鲍静[3](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宋齐[4](2020)在《自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文中认为特朗普作为2016年的一匹黑马,凭借其在社交媒体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大选,并在上任以后继续其“推特执政”,引发了公众对于自媒体的热烈讨论。实际上,从2008年奥巴马竞选开始,互联网就逐渐在美国大选中崭露头角。2016年各自媒体平台发展更为成熟,用户范围不断扩大,影响逐渐增强。两大政党候选人也积极将自媒体纳入竞选策略当中,展开了社交媒体上的拉锯战。但在热闹表象的背后,却是自媒体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从而深刻影响着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与过去的纸媒、广播等媒介不同,自媒体相较之下有着更低的门槛、更快的速度和更为便捷的沟通反馈渠道,聚集了大批普通民众。一方面,而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自媒体服务器,从蓝领工人到政治领袖都拥有自己的账号,这为改变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业外迁、就业岗位流失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平衡感。精英与大众、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增加,社会矛盾加速激化。这就导致社会情绪亟需一个突破口,两者共同奠定了自媒体在选举中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自媒体随时随地的互动拉近选民与领袖的“虚拟距离”,提升了政治效能感;其特有的过滤泡和优化算法收窄了选民的信息获取渠道,形成了“信息茧房”推动观点的极化;经济压力之下的主流媒体也向娱乐化偏离,客观引导的功能被削弱——自媒体使得美国选民的政治参与也更加极化,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也因此变得更容易被煽动。政党为了赢得选票继续执政,自然也会适时调整自己的竞选策略。2016年大选中,两党候选人都积极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塑造不同定位与形象,博取民众的好感度。但两者的竞选策略不完全一样,对自媒体功能和话术的掌握也不尽相同,最后所取得的效果也大相近庭。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媒体出现后选举的侧重点也发生了改变,热度与人气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因素。
陈欢欢[5](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认为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战丽阳[6](2020)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多元外交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其运作机制、理论内涵、表现形式以及突出特征,以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为主要案例,通过多个外交决策模式详细分析与总结,还原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外交决策运作过程,将外交决策理论与外交决策实践结合在一起。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大组成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同时通过文献分类,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解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1章论述冷战后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式与博弈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息息相关。纵观世界各国外交决策的丰富实践,“理性”原则的成功运用无疑是一个成功外交决策必备要素。本章选用的四个案例,即克林顿政府时期朝美《日内瓦框架协议》签署的“理性博弈”、小布什政府转变对朝政策背后的国内及国际“理性逻辑”、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理性考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路径从“极限施压”转为“极限对话”的“理性运用”,都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朝核问题时的理性思考与理性选择。第2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决策”模式。本章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内部的主要外交决策行为体进行介绍与梳理,主要包括总统本人、国务院、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另一方面集中对美国政府内部对朝政策制定权与修正权的争夺进行分析。作为“范式应用”案例包括:克林顿政府内部对“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小布什政府以“鹰式接触”取代“鸽式接触”的对朝政策转变过程中官僚政治斗争、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官僚政治选择”,以及特朗普政府掌握对朝政策主导权的“官僚政治竞争”等四个方面。第3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小集团式决策”模式。“小集团式的决策”或“小集团性”是由集团内部“一致性”决定,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越高,其“小集团性”的氛围也就越浓厚,做出失败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决策者们及最高决策者的偏好、决策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等等。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的“小集团决策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展现特朗普本人的独断专行以及决策团队成员的妥协,排斥“异己”与“异见”等“小集团性现象”尤为显着。第4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总统个人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行事风格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大,更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染上了浓厚的“最高领导人倾向”。本章引入了“领导人性格类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引用总统的个人自传,以及他人所写的人物传记中的内容,同时借鉴其他资料展开对于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这三位总统的分析,确定其类型所属。特朗普鲜明的性格尤其被赋予了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的特征。第5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决策“国内政治决策”模式。“国内政治决策”既强调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各方力量进行宏观考察,同时又对各组成部分中的微观要素——关键个人及社会形势的研究与分析。因此该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至关重要且运用广泛。可以看出,反对意见绝不仅仅来自国会“政治内层”,也来自一个社会群体,媒体、智库、宗教团体、军工复合体等“政治外层”,上述“内层与外层”同样给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造成强大的压力与阻碍。最后为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
任珅[7](2020)在《21世纪以来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探析》文中提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由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等众多人种和族裔构成的多元社会。长期以来,拉美裔、亚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和白人主流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结构性差距,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但随着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裔人口的激增,使得美国这种社会结构性差距正在悄然改变,目前拉美裔已成为美国除白人外的第二大族群,人口已经接近6000万,超过美国人口的18%,这不仅推动着美国向“双语”、“双社群”、“双文化”等“二元族群”的转变,而且深刻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走向。21世纪以来,拉美裔积极参与选举政治,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参与灵活性增强,不仅贡献了极高的选票率,而且政治参与形式不断拓展,党派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拉美裔在选举政治中参与水平不断提高有多层次原因,其中,利己的理性选择是第一动因,经过成本——收益的计算,通过政治参与,影响美国在深切关乎拉美裔利益的移民、教育、工作等政策上的调整,满足拉美裔个人利益的实现。此外,拉美裔族群的人口、阶级等社会结构因素与国家认同、社会责任等心理因素也是重要原因。而影响拉美裔投票倾向的因素主要有候选人评价、政党认同、宗教价值观等,通过“回顾型”和“前瞻型”两种方式进行投票选择。拉美裔在选举政治中参与状况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使拉美裔成为了“摇摆州”的关键因素,越来越为两党所拉拢,拉美裔领导人也走上了前台。
张晓雅[8](2019)在《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总统选举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总统选举程序和制度,它以选举人团制度为核心,在饱含争议的社会大环境下仍在美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运行了上百年。本文以围绕着选举人团制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民主性分析为思考的重心,以美洲大陆开辟始美国式民主的诞生和选举人团制的演变和发展为历史背景,选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实时数据为论证依据,探寻美国式民主理念的政治与选举表现背后的制度架构,以及该制度深层逻辑运行下社会反馈所体现出的制度与现实的失衡。全文顺应一条逻辑线,即在民主背景的影响下,先梳理清美国设立了怎样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目标,再通过微观层面分析2016年总统大选的现实反馈,从中探寻出其背后制度框架的运行逻辑,最后以较为宏观的角度从中提炼出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差异及其原因。通过对目标与现实之间的比较分析,本文在从不同维度得出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与现实民主脱轨结论的同时,更期望在理论上深化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在制度设计和文化层面形成一座与美国式民主研究进行有益对话的桥梁,进而更加全面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也为其他有关民主、自由和平等政治形式的研究提供思考。
董思遥[9](2019)在《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设计,选举不仅使政治统治得以合法化,而且也赋予了选民政治参与的权利。选举如此重要,当然不能被其他因素所干扰。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选举活动的开展离不开金钱的支持。金钱本无“原罪”,关键是当金钱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原罪”。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活动的开支主要由候选人自己承担,候选人要想赢得选举不仅要吸引选票,还要筹集钞票。候选人筹集选举经费必然要寻求各种各样群体的支持,如何确保二者之间不会形成利益输送关系,不仅仅关乎到政治的清廉能否实现,更关乎到民主的本质能否彰显。为了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不被侵犯,为了促进选举过程的公平正义,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选举经费制度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民主政治的考验之一。美国是如何监管选举经费的,在其选举花费堪称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社会却不为所动,笔者带着这样的困惑展开了研究。本文以美国联邦一级的选举经费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归纳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清晰的呈现其形成背景和生长逻辑;第二,分析这一制度的运行机制,从选举经费的来源、支出和监管三方面完整的再现制度全貌;第三,将其放于美国特定的场域下,从正反两方面评价这一制度的实际影响。正文的安排如下:第一章归纳了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演变过程,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酝酿期(19世纪初-19世纪末)、初创期(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发展期(20 纪中叶-21世纪初)、成熟期(21世纪初期以来)。研究发现,这一制度的演变呈现一种改革与复辟交织、变革不彻底的特征,选举经费的监管可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二章主要从选举经费的来源、支出和监管三个层面探讨了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运行机制。从来源来讲,美国联邦选举经费的来源渠道比较广泛,但以候选人自筹为主;从支出来讲,美国联邦选举经费主要开支在以广告为主的大众传媒上,现行制度对于候选人的开支总额一般不做限制;从监管来讲,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独立的监管机构和信息的公开透明来有效落实选举经费的监管工作。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从正反两方面对现行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评价,这一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反对腐败、维护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权利,但矛盾的是制度的实际运行却在侵蚀着美式民主政治。结论部分从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变革特点和理论基础进行了一个总结性地评论,本文认为如何处理好政治平等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是美国解决选举经费监管争议的关键。
王肖红[10](2019)在《试论乔治·科利·华莱士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乔治·科利·华莱士是美国种族政治史中的着名人物,是20世纪中叶美国最着名的推行种族隔离的政治家,以激进的种族隔离思想着称。华莱士是美国民主党成员,他曾担任四届亚拉巴马州州长;四次竞选美国总统,均以失败告终。20世纪60年代,华莱士坚持种族隔离政策,顽固对抗联邦政府及黑人民权工作者的民权斗争。70年代后,华莱士放弃其种族隔离思想。全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四章。文章的主体结构力图把华莱士放在美苏冷战、民权运动等背景下进行研究,概述华莱士的主要政治活动,选取重要事件进行专题研究,以事件为中心对华莱士展开综合考察。本文拟借助华莱士一生当中的几个关键性事件来透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种族问题、政党政治与民权运动等面向。以华莱士种族主义实践的演变与美国传统政党政治的发展为主线,全文选取的历史事件主要包括1963年挡校门事件、1968年美国大选与1972年华莱士遇刺。第一章主要介绍华莱士身处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外部面临着美苏冷战的严峻局势。为防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双管齐下:对外拉拢西欧与第三世界国家,对内则复归传统价值观。美国民众对传统价值观反应不一,引发各类群众游行等社会运动,以黑人民权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在黑人平等权利问题上,美国民众有褒有贬,其中不乏反对者的声音。政治活动家华莱士高调鼓吹种族隔离,采用各种手段抵制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民权运动。第二章详细论述华莱士种族主义实践的演变过程。从1950年到1980年,华莱士的种族主义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为1950年代,华莱士热切“关心”亚拉巴马州黑人的利益,与该州黑人的关系尚算和缓。中期为1960年代,期间华莱士无视联邦政府的警告,野蛮镇压民权游行,其与联邦、民权方面的矛盾在挡校门事件中达到顶峰。在后期,即1970年代,华莱士迫于联邦压力与民权运动的发展趋势,最终放弃种族隔离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华莱士的种族主义立场出现了两次转变:从1950到1960年代,从“关切”黑人利益到坚决反对种族融合,是为第一次转变。而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华莱士出于综合考量放弃种族隔离,是为第二次转变。两次转变的共性在于:无论是出于主观原因还是迫于客观压力,适时做出改变是华莱士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最佳方式与惯性做法。相比较而言,华莱士在70年代放弃种族隔离的惊人举动所引发的反响更为强烈。此次转变发生之前,华莱士对民权运动的强硬抵制构成了对民权运动的伤害。然而华莱士对民权运动的反对态度却在美国引发热议,越来越多民众在思索与批判中选择接纳民权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权运动的深入发展。70年代之后,华莱士开始与民权运动同行,致力于改善种族关系,为争取黑人权益而声辩。长远来看,这种转变正是民权运动对华莱士这位美国南方白人传统政客进行重塑的一种体现。第三章结合1968年大选透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在1968年美国大选中,华莱士代表美国独立党参选并在选民中赢得一席之地,最终却竞选失败。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除主观状况之外,客观因素主要有三:传统两党制根深蒂固,华莱士所领导的美国独立党与两大政党有较大差距;60年代,美国种族关系逐渐缓和、民权运动日益发展,华莱士激进的种族主义立场不符合时代命题,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立场必然使得华莱士胜选无望;此前极力支持奴隶制、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民主党,此时却一步步成为民权运动的同路人,显然更符合选民利益与时代潮流,被民权运动“改造”了的民主党战胜美国独立党也在情理之中。由此,从华莱士代表美国独立党参选的经历,亦能看出民权运动给美国两党制的沿革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华莱士的大逆转与其说是个人的顿悟,不如说是时代潮流势不可逆的产物。一个反面人物的最终驯服过程也是一场社会运动深入美国各阶层、各派系的一种明证。
二、从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3)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1. 国外研究概况 |
2. 国内研究概况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2. 身份认同危机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2. 另类空间崛起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1. 参与式新闻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结论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4)自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美国自媒体与总统选举概况 |
第一节 美国自媒体的发展 |
一、自媒体概念及特征 |
二、美国民众使用自媒体概况 |
第二节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及其社会背景 |
一、美国总统选举制度 |
二、自媒体时代总统选举的社会背景 |
第三节 自媒体与美国总统选举 |
一、政党利用自媒体开展竞选 |
二、自媒体依托选举发展自身 |
第二章 自媒体在总统选举中的作用 |
第一节 扩大选民参与 |
一、降低参与成本 |
二、提升政治效能感 |
第二节 强化选民分野 |
一、自媒体中的“过滤泡”现象 |
二、群体极化与沉默的螺旋 |
第三节 加剧政党个人化 |
一、政党候选人的选择 |
二、强化候选人与选民间联系 |
第四节 议程设置大众化 |
一、传统媒体议程的“议程偏离” |
二、议程设置主体转变 |
第三章 总统选举策略分析——以2016 年大选为例 |
第一节 新旧媒体的交锋 |
一、主流媒体“一边倒” |
二、自媒体异军突起 |
三、组建团队精准发力 |
第二节 自媒体塑造个人形象 |
一、特朗普塑造的个人形象 |
二、希拉里的“女性牌” |
第三节 丰富政治营销手段 |
一、高频开展直接互动 |
二、竞选更具主观色彩 |
三、技术手段制造对立 |
第四章 对自媒体参与总统选举的评价 |
第一节 自媒体的积极影响 |
一、完善政治传播通道 |
二、提高监督广泛性 |
第二节 自媒体的负面影响 |
一、泄露隐私的可能 |
二、带来民粹的风险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一、选题的创新点 |
二、选题的难点 |
三、预期目标与研究成果 |
第一章 美国政治极化界定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内涵与外延 |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定义 |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当前表现 |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历史回顾 |
四、美国政治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一、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政策背景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五、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影响机制 |
一、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 |
一、美国国会提案和国会立法过程 |
二、冷战后美国国会相关情况及案例选取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中国人民币汇率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一、第111 届和112 届国会与人民币汇率相关提案分析 |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的极化因素分析 |
第四节 美国国会以色列相关问题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一、巴以冲突与美国对以色列态度 |
二、美国第115 届和116 届国会以色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三、第115 届和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第五节 美国国会伊朗问题相关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一、伊朗核问题与美国的态度 |
二、美国第113 届至116 届国会伊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三、第113 届-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路径 |
一、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图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极化因素分析 |
一、府会分歧与美国总统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 |
二、影响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因素探析 |
第三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 |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 |
二、政治极化程度与总统对外政策强度成正比 |
第四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
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 |
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极化表现 |
三、特朗普“积极主动决策”型性格弱化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案例选取与伊拉克战争 |
一、案例选取 |
二、伊拉克战争 |
第二节 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一、美国第107 届-111 届国会政治极化与相关提案情况分析 |
二、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提案统计分析 |
三、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伊拉克战争重要提案具体内容分析 |
第三节 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一、美国总统制定伊拉克政策是政治极化的产物 |
二、政治极化是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内在动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
一、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关键结论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一、研究不足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一)有关外交决策模式理论研究 |
(二)有关期刊文章及博士学位论文 |
(三)中国方面关于美朝关系研究 |
(四)有关网络文献方面的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与难点 |
第1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理性行为体决策” |
1.1 理性行为体决策之“理性博弈” |
1.1.1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内涵 |
1.1.2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特征 |
1.1.3 理性行为体决策的优劣 |
1.2 冷战后美国对朝“理性行为体决策”案例 |
1.2.1 克林顿政府:美朝“理性博弈” |
1.2.2 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转变“理性逻辑” |
1.2.3 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的“理性考量” |
1.3 特朗普政府:“极限政策”的“理性原则” |
1.3.1 “极限施压”的“理性思维” |
1.3.2 “美国优先”的“理性目标” |
1.3.3 “拉打结合”的“理性运用” |
小结 |
第2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官僚政治决策” |
2.1 “官僚政治决策”之形态 |
2.1.1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内涵 |
2.1.2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特征 |
2.1.3 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缺陷 |
2.1.4 美国官僚政治决策的主要行为体 |
2.2 冷战后美国对朝官僚政治决策案例 |
2.2.1 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 |
2.2.2 小布什政府:对朝“鹰式接触”的官僚政治竞争 |
2.2.3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的官僚政治选择 |
2.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中的官僚政治斗争 |
2.3.1 特朗普本人 |
2.3.2 蓬佩奥与博尔顿 |
小结 |
第3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小集团式决策” |
3.1 “小集团式决策”之理论内涵 |
3.1.1 小集团模式的提出及发展 |
3.1.2 小集团模式的理论要点及特征 |
3.2 美国对朝“小集团式决策”的经典案例 |
3.2.1 冷战后美国对朝决策中的“小集团魔咒” |
3.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 |
3.3.1 “特朗普式”的“排除异已” |
3.3.2 “内部一致”的“鹰派属性” |
3.3.3 “极限施压”的“边缘决策” |
小结 |
第4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最高领导人决策” |
4.1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理论内容 |
4.1.1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缘起 |
4.1.2 “最高领导人决策”的要义 |
4.1.3 “最高决策者”的性格类型 |
4.2 领导人性格影响美国对朝决策的案例分析 |
4.2.1 克林顿:“主动积极型”的对朝决策者 |
4.2.2 小布什:“被动积极型”的对朝决策者 |
4.2.3 奥巴马:“守成强迫型”的对朝决策者 |
4.3 特朗普:“独断争斗型”的对朝决策操盘者 |
4.3.1 特朗普的性格特征 |
4.3.2 “特朗普主义”与非“建制派属性” |
4.3.3 特朗普对朝决策的“个性表现” |
小结 |
第5章 冷战后美国对朝“国内政治决策” |
5.1 国内政治决策的“内层与外层” |
5.1.1 国内政治决策中的“组织过程” |
5.1.2 “政治内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
5.1.3 “政治外层”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
5.2 冷战后美国对朝“国内政治决策”案例 |
5.2.1 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国会阻力” |
5.2.2 小布什政府:对朝政策“外层阻滞” |
5.2.3 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政策的“内外反应” |
5.3 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政治外圈”的影响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致谢 |
(7)21世纪以来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学术价值 |
三、现实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中国学界的研究综述 |
二、外国学界的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一、研究方法 |
二、结构安排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的创新 |
二、研究方法的创新 |
三、研究视角的创新 |
第一章 美国拉美裔族群的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拉美裔的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美国拉美裔族群的人口变迁情况 |
一、来源和群体分类 |
二、人口规模变化 |
三、地域分布 |
第三节 美国拉美裔族群的社会生存情况 |
一、年龄结构及普遍受教育情况 |
二、社会经济状况 |
三、社会地位状况 |
第二章 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 |
第一节 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的变化情况 |
一、不断提高的登记率和选票率 |
二、与人口增速不相符 |
第二节 多方式的政治参与 |
一、担任政府公职 |
二、建立非政府组织 |
三、非法政治活动 |
第三节 党派取向更加灵活 |
一、选民调查 |
二、投票取向 |
第三章 拉美裔的投票行为及投票选择分析 |
第一节 关于拉美裔投票行为的动机探析 |
一、关于投票行为的三个理论流派 |
(一)社会学派理论 |
(二)社会心理学派理论 |
(三)理性选择理论 |
二、关于拉美裔投票行为动因的假设 |
第二节 影响拉美裔投票选择的因素探析 |
一、候选人评价 |
(一)“回溯型”方式 |
(二)“前瞻型”方式 |
二、政党认同 |
三、宗教价值观 |
第四章 拉美裔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影响 |
第一节 成为“摇摆州”的关键因素 |
第二节 成为两党的拉拢对象 |
一、对拉美裔选民进行投票动员 |
二、与拉美裔选民分享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 |
第三节 拉美裔领导人走上了前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8)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立论依据 |
1. 选题背景 |
2.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综述及评析 |
1. 历史演变与内容的描述性研究 |
2. 利弊比较与观点的评价性研究 |
3. 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案性研究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 研究方法 |
2. 创新点 |
一、选举人团制的动态演进过程 |
(一) 制宪会议 |
(二) 选举人团制的规定 |
(三) 选举人团制的修订 |
(四) “选举人”的选择 |
(五) 现代机制 |
二、选举人团制特点与设计的宏观分析 |
(一) 美国的民主理念传统 |
(二) 总统选举制度与类型 |
1. 选举人团 |
2. 赢者通吃 |
(三) 制度中的民主式设计 |
1. 目标式民主——民选总统 |
2. 程序式民主——直接与间接选举的结合 |
3. 监督式民主——舆论多样 |
三、选举人团制运行结果的微观审视——以特朗普大选为例 |
(一) 2016总统选举流程与内容 |
(二) 实际运行效果分析 |
1. 参与和弃权动机 |
2. 少数票总统——代表问题 |
3. 众议院特殊决定权 |
4. 地域性与票力价值不等 |
5. 阶层收入与分配不均 |
(三) 制度稳定与延续存在实际变量 |
1. 制度因素塑造行为策略 |
2. 权力关系影响制度形态 |
3. 外部条件冲击制度变迁 |
4. 路径依赖强化行为效应 |
四、总统选举制度与现实的失衡 |
(一) 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不完整性 |
(二) 民主程序与执行保障的缺陷 |
1. 引导民主的目标偏差 |
2. 规范民主的执行漏洞 |
3. 净化民主的组织散乱 |
(三) 理论前提的缺失 |
(四) 零和结果的实践僵局 |
(五) 博弈规则优化的困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 选题背景 |
2.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1. 研究范围 |
2. 概念界定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研究现状简评 |
(四)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1. 研究方法 |
2. 创新及不足 |
一、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历史演变 |
(一)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酝酿期(19世纪初-19世纪末) |
1. 金钱与选举的联系日益密切 |
2. 酝酿时期的监管尝试 |
(二)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初创期(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 |
1. 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
2. 初创时期的立法推进 |
(三)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发展期(20世纪中叶-21世纪初) |
1. 竞选媒介和制度的变化 |
2. 发展时期的立法完善 |
(四)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成熟期(21世纪初期以来) |
1. 《两党竞选改革法案》颁布以来 |
2. “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之后 |
二、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运行机制 |
(一) 联邦选举经费的来源 |
1. 联邦选举经费的直接来源 |
2. 联邦选举经费的间接来源 |
(二) 联邦选举经费的支出 |
1. 候选人及其竞选团队的支出 |
2. 公民个人和团体组织的外来开支 |
(三) 联邦选举经费的监管 |
1. 完善的法律体系 |
2. 独立的监管机构 |
3. 信息的公开透明 |
三、对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评价 |
(一)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积极影响 |
1. 保障了选举活动的顺利进行 |
2. 扩展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
3. 增进了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 |
(二)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消极影响 |
1. 助推了选举费用的膨胀 |
2. 影响了选举的公平性 |
3. 滋生了政治腐败 |
4. 削弱了政党组织的地位 |
四、结论: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一)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变革特点 |
(二) 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理论基础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试论乔治·科利·华莱士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现实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三、本文特色 |
(一)重点难点 |
(二)论文特色 |
四、篇章设置 |
第一章 华莱士身处的历史背景 |
一、战后美国外部的国际局势 |
二、战后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 |
三、乔治·科利·华莱士其人其事 |
(一)成长经历与性格形成 |
(二)华莱士主要政治活动 |
第二章 华莱士种族主义实践的演变 |
一、1950 年代:推行种族主义 |
(一)对少数族裔之利益的“关注” |
(二)提出“三个隔离”口号 |
(三)镇压民权示威游行活动 |
二、1960 年代:挡校门事件始末 |
(一)背景 |
(二)过程 |
(三)影响 |
三、1970 年代:放弃种族隔离的艰难选择 |
(一)华莱士遇刺后放弃种族隔离 |
(二)前后两种种族主义立场对观 |
第三章 1968 年大选中的华莱士与美国第三党运动 |
一、华莱士四次竞选美国总统 |
二、华莱士与1968 年总统大选 |
三、华莱士竞选失败与美国第三党政治 |
(一)外因:美国传统政党政治的限定 |
(二)内因:华莱士竞选策略出现失误 |
四、美国第三党运动的政治影响与困境:以华莱士竞选失败为例 |
(一)第三党运动对传统两党政治的影响 |
(二)美国第三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
第四章 乔治·华莱士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双向塑造 |
一、华莱士种族思想之转变对民权运动的影响 |
(一)前期:极力对抗黑人民权运动 |
(二)后期:为争取黑人权益而声辩 |
二、民权运动对南方传统政客的再造 |
(一)成也萧何:华莱士种族主义立场使之代表第三党参选 |
(二)败也萧何:与民权运动背道而驰造成第三党无法胜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英文文献 |
(1)英文着作 |
(2)英文论文 |
(二)中文文献 |
(1)中文专着 |
(2)中文译着 |
(3)中文期刊文献 |
(4)中文网络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从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2020年大选中的特朗普选民研究[D]. 袁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
- [2]2020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J]. 刁大明. 美国研究, 2020(06)
- [3]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4]自媒体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D]. 宋齐. 外交学院, 2020(07)
- [5]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6]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D]. 战丽阳. 吉林大学, 2020(08)
- [7]21世纪以来美国拉美裔族群在选举政治中的参与状况探析[D]. 任珅. 国际关系学院, 2020(08)
- [8]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研究[D]. 张晓雅. 云南大学, 2019(03)
- [9]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研究[D]. 董思遥.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4)
- [10]试论乔治·科利·华莱士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D]. 王肖红.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