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总和生育率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生育率,总和,出生率,人口普查,平均,数据,计划生育。
总和生育率论文文献综述
朱宝生,乔晓春[1]（2019）在《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根据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确定性函数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分别计算了四种出生人口数据漏报模式下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的关系系数。并与官方公布数据(有数据漏报)情况下估算的关系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虽然出生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关系系数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因此,可以认为出生人口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具有同等的影响,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没有影响。并利用不受数据漏报影响的K值,估算出中国199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研究结果是官方和非官方都可以接受的生育水平。最后,文章还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本文来源于《人口与经济》期刊2019年01期）
朱宝生,乔晓春[2]（2018）在《基于曲线拟合模型的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利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抽样调查和普查数据,在假设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具有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假设,推导求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K值计算公式,对统计数据缺失年份的K值,利用已知相邻年份的K值,通过移动平均算法求出,并通过已知年份的K值与移动平均算法估算出的K值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移动平均算法估算缺失年份K值的合理性,然后通过曲线拟合方法绘制K值时间序列趋势曲线图,通过数据分析和拟合曲线趋势分析,验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研究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对今后深入研究的方向作了阐述。(本文来源于《人口与发展》期刊2018年05期）
乔晓春,朱宝生[3]（2018）在《如何利用(粗)出生率来估计总和生育率?》一文中研究指出根据(粗)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定义,通过构建两者之间的关系函数,提出了利用出生率来估算总和生育率的方法。二者的关系可以由公式中给定的系数K来确定。利用普查数据和"小普查"数据估算出系数K,然后利用官方公布的历年(粗)出生率数据估计出相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系数K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本文来源于《人口与发展》期刊2018年02期）
黄匡时[4]（2017）在《为什么不能用调查数据中“直接汇总”的总和生育率?》一文中研究指出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删除了"直接汇总"的生育率数据,引发了社会热议。其实,从2010年"六普""长表"和2015年全国1%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的直接汇总结果来看,都与通过当年的粗出生率水平换算的出生人口再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有出入,由此引发人们对从普查"长表"和1%抽样调查以及1‰抽样调查中的"直接汇总"总和生育率的深入思考,以及对总和生育率测量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本文来源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期刊2017年12期）
李冰[5]（2017）在《2016年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记者 李冰)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十叁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实现良好开局。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比重超过45%,(本文来源于《中国人口报》期刊2017-08-23）
邹文慧[6]（2017）在《基于模型平均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估计》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使得人口结构问题备受瞩目。生育水平是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重要方面,准确掌握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对规划和调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在反映生育水平的众多指标之中,总和生育率相比于一般生育率而言,存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的假定,是进行人口预测、制定经济以及人口政策时重要的参考数据。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总和生育率测算还存在分歧,有些研究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生育水平处于适度的低水平,总和生育率大于1.5,还有的认为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1.5以下。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公式是唯一确定的,而缺乏高质量的数据源及不完善的估计方法是估计研究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困难。从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大小的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医疗水平作为辅助变量,选用模型平均方法,估计我国总和生育率。社会经济变量相对于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而言,数据更易获取且成本低,有较高的时效性。模型平均方法不剔除任何一个模型而是对所有可能模型进行加权平均,避免遗失有效信息。对比已有估计方法,模型平均方法假设条件较宽松,以降低预测误差为目标,更侧重于总和生育率的预测,而非模型参数的经济意义解释。估计结果显示,2010年至2013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45,高于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1.18,当前我国整体的生育水平较低。按照指标排序分配法对漏报人口进行分省回填得到各省域的总和生育率,2010年的广西、贵州、青海的总和生育率相对较高,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总和生育率相对较低。整体来看,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于中、西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偏低。(本文来源于《天津财经大学》期刊2017-05-01）
吴佳佳[7]（2016）在《今年全国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北京11月26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今天，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表示，2016年中国全国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人口出生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王培安表示，一年来，我国鼓励按政策生(本文来源于《经济日报》期刊2016-11-27）
王羚[8]（2016）在《人口圆桌：总和生育率之辩》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到底多少？从1991年开始，各界为此便争论不休，今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结果时，这一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达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本文来源于《第一财经日报》期刊2016-11-23）
王浩名[9]（2016）在《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人口红利与生育政策调整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人口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密切相关,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总和生育率是分析人口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准确反应中国人口增长的变化。但对于中国总和生育率的测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和结果,这令人对该指标的准确与否产生质疑,所以重新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准确数值至关重要。总和生育率改变会影响人口结构,并通过人口结构对中国人口红利产生影响。所以分析影响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另外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生育政策调整,生育政策的改变也会影响现实中的总和生育率。因此本文沿着以下思路安排了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首先,构建了更能准确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的r模型,并计算了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数值；其次,以生命周期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并进行扩展,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变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再次,以世代交迭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并进行扩展,分析了婚姻结构、社会保障和总和生育率叁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分析了由于生育率政策变化能够使得中国总和生育率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由上述研究思路,全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国内外文献,并提出现有文献的不足。第叁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介绍了本文主要概念和后续实证分析的理论分析。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全文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部分,分别就中国总和生育率数值估算、总和生育率变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生育政策改变对总和生育率的调整,分别做了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第八章为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由于总和生育率是无法得到与实际一致的指标变量,并且该指标数值的准确与否对后续实证研究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当前估算总和生育率的方法较多,本文经过全面分析,选择稳定人口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估算总和生育率的r模型,r模型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最为贴近现实,并且利用2004—2013年相关数据介绍了r模型估算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方法,得到2004—2013年总和生育率介于1.648到1.671之间。并且得到了1961—2013年完整时间序列的总和生育率数值,介于1.510至6.161之间。(2)在分析总和生育率变动对中国人口红利影响的实证结果中发现,首先,总和生育率降低能够促进人口红利的提高,中国、美国以及菲律宾的数据都得到了相应的实证分析检验。中国各省的空间计量检验也证明了该观点。其次,以中国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2的某年作为分界点,引入时间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后得到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红利之间相关系数分别为-0.658和-0.005。这说明在较高的生育水平条件下,总和生育率快速降低特别有利于人口红利大幅增加。再次,日本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红利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总和生育率较低时,继续降低总和生育率反而使得人口红利出现下降。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要警醒由于总和生育率过低导致人口红利降低。最后,通过对中国总和生育率平方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当前总和生育率并未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到达拐点,这说明中国仍存在可以利用总和生育率降低来提高人口红利的可能性,但这种方法带来的人口红利非常小,并且使用这种方法改变人口红利需要非常谨慎。(3)在分析总和生育率、社会保障和婚姻结构叁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时,主要以婚姻结构为门槛变量,对这叁者进行了门槛实证分析。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社会保障收入增加时,个人受到收入的替代效应影响较大,这时个人收入的增加将使得生育子女的抚养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因此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由此使得总和生育率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子女是家庭的选择,如果能够使得组成家庭的可能不断提高,这时婚姻结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上升。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叁者之间关系的准确性,本文还选取与中国变量相同的东盟国家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些指标变量对东盟国家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并得到了与中国类似的结论。(4)生育政策的变化会对总和生育率产生较大影响,在“二孩”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实施以后是否会对总和生育率产生积极意义值得关注,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变量并采用队列模型,估算2016—2020年由于生育政策变化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时。并根据生育意愿因素设计了两套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方案。一种方案是理想状态下的总和生育率变动,另一种方案是有条件分布的总和生育率变动。在假定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5时,第一种方案能使得2016—2020年间总和生育率变化区间为2.14至2.18,而第二套方案能使得2016—2020年间总和生育率变化区间为1.53至1.73,在考虑到实际生育成本条件下本文认为第二套方案更合理。(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6-06-01）
米红,杨明旭[10]（2016）在《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的修正与评估研究——基于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数据》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1982—2010年间的四次人口普查、叁次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人口留存分析法,重构出我国1982—2005年间各年的单岁组人口数;提出一种自修正迭代算法对0岁组的死亡概率和人口数进行了二次修正;进一步测算出各次调查时点的低龄组(0~5岁)人口漏报率。基于以上结果,对1982—2005的总和生育率(TFR)和出生性别比(SRB)进行了修正。"五普"低龄组漏报率最高,合计约10%,女童漏报大于男童漏报;"四普"低龄组总漏报率约为8%,"叁普"约为4%。历年的TFR受漏报影响被低估,2000年以来TFR渐趋平稳并缓慢回升。SRB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处于高位水平,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通过对TFR和SRB估算值的线性拟合,认为2010年"六普"时期我国的SRB为118,TFR的下限值为1.595。(本文来源于《人口与发展》期刊2016年02期）
总和生育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利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抽样调查和普查数据,在假设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具有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假设,推导求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系数K值计算公式,对统计数据缺失年份的K值,利用已知相邻年份的K值,通过移动平均算法求出,并通过已知年份的K值与移动平均算法估算出的K值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移动平均算法估算缺失年份K值的合理性,然后通过曲线拟合方法绘制K值时间序列趋势曲线图,通过数据分析和拟合曲线趋势分析,验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研究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对今后深入研究的方向作了阐述。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总和生育率论文参考文献
[1].朱宝生,乔晓春.数据漏报对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9
[2].朱宝生,乔晓春.基于曲线拟合模型的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关系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8
[3].乔晓春,朱宝生.如何利用(粗)出生率来估计总和生育率?[J].人口与发展.2018
[4].黄匡时.为什么不能用调查数据中“直接汇总”的总和生育率?[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7
[5].李冰.2016年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N].中国人口报.2017
[6].邹文慧.基于模型平均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估计[D].天津财经大学.2017
[7].吴佳佳.今年全国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N].经济日报.2016
[8].王羚.人口圆桌：总和生育率之辩[N].第一财经日报.2016
[9].王浩名.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人口红利与生育政策调整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2016
[10].米红,杨明旭.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的修正与评估研究——基于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数据[J].人口与发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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